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整的古代陈兵图

显然，一、二、三号兵马俑坑及其内容的排列组合，绝不是无意识或无目的的安置和摆布，与此相反的是，这是一个经过深思熟虑、奥妙无穷的实战车阵的模拟，是一幅完整的古代陈兵图。

战争在中国的土地上源于何时已无从考证，但至少在史前时期的黄帝时代就已具备了相当的规模。战争是两个军事团体武装冲突的最高形式，随着它的延续和发展，其布局和性能也随之发生质的变化。战斗的双方要战胜对方，就必须把用武器装备一定数量的武装人员，按照一定的组织形式进行编列，从而形成一个进可以攻、退可以守，既能分散又便于收拢的战斗集团。于是，作为一种临战队形群体布局的“阵”便相应地产生了。由于军阵是伴随战争产生的组织艺术，又以多种形式随战争实践不断发展变化，因而当这种艺术形式湮没于历史尘埃之中时，今天的人们要了解古代的军阵，自然显得力不从心。随着古代兵书真本的失传，具有明显演义性史书及描写古代战争题材的文学作品的问世，古代军阵被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使它越来越处于一种近乎神化的境地，后人再也无法见到它的真实面目了。

在唐代所留下的史料中，有一篇叫《李靖问对》的经典军事文章[1]。当唐太宗李世民问军事家李靖何为“五行阵”时，李靖当即回答了“方、圆、曲、直、锐”五种阵法，并向李世民进一步解释，尽管古代兵书战策所言阵种繁多，各家之说不尽相同，但总离不开“因地形使然”的道理，若将诸种阵形加以概括提炼，用此五种阵法完全可以囊括。在这场君臣问对中，李靖郑重其事地指出：“凡军不习此五者，安可以临敌乎？”李靖对古代军事诸家阵法的概括，无疑又为后来的军阵研究者留下了一个难解之谜。这个谜经过了一千三百多年后才得以解开。

1972年4月，考古人员在发掘山东临沂银雀山两座西汉武帝时期的墓葬时，意外地发现了记载《孙子兵法》、《孙膑兵法》等书的四千九百余枚竹简。兵法的问世，在引起了世界考古界与军事界轰动的同时，也为研究者提供了珍贵的理论佐证，许多悬而未决、争论不休的问题由此得到了确切的答案。

银雀山竹简《孙子兵法·十阵》[2]曰：“凡阵有十，是为方阵、圆阵、疏阵、数阵、锥形之阵、雁行之阵、钩形之阵、玄襄之阵、火阵、水阵。”兵书虽列有十阵，但在今天看来其中一些不能算作阵，如火阵只是用火攻击的方法，水阵则是在水上战斗或利用水攻击敌人的方法，这些不能成为独立的阵形。因此，《孙膑兵法》在继承《孙子兵法》思想的基础上加以提炼，摒弃了孙子的“火阵”和“水阵”而成为“八阵法”。

“八阵法”被孙膑首先提出后，历代军事家又按此加以推演，形成了庞杂而令人眼花缭乱的多种阵法，可惜这些阵法仍未能超越孙膑“八阵法”的范围。但就孙膑的“八阵法”而言，仍可提炼和简缩。如王学理就认为：孙膑所划分的“玄襄之阵”只是多置旌旗而诱敌的疑策，并非战斗队形的排列组合，严格地说是不可称阵的。而“疏阵”和“数阵”两种阵法大同小异，只是前者疏数，在战场上展开队伍，扩大阵地；后者在战争中收拢队伍，不为敌人所分割。两种阵法实则也均属直阵的范畴。至于“雁行之阵”和“钩形之阵”，前者意在将队形呈大雁飞行状展开，以便更大地发挥矢弩之威；后者的阵法是左右弯曲如钩，以便见机行事，采取迂回包抄之法。这两种阵法亦可用曲形阵加以概括。“锥形之阵”的阵法相当明确，旨在以精锐之师突破敌阵的防线插入敌人的纵深。由此，孙子的“十阵”和孙膑的“八阵法”，实际的基本阵形仍是“方、圆、曲、直、锐”五种。可见唐代的军事家李靖对古代兵书战策的提炼和概括是颇有道理的。

