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我是带着一种恐惧开始写自己的历史的。可以说，在撩开一层如金色薄雾笼罩在我的童年生活上的幕幔时，我心中怀着因迷信而生的踌躇。撰写自传是个困难的任务。当我想梳理自己最早的印象时，我发现跨越了将往昔和今天连接起来的岁月，事实和幻想看起来十分相像。成年女人以自己的幻想描绘出了孩提时代的经历。有一些童年的印象栩栩如生地凸现出来，但是“其余的都处在牢狱的阴影之下”。此外，童年的许多欢乐和悲伤已经失去了强烈的感染，我早期教育中的许多至关重要的事件也在巨大发现的喜悦之中被忘却了。因此，为了避免单调乏味，我将尽力在一系列的描述中，只把我感到最为有趣和重要的一些经历呈现在此。

1880年6月27日我出生在阿拉巴马州北部的一个叫作土斯坎比亚的小城中。

父亲的先辈卡斯珀·凯勒是瑞士人，移民到马里兰州。我的一个瑞士先辈是苏黎世第一位教盲人的老师，写了一本关于教育他们的书—真是奇特的巧合；尽管确实贵为王者的家族中会有奴隶，贱为奴者的家族中也会有王侯。

我的祖父是卡斯珀·凯勒的儿子，他对阿拉巴马州大片公地“提出了所有权要求”，最后在那儿定居下来。家人告诉我，他每年一次骑马从土斯坎比亚到费城去购买种植园所需的物品，我的姑姑还保存着他写给家人的许多信，生动有趣地描述了他的这些旅行。

我的祖母的父亲亚历山大·摩尔是拉法耶特侯爵[ 拉法耶特侯爵（1757—1834），法国贵族，曾参加美国革命抗击英军，曾在法国政坛叱咤风云近半个世纪。]的副官之一，她的外祖父亚历山大·斯波茨伍德是弗吉尼亚早期的殖民总督。她和罗伯特·李[ 罗伯特·李（1807—1870），美国内战时期南军著名统帅。]还是表亲。

我的父亲亚瑟·凯勒是南方联军中的一个上尉，母亲凯特·亚当斯是他的第二个妻子，比他小很多岁。她的祖父本杰明·亚当斯娶了苏珊娜·古德休，在马萨诸塞州的纽伯里居住了许多年。他们的儿子查尔斯·亚当斯出生在马萨诸塞州的纽伯里波特，后来他搬到了阿肯色州的赫勒纳。内战爆发后，他为南方而战，成了准将。他和露西·海伦·艾弗雷特结婚，露西和爱德华·艾弗雷特[ 爱德华·艾弗雷特（1794—1865），美国政治家，曾为众议员、马萨诸塞州州长，并曾任哈佛大学校长、美国国务卿，1853年进入美国参议院。]及基督教神学家爱德华·艾弗雷特·海尔[ 爱德华·艾弗雷特·海尔（1822—1909），美国牧师、作家，作品大多反映社会改革及世界和平问题。]属于同一个艾弗雷特家族。内战结束后，查尔斯·亚当斯一家迁居田纳西州的孟菲斯市。

在那场夺去了我的视力和听力的疾病之前，我一直住在一所很小的房子里，只有一个四方的大房间和一个小房间，仆人睡在小房间里。在南方，人们习惯在家宅附近盖一所附属的小房子，以便偶尔使用。在内战后，我父亲就盖了这样一所房子，和我的母亲结婚后，他们就住了进去。房子爬满了青藤、攀缘蔷薇和忍冬，从花园望去像一个凉亭。黄色蔷薇和南方天门冬如一道屏障遮住了小小的门廊。蜂鸟和蜜蜂最爱流连于此。

