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课 英国皇家空军的发展

大学名言

不要想太多,尤其是负面的想法,定时清除消极思想。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英国拥有世界上规模最庞大的空军,它由293532名官兵和22000架飞机组成,但是到了一年之后它就缩编成只有31500名官兵和371架飞机。当陆军和海军吸收飞机和飞行人员来重建它们自己的空中力量时,只有特伦查德爵士和他的军官们的决定才使空军免遭完全解散的命运。特伦查德很聪明地建立了一支由精英组成的小规模的空军部队,而空军以后的发展将围绕这个核心展开。因此,空军在建设训练设施上花了大力气,包括设在克伦威尔的皇家空军学校,以便训练那些能够长期服役的军官,这些人将是未来的指挥力量;而设在霍尔顿的技术训练学校则训练新加入空军的人员;中央飞行学校训练飞行教官,并负责制定各项标准。皇家空军从一开始就有一套深思熟虑的训练一支骨干力量的方案,个人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接受较为宽松的训练,与任何其他空军部队给予个人的训练相比较,这套措施都是出色的。

特伦查德并没有只在中队中安排长期服役的职业飞行员,他大量招收那些被称为“短服役期”的军官,他们在皇家空军的正规军中服役的时间不会超过5年,随后他们还会接受预备役训练,以便当危机爆发时,经过简单快速的训练,他们原有的知识和技术就能获得更新,并重新开始执行任务。特伦查德还强调创建一支辅助的空军部队,让这支部队的一线飞行中队使用最近刚从正规军退役的飞机。辅助部队会以一些全职的正规部队为核心,但是它的主体是那些充满热情的兼职人员,其中有一些曾经是“短服役期”人员。

特伦查德预见到,这些辅助部队在危机爆发时能够提供具有相当高的主观能动性的补充力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最初的几年中,辅助部队以自己的记录证明了他们的忠诚。此外,特伦查德还力争建立大学飞行中队,组建招收由牛津、剑桥和伦敦各大学毕业生组成的飞行学校,目的是在将来可能成为公务人员或政府工作人员的毕业生中发展空中力量的支持者,并鼓励毕业生们将皇家空军当作一种职业。

最初,辅助部队和大学中队被视为一种昂贵的、奢华的事物,直到20世纪30年代中期才建立起来。皇家空军花了几年时间来明确自己的任务,它自己也随着需要面对的新的职责而不断发展。部队最初的职责主要是监督和执行欧洲大陆的停战和殖民地政策等,并且也是为完成这些职责而组建的。在最初的几年,国内的防御尤其被忽略,特别是在“为结束所有战争而进行的战争”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法国保留了大规模的轰炸机和战斗机(每种300架)部队,而皇家空军只有大约40架飞机构筑成国内防御力量,它们被编成3个中队,相比之下皇家空军的力量实在有些单薄。

1922年,决定做出,将成立一支伦敦空军部队,它由14个轰炸机中队和9个战斗机中队组成(大约有266架飞机),轰炸机占有如此高的比例,反映出特伦查德是正统的认为“进攻是最好的防御方式”学说的信奉者。1923年,政府接受了"用于国内防御的空军"应该扩充到52个中队的建议,可是保守党首相几乎立即委派埃里克·哥迪斯爵士负责削减国防开支的工作。受当时盛行的和平主义和裁军浪潮的影响,这是一项迎合公众口味的任务。政府提出一种“十年法则”,推测德国会严格遵守《凡尔赛和约》的条款,因此,至少10年之内不会有爆发战争的危险。

1928年,在特伦查德能够开始重新实施他的扩建项目前,他还获得批准组建一支由394架轰炸机和204架战斗机组成的部队。尽管如此,这项计划却依然无法按照既定的时间表进行,要到1935年或1936年才可能实现,拉姆齐·麦克唐纳的第二次劳动力管理将计划延误(它为时间表添加了两年时间),随后,在1932年,由于“国联”召开的裁军会议达成“停止军备扩充”的共识,使这个计划被无限期推迟。

不过,与此同时,从1925年开始,现有的部队在大不列颠空军防御部队(ADGB)的构架下进行了认真的重组。在ADGB中,3个所谓的“轰炸区域”中又增加了一个“战斗区域”,后者控制所有战斗机和战斗机机场。由于将主要威胁依然预设为来自法国,因此特伦查德建立了一条由战斗机机场组成的防御带,它们从威尔特郡的戴维斯一直延伸到剑桥,成曲线状围绕伦敦,而且基本上与海岸线平行。