理论的总结自然来自于实践，然而中国古代军队刀光剑影、血流漂杵的战场，早已被岁月的烟尘所湮没。许多著名战役那波澜壮阔、气势恢宏的阵容，也不能定格在这块古老的土地上。后来的人们就只有根据在烟尘中残留的蛛丝马迹来推断远古战争的辉煌场景，并按照各自心中臆想的图形，对古代军阵的真实面目进行不休的争执。

秦始皇兵马俑的出土，使人们透过欣赏这一奇迹的表层，窥到了隐匿于表层之内的深刻的军事战略和军事思想脉络。三个兵马俑坑真实、形象地向后人展示了秦代精华的军事布局，一号坑作为一个规正的长方形出现代表了一个典型的方阵格局。

阵中的车马和武士俑背西面东，向世人显示了整个俑群已具备了锋、翼、卫、本几个在方阵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坑中最前端横排三列共计204件武士俑，他们中除3个头戴长冠的将军俑外，其余均是身着战袍、腿扎行碒、足蹬浅履、免胄[3]束发、手执弓箭的军卒。军卒的装备显然是古代兵书所云的“善发强弩，远而必中”的摧锋之士。这同二号坑前端左翼安置的弩兵俑群一样，反映了这是一支攻击型的部队，其战法必定是在战斗开始的瞬间万箭齐发，迫使敌军临行乱阵，而后续的38路大军趁机源源冲击，形成白刃格斗、斩将擒敌的阵局。在大军中间的特定位置，战车上站有手握青铜宝剑的将军予以指挥，从而形成一个方阵的主体布局。

位于军阵南北两旁的武士俑，身披重铠，手执劲弩，面向军阵两侧呈出射状，这当是整个方阵中的“两翼”。在俑群的后部，有三排锐士作横队排列，背对大军，这便是方阵的“卫”。两翼和卫的作用在于防止敌人拦路截击或包抄后路，以保障自己军队的战斗行动不受敌人的夹击，达到保存自己、消灭敌人的战略目的。

如果站在军事战略的高度上去认识，就会发现一号坑兵马俑所组成的庞大方阵，绝不是一幅固定而呆板的图画，从这个战阵的组成中，可以看到古代军事战略沿革的遗痕。

一号坑方阵的组成之本，在于以众多的步兵簇拥战车从而组成强大的决斗力。这些步兵手执矛、戟、铍[4]等具有强大杀伤力的长柄兵器用以决斗刺杀敌军主力。

1979年6月26日，在秦俑一号坑出土了一件类似剑与矛的兵器，以后在1980年和1981年又相继发掘出土同类兵器十余件，被称为“短剑”。1982年，考古人员刘占成经过对这一兵器仔细研究考证，认为“这种兵器虽似短剑，但有格有茎而无首，柄后有带铜镞之长木柲遗迹。因此这类兵器并非短兵，而是长兵，以前称为‘短剑’是不准确的，经考定应为‘铍’”。刘氏的一家之言在1982年第3期国内颇具权威的学术杂志《文物》公开发表后，很快得到了众多专家的认可并形成共识，自此之后这类兵器不再以“短剑”相称，而是以“铍”的名字公之于世。从出土的铍的外形看，两侧中面都刻有秦小篆铭文，纹道极浅，纤细如发，如一铍刻有“十七年寺工工”八字，另一侧刻“寺工”二字，铍柄上刻“子壬五”三字。

古代战争是面对面的白刃格斗，兵卒是依靠手中之兵器杀伤敌人，从而决定战争的胜负。一般而言，兵器按其杀伤距离进行分类，并有远射、长兵、短兵之别。三类兵器的使用方式及其作用各有不同。按刘占成的观点，秦俑一号坑出土的那件“十七年”铜铍，主要用于较远距离的对敌刺杀，在实战中与戈、矛、戟等长兵性质相同，因而毫无疑问地要划为长兵类。据刘氏考证，长兵之名，最早见于《史记·刺客列传》和《史记·吴太伯世家》。如《刺客列传》在说到公子光欲谋刺杀吴王僚时，有：“王僚使兵陈自宫至光之家，门户阶陛左右皆王僚之亲戚也。夹立持，皆持长铍。”后如《方言》云：“锬谓之铍”，注：“今江东呼大矛为铍。”因而有人称之类为“剑式矛”。事实上，铍具有一锋二刃，可前刺，又能左右挥砍，要比矛的杀伤力大。古代作战有“长兵以卫，短兵以守”的说法，兵器太长则难犯敌，太短则不及，为解决这一矛盾，便出现了“凡五兵五当，长以卫短，短以卫长”的军事理论和实际战法。各种不同性质的兵器只有配合使用，才能够达到“迭战则久，皆战则强”的效果（参见《司马法·定爵》）。在出土的战国水陆攻战纹铜鉴图案上的武士及秦俑坑出土的武士俑都持有长、短两种或两种以上不同的兵器，就是“长以卫短，短以救长”的形象说明。秦俑坑出土的长铍，也正是《司马法》所谓“兵惟杂”的军事战术思想在秦军武器装备方面的具体体现。