凯勒家族居住的家宅离我们的蔷薇小舍只有几步之遥。我们的小舍叫“常春藤园”，因为房子和四周的树木及围栏都爬满了美丽的常春藤。它那老式的花园是我童年时代的天堂。

即使在我的老师到来之前的日子里，我也总会沿着方正硬挺的黄杨树篱摸索前进，在嗅觉的引导下找到初放的紫罗兰和百合花。在发了一顿脾气之后，我也是到那儿去寻找安慰，将炽热的脸埋在清凉的树叶和青草中。沉湎在那个花园中，在各处漫步，直到突然来到一条美丽的青藤前，她的叶子和花朵使我识别出这是爬满了花园尽头的凉亭的青藤。这是多么快乐啊！这里还有蔓生的铁线莲，垂悬的素馨，以及稀有的叫作蝴蝶百合的香花，她们娇嫩的花瓣形状像蝴蝶的翅膀。但是蔷薇花—她们是最美丽的。我在北方的温室中从来没有找到过像我南方家中的攀缘蔷薇这样给人以心灵满足的蔷薇花。这些蔷薇花从我们的门廊上像花彩般垂下，使空气中充满了未被任何尘世的气味玷污的清香；在清晨露水浸润后摸上去是这样柔软、这样纯洁，使我禁不住琢磨她们会不会像上帝花园里的长春花。

我生命的开始是简单的，和别的幼小的生命差不多。我来到了世上，我看到了，我征服了，家庭里的第一个孩子总是这样的。给我取名字时有着惯常的大量讨论。家里的第一个孩子不能轻易地取名，大家都强调这一点。父亲建议用他十分尊敬的一个先辈米尔德里德·坎贝尔的名字为我取名，并拒绝参加任何进一步的讨论。母亲说她的愿望是我应该以她母亲的名字命名，这样才解决了这个问题。她母亲做姑娘时的名字是海伦·艾弗雷特。但是在把我抱到教堂去的兴奋中，父亲在路上把名字给忘了，这很正常，因为名字是在他拒绝参与之下决定的。当牧师问他孩子的名字时，他只记得决定用外婆的名字给我命名，把她的名字说成了海伦·亚当斯。

我听说在我会走路之前，已经表现出许多迹象，表明我具有热切和有主意的秉性。看见别人做任何事情都坚持要学样。六个月的时候我就能尖声说出“你好”，有一天我清楚地说出“茶，茶，茶”，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即使在我生病以后，我仍记得在几个月大的时候学会的字中的一个，那就是“水”这个字，在丧失了所有其他的说话能力后，我继续发出表示这个字的某种声音。只有在学会了拼写这个字以后我才不再发出“瓦—瓦”[ 英语“水”的发音近似“瓦特尔”。]的声音。

他们告诉我，我是一周岁那天学的步。母亲刚把我从澡盆里抱出来搂坐在她怀里，我突然被在光滑的地面上闪动的、在阳光下舞动着的树叶的影子所吸引，从母亲怀里出溜下来，几乎是向影子跑了过去。冲动过后，我跌倒了，哭着要她把我抱起来搂住。

这幸福的日子没有延续多久：一个充满知更鸟和模仿鸟悦耳歌声的短暂的春季，一个有丰盛的水果和蔷薇的夏季，一个金黄深红的秋季飞速掠过，在一个渴望快乐的孩子的脚旁留下了她们的礼物。然后，在那阴郁的二月，将我的眼睛和耳朵封闭、把我投入到新生儿的无意识状态的那场疾病向我袭来。他们说是急性胃和大脑充血。医生认为我没救了。然而，一天清早，高烧突然莫名其妙地退了，和袭来时同样突然和莫名其妙。那天早上家里一片欢庆，但是连医生在内，没有人知道我将永远看不见东西也听不见声音了。

我想象自己对那场病仍旧有着混乱的记忆。尤其记得在我痛苦不安的“清醒”时刻，母亲努力抚慰我的那份慈爱温柔；以及当我在半睡眠状态下辗转反侧后醒来，把脸面向墙壁，让干热的眼睛避开我一度如此喜爱的亮光，如今视力一天不如一天，我也因为视线的昏暗而感到苦痛和困惑。但是除了这些一闪而过的记忆之外—如里它们确实是记忆的话—一切都显得十分虚幻，犹如一场噩梦。逐渐，我习惯了包围着我的死寂和黑暗，忘记了我还有过和常人相同的时候，直到她—我的老师—的到来，她将要放飞我的灵魂。在我生命的头十九个月里，我瞥见过宽阔的绿色田野、光亮的天空、树木和花朵。这些是后来的黑暗不可能完全抹掉的。我们一旦看到了，“那胜利的一日就属于我们了，还有那一日所显示出的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