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腾的幻象
当我们穿越历史的腥风血雨,冲破几经飘**弥漫的政治迷雾眺望世界的时候,我们发现已接近世纪的边沿,当世界张开双臂迎接中国的时候,我们发现一种巨大的落差明白无误地横在面前。
“亚洲四小龙”似乎在一夜之间崛起,而劫后余生,在衰变中长存的东方巨龙仍没有腾飞长空,坐视苍穹。
于是,炎黄子孙再度展示出中华民族坚韧、执著的性格,以悲壮的进击姿态试图在瞬间创造出惊天动地的奇迹,以展视昔日那个辉煌帝国的盖世雄风。
我们欲以慷慨悲歌之气,在古老得生锈的轨道上作腾飞前的滑行——自80年代起,我国香港、澳门以及巴黎、伦敦、纽约等世界大都市的文物交易市场,一度出现了空前的繁荣,许多稀世之宝琳琅满目地展现在世人面前,廉价拍卖,任人购买,出售价格日渐下跌,大有江河日下之势。
这种奇异的文物繁荣和价格直线坠落的现象,立即引起了西方各国文物商店、文物收藏家和国家博物馆的惊恐。世界经济情报组织和各国文物保护管理机构,立即派人探寻这奇异现象的渊源,终于得出了一致的结论:世界文物市场的剧烈冲击波来自东方的中国。德国的一家杂志明确地指出:“现在到达西方国家的中国文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多,甚至连新石器时代的陶器也大量涌入市场,这种现象引起了全世界文物收藏家的惊恐和不安。而这些廉价拍卖的稀世文物,几乎全部是通过非官方贸易渠道,以走私的形式流入国际市场的……”西方记者的报道并未夸大其辞,据国家文物局统计,自1984年以来,中国各地的博物馆和文物保护单位,先后发生被盗案件三百余起,有数万件珍贵文物被盗走。陕西省境内,仅1987年和1988年两年时间,就发生足以让国内外震惊的文物盗窃案11起。
外国游客购买当地百姓烧制的兵马俑复制品
秦陵发掘工地曾发生罪犯王更地从该处仓库盗走秦将军俑头的重大案件。就在此案发生的第七天,也就是1987年3月4日,西安市省建三公司一处一队停薪留职工人张善贵,又携带断线钳、尿素袋及黄挎包等作案工具,以西安专程来到眉县文化馆,按照事先踩探到的路线,悄悄溜入文化馆第三层楼,用断线钳将文物陈列室两道门的四把铁锁剪断,入室后又剪断拴有13个青铜编钟的铁丝,并用秤钩撬开放有复制品的纹方尊[1]的展柜,将馆内珍藏的国家一级文物西周抵臣铜编钟一件、西周饕餮纹铜编钟二件和同一纹形的方樽一件盗走,当夜返回西安,后被公安机关抓获,法院依法判处其死刑。
同年秋,河南省灵宝县予灵乡农民刘春利,携带作案工具来到陕西省境内的乾陵[2],企图盗挖乾陵2号陪葬墓,因无机可乘,只好改为盗窃乾陵博物馆内珍藏的文物。当他详细探明了乾陵旅游部工作人员对游客参观进出不检查,墓室石棺可藏人,墓道便门门锁可更换等情况后,返回原籍,待机行窃。
1988年3月,刘春利伙同柳映申从原籍来到乾陵博物馆。
经过一番密谋,柳映申住进乾陵旅社,准备第二天随同游客进入陵墓接应作案的刘春利。
当天下午,刘春利携带提前准备的手电、钢锯条、中洲牌铁锁,提包等作案工具,随游客混入永泰公主墓[3],并乘无人留神之际潜入石棺至深夜溜出,用钢锯条锯坏墓道东二便房门上的华山牌铁锁,打开便房门取出彩绘女骑马俑两件,然后换用中洲牌铁锁将房门锁好,又潜入石棺内。
第二天上午,柳映申按事先预谋随游人进入墓道,将刘春利及所盗文物接应出来。两人返回原籍后,将盗窃的两件国家二级文物以一千二百元的廉价出售给走私者。