这条防御带有8个24.1千米(15英里)宽的“分区”,每个分区部署一个战斗机中队,另外在伦敦的南部和东南部还有两个分区,每个分区部署两个战斗机中队。除了这些部署外,还有3个战斗机作战单位部署在沿海的机场,当敌机到达防御带之前以及撤离防御带时,这3个战斗机作战单位都会出击攻击敌人(与之相类似的是,轰炸机机场的设置也是为了应对英法之间发生战争的需要,将矛头指向法国,它们坐落在战斗机防御带后方的威尔特郡、汉普郡、波克郡和牛津郡)。战斗机除了使用持久的“分区机场”之外,还能够利用一些备用机场,这些紧急的着陆地点在被租借给农民前都已驱除障碍、压平并进行了适当的排水处理,在紧急时刻它们随时可以被皇家空军使用。

控制和报告系统的组建也被延误,这些系统最初依靠的是观察点、电话线路和声呐。除了引进雷达和无线电,使战斗机地带延伸、实力得到增强以外,这套系统与不列颠战役时的作战指挥部非常相似。在20世纪20

年代以及30年代早期预测法国是主要威胁,对英国来说是极为幸运和巧合的一个决定,因为后来德国空军正是从法国的机场发起不列颠战役攻势的。

1934年,随着“国联”的裁军会议分裂,部队的扩建计划又重新启动。

英国武装部队的第一阶段扩军在1934年7月获得批准,被称为“A计划”。事实上,这项扩军计划只是希望给德国方面施加压力,仅仅是一些表面上的改变,花费在装备改良方面的经费很少。尽管在当时,德国自己的空军部队依然保持秘密状态,但是早就有人怀疑德国正在为进行某种规模的战争而开足马力。

英国新任的航空部部长菲利普爵士刚获得贵族的封号,成为斯温顿的领主,很快他就开始推行一项更庞大的扩军计划,目标是为皇家空军增加588架飞机和49个中队。这会使皇家空军的力量提升到共拥有122个中队(包括20个重型轰炸机中队、18个中型轰炸机中队、30个轻型轰炸机中队、35个战斗机中队和18个侦察机中队)和1512架飞机。菲利普爵士还开始敦促工业部门将和平时期的生产状态升级为战时生产状态。

训诫很少能够造成根本的改变,因此各种实际的措施也开始实施,以确保工业生产能力能够满足扩军的需要。1936年,“影子工厂”计划开始启动,这项计划旨在建立一些国有工厂,这些工厂的设备和管理都是以非航空工业的需求来进行的。它们出产飞机或引擎制造商设计的产品,产品通常都是在别的地方进行最后的装配时需要使用的零件或半成品。第一批“影子工厂”由汽车制造商负责运营,为布里斯托尔航空引擎生产部件。

纳菲尔德爵士的公司——沃尔斯利拒绝参与——除非它能够生产引擎整机,因此它没有被列入选择的范围内。不过后来这家公司获得授权控制捷豹生产厂,在维克斯超级航海公司的指导下生产“喷火”式战斗机的整机。

最终,纳菲尔德的机构被证明无法有效地运营捷豹生产厂,只有在将公司的控制权转交到维克斯超级航海公司后——对于不列颠战役来说几乎已经太晚——才开始艰难地大量生产出“喷火”式战斗机,如果维克斯公司从一开始就获得该公司的控制权,那么在不列颠战役期间就会有更多的中队装备“喷火”式战斗机。然而,纳尔德并不是唯一存在问题的公司。比如,由普乔伊公司生产的第一批“喷火”式战斗机的机翼就无法与超级航海公司制造的机身相匹配。

20世纪30年代早期制定的计划,设计出了皇家空军的第一种战时的战斗机。这是根据对单翼飞机的需求而设计的,这种飞机具备承压表层和单体横造结构等优点,这些设计在施奈德奖评奖时,超级航海公司的海上飞机的胜出已经得到了证明,但是许多年长的航空部的军官都认为,封闭式座舱并不是一个好主意,而且还力争保住开放式座舱设计。

弹道学专家证明,在典型的交火中如果要在两秒钟内击落一架轰炸机,至少需要8挺机枪,这导致在“飓风”式和“喷火”式战斗机上必须使用8挺0.303英寸柯尔特勃朗宁机枪组的设计。研究者使用一架正在服役的轰炸机为目标,证明即使这样也可能不够,而且还希望证明,两秒钟的射击时间对于一般可能遭遇的情况来说还是显得有些长,但却没有进行必要的技术工作来证明,也没有一个人意识到实际上战斗机有配备数量更少但火力更强大的武器的需要(4门20毫米航炮也许是理想的选择)。

