悬空发掘与虎节面世
当东耳室的器物清理到一半时，对西耳室的发掘也紧锣密鼓地行动起来。这个室的清理工作主要由白荣金、陈伟汉、李季三人负责。
顾名思义，西耳室位于前室西侧，这是由前室竖穴西部向里边横掏出的一个长方形洞穴，洞穴内又用石头人工砌筑成一个平面长方形的墓室，与洞穴原岩形成了互为表里的相属关系。耳室的东端为一短过道，与前室相通。经测量，过道长1.14米、宽0.96米、高1.14米。在过道与前室相连的地面上，考古人员发现了一对坠落的铜门环。从这对铜门环的坠落可知，在过道口与前室连通的地方，原来安设着两扇封闭的木板门，由于年久日深，木门已朽腐不存，只有这两个门环残留了下来，以证当初木门的存在。根据门环的钉上所残留的朽木痕迹推知，木板门的厚度约为2.5厘米。与此同时，根据录像资料显示和站在过道口初步观察的情况，考古人员注意到，室内的四块顶盖大石板各有一道贯穿性断裂，并有较严重的错位，最多处达十多厘米，看上去险情严重。面对此情，考古人员经过分析，认为这个耳室是以掏洞的方式建造而成的，其顶部不存在重大压力问题，而在顶盖石的周围已没有多余的空隙可供石板再产生移位的可能，因此可以断定，顶盖石不会自然下塌，险情可予以解除。但过道顶的断石块却断裂严重，随时都会有崩塌的危险，必须采取防范加固措施。于是，考古人员找来木柱和木板，很快将过道顶断裂的石块支护起来。
前室形状与随葬器物分布情况
当一切险情不再存在时，考古人员开始考虑如何进行清理了。大家惊奇地发现，西耳室不但比东耳室随葬品数量多，而且品类也较多。只见室内堆满了铜器、铁器、金银器、玉器、陶器、漆器和木器等难以数清的器物，各种器物层层叠叠地堆压在一起，几乎塞满了所有的空间，一眼望去，大有眼花缭乱、目不暇接之感。
惊喜过后，伴随而来的是一阵忧愁，因为室内的器物太多太乱，考古人员根本无立足之地，如何进入室中清理？看来这是一个不算太小的难题。当然，如果室内存放的不是沉睡千载的珍贵文物，而是一堆普通器物，只要先将散落在过道中的一部分取出来，再逐步向室内推进，以步步为营的方式就可以全部提取了。这种步步为营向前推进的方式，势必要影响整个室内拍照时的完整性，同时容易弄乱墓内互相关联的器物，这无疑犯了考古学的大忌。就考古学的意义而言，它不仅仅是将发现的文物取出来以供人们观赏，更重要的是通过这些器物以及与这些器物相关联的一切物质，科学地揭示古代的历史文化，准确地恢复历史文化景观和破译古代信息，进而从中抽译出历史演进的规律和能够对现代人类产生鼓舞和激励的优秀的古代精神。
考古人员在感到棘手的同时，不得不停下来商讨对策。
队员们根据自己的学识、经验与思维方式，分别提出了不同的清理方法，很快这些方法因各自存在的这样或那样的不足而被一一否定。最后，来自北京的白荣金提出了一个“悬空发掘”的方案，引起大家的极大兴趣。
白荣金趴在西耳室搭起的平台上，探查随葬器物。
在象岗古墓的考古发掘队员中，白荣金可称得上是一员战功赫赫的宿将。他自1956年参加考古工作，至今已参加发掘墓葬和遗址近百处，尤其在著名的满城汉墓和马王堆汉墓的发掘中，白荣金发挥了巨大作用。尽管如此，白荣金为人处事却极其谦虚，每遇到棘手难办的问题，他总是在耐心听完其他人的意见后，以一个成熟学者应有的风度、学识和耐心，经过反复琢磨，才提出自己的见解。这次他提出的“悬空发掘”方案是：首先在前室把几个木屑麻包堆叠成一个高约0.5米的小堆，其上放一把长竹梯，犹如一架跷跷板。这个跷跷板的大头在前室，上面坐上数人作重压，小的一端伸进耳室，考古队员可沿着这把竹梯慢慢“爬”进室内作分层清理……白荣金的这个方案很快得到大家的认可并付诸实施。
