神奇的丝绸纺织工艺

当铁铠甲被完整地移出墓室后，考古人员便集中力量进行丝织品的清理。

西耳室众多的随葬器物，大都用丝织品包裹，约在2.8平方米的范围内，还有整批的丝织物散乱地堆放在室内的西侧。丝织物的表面有残破的木板和竹笥、草笥的残片等遗存。这表明丝织物入葬时是盛放在木箱或竹笥之中的。经测量，这堆丝织物的碳化堆积厚度达20-30厘米，据此估计，原丝织物不少于一百匹。如此众多的丝织品能够一次出土，这在岭南地区乃至整个中国考古史上是少见的。遗憾的是，这堆多层叠放的丝织物，几乎全部碳化朽毁，其质地松软，色泽变深，毫无韧性，若用手指轻轻触及即成粉末。所幸的是，织物的组织、结构还比较清晰，印染的花纹、色泽还可以通过仪器分辨出来。更为可贵的是，考古人员在丝织品的一边发现了与印染有关的工具。这批丝织物以及印染工具的出现，为后人研究中国纺织业特别是岭南地区纺织业的历史与发展过程，提供了极其重要的实物证据。

中国是世界公认的丝绸发源地，其育蚕、缫丝、织绸已有五千多年的历史。1926年，著名考古学家李济在山西西阴村新石器时代的遗址中，发现了半个用刀切割过的蚕茧，茧长15.2毫米，宽7.1毫米。这表明在五千多年前，中华民族的祖先就已经开始驯养桑蚕了。大约到殷周时代，野蚕已开始改由室内饲养，这就是说，野蚕已开始被驯养为家蚕。建国后，考古工作者在距今约五千年左右的浙江吴兴县钱山漾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又出土了一批4700年前的丝织物。经过科学鉴定，证明这批丝织物所用的原料为家蚕丝，织造技术已经达到一定的水平。

1926年，山西省夏县西阴村古代遗址出土的蚕茧，1.36厘米×1.04厘米，上部被切去。（李光谟提供）

至于中国养蚕技术始于何时，从流传至今的典籍看，较早的要算《夏小正》中的三月“妾子始蚕”、“执养宫事”的记载。关于“宫事”二字，据南北朝时候的皇侃解释即指蚕室。把养蚕业列为要政之一，可见当时桑蚕业已经有相当的规模。养蚕需桑，《夏小正》中的“摄桑、委扬”以及《诗经·七月》中的“蚕月条桑，取彼斧斨，以伐远扬，猗彼女桑”，都讲的是桑树整枝的事。商代甲骨文中有原始织机的象形字，据专家考证，这是一种原始的“踞织机”。这种织机至今还在我国某些边远地区使用着，海南岛黎族苗族自治州的黎族妇女，就是使用这种古老的织机织造黎锦。她们织造时上身和两腿呈90度的姿势席地而坐，双脚直蹬机前横木，经面绷排于横木与腰带之间，用挑花刀按脑中预想的纹样在经面上编花，织入不同的色线纹纬。这种工具虽然简单，却可以织出美丽动人的彩锦。1950年，考古工作者在安阳殷墟出土的铜器上，发现了黏附其上的受铜锈渗透而保存下来的丝绸残片。经过科学分析发现，其中有的是采用水平很高的纺织技术织成的菱形纹的暗花绸，即“文绮”。这说明此时织造这种织物的织机已经有了很大进步，而且有了提花装置。

大约从商周时代开始，政府中已经设有专门管理织造的官员。据《周礼》记载，周代有“典丝”之职。丝绸的品种也大为增加，见于文献记载的有缯、帛、素、练、纨、缟、绢、绮、罗、锦等。在织造方法上，既有生织、熟织，也有素织、色织，而且有多彩的织物“锦”。河北藁城台西村商墓出土的一批铜器中，有一件铜觚上残留一些丝织物的痕迹，能辨认的有五个类别，即纨、绡、纱、罗、绉。丝织品的织法也日益繁复精致，除平纹以外，还出现了斜纹、变化斜纹、重经和重纬组织及提花技术。瑞典远东博物馆收藏有一件中国商代青铜钺，上面黏附着平纹底上加织菱形花纹的提花丝织物的痕迹。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商代铜器和玉器上，也黏附有丝织物，其中一件为平纹底，上织斜纹花、回纹图案，每个回纹由25根经线、28根纬线组成。回纹的外围线条较粗，自然地成为一组几何纹骨架，图案对称、协调，层次分明，做工精巧。该实物再一次说明当时已经具有多综片的提花机，能够织出复杂华美的提花织物。这种提花技术的应用，是中国古代在世界纺织技术发展史上的一大贡献。