馆内所藏彩绘女骑马俑
1988年6月4日,刘春利又伙同另外两人来到乾陵博物馆。采用上次行窃的手段潜入章怀太子墓[4]内,盗走黄色三彩[5]女俑六件、绿色三彩女俑一件。3人在返回原籍销售盗窃的文物时被抓获,珍贵文物才幸免外流。
当人们发现盗窃博物馆内珍藏的文物风险性大且行动和盗窃数量均受到局限时,便把视线转入密布于荒山野地的古墓群,或以镐头、铁锨的原始工具,或以雷管炸药等摧毁性手段,将墓葬掘开、炸翻,窃取文物,以获暴利。
这种盗掘古墓的狂潮越演越烈,古墓葬甚至文化遗址的破坏数量也越来越多,景况越来越惨不忍睹。全国每年被盗的古墓可达数万座,流失文物以及文物的价值无法估量。在众多的盗墓大军中,有工人、农民、知识分子,还有专业考古队员和文物管理人员。盗墓之风的盛行几乎使每个人都知道“要致富,去盗墓,一夜一个万元户”的口号。有的为获取暴利,不惜将自己祖宗的坟墓掘开,以达目的。
馆内所藏女彩绘骑马俑
随着盗墓之风的盛行,盗墓者的设备也发展到了惊人的程度。1990年7月,古城长安的澧高遗址[6]大量的陶器被盗。而盗窃者有相当一部分曾在考古队工作过,具有一定的探墓经验和发掘水平。从现场发现的214个探眼看,其技术之精、速度之快、设备之良,即使是声名赫赫的秦陵钻探小分队的专业考古人员也叹为观止。
盗窃、走私文物的狂潮蔓延了整个中华大地,古老的文明在愚昧和野蛮的践踏**中已是鲜血淋漓,惨不忍睹。
但是,它毕竟是华夏民族几千年历史的沉淀,是炎黄子孙非凡的智慧与创造力的结晶,是列祖列宗昭示后人远航的明灯。无论今天变成怎样的残暴,也难以阻隔人类对它的膜拜和敬爱。
1995年7月20日,临潼县人民法院受理了秦俑馆张彦贪污及胡庚、王金安、费筱金、单子琪伪造有价票证案件,并对五被告分别判处7—12年的有期徒刑。
临潼县人民检察院指控,被告人张彦(陕西省临潼县人,系秦始皇陵兵马俑博物馆票务科售票员),于1994年元月底,伙同本单位职工单新琪等人,伪造秦始皇陵兵马俑博物馆门票一万三千余张(每张面额15元),后张彦委托秦始皇生平腊像馆张良政代为出售假门票五百余张,得赃款6900元,其余一万二千五百余张面值十八万七千五百余元因案发未得出售,贪污未遂。
案发后,张彦供认:1994年元月,秦俑馆职工单新琪找自己商量要伪造秦俑馆门票,自己先是感到吃惊、害怕,后表示同意,并愿意为其阴谋计划出资垫支。
张彦先后给单新琪人民币8000元,委托西安市某印刷厂印制。
当13000张印完后,两人赶到西安将假门票提回,并藏匿在张彦的住处。
张彦怕假票质量差,未敢在秦俑馆票口出售,便委托秦始皇生平腊像馆工作人员张良政代为出售。张良政出售假票五百余张,付给张彦赃款6900元。
后来张彦又从住处拿出五本假门票,因案发未得出售。
当我第二次来到秦俑馆,找到公安科长冯得全了解情况时,他说,现在许多人被金钱迷住了眼睛,分不清善恶美丑,而有些人为了追逐金钱,不择手段,铤而走险,其结果往往是既坑了国家,又害了个人。像秦俑馆印制假票出售一事,过去就曾发生过类似的事情,但现在又一次发生了,这是个悲剧,是一个被金钱驱使的头脑发昏的悲剧。当然,这个事情的发生也绝非偶然,这些年,秦俑馆在门票的管理问题上是不尽人意的,是有许多值得重视和整顿的东西的,如果不重视和整顿,可以断言,这类的事件还将继续发生,而且永远发生下去。
听着冯科长的介绍,想想以前这里发生的一曲曲哀婉的故事,我的心情又多了一分沉重。难道这就是我们的民族在苦难中崛起的最有力的奇招吗?
这就是中华民族崛起的原动力吗?如果这些都不是,那又是什么?
