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马走向的昭示

车作为一种运载工具，在中国最早发明于何时已很难作出一致的结论。有文字可查的是，在殷商早期，商王相土曾发明了马车，另一位叫王亥的商王发明了牛车，给人们的生产运输以及交通都带来了极大的方便，从而提高了车的功用。20世纪30年代考古学家在河南安阳小屯出土了数十辆木式战车，这是中国境内发现最早的车，距今已有三千七百多年的历史。此后的商代、春秋、战国、秦汉、隋唐各代，都有车出土，遗憾的是多为木式战车，出土时均已腐朽变质，后人很难辨清古代车驾的真实面目。秦陵铜车马的出土，无疑为现代人类亲眼目睹古代车驾的真实面目，提供了鲜活的见证。

天子大路图（引自《南宋刊纂图互注〈荀子〉》）由此图可见古代“天子六驾”的礼制和气派，同时也说明考古人员在秦始皇陵园内发现、发掘出的一组铜车马——立车与安车，均不是秦始皇本人乘坐的车驾。

从形制上看，2乘铜车均为方舆、双轮、单辀[1]，驷马并驾齐驱。辀前面有挽驾的衡[2]，衡上缚双轭，双轭套在两边马颈上。每匹马皆有一条，与轭一起挽车前行。这种系辀、负轭[3]、驾衡、曳的形式，称为“轭式系驾法”。

根据车的形制，再结合史料的记载，专家们通过考证并达成共识，一号车为古代的立车[4]，御手和乘人都站在车上；二号车为安车[5]，御手坐在前御室，乘人坐在左右两侧开窗、后部留一单扇门的主室。从安车车顶那穹窿式的绣有花纹的篷盖和室内铺有质地柔软、状若毯垫的车底衬推断，当为高级臣僚所乘之车。而这两乘铜车只不过是秦始皇陵整个铜车马陪葬坑的一部分，尚有大量的车马没有出土[6]，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只是秦始皇当年出巡车队的一组，但并不是秦始皇本人所乘之车。据蔡邕的《独断》记载，秦始皇所乘坐的车为“金银车”[7]，由六匹马并驾齐驱，从属的车队中按阴阳五行分别配制五色立车和五色安车[8]，外加通过窗户的启闭可调节温度的碤碠车。秦始皇每次出巡，总是先以蒙饰虎皮的警跸车保驾开道，文武百官、近侍宠臣、皇后嫔妃、王子公主随行，浩浩****，威风凛凛，大秦帝国的风貌在这庞大华贵的车队中一览无余地展现出来。

秦始皇陵出土的铜车马，使人们在窥视到秦代卓绝的工艺技术和冶金水平的同时，也不难想象秦始皇一生五次出巡的辉煌宏伟的气势，从而进一步看清这位一代雄主的性格和思想内蕴。

秦始皇一生叱咤风云，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吞灭六国、南取百越、北筑长城、五次出巡等几个清晰宏大的脚印。千百年来，人们在赞誉他吞灭六国、统一天下的辉煌业绩的同时，也对他北筑长城、巡示天下、求仙取药等提出了种种非议。秦始皇由此成为毁誉不一、争论不休的历史人物之一。

长城被视为中华文明的象征，已毋庸置疑。面对这绵延万里、穿山越岭的伟大建筑，在让人们为中华民族的勤劳和智慧惊叹的同时，也清楚地看到长城的构想者心胸宽广、勇于探索的开创精神。秦始皇是在世界东方这块黄色的土地上建立起千古伟业的，他对这块土地的爱恋至死不渝。但透过他复杂多彩的一生，让人们看到的却是他不断摒弃黄色文化而苦苦探寻更具魅力的蔚蓝色文化的心态和抉择。这种开放的心胸和思想脉络，从长城的修建中便可察觉。

万里长城的修建，当然有军事上的考虑，但这并不是主要的，其主要的指导思想则是秦始皇利用这堵大墙逼迫他的人民去拥抱蓝色的大海。这种思想早在秦国大军席卷百越时就已显露。面对东南沿海这块神秘的土地，他命令他的士卒和当地人通婚，在此长期生活、繁衍。这种方式的意义同样地不只局限于军事战略上的考虑，而更在于使他的人民接触和创造蔚蓝色文明。秦始皇所亲手圈定的帝国版图，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巨形的“簸箕”，牢固地嵌在世界的东方。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人们背对的是一堵坚硬的大墙，面临的则是广阔无边的海洋。后路已被封死，只有义无反顾地前行，前行于波涛滚滚的大海，前行于一种新的更文明、进步的文化之中。这正是秦始皇不顾时人的反对和后人的诅咒，狠心地在中国北部和西北部而不在东部和南部修筑万里长城的原因所在。

正是基于这样一种思想的指导，才有秦始皇五次出巡远行、四次走向东海岸的具体行动。从东海岸的会稽岭、琅琊台、芝罘山、碣石岛那高高筑起的楼台上，透过秦始皇看海观景、饮酒作歌的云层，不难发现他对那蓝色文明的向往。而楼台与长城在不同地理位置上的修建，也绝非是他的随心所欲，两种不同的建筑格局昭示给后人的是同一主题：让思想与智慧的光芒射向更加广阔的远方。