秦俑二号坑车兵和弩兵则是用以射杀突出与明显部位的敌军，达到全歼敌人的目的。这个方阵与春秋时期大排面的车阵不同的是，它充分发挥了步兵的战斗作用。战车所布之阵，可显示军容、威慑对方，发挥集体作战的威力。如公元前656年，齐楚会盟于召陵，齐桓公排布诸侯之师组成方形车阵，请楚国使者乘车巡视并洋洋自得地称道：“以此众战，谁能御之，以此攻城，何城不克？”可惜这话说得过于大了，事实并没有如齐桓公所言。几年后，齐国以战车为主体的方阵最终没能抵住秦国以步兵和战车为主体的军阵攻击。齐国兵败的道理在于以战车为主体的军阵虽能显示庞大的气势，但在复杂的地形条件下却不能发挥巨大的威力。同时又由于战车的存在，束缚了士兵在不同情况下个体战斗力的发挥，更谈不上随机应变及充分利用灵活作战的战术。故此，以战车为主体的方阵随着战争的发展而逐渐退出历史舞台，也是自然的事情。

著名作家、军事家阿里安在《亚历山大远征记》[5]中，对古代希腊的方阵曾有过这样的解说：“方阵并不是像史学家所说的那样，只是一个僵化的队形，它可以是方形也可是拉长的长方形，也就是形成摆好的阵势。这种阵势可以随战机收缩，以便突破敌阵。”阿里安的这种解释，同样适于中国古代军事家孙膑所言“方阵之法，必薄中厚方、居阵有后”的特点。“薄中厚方”，有的史学家解释为“加强两旁的兵力，中间较弱”。这显然与孙膑的“本必鸿”[6]、“战惟密”[7]的列阵思想相矛盾。按照考古学家张占民的解释，“薄中厚方”的“中”应指方阵的正面，“方”似指方阵的纵深。“薄中厚方”的列阵理论应为正面要小、纵深要长，以此编成军阵，必然成长方形。唯有这样宏大而纵深的军阵，才能充分显示出攻击或防守战争中的优越性。

很明显，一号坑军阵无论从哪个角度透视，都难将其整体分割开来。与一号坑不同的是，二号坑兵马俑军阵则明显地分隔成四个不同形状的军阵布局。第一个空间是由334件弩兵组成的方形集团，第二个空间为64乘轻车组成的方形队，第三个空间是由19乘重型战车和百余件随车步兵组成的长方形劲垒，第四个空间则是由6乘战车和124件骑兵组成的快速、迅疾的杀伤力量。

二号坑军阵的布局，显然是根据当时的时代背景和军事条件所决定的。当时的情况是，弩兵和骑兵尽管在战国末期特别是秦代已发展成相对独立的兵种，但在战场上却不能构成独立的军阵。尽管这时的弩兵已形成集中的兵团并排成相应的队形，做到了前后相次，射时前无立兵，队无横阵，张而复出，射而复入，更发更上，番次轮回的战斗效能，却无法做到军阵所要求的千变万化，因战局的不同而进退自如的功能。因其行动缓慢、兵器杀伤效能单调，决定了在战场上必须同其他兵种配合的特点。与此相反，骑兵尽管行动迅速、机动灵活，可惜他们手中的兵器不是枪、刀、剑、戟，而是劲弩。兵器的局限，使之不得不同样必须同其他兵种配合。由于劲弩使用不便，鞍马没有脚镫，这样的兵种假如独立成阵，其在战场上的使用结果是可想而知的。

尽管二号坑中的四个军事集团不能单独成阵，但他们一旦得以组合，就形成了一个具有强大杀伤力和攻击效能的曲形阵，这种军阵应用于战场，必将是所向披靡，威力无穷。这种多兵种配合形成强大阵容的战略思想，随着战争的发展，越来越受到军事家的重视。当冷兵器退出历史舞台，热兵器兴起之后，这种列阵思想同样渗透到现代化的战争之中，从而形成了规模更加庞大、兵种更加复杂的“立体”军阵。