木屑麻包堆起来了，竹梯架上去了，考古人员陈伟汉、李季等三人依次坐上了竹梯伸入前室的一端，考古宿将白荣金身穿裤衩、背心，小心翼翼地沿着竹梯的外端“爬”进了西耳室。进入室内的白荣金在深入室内约1.5米的南北两面石墙的墙根下随着竹梯的左旋右转，终于找到了一处可先取起遗物的地方。经过照相、绘图后，白荣金慢慢将遗物取出，从而清理出两个落脚点，随后在这两个点上用外面考古人员递进来的砖块叠起了两个短柱，在这两个短柱的上方再架一根厚木枋，将竹梯的一端搭上去。这样，整个室内便有了一个“丌”型的支架。由于西耳室的总长度在四米以上，这1.5米的支架自然不能达到全部清理的地方，于是，根据预先设计的增补方案，在这第一个支架搭成的基础上，以同样的方法继续向里延伸。当第二个、第三个支架全部搭成并接近于西耳室的内墙后，再在这三个高度相同的支架上纵向平铺两条厚木板作为“滑轨”，最后在“滑轨”上用三四块略短于室内横宽的木板打横平铺，搭起一个高出室内地面约0.6米的低空操作平台。当这一切全部完成后，发掘人员拉进工作灯和电风扇，便可坐着或趴在平台上俯身进行清理作业了。因为平台上只有几块平铺木板，考古人员还可以随着清理进程的需要随时移动位置。看来，白荣金想出的确实是一个既简易又安全的办法。
左起：白荣金、陈伟汉在墓室中研究提取器物方案。
西耳室器物分布平面图
（上层）1、3、4、6、8、20-29、37.铜鼎 2.陶瓿 5、7、30、331.铜鍪 9-15.陶鼎 16、18、35、36.铜勺 19、156.铜镞 32（在33内）.漆耳杯 33、34、91-94.铜锅 38.箭囊 40、41、54-56.铜铃形器 42、44.陶瓿46、48-52、陶双耳罐 53.铜烤炉 57. 铜铎 58、99.陶扁圆形器 ，61.铜提筒 69.石枕 71、83-87.铜壶 74-82、90. 铜匝 88、89.陶提筒 95、%.漆器铜扣 97.玛瑙印 章 98.铜环 100、134、148、158-161、163.丝织器 126、230.铜伞柄箍 127、132、157.铜盖弓帽 128. 陶网坠 129.铁锥 131. 残漆盒 ，162、232.封泥 170、171、213、231.铜镜 185.陶匏壶
既然考古队已决定由白荣金、陈伟汉、李季三人负责西耳室的清理工作，这三人理所当然地要负起责来，并率先进入室内开展工作。尽管白荣金设计的“悬空发掘台”看上去有些新鲜和浪漫，而一旦进入实际工作，却无法让人浪漫起来。这时的岭南地区已进入酷暑季节，广州的气温已达到摄氏三十六七度，虽然象岗山古墓深入地下二十多米，气温略低于地表，但由于墓穴相对狭小，不能通风，令人感到闷热异常。又由于这座古墓明显具有高度的文物价值和学术价值，考古队在发掘清理前就做了严格的规定：每清理一件重要文物之前或发现重要迹象，都要不惜代价由专门负责摄影和录像的姜言忠、韩悦分别拍出一套黑白负片（便于将来编写发掘报告时制版）、一套彩色负片、一套彩色反转片（幻灯片）、一套彩色电影片和一套彩色录像片。如此一来，在这个不算太大的墓穴中，白荣金等几位考古人员趴在操作台上测量、清理，姜言忠、韩悦等摄影、录像人员也紧随其后，一刻不离地进行着取景、测光、调光、拍摄等工作，使本**湿、闷热的墓穴更加气闷难耐。尤其是那功率高达一万多瓦的摄影专用灯光一打开，整个室内温度立即上升到摄氏四十度以上，若时间稍长，不但考古人员感觉皮肉炙痛、眼花缭乱、痛苦难熬，就连墙壁也“嗞嗞啦啦”地直冒白气，似乎在向众人诉说着自己的痛苦。就在这次发掘成功几年之后，负责发掘此室的主力队员李季在回忆这段往事时，满怀复杂的感情说：“谁要是觉得考古这个工作很浪漫，就该在这里待上几天，准确地说是掘几天或趴几天，因为工作面远低于蹲跪面，干一会儿就感到大脑充血，恨不能一头栽下去……”从这段回忆中可以看出，当时发掘境况何其艰难。尽管如此，考古人员还是在这个深邃、阴森的墓穴之中，一丝不苟地从事着严谨而科学的发掘。