当然，秦始皇的特点不只这些，就他的性格而言，暗含着强烈的征服欲，他短暂的一生，可以说把人类征服的天性发挥到了极致。当他用铁腕在腥风血雨中扭转乾坤**平天下之后，征服的欲望并未枯竭衰落，他把目标对准死亡，他要以自己的盖世威力，向死神挑战。

这个挑战一开始就带有极大的悲壮色彩，但这位始皇帝依然慷慨悲歌，义无反顾地踏上了征途。他先是派徐福等人到隐藏在蔚蓝色海洋中的神秘天国寻求药物，后又亲自登船到海洋中与一切阻碍他取得胜利的力量进行搏击，他将连弩射向庞大蛟鱼的同时，也射向了一条万物生死、往复循环的真理。他以人生固有的最大张力向自然界的法则发出了挑战，但是他最终没有成功并遭到了平生最为惨重的失败。在他的帝国才12载之时，死神以极大的报复之心，把他毫不留情地带走了。

哀哉，秦始皇！

注释：

[1]辀，即辕，车前牵挽牲畜的直木。用于大车上的称辕，用于兵车、田车、乘车上的称辀。单辕是商周以来流行的车式，到汉代才有双辕车出现。秦陵两乘铜车辀均置于舆下轴上，辀与轴十字相交，中间垫一上下两面各呈凹口形的“当兔”，以皮革缠扎固为一体，避免左右移动或纽戾。辀上部为平面，两侧及下部呈圆弧形，前端呈鸭嘴状，尾端（即踵）呈圆柱形伸出后轸（轸是舆底四周的枕木，包括横向的前、后轸和纵向的左、右轸）。辀在与下的一段平直，与轴同高，伸出与前的一段上曲，与马颈同高，如此可使马不压低，轴不提高，车舆保持平正。

[2]衡：辕前端的横木。衡离辕端两侧的长度必须相等，若向左或向右偏，车行就会失去平衡。泰陵两乘铜车马的衡近似圆柱形，两头细中间粗，缚轭处呈扁长方体，两末端铆有银质套管。与辕交叉处的衡上有一半环形银质鼻钮，辕端另有一粗绳状的半环索形键（即“聣”）穿过钮环，紧紧固着一起，并以皮条缠扎，使之不易滑动。

[3]轭：或作，挽车的鞁具之一。呈人字形，缚于车衡两端内侧，驾车时套在马颈部，用以驾曳。秦陵两乘铜车各有轭两副，制作精美，结构清楚，是迄今最完整的车轭资料之一。其轭体呈鞍桥彤，轭首上套有银帽。轭的两肢扁平，两脚（即“轲”）翘起向外翻卷成曲钩形，钩上各套一银质蝉形钩首。轭肢内侧似有皮质的柔软衬垫，衬垫亦呈鞍桥形，底角收杀成圆弧形，以作为支垫，防止轭体磨伤马颈，并增强轭的承力曳车性能。轭的双脚连接着两条横带，称为颈靼，结实柔软，其作用在缚轭，防止它从马颈上滑脱。

[4]立车：古代一种只可倚乘的马车，又称高车，汉代称轲车。民间和宫廷都有使用，但宫廷立车的规格较大且装饰华丽。

[5]安车：古代一种可以坐乘和卧息的马车。可分大小两种，小型安车车盖低矮，车舆窄小，只驾一马，是尊贤敬老用车；大型安车，驾四马，盖下有屏蔽，旁开窗牖，车舆宽广，舒展自如，装饰华丽。秦陵二号铜车马在辔端有小篆刻铭“安车第一”，即属后者。

[6]后来，考古队又对陵西车马陪葬坑二区做进一步勘察。原来当初探出金银泡的地方是三行木车马，已腐朽，但遗下许多金、银、铜制的饰件。两边两行为铜车马，现已出土一行，还有一行尚未清理。另据考古钻探显示，在陵东有三坑，内藏携带武器的木车马；陵北有15个坑，其中门以东、临马公路南边的一大坑，在其两耳室内藏有木质和铜质车马，铜车马的数量比陵西车马陪葬坑还多，但形体较小。陵东和陵北这两处车马坑，位居秦始皇陵墓外侧，内实车马，显然是配属于地宫的“御府”（掌供御用车服器玩的官署，隶属于少府）之一部分。

[7]金银车：根车是古代一种象征祥瑞的车。《孝经·援神契》曰：“德至山陵则景云现，泽出神马，山出根车。”秦统一天下后，改易三代礼制，采殷代车制中的根车，并用青铜、黄金、白银等装饰，名为“金根车”，专供皇帝乘坐。

[8]五色立车与五色安车，两者合称为“五时车”，是天子法驾的副车。即随着春、夏、季夏、秋、冬五时，按青、白、赤、黑、黄五种正色（分别代表东、西、南、北、中五方），配备立车、安车两种车舆。秦陵出土的两乘铜车马，马身通体为白色，车体彩绘都以白色做底色，花纹的色调也偏素，形成“白马素车”的基调，有些学者认为即是五时车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