既然一号俑坑和二号俑坑模拟的是两个实战的军阵，三号俑坑又作为指挥部出现，那么这三个俑坑就应是一个密不可分的军事集团。这种不同兵种的排列组合方法，是遵循什么样的军阵战略原则？

无须绞尽脑汁就会明显看出，这个大型军阵的排列，和春秋以前的阵法相比已大不相同了。周灭殷的牧野之战，只是一种单调的车步配置一线的横排方阵。双方交战时均作正面冲突，在战术思想上没有采取策略性的变化和艺术的表现。敌我双方只是靠兵器的优劣、士气的不同而决出胜负。

秦俑坑军阵布局和兵种的排列，隐现着一种随战场情况变化，而军阵和兵种配置也随之变化的迹象。执弩的前锋射击后，可随即分开居于两侧给后面的主力让路；骑兵则根据不同的敌情，以迅疾的速度冲出军阵，和步兵主力形成犄角夹击敌人。这种战术上的变化，早在春秋中期的车战中就已开始出现，到战国时期随着步兵与骑兵的兴起，这种以夹击为队形的阵法渐趋成熟。春秋时期大排面的车阵战已被这种追击、包围、正面进攻的战略战术所替代，兵法中所云的“雁行之阵”也由此形成。

秦俑军阵无疑是已趋成熟的“雁行之阵”的再现。可以想象的是，当战争一经开始，阵前的弓弩手先开弓放矢，以发挥其巨大的威力。一号坑的步兵主力乘机向前推进，二号坑的骑兵与车兵避开敌军正面，以迅猛的特长袭击敌军侧翼，一号坑步兵主力在接敌的同时将队形散开，和车骑兵种共同将敌包围，致使敌军呈困兽之状，从而达到歼灭的目的。这种战术正如孙子所言：“凡战者，以正合，以骑胜，故善出奇者，无穷如天地，不竭如江河。”一号俑坑是以传统的车兵与密集的步兵组成的庞大军阵，兵力部署相当于二号俑坑兵力的3倍，而二号俑坑则是由弩兵、骑兵、车兵组成的军阵，当二号俑坑的兵车、战马以取锐、迅疾的快速进攻战术冲入敌阵时，一号坑的大军则“无穷如天地，不竭如江河”，与敌军正面交锋，这种布阵方法，可谓大阵套小阵，大营包小营，阵中有阵，营中有营，互相勾结，又有各自摧锐致师的性能和目标。曲阵的神奇变化，迅疾勇猛；方阵的高深莫测，雄壮威武，使得这个雁行之势，攻无不克，战无不胜，所向无敌。千古一帝的秦始皇正是利用这样一支所向披靡的大军和划时代的军事战略、战术思想，以气吞日月之势血**中原，席卷天下，完成了历史赋予他的伟大使命。

雄壮的兵马俑军阵

自1974年3月西杨村农民发现第一块陶片到1977年10月，秦始皇陵兵马俑坑的8000地下大军，以磅礴的气势和威武的阵容，接受了当今人类的检阅。它的出现，如同一轮初升的太阳，使沉浸在漫漫长夜的东方古老帝国的神秘历史再度灿烂辉煌。

当新华通讯社频频发射电波，向全世界报道这一东方文明的盛况和奇迹之时，西方新闻界也不甘寂寞地发出了足以令人同样震撼的信息：

希腊通讯社报道：“1977年11月，希腊弗吉纳村发现一座巨型墓葬。据考古学家鉴定认为这座墓葬可能是2300年前亚历山大大帝的父亲、马其顿国王腓力二世的墓葬[8]……”

意大利广播公司报道：“截至1977年12月底，意大利历史名城庞贝的考古发掘工作已走过了战后30年的历程。对这座罗马时代由于火山爆发而湮没的城市，经过考古学家的科学钻探和发掘，已完全掌握了整座城市的形制和布局，许多殿宇的残骸在发掘中得以保护[9]……”

