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我童年晴朗的天空中唯一的阴云笼罩了1892年的冬天，欢乐离开了我的心灵，在很长很长的时间里我生活在怀疑、焦虑和恐惧之中。书籍对我的魅力消失了，即使在今天，想到那些可怕的日子仍然使我心里发冷。问题的根源是我写的一篇题为“冰霜王”的小故事，我寄给了珀金斯盲人学院的阿纳诺斯先生。为了讲清楚这件事，我必须把与此有关的事实摆出来，出于对老师和我自己的公正，我需要这样做。

我是在学会了说话以后的那个秋天，在家里写的这个故事。我们在费恩采石场待的时间比过去长。当我们在那里的时候，沙利文小姐向我形容了秋叶的美丽，她的描述似乎引起了我对一个故事的记忆，想必是有人给我读过这个故事，而我无意识地记住了它。于是我认为自己是在像小孩子所说的那样“编故事”，便急切地坐下来，在这个念头被遗忘之前把它写下来。我的思想毫不费劲地流淌出来，在写故事的过程中有种快乐感。字词和比喻轻快地涌向我的手指尖，随着我想出一个又一个句子，我把它们写在盲文书写板上。现在，如果字词和比喻不费劲地出现在我的脑子里，就是一个相当确定的迹象，说明它们不是我自己头脑的产物，而是我要遗憾地打发掉的弃物。但在那个时候，我急切地吸收读到的任何东西，根本没有想到作品的作者问题。即使是现在，我仍然不能十分肯定地指出我自己的想法和我在书中读到的想法之间的界限。

故事写好以后我读给老师听了，我现在还生动地记得自己对写得比较好的段落感到的愉快，以及被打断纠正某个字的发音时的不快。晚餐时我又把故事给聚集在一起的家人读了。我能够写得这么好，他们很是惊异。有人问我是不是从书里读来的。

这个问题使我十分惊奇，因为我根本不记得有人给我读过这个故事。我大声说：“啊，不是的，是我写的故事，我是为阿纳诺斯先生写的。”

于是我把故事抄写好，寄给了他作为他的生日礼物。有人建议我应该把标题“秋叶”改为“冰霜王”，我照办了。我亲自把这个小小的故事拿到邮局去，感觉像腾云般洋洋得意。我连做梦也没有想到，为了这个生日礼物，我会付出多么残酷的代价。

阿纳诺斯先生十分喜欢“冰霜王”，在珀金斯学院的一份报道中登了出来。这是我幸福的顶点，但不久即将从上面重重地摔到地上。我刚到波士顿不久，有人发现，一篇和“冰霜王”类似的、玛格丽特·坎贝小姐写的题为“冰霜仙子”的故事在我出生之前就已经出现在一本名为《伯迪和他的朋友们》的作品里了。这两篇故事在思想和语言上是如此相似，显然坎贝小姐的故事有人曾读给我听过，而我的故事是—抄袭。让我明白这一点很困难，但是我一旦明白了以后，我又惊愕又难过。没有哪个孩子遭遇过比我更深的痛苦了。我给自己带来了耻辱，使我最爱的人们蒙受猜疑。可是，这件事怎么可能发生呢？我搜索枯肠，直到厌烦了回忆在我写“冰霜王”之前所读过的任何有关冰霜的东西；但是除了一般性地提到杰克·弗罗斯特[ “弗罗斯特”英文为“冰霜”之意。]和一首儿童诗“冰霜怪人”之外，我什么也记不起来，而我知道自己在写故事的时候没有利用这首诗。

最初，阿纳诺斯先生虽然非常忧虑，似乎还是相信我的。他对我分外亲切和善，在一小段时间里阴影消失了。为了让他高兴，我尽量不要难过；在得到这一伤心的消息后不久是华盛顿的生日庆祝活动，我尽可能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去参加。

我应该穿戴盲女孩给我的一种化装成谷物和耕作女神刻瑞斯的面具和衣服。我是多么清楚地记得裹在我身上的优美的打着褶的服装、盘绕在我头上鲜艳的秋叶花冠以及在我脚旁和手中的水果和谷物，以及掩盖在化装舞会的欢乐下面的、使我的心备感沉重的即将到来的不幸的压抑感。

庆祝会的前一天晚上，学院的一个老师问了我一个和“冰霜王”有关的问题，我告诉她沙利文小姐曾和我谈到过杰克·弗罗斯特和他精彩的作品。我说的什么东西使她认为她在我的话里察觉到，我承认记得坎贝小姐的故事“冰霜仙子”，她把自己得出的结论告诉了阿纳诺斯先生，尽管我十分强调地对她说她弄错了。