社科院考古所的摄像师韩悦在地宫中肩扛摄影机拍摄。
根据观察到的情况判断，整个西耳室地面原来铺有一层木板，木板已大量朽毁，仅余少量残木。木板之上，层层堆叠着铜器、陶器、漆器、木器、丝织物等多类随葬品，这些器物种类繁多，互相叠压。最初发掘时，经测量得知门道处随葬品堆积高度最高约四十厘米，墓室内随葬器物一般堆积高度为25-32厘米，最低为十厘米左右。由于西耳室曾多次进水，随葬器物彼此之间交错叠压，零乱不堪；又由于墓室内环境潮湿，地面为弱酸性土壤，故器物锈蚀、腐烂严重，有的已全部氧化，只有少数器物保存尚好。面对此情，考古人员只好对器物大致分为三层来逐步清理。
李季（左）与考古人员在现场清理。
在器物的最上层，表面覆有一层浮土，经分析，这些浮土是从室顶顶盖石板的裂隙中掉落的，浮土下隐约地透出一层丝织物和漆器的残痕。门道处，在一堆陶器的上方散落着三个大号铜鼎，其中一个滚落到的室地面上。考古人员从这三个铜鼎入手，于过道处分层向前推进。在这三个大号铜鼎的旁边，又发现了一组九个小号的铜鼎，这组铜鼎原用丝绢包裹，与一组铜勺共置于一个竹笥内，只是竹笥早已腐烂，小铜鼎便四散开来，同那三个大号的铜鼎几乎混于一起，难辨层次和秩序了。
西耳室随葬器物，右侧中为大号铜鼎。
在出土的鼎中，有一件器形高大，整体形状与其他的鼎有很大的不同，这种形体的特殊立即引起了考古人员的兴趣。经测量，此鼎通耳高42厘米、口径31.5厘米、腹径35厘米、腹深17.5厘米。其形状为：敛口，深圆腹，圜底，长方形附耳，高蹄足，子口缺盖，腹上有一圈凸棱，蹄足上部为高浮雕羊首形，衬以卷云地纹，蹄足为13棱柱体。鼎的表面留有丝绢、竹笥残片，看来同那组小铜鼎一样，事先用丝绢包好，然后放在竹笥内入葬的。后经考古人员研究，这件形体特别的高足鼎是整个墓葬出土的铜鼎、铁鼎、陶鼎中唯一的一件楚式铜鼎，此鼎应是战国时期的楚鼎，由楚地辗转流入南越国。同大多数青铜器一样，鼎开始作为贵族阶级的一种食器，后来逐渐演化成贵族阶级祭祀、宴会或婚丧礼仪的礼器，并成为“明尊卑，别上下”，即区分权力等级的一种标志。从典籍记载来看，大约自商代开始，对于鼎的使用已有了严格的制度，它体现了王室与其他社会阶层等级差别的森严和不可超越性。从考古发掘看，当时中小型墓葬大多用一个或两个鼎陪葬，而王室陵墓用鼎则大大地超出了此数。如已发掘的河南安阳商代殷墟妇好墓，共出土大方鼎两个、扁足方鼎两个、大小不同的圆鼎32个和许多鼎的残片。这个现象说明当时用鼎制度的等级差别。当历史进入周代，用鼎制度的等级差别就更为明显，这个时期已有了天子用九鼎、诸侯用七鼎、卿大夫用五鼎、士用三鼎或一鼎的严格制度，因为有了天子用九鼎的制度，所以鼎的身价和地位也就明显不同于其他器物，九鼎成了象征最高政治权力的国宝。为了强调鼎的神圣与威严，这种列鼎制度又被后人假托于圣人，以致杜撰出九鼎随权力的更替而因袭的说法，有禹收九牧之金、铸九鼎以像九州、成汤迁九鼎于商邑、周武王迁之于洛邑，以致到了战国时多有诸侯称霸问鼎的故事。九鼎成了正宗的不可缺少的传国宝，得天下者必先得九鼎以服群雄。到东周崩溃、秦始皇统一六国后，由于连年的战乱，使原存于世的九鼎下落不明，有人说鼎九鼎入于秦，有的说鼎已沉没于彭城附近的泗水之中。当“千古一帝”的秦始皇初登大位后，他为没有得到镇国之宝——九鼎感到心中不安，于是便借出巡的机会绕道彭城，斋戒祷祠，派出千人进入彭城郊外的泗水中打捞传说中的九鼎，但始终未能得到，只得悻悻而归。到汉武帝时代，有人在山西汾阳发现了铜鼎，拍马溜须的臣僚便以此大作文章，将此事与太昊、黄帝、禹等先祖铸鼎的传说联系起来，竭力劝说汉武帝“请尊宝鼎”、“见于祖祢，藏于帝廷”。汉武帝也误认为自己得到了真正的镇国之宝，不但将鼎迎于帝廷，还将年号也改为元鼎元年，以示对这次天赐神鼎的纪念。