相互交映、此起彼伏的电讯，唤起了人类久远的记忆，3个最伟大的古代帝国一同步入世人的瞳眸。马其顿——罗马——中国，3颗辉煌耀目的星星又在20世纪升起。

注释：

[1]《李靖问对》一书，或称《李衡公问对》、《唐李对问录》，共三卷，世传是唐代的李靖所撰。宋朝元丰年间（公元1078—1085年），与《孙子》、《吴子》、《六韬》、《司马法》、《三略》、《尉缭子》同列为“武经七书”之一，立于官学。但后来何莲考订为它是宋人阮逸所撰，并非李靖原作，马端临《文献通考》则疑其为宋熙宁年间（公元1068—1077年）辑录的《街公兵法》。

[2]在1975年文物出版社刊行的银雀山汉简《孙膑兵法》中，《十阵》被当作一篇，列于下编之首。但该书上编十五篇，各记“孙子（指孙膑）曰”或“威王曰”；下篇十五篇，并无此等字样，不能确定为孙膑之书。故1985年文物出版社出版的《银雀山汉墓竹简》第一辑已重作调整，将原下编那十五篇自《孙膑兵法》中析出，另归入先秦“论政论兵之类”。但可以确定的，“十阵”是战国时期战斗队形编列的十种主要形式。

[3]冑，即头盔，又称首铠、兜鍪、头鍪。在秦俑坑目前出土的两千多件陶俑中，无一是戴头盔的，据考古学家推测，这可能就是史书上所谓的“科头免冑”。《史记·张仪列传》曰：“秦带甲百余万，车千乘，骑万匹，虎贲之士跿跔（跳跃）科头、贯颐（两手捧着下领），奋战（执战而怒）者，至不可胜计。”裴骃《史记集解》注曰：“科头谓不着兜着入敌。”由此可见秦国锐士“勇于公戟”的大无畏精神。

[4]铍：装有良柲（兵器的柄）的击刺兵器，去掉柲杆，形状极似短剑，杀伤力强，春秋至秦一直广泛使用，汉代以后逐渐消失，历来只知其名而罕见其物。过去出土的铍由于柲已腐朽，仅见铍首，因而常被人误认为短剑。秦俑坑山土的铍为完整实物的首次发现，铍首长约三十五厘米，一锋两刃，有格有茎，茎扁平，有孔，插于柲端并以钉固定，通长3.8米。

[5]阿里安，约公元95—175年，生于小亚细亚的尼科米底亚（Nicomedia），公元126年获罗马公民权，曾任卡帕多西亚（Cappadocia）总督、雅典执政官，职跨军事、文学两界。他的《亚历山大远征记》共七卷，详述亚历山大东征的行军作战过程和他杰出的军事指挥艺术，并介绍希腊的先进军事技术，寓论断于叙事，取材精实，对于研究欧亚古代史很有帮助，也为以后的军事历史学家提供了参考资料。

[6]本必鸿：语出银雀山汉简《十阵》，意思是后续部队必须充足宏大，源源不绝。鸿，原作，大也。《说文解字》曰：“鸟肥大也，从隹工声。或从鸟。”

[7]战惟密：语出《司马法·定爵》，意思是接战要密集，以便合力歼敌。

[8]马其顿王陵在1977年时由希腊考古学家安德罗尼科斯（Manolis Andronikos）发现并主持发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希腊考古学重大成果之一。王陵上为拱顶，有两个墓室，前小后大，未经盗掘。大墓室正中置白色大理石棺，内放一纯金长方形骨灰箱，盖上刻有马其顿王室星形王徽，箱内有以金叶及红色锦缎包裹的骨灰，并有一顶橡实与橡叶交缠图像的金制王冠。石棺前有一木床，放置铠甲、护胫、矛、盾等物，**镶配有象牙浮雕和小型象牙头像。发掘者认为其中一尊是马其顿国王腓力二世的肖像，另一年轻者为其子亚历山大大帝，并主张这座墓是腓力二世及其后妃之墓。但墓中无文字铭记，学术界对此尚有争论。

[9]庞贝位于意大利那不勒斯东南维苏威（Vesuvius）火山脚下，始建于公元前6世纪，为希腊移民城邦库美（Cumae）治下的小镇，公元前3世纪归属罗马，公元79年8月，维苏威火山大爆发，庞贝城全部埋于火山灰下。1748年3月开始发掘该城址，为欧洲近代考古的先声。1763年由所得铭文确知为古城庞贝，由于火山灰的掩埋，遗址保存完好。此后发掘、整理及修复工作陆续进行，目前古城遗址已发掘完成三分之二以上，获得丰富的绘画、雕刻、工艺品及古代建筑遗迹，为研究古罗马社会生活和历史提供了原始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