然而,相对于20世纪30年代在英国皇家空军服役的大多数前线战斗机装备的2挺机枪相比,使用8挺步枪口径的机枪已经是一种巨大的提高。1934年至1935年,皇家空军制定出战斗机的详细要求,需要配备光学瞄准器、飞行员使用的氧气设备、可收放的起落架等,其他性能还包括在4572米高度飞行时达到442.6千米每小时的飞行速度,在7分半钟时间内爬升到6096米,升限达到10058米,着陆距离为229米等。

所有这些设计要求确保了扩军计划最终能够建立一支装备大量真正先进的飞机的空军部队(不像法国,在战争爆发时大批陈旧的飞机依然在服役)。当然,在1938年,皇家空军的战斗机部队依然在使用双翼飞机,它们根本无法追赶上德国部队新式的单翼轰炸机。不过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时候,像“喷火”式和“飓风”式这样的战斗机,已经在部队中牢牢地占据了主导地位。

扩军的“F计划”在1936年2月获得批准,它将进一步增强皇家空军的前线力量,而且对于战斗机的重视程度也有所加强。与此同时,新任的空军总参谋长爱德华·艾灵顿爵士,也非常努力地确保他的部队是以质量而非单纯的数量为基础。与戈林完全不同(戈林根据与之亲近的程度来分派高层的职位),皇家空军在20世纪30年代后期的委任极其明智,其中包括在1936年任命休·道丁爵士成为新建立的战斗机指挥部的指挥官。战斗机指挥部建立之后,随着英国防空力量的发展,这个机构的重要性也在增加,尽管最高的优先权依然在轰炸机方面。

新的战斗机指挥部管辖两个地方性的飞行大队,第11飞行大队在南方,第12飞行大队在北方。从1939年10月开始,还成立了气球指挥部,负责管理所有阻塞气球,而早些时候在1939年4月建立的防空指挥部,则负责控制与协调探照灯和防空武器。到慕尼黑危机爆发时,战斗机指挥部已经发展到前所未有的规模,只是在它拥有的19个可以执行任务的战斗机中队中,只有3个装备了“飓风”式战斗机,而剩下的中队则使用各种已经服役了相当长时间的老式双翼飞机。有3个处于非行动状态的中队,正在用“飓风”式战斗机替换原先服役的机型,而驻扎在达克斯福特的第19中队,才刚接收到第一架“喷火”式战斗机。由于机枪舱没有供暖设备,因此“飓风”式战斗机的用处要比它们表现出来的小,为了防止武器冻结,它们的升限只有4572米。《慕尼黑协定》为皇家空军的急剧扩充带来了契机,以战争为立足点,皇家空军经历了彻底的改变。带有华丽的中队标志的银色战斗机匆匆地进行伪装,还开始使用不是很显眼的由两个字母组成的辨别码,执行常规飞行任务的飞机开始搭载武器。

皇家空军必须找到驾驶新飞机和提供后勤保障的人员,做到这一点依靠的是一方面征募更多的人以及提供更多“短服役期”的职位,另一方面延长那些即将退役的“短服役期”人员的服役时间。那些签署协议愿意延长服役期的人员自然拒绝成为预备队员,为了弥补预备队的人员不足,一个新的单位——志愿预备队成立了,一些预备队飞行学校为它的成员提供基础的飞行训练。

到战争爆发时,皇家空军的志愿预备队已经有63000人,其中5000名飞行员接受过或正在接受飞行训练。1939年6月,女子辅助空军部队成立了,建立这支部队的目的是替换二线人员,以便解放出更多男性成为一线部队的地勤和飞行人员。1939年12月(对于不列颠战役来说太晚了,起不到什么作用),通过大英帝国空军训练计划使飞行训练学校的能力得到长足的提高,皇家空军设在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南非和南罗德西亚的飞行训练学校,为皇家空军及英国所属领地的空军提供基础的和高级的飞行训练。

英国飞行员与他们的德国对手之间的差距,也就是他们真正落后的地方是行动经验。有些皇家空军的飞行员确实参加过作战行动,但这些只是打击在阿拉伯制造叛乱的部落,或是在西北前线的行动——都是低强度的。这样的行动只需要出动皇家空军服役时间最长、最老式的飞机,不会为应对一场真正的现代战争提供任何发挥战术或武器的机会。

当战争爆发时,皇家空军的扩建项目已经到了开始收获的时候。5个“喷火”式中队已经可以或马上就可以投入战斗,还有11个可以参与行动的“飓风”式中队。战斗机指挥部事实上已经成为一支现代化的部队,尽管与道丁期望的数字还相差不少。道丁曾经计算过,认为要保卫这个国家,即便是对付德军没有战斗机护航的轰炸机部队,也至少需要52个中队。他要求的重型对空火炮(1264门)、探照灯(4700个)、用于低空防御的双管轻型对空火炮(300门),以及阻塞气球(仅伦敦就需要400个)的数量也没有做到。不过情况正在变得越来越好,而且至少政策方面已经完全为实施保卫英国的计划铺平了道路。