对我十分慈爱的阿纳诺斯先生认为他受骗了，不听我充满了爱心的对自己无辜的辩护。他相信或者至少是怀疑沙利文小姐和我故意剽窃了别人的好想法，强加于他以获取他的赞美。我被带到由学院的官员和老师组成的调查庭上，他们让沙利文小姐离开我，然后对我进行了询问和盘问，我感到这些仲裁人似乎决心要强迫我承认记得有人给我读过“冰霜仙子”。在每一个问题中我都感觉得到他们心里的疑惑和怀疑，我也感到一个我敬爱的朋友在责备地看着我，虽然我不能把这一切用言语表达出来。血液挤压着我怦怦狂跳的心脏，我除了发出单音节词外什么也说不出来。就连意识到这只不过是个可怕的错误也没有减轻我的痛苦。当终于允许我离开那个房间时，我仍然处于茫然之中，没有注意到老师的爱抚，也没有注意到朋友们亲切的话语，他们说我是个勇敢的小姑娘，他们为我感到骄傲。

那天夜里我躺在**哭了，希望不要有什么孩子哭得像我那样。我觉得非常冷，料想自己黎明前会死去，这个念头使我感到安慰。我想，如果这份悲痛出现在我长大一些以后，定会彻底挫伤我的锐气，但是忘却的天使把那些日子的大半痛苦和全部辛酸都拾拢起来带走了。

沙利文小姐从来没有听说过“冰霜仙子”或发表“冰霜仙子”的那本书。在亚历山大·格雷厄姆·贝尔博士的帮助下，她仔细地调查了这件事，终于发现原来在1888年时，索菲亚·霍普金斯太太有一本坎贝小姐的《伯迪和他的朋友们》，那是我们在布鲁斯特她家度夏的那一年。霍普金斯太太已经找不到她的这本书了，但是她告诉我那年当沙利文小姐离开去度假的时候，她试图给我读各种书来消遣，尽管她和我一样不记得读了“冰霜仙子”，然而她觉得读过的书里肯定有《伯迪和他的朋友们》。她解释这本书之所以找不到了，是因为她不久前卖掉了那所房子，处理了许多青少年读物，如旧课本和童话故事，说不定《伯迪和他的朋友们》就在其中。

那个时候，故事对我几乎很少或没有什么意义，但是仅仅是拼写那些陌生的字就足以给一个几乎无法自娱的小孩子带来乐趣了。尽管和阅读这些故事有关的情况我一点也回忆不起来了，但是我情不自禁地想到自己做出了很大的努力来记住里面的字，目的是等老师回来以后要她给我解释它们的意义。有一件事是肯定的。书里的语言不可磨灭地印在了我的脑子里，虽然在很长的时间里没有人、尤其是我自己知道这一点。

沙利文小姐回来以后，我没有对她讲过“冰霜仙子”，也许是因为她立刻就开始给我读《方特勒罗伊小爵爷》，故事占据了我的脑海，别的什么都不想了。但是事实仍然是，有人曾经给我读过的坎贝小姐的故事，在我久已将它忘记了的时候，它是这样自然地回到了我的脑子里，以致我根本没有怀疑它是另一个头脑的产物。

在我不幸的时候，我收到了许多表达爱和同情的信息。所有我最爱的朋友和我的友谊一直保持到今天。

坎贝小姐本人亲切地写信给我，说“有朝一日你会写出出自你自己脑海的伟大故事，它会给许多人以安慰和帮助”。但是这个友好的预言没有实现。我不再纯粹为了乐趣而玩弄辞藻。确实，从那以后，害怕写出的东西不是自己的这个恐惧始终折磨着我。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当我写信的时候，即使是给母亲写信，突然而来的恐惧感也会袭上心头，我会一再重复地写那些句子，以确信我没有在书中读到过它们。如果不是沙利文小姐坚持不懈的鼓励，我想自己会彻底放弃写东西的努力的。

后来我读了“冰霜仙子”，还读了我写的借用过坎贝小姐其他概念的信。在其中的一封于1891年9月12日写给阿纳诺斯先生的信上，我发现了和那本书里完全一样的语言和感情。在我写“冰霜王”和这封信的时候，和其他许多别的信一样，里面的用语表明坎贝小姐的故事充溢在我的头脑之中。我用来表现老师对我说到金色的秋叶时的语言，“是的，它们非常美，足以在夏的逝去中给我们以安慰”—这个想法就是直接出自坎贝小姐的故事。

