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八章

1896年10月我进入了剑桥青年女子学校，为以后到拉德克里夫学院[ 哈佛大学招收本科生的学院之一。]学习接受预备教育。

当我还是个小姑娘的时候，我参观过韦尔斯利，我宣称：“有朝一日我要上大学—我要上的是哈佛！”这话使朋友们十分惊奇。当人们问我为什么不上韦尔斯利的时候，我回答说因为那儿只有女生。要上大学的想法在我心里生了根，成了真切的渴望，激励我面对许多真正的、明智的朋友的强烈反对，和视力听力正常的女孩子去竞争学位。我离开纽约的时候，这个想法已经成了确切的目标，当时我被认为应该到剑桥学校去。这是为了上哈佛，是实现我幼年的声明最接近的做法。

在剑桥学校上学的计划是：让沙利文小姐和我一起上课，给我解释老师所讲的一切。

我的老师们当然只有教正常学生的经验，我和他们交谈的唯一方式是唇读。第一年学习的课程是英国历史、英国文学、德语、拉丁语、算术、拉丁语作文以及一些临时题材。在那之前，我从来没有为准备上大学而学习过某个课程；但是沙利文小姐在英国文学方面给了我很好的训练，老师们不久就看出在这门课程上我不需要特别的教导，只要对大学指定的作品进行评论分析就可以了。此外，我在法语上有一个良好的开端，又学过六个月拉丁语；不过我最熟悉的科目是德语。

然而，尽管有着这些有利条件，在我学习的进展上仍存在严重的障碍。沙利文小姐不可能在我的手心里拼写出书里要求的一切，而把教材及时做成凸体盲文以便我使用则是极端困难的，尽管我在伦敦和费城的朋友愿意加速这项工作。有一段时间，我甚至不得不用盲文抄写拉丁语教材，以便和别的女孩子一起朗诵。我的老师们很快就能足够地理解我有缺点的说话方式，乐意回答我的问题和纠正我的错误。我不能在课堂上记笔记或做练习，但是我用打字机在家里写所有的作文和翻译练习。

沙利文小姐每天和我一起去上课，以无限的耐心把老师讲的一切往我的手心里拼写。在自习时间，她得为我查生词，给我一遍又一遍地读笔记和没有盲文版的书籍。这份工作之单调乏味是难以形容的。我的德语老师格罗特小姐和校长基尔曼先生是学校里仅有的两位学会了用手语字母给我上课的老师。格罗特小姐比任何人都更多地意识到她自己的拼写是多么慢而不足，但是出于好心，她还是在一周两次专门给我上课的时候，费劲地往我的手心里拼写授课内容，好让沙利文小姐休息一下。虽然大家都很和蔼，愿意帮助我们，却仍然只有一只手才能够把乏味的苦差变成一种愉快。

那年我学完了算术，复习了拉丁语法，读了三章恺撒的《高卢战纪》。在德语方面，我部分用自己的手指，部分在沙利文小姐的帮助下读了席勒的《大钟歌》和《潜水员》，海涅[ 海因里希·海涅（1797—1856），德国诗人。]的《哈茨山游记》，弗赖塔格[ 古斯塔夫·弗赖塔格（1816—1895），德国作家。]的《来自弗雷德里希大帝的国度》，里尔[ 威廉·海因里希·里尔（1823—187？），德国历史学家。]的《美丽的咒语》，莱辛[ 莱辛（1729—1781），德国第一位不朽的戏剧家。]的《巴海姆的米娜小姐》以及歌德的《我的生活》。我非常喜欢读这些德文书，特别是席勒出色的抒情作品、描写腓特烈大帝[ 腓特烈二世（1712—1786），普鲁士国王。后世尊称其为腓特烈大帝。]的壮丽功勋的历史以及有关歌德生平的记叙。看完《哈茨山游记》时我觉得很遗憾，书里充满了生花妙语，还有对种满葡萄的小山的迷人描写，阳光下微波**漾水声潺潺的小溪，以及在传统信仰和民间传说中被视为神圣的荒凉地域，一个早已消失的虚构时代的白发苍苍的姐妹—这样的描写只可能出自认为大自然是“一种感觉，爱和渴望”的人之手。

基尔曼先生教了我几个月英国文学。我们一起读了《皆大欢喜》[ 莎士比亚的喜剧，写于1599—1600年。]，伯克[ 埃德蒙·伯克（1729—1797），英国政治家，维护议会政治，主张对北美殖民地实行自由和解的政策。]的《论与北美殖民地和解的讲话》，以及麦考莱[ 麦考莱（1800—1859），英国政治家，历史学家。]的《塞缪尔·约翰逊[ 塞缪尔·约翰逊（1709—1784），英国诗人，评论家、散文家和词典编写者。]传》。基尔曼先生在历史和文学上的开明观点和他的机敏解释使得我的学习容易和愉快得多—如果我只是机械地读注释，加上课堂上老师所做的必要的简短的解释，是不可能学得这样容易和愉快的。

