削藩之举

建文帝即位开始，就按照齐泰、黄子澄的建议，首先从周王开刀，陆续削夺了数位藩王。对燕王虽未公开削除王号，但也采取了很多防范措施。

建文帝一即位就找黄子澄密议： “先生还记得往日在东角门说过的话吗?”黄子澄顿首回答： “不敢忘。”黄子澄当然知道是指削藩的事。他原是建文帝的父亲朱标的伴读，关系密切，建文帝一直把他当作自己的心腹。他原任太常寺卿，建文帝即位后又让他兼翰林学士，这就可以更方便地参与密议。

黄子澄领会了建文帝的意图，回来就找兵部尚书齐泰商议。二人都是洪武十八年(1385)进士，相处甚洽。建文帝平时也很器重齐泰，即位后让他和黄子澄“同参国政”。他们二人对建文帝也都尽心辅佐，在削藩问题上也见解一致，因而成为建文帝削藩的得力干将。

根据齐泰的提议，应该先削夺燕王。在齐泰看来，燕王最强，威胁也最大，把最强的削了，其他诸王也就好办了。但黄子澄却持不同意见，他说： “不能这样，周、齐、湘、代、岷诸王，在先帝在时就有很多不法的事，削之有名。今要削藩，应先从周王开始。周王是燕王的同母兄弟，削了周王就等于剪除了燕王的手足。”他们二人商议好以后，第二天就报告了建文帝。于是，建文帝削藩就先从周王身上开了刀。

周王朱梯是朱元璋的第五子，生于至正二十一年(1361)。他最初被封为吴王，因朱元璋称帝前即称吴王，所以又改封他为周王，洪武十四年(1381)就藩开封。他是个不安本分之人，洪武二十二年(1389)竟擅自离开王府，到了凤阳。

朱元璋听了很生气，准备将他徙往云南，后改变主意，把他留在京师，让他的长子掌管王府事，两年后才让他归藩。“(朱)棣时有异谋，长史王翰数谏不纳，佯狂去。”这里的所谓“异谋”,显然是指想夺取皇位的事。周王也是个颇有才干的人，有这种野心并不奇怪。

王翰劝谏他数次，他都不听，致使王翰佯狂而去，可见他的这种“异谋”已有相当表现。建文帝即位后，不是别人，而是他的次子朱有告了他的状。

儿子告发父亲，在一般百姓中也很少见，但在明朝历代藩王中，此类事时有所闻。在王位继承上发生了矛盾，他们就相互到朝廷告状。朱有告发他的父亲周王“谋逆”,肯定不是出自什么“大义”,而是由继承上的矛盾所致。

朱有的告发实在太及时了，这促使建文帝马上接受了齐泰、黄子澄的建议，首削周王。建文帝命李景隆率兵北上巡边，路过开封，突然将周王府包围，将周王逮系，送往京师。建文帝将周王流放到云南蒙化，周王的几个儿子也都分别被徙往别处。不久，建文帝又将周王及诸子召回，禁锢于京师。

起初，将周王逮系京师后，建文帝还把周王的罪状写成敕书，送给诸藩王议罪，实际上也是对诸藩王的警告。燕王见到敕书后很吃惊，朝廷真的动手了，第一个被削除的竟是和自己最亲近的同母兄弟，下一个目标可能就是自己了。

周王朱榭的被废，开了个先例，即以前人们把诸藩王看得很尊贵，即使有些豹房勇士铜牌正面不法行为，人们也不敢告发。现在好了，藩王也可以被废掉，还被关了起来，没什么神圣不可侵犯的了。于是，告发藩王的奏书纷至沓来。一方面的原因是，这些藩王确实多有不法行为；另一方面的原因是，告密之门一开，有些人想借以立功受奖。

接着被废的是湘王朱柏。他是朱元璋的第十二子，就藩荆州，是个颇有文武才能的人物。建文元年(1399)年初，有人告发他谋反。建文帝派使臣前往讯问，朱柏很害怕， “无以自明，阖宫自焚”。看来他确有觊觎皇位的事。

齐王朱樽是朱元璋的第七子，就藩在青州。他是个骄悍的武夫， “性凶暴，多行不法”。有人告发他谋叛，被召至京师，削除王爵，废为庶人，和周王关在一起。

和齐王被废的同时，代王朱桂也被废。他是朱元璋的第十三子，就藩大同。他性情也很暴虐，被人告发， “以罪废为庶人”。西平侯沐晟上书建文帝，揭发岷王诸不法行为。建文元年六月，岷王朱梗也被废。他是朱