正因为有了以上的纺织技术，早在公元前6-前5世纪，中国美丽的丝绸就传到了欧洲。公元前3世纪，印度孔雀王朝月护王的一位大臣在《政论》一书记载了公元前4世纪中国丝织品向印度运销，印度商人又把它运到欧洲的事。那时的希腊、罗马诸国以古代西伯利亚地区的一个专做贩卖丝绸生意的部落“赛里丝”代称中国——即“丝国”之意。一位罗马作家曾赞美说：“丝国制造宝贵的丝绸，它的色彩像野花一样美丽，它的质料像蛛网一样纤细。”据考证，“赛里丝”名称应当与“丝”、“绮”等与丝绸有关的汉语发音有关。西方人知道赛里丝的时间最早约在公元前5-前4世纪，公元前416-前398年，在波斯宫廷做医生的希腊人泰西阿斯最早提到赛里丝的名称。马其顿的亚历山大在东征时，于公元前329-前323年间直抵阿姆河上游叶赫什河旁的霍阐，在今阿富汗境内筑有巴尔克城和希拉特城，在那里征伐的亚历山大部将尼亚科斯和奥尼西克里特当时就已知道，再向东行进便是赛里丝了。正当这支大军欲继续东征时，偏偏亚历山大病重，这些东征的希腊军人，不得不退至西亚地区，从而失去了了解中国的良机。阿帕洛杜勒斯（公元前130-前87年）曾记述说，巴克特里亚欧多台墨王的领土在公元前201年已扩展到了赛里丝。不过当时所见的赛里丝人碧眼红发，或许都是西域人。根据各种传闻，西方人开始在他们的著作中描绘中国，公元前1世纪，古希腊地理学家兼历史学家斯特拉邦在其17卷的《地理书》中称中国人“将亚麻皮弄细而制成丝绸”。同一时代的罗马诗人维吉尔（公元前70-前19年）在其《农耕赋》中说，丝是某种树叶经过梳理后采集的细线。许多西方人甚至想象赛里丝人长寿，每人可活200岁以上。

亚历山大在伊苏斯的英姿。这幅壮观的马赛克镶嵌画，于1831年发现于庞培，是公元2世纪的罗马人用细石和玻璃镶嵌物构成，复制了马其顿公元前300年左右的图画。该画长5.12米，宽2.17米。画的左侧，未着头盔、身披铠甲的亚历山大骑着战马，手握利器勇往直前。站在战车之上、头缠黄色波斯头巾的大流士，与所率亲兵战将皆露惊恐之色，似乎无力抵挡亚历山大的凌厉攻势。

许多年过去了，经过坚持不断地打听，欧洲人终于得知，丝是一种从树上采来的“羊毛”。罗马帝国时代的作家老普林尼，在其成书于公元77年的《自然史》中说，赛里丝人这个民族“以他们森林里所产的羊毛而闻名遐迩。他们向树木喷水而冲刷下树叶上的白色绒毛，然后再由他们的妻室来完成纺线和织布这两道工序”。从这位作家的记述看，欧洲人经过千百年的时光，用种种渠道打听来的答案依然是不准确的。他们把丝称为一种羊毛，又以为丝是一种长在树上的白色绒毛。实际上，蚕丝是一种动物蛋白纤维，而不是植物纤维。但平心而论，作家老普林尼的这个记述与过去相比，毕竟与真理接近了一步，因为蚕是一种与桑树为伴的昆虫。

到了公元2世纪大秦王安敦执政时代，保萨尼亚斯在写作《希腊志》时了解到，中国的丝产自于一种被称为Ser的昆虫，即蚕。他说：“赛里丝人用作制作衣装的那些丝线，它并不是从树皮中提取的，而是另有其他来源。在他们的国内生存有一种小动物，希腊人称之为‘赛儿’，而赛里丝人则以另外的名字相称。”他说：“这种小动物与蜘蛛相似。”毫无疑问，这种小昆虫就是蚕。保萨尼亚斯虽然比他的前辈更准确地了解了丝的来源，但他显然仍是通过间接途径了解到丝的生产过程的。他接着说：“赛里丝人用笼子来饲养这种小虫，这种小虫制造出一种在它们的足上缠绕的细丝。一季虫需要养五年，前四年一直用黍作饲料，直到第五年才必用绿芦苇来饲养。这种小动物十分喜欢绿芦苇，拼命地吃，直到破肚子死去，丝就留在其肚子中了。”较晚的希腊地理学家、天文学家、数学家托勒密在《地理学指南》一书中介绍了较为准确的情况，他说：“赛里丝地方面积很广，人口也稠密，东接大洋，适于居住的地区在东端，西面一直扩展到伊马厄斯和大夏国为止。他们是态度谦和、彬彬有礼的文明人。”有研究者认为，这里说的伊马厄斯，就是帕米尔高原的慕士塔格峰，大夏国即阿塞拜疆和阿富汗一带，由此可以看出，托勒密对赛里丝地理位置的判断大致是不错的。

托勒密像

当丝织物传到欧洲后，对丝绸的追求很快成为当地贵族的时尚。据说罗马帝国的恺撒曾穿着中国丝绸做成的袍子去看戏，引起了剧场的轰动。1492年，哥伦布在远渡重洋去寻找新大陆时，为了鼓励海员们的士气，曾宣布：谁首先发现陆地，另赏一件丝绸上衣。据此可见当时丝绸的珍贵程度。