伯克的讲话是我读过的政治题材作品中最有启发性的一本。我的思想和那个轰轰烈烈的时代一起激动，身上体现了两个斗争中的国家的生活的人物似乎就在我的眼前移动。当伯克高超的讲演雄辩有力地向前滚滚涌流之时，我越来越感到奇怪，国王乔治和他的大臣们怎么能够对他做出的预言—“我们的胜利和他们的耻辱”的警告充耳不闻。然后我读到关于这位伟大的政治家和他的政党以及和下议院议员间关系的令人沮丧的细节。我心里想，这样宝贵的真理和智慧的种子居然会落入无知的毒草丛中，这是多么奇怪的事情啊。

在不同的方面麦考莱的《塞缪尔·约翰逊传》也是一本有趣的书。我的心对这个在潦倒文人聚居处遭受痛苦折磨的孤独的人充满了同情，然而，在身心的极度痛苦和辛劳中，他对贫穷和受鄙视的人仍是言语亲切，施以援手。我为他所有的成就感到高兴，闭眼不看他的缺点，不是对他有这些缺点感到惊异，而是为它们没有压垮他的灵魂或阻碍其发展而感到惊异。尽管麦考莱才华出众，以及他具有使司空见惯的事物显得新鲜生动的本事，他过于武断的态度有时也使我厌烦，他经常为了效果而牺牲真实性的做法也使我总是保持一种疑问的态度，和我在倾听大不列颠的德摩斯梯尼[ 德摩斯梯尼（公元前384—前322），古希腊政治家，伟大的雄辩家。]时的崇敬态度非常不同。

在剑桥学校，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和同龄的视听正常的女孩子在一起时，我感到快乐。我和几个女孩子住在和学校相连的一所房子里，是豪厄尔斯先生曾经住过的房子，在那里我们都能够享受到家庭生活一般的便利。许多游戏我都和她们一起做，甚至包括捉迷藏和在雪地里嬉戏。我和她们一起长距离散步，讨论功课，朗读我们感兴趣的东西。有些女孩子学会了和我交谈，这样沙利文小姐就用不着重复她们的话了。

圣诞节的时候，妈妈和小妹妹来和我一起过节，基尔曼先生好心地提出来让米尔德里德在他的学校里学习。这样，米尔德里德和我一起待在剑桥，在快乐的六个月的时间里我们几乎从不分离。回忆起我们一起试过的在学习上相互帮助，一起玩耍的时刻，我感到十分幸福。

从1897年6月29日到7月3日，我参加了报考拉德克里夫学院的预试。我自报的考试科目是基础和高级德语、法语、拉丁语、英语和希腊罗马历史，考试时间一共九个小时。考试全部通过，德语和英语得了“优”。

也许有必要在这里解释一下我参加考试的时候通用的考试方法。学校要求学生通过十六个小时的考试，十二个小时考基础课程，四个小时考高级课程。学生一次要有五个小时的考试得到通过才能算数。哈佛在九点钟的时候发试题，由特使送到拉德克里夫学院。每一个考生不是按名字而是按号码进行辨认。我是233号，但是因为我不得不使用打字机，所以我的身份无法隐瞒。

他们认为我应该独自在一个房间里进行考试，因为打字机的声响可能影响别的女孩。基尔曼先生用手语字母把试卷读给我，门口安置了一个人守卫，以免有人打扰。

第一天我考了德语。基尔曼先生坐在我旁边先把试卷通读了一遍，然后又一句一句地读，同时我大声重复那些字，以保证我完全听懂了他念的东西。试题很难，当我在打字机上写出答案的时候，心里很担心。基尔曼先生把我写好的答案拼写给我，我再进行我认为必需的修改，由他代我添加到该添加的地方。在此我想要说，在此后的任何考试中，我再也没有享受过这样的有利条件。在拉德克里夫学院，答完试卷后没有人给我读一遍，我没有机会改正错误，除非我提前答完了试卷。在这种情况下，我只能把在这几分钟的时间里能够回忆得起来的错误在试卷最后加以改正。我在预试中成绩比最后考试时好，有两个原因：首先，在最后考试的时候没有人把我所写的答案念给我听；其次，在预试时我自报的科目中有一些是到剑桥学校之前就比较熟悉的，因为在学年开始的时候我已经通过了英语、历史、法语和德语的考试，是基尔曼先生用哈佛以前的试卷给我考的。

基尔曼先生把我的笔头答案送到了考官手里，附带一份证明，说回答这份考卷的是我，第233号考生。

其余所有的预试都是在同样情况下进行的。没有哪一次像第一次那么困难。我记得发给我们拉丁文试卷那一天，希林教授进来通知我，说我令人满意地通过了德语考试。这给了我很大的鼓舞，我怀着轻快的心情以镇定的手迅速地到达了考验的尽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