吸收我喜欢的并将它们作为自己的东西再表现出来，这个习惯在我最初的通信和试图写作的过程中常常反映出来。在我写的一篇关于希腊和意大利古城的作文中，我的栩栩如生的描绘是从已经忘记的出处中稍加变化借用来的。我知道阿纳诺斯先生非常热爱中世纪前的古代文明，以及他对有关希腊和意大利的一切美好的思想感情的热情赞赏，因此我从所读的书中收集每一点我认为会带给他快乐的诗歌或历史。阿纳诺斯先生在谈到我写的那篇古城的文章时说：“这些想法本质上极富诗意。”但是我不明白他怎么会认为一个十一岁的盲聋孩子能够自己创造出这一切来。然而我也不能想象，因为思想不是出自于我，于是我的小文章就没有了任何可以关注之处。它向我表明我能够用清晰和栩栩如生的语言表达出我对美的欣赏和具有诗意的想象。

那些早期的文章是智力训练。和所有年轻缺乏经验的人学习时一样，我是通过吸收和模仿，学会了用文字来表现思想的。我把在书中发现的一切喜欢的东西都有意无意地保存在记忆之中，并为自己所用。正如史蒂文森[ 罗伯特·路易斯·史蒂文森（1850—1894），英国作家，19世纪末新浪漫主义的代表，主要作品有《金银岛》《化身博士》等。]所说，青年作家本能地试图仿效任何似乎最令人钦佩的东西，而且他惊人地反复无常地改变钦佩对象。即使是伟大的作家，也只是在这样做了多年以后，才学会了统领纷乱地涌入头脑的每一条偏僻小径中的文字大军。

我恐怕自己还没有完成这一个过程。我肯定不能总是把自己的思想和我读到的思想区别开来，因为我读的东西成了我思想的要素和构成部分。因而我写的几乎所有东西都很像我刚开始学习缝纫时所缝制的碎布拼缝品，这种拼缝品是由各种小片组成的—漂亮的丝绸和天鹅绒的小碎块；但是占主要地位的是手感不好的粗布片。同样，我的文章也是由我自己的不成熟的想法构成的，里面镶嵌着我读过的作家的比较好的想法和比较成熟的见解。我感到写作的巨大困难似乎是，当我们其实只不过是受一大堆本能倾向左右的人时，我们要用受过教育的头脑中的语言表达我们混乱的看法，那些半是感情半是思想的东西。试图写作很像试图拼七巧板，我们心目中有一个图形，我们希望用文字将它表现出来；但是留的空里放不下文字，或者是能够放得下，但是却和图形不相配。可是我们不断试下去，因为我们知道别人曾经拼成功过，而且我们不愿意承认失败。

“除非天生如此，否则没有别的办法能够成为具有独创能力的人。”史蒂文森说，尽管我不一定具有独创能力，却希望自己有朝一日能够不再写模拟性的、像假发一样不属于自己的文章。那时候，也许我自己的思想和经历会浮出水面。与此同时，我相信、希望并坚持不懈，尽量不让“冰霜王”事件的痛苦记忆妨碍我的努力。

因此，这个悲痛的经历可能对我是有好处的，使我开始考虑写作上的一些问题。我唯一的遗憾是，它使我失去了一个最亲爱的朋友阿纳诺斯先生。

《我的人生故事》在《女性家庭杂志》上刊登以后，阿纳诺斯先生在给梅西先生的信中做出声明，说在“冰霜王”事件期间，他相信我是无辜的。他说我被带上去的那个调查庭一共由八个人组成：四位盲人，四位非盲人。他说八个人中有四个认为我知道给我读过坎贝小姐的故事，其余的人不这样认为。阿纳诺斯先生说明他投票时站在相信我的人这一方。

但是，不论当时情况如何，不论他站在哪一方投的票，当我走进那间阿纳诺斯先生曾经如此经常地把我抱坐在他膝头、忘记自己一切操心的事情和我嬉戏的房间，在那里发现人们对我似乎存在着怀疑的时候，我感到那儿的气氛里有着某种敌视和威胁性的东西，而此后发生的事件证明了我的这个感觉是对的。在两年的时间里，他似乎一直相信沙利文小姐和我是无辜的。然后显然他收回了有利于我们的判断，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我也不知道调查的细节。我甚至连没有和我说话的“调查庭”成员的名字都不知道。我激动得什么也没有注意到，害怕得不敢提问题。实际上，我几乎无法去想自己在说什么，或人家在对我说什么。

我在此叙述了“冰霜王”事件，因为它在我的生活和教育中很重要。为了不产生误解，我把我心目中认为的所有的事实都摆了出来，没有为自己辩护或指责任何人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