元璋的第十八子，就藩岷州(今甘肃岷县)。

建文帝即位后的一年内，接连废黜了五个藩王，好像还颇有点气魄。岂不知他恰巧犯了一个根本性的错误。因为藩王中最强的是燕王，他所要对付的主要目标也是燕王，但对燕王没采取什么行动，却把矛头对准了几个无足轻重的藩王。这不但不能说明建文帝有气魄，反而说明他气魄不足，且策略不当。他错过了最佳时机，给燕王留下了充分准备的时间。

对于削藩，朝廷中存在着不同意见，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削藩政策的推行。从大处来看，这类不同意见可分为三种：一种是严厉的削藩派；二是曲线削藩派；三是睦亲派，反对削藩。

严厉削藩派以齐泰、黄子澄为首。削藩的诏书大都出自方孝孺之手，可见他也是个削藩派。这些人头脑比较清醒，深知封藩之害，为了使国家长治久安必须削藩。他们是一帮文人，虽受到建文帝的信任和倚重，但处理像削藩这类事并非其所长，因而往往举措失当。

曲线削藩派以杨巍和卓敬为代表。他们也认识到了封藩的危害，但不主张严厉削除，而主张采用比较温和的办法，逐渐削弱藩王的势力和影响。例如高巍，他主张应像汉代主父偃的办法那样，实行“推恩”。

高巍的这个建议比主父堰更前进了一步。主父偃的“推恩策”,是在原封国的土地上，除嫡长子继承外，其他诸子也都要继承一部分，郡王数目越来越多，力量则越来越小。高巍的这个建议还要易地而封，南方的藩王子弟封到北方，北方的藩王子弟封到南方。这对削弱藩王势力应该说更有力。建文帝看到高巍的奏书以后，认为说得有道理，但还没来得及实施，燕王就已经起兵了。

户部侍郎卓敬曾向建文帝提出建议将燕王徙封到南昌。这样，既维护了亲亲之谊，又削弱了他的力量。应该说，这在当时是一个切实可行的措施。建文帝见奏后，虽也召来卓敬商议了一番，但不知为什么未能实行。倘若真的实行了这个办法，燕王也不好反对，历史可能完全是另一个样子。

御史都新则建议建文帝，对诸藩王不能削，而只能恩遇。否则的话，这是在逼他们造反。

持这种看法的在朝廷中不乏其人，但这些建议虽未被建文帝采纳，但也会对他的削藩行动产生影响。

建文帝五月即位，八月就废削了周王，第二年四月开始，又一连废削了四个藩王。这期间要说对燕王没有任何提防也不对，只是没公开将燕王废削，对他还是采取了一些防范措施的。

当燕王为周王说情的奏书送来以后，建文帝“观之戚然”,看来颇受感动，想就此罢手。他还把燕王的奏书交给齐泰、黄子澄二人看，认为“事莫若且止”。齐泰、黄子澄二人回去后密议，认为建文帝有“妇人之仁”,削藩的事绝不能就此停止。

第二天，他们二人又劝说建文帝，认为燕王最为可虑， “失今不图，后愧无及”。建文帝犹豫不决，只是派人到燕王府去侦查，结果却“无所得”,没抓住燕王有罪的把柄。燕王虽然时刻都在觊觎着皇位，在周王被废后更加紧了准备，但做得比较隐蔽，让人看不出破绽。这也正是燕王不同于其他几个藩王的高明之处。

在这种情况下，建文帝君臣就只好对燕王采取一些防范措施了。齐泰建议，北边的蒙元势力近来有南下的迹象，并接到了这样的迹报，应以防边为名，调拨军队驻守开平(今内蒙古自治区多伦县)。

开平是元朝的上都，元朝皇帝还不时到那里住上一段时间，是个军事要地。调一支可靠的军队到那里驻守，既可以抵御蒙元势力，也可以牵制燕王。因为北边有敌情，建文帝还按照齐泰的建议，将燕王护卫中的精锐全部调出，到开平驻守，其目的显然是为了削弱燕王。除此之外，建文帝还命谢贵为北平都指挥使，掌管北平军事；命张为北平布政使，掌管行政。他们对建文帝都很忠心，实际上就是让他们把北平控制起来。他们还有秘密“觇察王府动静”的使命。

四个月以后，按照齐泰、黄子澄的建议，建文帝作了一番非常周密的部署。建文元年(1399)三月，命都督宋忠调沿边各卫马步兵三万，驻守开平，燕王部下的精锐都转到宋忠麾下。在燕王部下，关童指挥着一支蒙古骑兵，十分精悍。建文帝便将关童等人调入南京，其所属骑兵转归宋忠指挥。

另外，又调属于北平的永清左卫官军驻守彰德，永清右卫官驻守顺德，并命都督徐凯练兵临清，都督耿练兵山海关。这样一来，一些将领率大军驻守在北平周围，张员和谢贵在北平城内控制燕王，而燕王部下的精锐又多被调出，这种部署不可谓不严密了。在建文帝看来，即使燕王举兵反叛，也可以一举将其擒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