也许,我早就应该对我忠诚的读者和中国的有关部门谈一谈“刀子”问题,因为这支年轻的“刀子”队伍,很早就露出了问题的端倪,这个问题像梅毒一样在这支队伍身上散发开来,成为不可收拾的晚期状。
早些时候,我在北京明十三陵的定陵博物馆采访并准备写一本关于那个地下玄宫发掘的书时,就在那陵园外的滚水桥边,偶见一位约二十七八岁的中国女导游(因无法分辨她是小姐还是太太,故称女导游),领着一群中外游客在讲解。我走到她身边时,这位女导游正在滔滔不绝地指点着面前那块巨大的无字碑说:“无字碑为什么没有字,是因为从明代的开国皇帝朱元璋开始,就不写碑文……”以后她所讲的我没有听下去,我感到已无需再听下去了。
也许这个滔滔不绝且有些自命不凡的女人,压根儿就不知道在中国的安徽风阳西南大明皇陵[7]前的神道口,有一块篆刻的“大明皇陵之碑”[8],其碑文恰为开国皇帝朱元璋亲自撰写,这篇长达1105言的碑文,情真意切,气魄非凡。
现代着名文学家、历史学家郑振铎先生在谈到此文时曾说:“《皇陵碑文》确是篇皇皇太著,其气魄直足翻倒了一切夸诞的碑文。它以不文不白、似通非通的韵语,记载着他自己的故事,颇具有浩浩****的威势。”至于后来的明代诸陵没有碑文,是因为长、献、景、裕、茂、泰、康七陵门前,并未设碑亭和碑,到嘉靖一朝才逐一建成。当时的礼部尚书严嵩曾请世宗撰写七碑之文,但正迷恋酒色、沉浸于成仙之道的嘉靖皇帝,却无心思和才华撰写。自此,十三陵前的碑文便空了下来。
假如那位女导游不知这段历史,理应翻一翻这方面的书籍,若懒得翻书查史,便作不知也罢,何以信口开河、胡说八道,不惜编造谎言以致误人子弟?
知之为知之,不知之为不知。这句中国的古话曾作为一种传统美德和处事准则滋润了多少代人,并由此塑造了这些人的人文精神和文化良知。可在这支新崛起的“刀子”队伍中,为什么就偏偏失去了效应?
就在这次之后,我特地邀请了中国文学出版社英文部的编辑章思英小姐一同来到定陵。在此之前,她已经对我和一位朋友合写的关于定陵地宫发掘详情的拙作,完成了英文翻译方面的工作,她对定陵的整体概况和具体事件已相当熟悉。由此,我故意让她跟着专门为外国人服务的“刀子”们,看他们是如何推销这古老文明的,几个来回下来,她不愿意再跟下去,她先跟我说:“不可思议”,后又说:“简直是在杀人。”我从她痛苦的面部表情中猜出,这些专门服务于外国人的“刀子”们,对这古老文明是做着怎样的一种解释?而那一帮又一帮的国外游客,又是怎样被天真地稀里糊涂地阉割着渴求文化与仰慕文明的良知。
当然,仅凭以上证据,还不足以产生“刀子”的名称,也不能形成梅毒式的病变。名称的产生及病变的大爆发还要在几年以后。
当我再次来到秦俑馆的时候,病变已经爆发了。
那天早晨,当我和同道来的记者许志龙先生,从居住的秦俑博物馆外一个小招待所走出来时,迎面走来几位农村打扮的姑娘将我们围了起来。“需要导游吧先生,我们给您做导游,既便宜又随便,保您满意。”姑娘们争先恐后地说。
我望了望她们那被寒风吹得微红又有些皱裂的脸,惊恐之中又多了几分好奇,想不到这些农村姑娘还没放下锄头就做起了导游,这个世界变化得快让人摸不着头脑了。
我们当然没能让她们做导游,冲出重围向前走去,走不多远,又被一群农村姑娘打扮的导游小姐围住,我们再度冲出重围,向秦俑馆走去。
我们之所以这样义无反顾地杀奔出来,一是不需要导游,二是对她们心中没底,不知道这群女人会给你讲出些什么来。
我们在兵马俑一号大厅里转着,眼睛盯着几千年前的祖先,心中不觉又产生了一种震撼和敬慕——这才是真正的中国——强大无比、战无不胜的中国。
这样想着,身后有人群拥挤而来,嘈杂的争论声中有一个女人的声音最为响亮。
我回过头,看到了一个我刚才似曾见过的女导游。
女导游正在给人群讲解。
“中国第一个皇帝叫秦始皇,他娶了一个婆娘是武则天,后来他的婆娘把秦始皇害死了,她自己成了皇帝……这些兵马俑是秦始皇在临死前偷偷布置的军队,他想在阴曹地府指挥这些军队杀武则天,为自己报仇……”嘈杂声淹没了女导游的讲解,也淹没了我在心中涌起的对中国古老文明的仰慕之情。我有些模糊的视线已看不清女导游的那张得意得有些涨红的脸,我只看到一个妖怪在挥舞着魔爪,无所顾忌地撕咬着中华文明,这文明的鲜血已将她张大的嘴染得透紫花红。