赫德森在《欧洲和中国》一书中说到公元2世纪时的伦敦，丝绸风行的程度“不亚于中国的洛阳”。生活在朱里亚·克劳狄王朝时代的普林尼粗略估算后认为，罗马帝国每年向阿拉伯半岛、印度和中国支付的购买丝绸的钱款在一亿赛斯特左右，折合黄金约十万盎司。公元14年，罗马帝国皇帝提比略依照元老院建议，下令禁止男性公民穿戴丝绸服饰，据说是为了遏止奢靡。

张骞出使西域图。全图以山峦分隔故事情节，分为四个小图。右上为汉武帝在甘泉宫拜金像，底部是张骞辞别汉武帝，左上角是张骞所遣副使经过万水千山最终抵达大夏国。（初唐·敦煌莫高窟323窟北壁壁画）

中国养蚕缫丝的方法，大概在秦汉以前已传到朝鲜，之后又东渡日本。张骞出使西域，也带去了丝绸，后来的西方商人们千方百计想把蚕种搞到手。据说，古时新疆和阗地区瞿隆旦那国，曾利用通婚的方式，让中国公主把蚕种藏在帽子里偷偷带到西域。大约在6世纪，养蚕法传到了东罗马，至14世纪传到法国，16世纪传到英国，19世纪才传到美国。

尽管中国丝绸已有五千多年的历史，但由于蚕丝是动物纤维，由蛋白质组成，极易腐朽，因此古代丝绸究竟发展到了什么样的水平，后人很难了解其全貌。直至20世纪70年代长沙马王堆汉墓的发现与发掘，才揭开了冰山的一角。

张骞出使西域图局部

这次象岗古墓出土的织物，经丝绸专家王和助手吕烈丹的研西耳室出土的朱染菱纹罗究发现，是以丝、麻两种纤维为主，其中又以蚕丝纤维占绝大多数。织造的丝、麻原料，可能属于本地自产，尤其是比较粗糙的麻布，产于南越国境内的可能性较大。除织物外，在西耳室中还出土一笥丝绵，证明当时的工匠已知利用缫丝后的碎乱蚕丝制绵，同时也说明南越国很可能有缫丝工匠及作坊，如此才能将缫丝后的碎丝集中并加以梳理、打制成绵。

汉代是中国纺织工业大发展的时代，从纺织原料的练制、缫丝并捻，以至平纹织作、提花、染色、涂层、定型整理等各种工艺技术来看，都已发展到空前的高度。在织作机器方面，出现了生产率较高的斜织机、多综多蹑纹织机，并诞生了提花机的雏形。因此，汉代能够生产多种多样的织物，从一般的绢类平纹组织到高级的菱纹罗、绒圈锦均能织造。在染色方面，以朱砂涂染的织物色泽鲜艳，经久不变，故颇为流行，而且成为贵重的织物。上述汉代常见的织物，如绢、纱、绮、锦、纹罗，及编织物“组”，在象岗古墓中均有出土，连工艺颇为复杂的绒圈锦也有发现。这些织物的制作，除一般织机外，还需要有提花装置。从这些织物的工艺来看，与中原所出织物十分相似，但史籍中没有汉廷向南越国赐丝帛的记载，仅《汉书·南粤传》有汉文帝赐衣“百褚”一句，而象岗古墓中出土织物不仅品种多而且数量大，以绢作各式器皿的包装，其耗费尤为惊人，简直已经有视绢帛如草笥的气势。就南越国而言，如果当时没有自己的织造业，如此大量用绢是难以想象的。由此推测，当时南越国至少已经有了官营的织物制作作坊。值得注意的是，在出土丝织品最多的西耳室中发现了两件青铜印花凸版，其纹样与长沙马王堆一号墓的金银色印花纱相似，尺寸稍大。这套印版的发现，说明南越国宫廷作坊中已有印花工艺，墓中的印花纱应是当地印染的。

印花凸版。出土的两件印花凸版呈扁薄板状，背面各有一穿孔小钮，大者长5.7厘米，宽4.1厘米，正面花纹近似小树，有旋曲的火焰状纹，线纹凸起，十分薄锐，凸起的花纹与底板垂直距离约一毫米。小者长3.4厘米，最宽1.8厘米，凸版轮廓近似“人”字形，正面有凸起的云纹。

夏鼐复原的汉代斜织机（引自《王与纺织考古》，王著，赵丰编，杭州东联图文公司2001年出版，下图同）

四川双流县现存的丁桥织机

象岗古墓出土织物的原料、色泽、图案、工艺等，有很大一部分与中国同期织物十分相似，它们有可能是汉王朝赐给南越国的礼品。但是，也有一些织物，如超细绢、黑油绢、云母砑光绢、绣纱等，尚未见于其他地区，故此也不能排除这一部分织物是在当地制作的可能。从墓中用绢数量之大、耗费之多来看，如果没有当地的织作，如此糜费滥用是不可思议的。《汉书·地理志》也曾说，岭南南端海南居民亦“桑蚕织绩”，而且是苎麻的产地之一。由此看来，汉代南越国完全有可能拥有自己的织造作坊。如果这个推断成立，对于研究汉代岭南的手工业经济，将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