西耳室出土的错金铜文虎节
西耳室出土的青铜匜
象岗山古墓西耳室共出土铜鼎17件，在后来的发掘中，又出土了19件，算在一起此墓共出土铜鼎36件，一个古墓竟有36件铜鼎随葬，可见墓主人对鼎是何等崇拜。
继铜鼎、铜勺发现后，考古人员又相继发现了铜鍪、铜镞、铜铐炉、铜锅、铜匜、铜镜等青铜器物。为了便于研究，考古人员把西耳室一、二、三层出土的青铜器物统归于一类，分别对制造技术、防腐性能等进行比较和鉴别。后经研究发现，这个室出土的青铜器，除个别器物的形体和东耳室出土的青铜器类似外，大部分则是东耳室未发现的，尤其是在西耳室中部南墙根下出土的一件铜虎节，乃是整个岭南地区唯一的一件重宝。
西耳室器物分布平面图
（中层）43.铁钎 45、151.漆盒 47.陶双耳罐 62、64-68.石斧 63.研石 70.铜姜礤 72.铁镰 73.铜锥 101、203.箭杆 102.金带钩 103.铜剑 104-106.磨剑 107.陶壶 108.铁斧 109.铁刮71llO、207.铅弹丸 119.圆铜片 120.铜管形构件 121.铁工具（一组）122、155.箭 123、124.铁环首73 125.铁刮刨130.墨丸 133.铜盖弓帽 135.滑石猪 136.漆杯金座 137。玉舞人 138。玻璃珠 139.石印140.木骰子 141。象牙算筹142-144，.铜勺 145.漆木箱146、205、206、209、210.陶扁圆形器147.玉剑饰 149、150.玉璜152.铜印花版 153.皮甲154、175.铜伞柄箍164、165、167.铜节约166。封泥 168、169.铜杵臼 173-174.铜熏炉 176-.181、211.玻璃牌饰 182、183.玉璧 184.铜盆 186.铜柿蒂形饰187、188.铜阳燧 189.铜浅钵形器 190-192、21.玻璃璧 196-198.铜轸钥 199、200、226、227.铜瑟钠 201、202.银锭 204.铜虎节 208.铁削 212.五色药石225、229.铜当卢 228.铜轸 254.象牙 255.砺石
这件铜虎节出土时，通体裹有丝绢，与银片、鎏金瑟枘等器物堆放在一起。从外形看，全器铸成一只蹲踞状老虎，器长19厘米、最高11.6厘米、最厚1.2厘米，其状为口大张，露齿，弓腰，尾上卷成“8”字形，姿态生动威猛。虎节正面有错金铭文“王命二车徒”字样，另镶有27片弯叶形金箔作虎斑纹，背面无文字，但上贴33片金箔。虎眼、虎耳均以细金片勾勒，头部金箔多达十片。整个器形虽为一扁平铜板制成，但其头与足的各转折位置及脸部皱纹等均用粗线条勾勒，层次分明，纹路清晰，尤其是虎的毛斑铸出弯叶形浅凹槽，上贴金箔片，致使虎的周身斑斓生辉，威势大增，在增添了立体感的同时，又透出一股风生树撼的生气和灵性。
关于“节”最早始于何时，史学界尚无定论。在《周礼·掌节》中，有“凡邦国之使节，山国用虎节，土国用人节，泽国用龙节”的记载。而在《小行人》中，对节的制作原料做了这样的解释：“天下之六节，山国用虎节，土国用人节，泽国用龙节，皆以金为之。道路用旌节，门关用符节，都鄙用管节，皆以竹为之。”这个记载渐被后来的考古发掘所认定。1946年9月，有农民在长沙市东郊挖掘出了一件铜龙节。据当时的挖掘者说，这件铜龙节出土于一个小型的土坑墓中，墓室宽1.2米左右，同出的有素面铜镜和双耳陶壶等。铜龙节出于墓室腰部，出土后辗转于古董商人及恶霸之手，建国后此铜龙节收归湖南省博物馆保存。