我终于知道,这些女导游们来自附近的农村,她们原本并不识几个汉字,只是她们向当地县市的某部门交纳几百元钱,由这些部门集中起来学习几天,这些农村娃便可取得一个导游证,她们即可在古城西安的旅游点堂而皇之地为游客讲解。已成为导游的农村娃们,她们讲解的凭据大多靠平时看的电视剧来作为准则,一旦她们脑海中的电视剧模糊不清,那么,她们讲的故事也就自然地将牛唇强安到马嘴上。
这一点,我在一个饭馆吃饭并向一个同时在饭馆喝水的女导游询问时,得到了确切的证实。
在秦俑馆和几个人的交谈中,我得知了一些更多的情况,也第一次听说对于导游们那“刀子”的称呼,同时得知“刀子”已散布于全国各地了。
既然是“刀子”,其用途自然就跟宰字有关,而他们宰的人无非就是游客。据悉,全国各地旅游景点的售货亭、售货厅包括饭店、旅馆等服务网点,几乎全部被“刀子”控制,这些服务网点要想让货销得好、销得快,就必须跟“刀子”取得联系,依靠他们的帮助。而“刀子”们一旦得到好处或承诺,就源源不断地把游客带来,并凭着自己的三寸不烂之舌,说动游客购买货物。
由于游客不熟悉本地情况,多半都被说动,或多或少都要买上一些。尤其是外国游客,对中国的一切知之甚少,那么,也就只好大瞪着眼睛听凭“刀子”的摆布了。当货主卖掉货后,其获利要跟“刀子”们对半平分,有时“刀子”们得到的要比货主还要多。当然,这只是“刀子”们的一个部分,有些散落、普通、偏远的旅游景点,平时没有人光顾,这些地方的老板们便设法同“刀子”取得联系,以求他们将游客或哄、或骗或采取先斩后奏等多种方法搞进门内,然后下手开刀。所获利润的一大部分便由“刀子”们所有。如此做法,尽管有时也被游客所识破,但毕竟木已成舟,悔之晚矣。倘有不理睬“刀子”们的露头青,自然要吃亏在眼前。再好的景点、再好的货物,再实惠便宜的饭店、旅馆,只要“刀子”们说一声“不好”,或“不可买”,使无人问津。
我曾采访到这样一件事,因为有一个“刀子”太黑,秦俑博物馆各厅联合起来抵制,坚决不给她半点好处。结果,由本“刀子”率领的外国旅游团,从不踏进这几个大厅半步,只在院中转一圈便匆忙赶往别处。由于“刀子”自身的利益,可苦了那些外国佬,他们不远万里来中国想看看这世界八大奇迹,结果最多只看到几个复制的兵马俑,更可悲的是他们一定还蒙在鼓里。至于“刀子”糊弄他们的招数,也自然让他们看不出半点破绽。
几年之中,“刀子”队伍异军突起,“洋刀队”、“土刀队”山头林立,磨刀霍霍,各旅游景点便成了他们角逐的焦点、牟取暴利的屠宰场。据悉,西安有一个率外国团的“刀子”,在一天之中就获暴利九千多元。至于那些外国佬又有多少损失,则无人打听了,也无人感兴趣了。
也正因为有了这种牟取暴利的思想作先导,也就没有人再去对那古老的文明本身感兴趣,而出现种种谬误甚至怪诞的讲解似乎也成了自然之中的事了。
早在1948年,当中国人民正光脚赤背地推着木轮小车,在枪林弹雨中越过黄河,突破乌江天堑,迅速**涤着历史留下的污泥浊水之时,一代巨人毛泽东就曾庄严地向世界宣告:“中国人从来就是一个伟大的勇敢的勤劳的民族,只是在近代落伍了。这种落伍,完全是被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反动政府所压迫和剥削的结果。一百多年以来,我们的先人以不屈不挠的斗争反对内外压迫者,从来没有停止过,其中包括中国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所领导的辛亥革命在内。我们的先人指示我们,叫我们完成他们的遗志,我们现在是这样做了。”中华民族以悲剧的心境和虽九死而不悔的浓烈的格斗精神,用一场革命推翻了自己头上的“三座大山”。
但在四十多年的成长历程中,却未剪断几千年封建思想的脐带。愚昧、无知、野蛮、落后的锁链仍在紧紧地捆缚着我们的身心,我们的手脚,枯槁着我们的精血,摧残着我们意在构筑的文明大厦。使东方这条巨龙虽已唤醒并有图腾之志,但始终未能呼啸长空、傲视苍宇。
我们在困惑中驻足,我们回首沉思,我们蓦然发现造成当今困境的不再是外国帝国主义的压迫,而是我们自己。
“我们应该努力去认识,看我们所接受的传统中,哪些是损害我们命运和尊严的,从而相应地塑造我们的生活。”重温科学巨人爱因斯坦的忠告,对于我们今天的炎黄子孙似乎尤为重要。20世纪已经敲响了晚钟,历史将要开始人类新的纪元。
雄踞在东方的巨龙能否伴着新世纪的太阳,依然在于我们自己。
重新认识历史,反省自身吧。只有当我们清醒地认识了历史和自身,勇敢地拿起匕首,以完全不同于荆轲刺秦王式的慷慨悲歌之气,理智地刺破自己的肌肤,排除血液中一切野蛮和愚昧的毒汁,义无反顾地斩断缠绕于我们身心的脐带时,中华巨龙才能得以真正的腾飞。
注释:
[1]方尊:“尊”是古代盛酒的容器,或作“樽”,大腹、侈口,常作为祭祀的礼器,盛行于商代和西周。其中方体的尊别称为“方尊”。
[2]乾陵:唐高宗李治与武则天的合葬墓,位于陕西乾县城北。1958—1960年勘察,1963年试掘墓道。据史书记载,李治葬于文明元年(公元684年),神龙二年(公元706年)重启墓道葬武则天。陵园分内外城,遍布石刻群,并立有无字碑、述圣记碑等。地宮在内城正中粱山山腰上,依山为陵,居高临下,墓道呈正南北的斜坡形,全部以石条填砌,从墓道口至墓门共39层,石条之间用铁栓嵌住,再灌注铁水,上面覆盖夯土,固若金汤。该陵规模宏大、气势雄伟,是唐陵中具有代表性的一座,1961年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3]永泰公主墓:乾陵的陪葬墓之一。永泰公主为唐高宗与武则天的孙女,中宗李显的第七女,名仙蕙,字秾辉,于大足元年(公元701年)与驸马武延基(武则天姪武承嗣之子)同被武则天杖杀,时龄17岁。中宗复位后,于神龙二年将其夫妇合葬于干陵东南隅。此墓早年曾经被盗,1960—1962年正式发掘,出土石墓志一合及一千三百多件随葬品。
[4]章怀太子墓:乾陵的陪葬墓之一。章怀太子李贤是唐高宗与武则天的次子,于调露二年(公元680年)被武则天流放巴州(今四川巴中县),文明元年被逼令自杀。中宗复位后,于神龙二年以“雍王”身份陪葬于乾陵东南隅。景云二年(公元711年)重开墓室,以“章怀太子”身份与其妃房氏合葬。此墓早年曾经被盗,1971年正式发掘,出土石墓志二合及六百多件随葬品。
[5]三彩:又称唐三彩,唐代的低温色釉陶制品。所谓“三彩”,实际不限于三色,有白、黄、褐、绿、篮、黑等,但以白、黄、绿为主。经两次严格的温度控制,烧成温度为800—1100摄氏度。初唐出现,盛唐流行,由于质地较脆,不具备实用价值,多作为明器随葬。其色调富丽,图案优美,尤以塑造的各种舞俑和马俑最为生动。产地主要在河南和陕西两省,流传地区仅在洛阳、长安及扬州,它对后世的陶瓷工艺有很大贡献。
[6]丰镐遗址:周文王所建丰邑与周武王所建镐京的旧址。位于陕西西安市西南郊澧河两岸,丰在河西,镐在河东,是西周王朝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遗址总面积于10平方公里,年代约当公元前11世纪—前771年。1933年开始调查,1951年起发掘。已发现有大型夯土基址、小型房基、窖穴、水井、手工业作坊遗址,铜器窖藏,张家坡及客省庄等地有数量较多的墓葬及车马坑,出土遗物丰富。1961年被中国国务院定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7]大明皇陵:明太祖朱元璋父母的陵墓,建于洪武二年至十二年(公元1369—1379年)间。该陵外城为夯土所筑,内城为砖筑,坟丘呈方形覆斗式,在内城后部中央,其前建享殿。神道上的金水桥前西侧立有皇陵碑,东侧立有无字碑。后来朱元璋之兄、嫂、侄亦附葬(后死者之棺附葬于祖坟内)在此。
[8]洪武二年(公元1369年)2月,朱元璋诏立皇陵碑,由翰林院侍讲学士危素撰写,为散文体。但文成后,朱元璋以“儒臣粉饰之文,恐不足为后世子孙戒”,故在洪武十一年(公元1378年)4月为皇陵新建享殿时,御制碑文一本,为韵文体,“特述艰难,明昌运,俾世代见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