长沙东郊发现的铜龙节为长条形，头端较大，尾端小，一端铸有龙头，其余为长方形，正面刻有铭文“王命命传赁”五字，反面有“一棓饮之”四字，正反两面共九字，其中正面的“命”字为重文，通长21厘米、头端宽3厘米、尾端宽1.9厘米，铭文留有明显的刀凿痕迹，应为镌刻无疑。根据《小行人》“泽国用龙节，皆以金为之”的记载，此节即是以金（古人称铜为金）为之，应属泽国用的龙节。
与长沙出土龙节在字体、时代基本相同的，还有安徽寿县出土的“鄂君启金节”。1957年4月，安徽寿县八公山乡农民李义文、徐世均在九里乡九里圩修复堤坎的工程中，于城东门二里许的丘家花园取土时，发现了“鄂君启金节”四件，与金节同时出土的还有小铁锤、小金块和一块陶片等。经文物部门派人到出土现场勘察，得知当地农民在修复堤坎取土时，掘出了一个墓葬的一角，随葬器物由此显露于世。
那次发现的鄂君启金节，为青铜制成，其形体极像现代文具中的竹制“臂搁”，中间有个竹节，将器面分为两段，呈上长下短之势。四件金节中，有三件长短宽厚相同，器面竹节的位置上下相等，可以拼合成一个大半圆的竹筒。而另一件稍长，虽然宽度、厚度相同，但与其他三件器面的竹节位置不一致，器的弧度也略有差异，不能拼合于其他三件。两种不同的金节，器面上均镂刻八条绘纹直线，以为错金的直格。错金铭文，字形耀目，笔画娴熟劲秀。相同的三件，铭文每件计9行，每行16字，又重文4字，合文2字，共150字；形体特殊的一件，铭文计9行，每行18字，又重文2字，合文1字，共165字，有“大司马昭阳败晋师于襄陵之，夏之月，乙亥之日，王于郢之游宫……”“王命命集尹、尹逆……”等句。此铭文后经文史大家郭沫若先生考证，其中的“集尹、尹”应为官名。有学者根据郭沫若先生的考证依次类推，认为湖南长沙出土的上有铭文“王命命传赁”金节中的“传赁”也应为官名。至于长沙金节铭文中“一棓饮之”的“棓”字，郭沫若先生在考证后“疑是背负的东西，犹今言子”。后有学者根据郭沫若先生的推断，将长沙金节铭文中“一棓饮之”四字连起来分析，认为“棓”是盛东西的器具，“一棓饮之”意即王命专门负责使命者，所到之处都要给以食宿等招待。由此可见金节应是当时的一种特别通行证。
鄂君启金节文字
象岗山古墓西耳室出土的虎节，其字体与长沙出土的龙节以及安徽寿县出土的鄂君启金节相同，时代也大体相当。关于鄂君启金节的铸造时代，郭沫若先生考证应“在屈原任楚怀王左徒的时期”，有的学者将这个年代定为楚怀王六年，即公元前323年。
似无疑问的是，无论是寿县的鄂君启金节、长沙的龙节，还是象岗山古墓出土的虎节均为战国楚器，而这些金节属于何王所有则难以定论。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全国各地所有出土的节中，通体以错金铸造法制成的，仅象岗山古墓出土的一件。至于这件虎节从何而来，据考古学家麦英豪根据《史记·南越列传》记载的武王赵佗“攻长沙边邑”推断，此虎节极有可能是赵佗攻占了楚国旧地时所获，赵佗死后，虎节传给子孙后代并成为象岗山古墓的随葬品。当然，除这个推断外，亦不能排除战国时代楚国的势力已逾越岭南的可能性，但要使这个可能性成为事实，还需要有更多的出土文物加以证明。
鄂君启金节文字线描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