少数派空军准将约翰·斯莱塞是航空部的计划总监,他是一位睿智的、务实的谋划者。1940年,当不少高级军官和政治领导人受到局势影响时,他并没有感到绝望和悲观(或是毫无根据的乐观)。他做出的估计是:只要皇家海军和皇家空军联合起来,就能够抵御德国发起的任何登陆行动,但是如果没有皇家空军,仅靠皇家海军或许无法抵抗入侵。他还意识到,在敦刻尔克撤退后,英国陆军正处于虚弱的状态,可能无法阻止一场“大规模入侵”。这就使是否能够在德国部队登陆并发动攻击前在海上就将他们击败变得至关重要,或者能够使德军发起登陆行动的前提条件不存在。这让皇家空军处于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因为要抵御入侵,首先必须阻止德国空军获得制空权。在这么明确的分析之下,皇家空军战斗机指挥部的重要性变得显而易见。

5月10日,徳国开始发动对低地国家的攻势,在之后的3个星期内,皇家空军在西欧上空损失了509架战斗机(共损失959架飞机)。这个令人感到震惊的数字包括67架“喷火”式战斗机和386架“飓风”式战斗机。到6月5日,战斗机指挥部只剩下331架单引擎战斗机,仅在敦刻尔克上空就已经损失了106架战斗机,这次撤退还使皇家空军的80多名飞行员阵亡。到6月底,共有435名飞行员阵亡、失踪和被俘。派往法国的、从那里的机场起飞执行任务的261架“飓风”式战斗机中只有66架返回,而且还有很多损伤过于严重,以至于直接被拆解。

在法国进行的激烈的空战中(事实上特别激烈的空战是在挪威进行的),虽然战斗机指挥部的消耗极其严重,但在与经验丰富的德国空军飞行员的交手中,战斗机指挥部的下属部队的表现好得令人吃惊,在法国上空的战斗中,皇家空军共击落247架梅塞施密特Bf109、Bf108和Bf110战斗机。

随着战争的持续,战斗机指挥部的大部分飞行员在不断积累战斗经验,机构也逐渐变得更加有效。以在敦刻尔克上空进行的战斗为例,皇家空军的战斗机飞行员共摧毁166架敌军飞机(声称击落217架),而自己的损失是131架飞机和87名飞行员。虽然失去了一些在和平时期最富经验的军官,可是相对的大量中层和初级飞行员(在不列颠战役中成为分区、机群和中队指挥官)开始谱写他们自己的纪录,并获得无价的战斗经验,理解如何运用战术并增加信心。更为重要的是,在法国上空艰难获得的战斗知识开始显现空战战术方面的不足,这推动指挥部在不列颠战役初期就接受改变。而当法国沦陷,英国皇家空军自己也在承受挫折带来的阵痛的同时,徳国部队战无不胜的神话也被打破了。

从很多方面来看,法国的沦陷是悄悄地受到欢迎的,因为在英国有一种普遍存在的感觉:法国使英国一次又一次挫败。这种态度直达英国社会的最高层。英国国王表示:“对于失去一个既要尊重又要纵容的盟友,我个人的感受是高兴。”而丘吉尔也很乐意看到这个事实——因为现在英国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道丁——这位战斗机指挥部的总指挥官对于法国显得更加轻蔑,对于这个国家从战争中出局他感觉如释重负,后来他说:“我屈膝下跪,感谢上帝!”

5月14日,丘吉尔成为首相,随即建立飞机生产部并任命精力充沛的比弗布鲁克勋爵进行管理。战前建设的“影子工厂”也开始运作。纳菲尔德经营的捷豹依然没有生产出一架“喷火”式战斗机,因此,这个机构的管理权被转交给维克斯的超级航海公司,这一转变产生的效果是令人吃惊的,到9月30日,它已经生产出125架“喷火”式MkⅡ型战斗机。

6月至10月,英国每个月的战斗机生产总数分别为446架、496架、476架、467架和469架,共计2354架。在战役开始的时候,养护单位拥有222架“飓风”式和119架“喷火”式战斗机作为储备,这些飞机用来补充消耗掉的部分和装备新组建的作战单位,而即使在储备处于最低谷的时候,也至少保留着78架"飓风"式战斗机和38架“喷火”式战斗机(相当于9个中队)。与之相对的是,德国工业从6月到10月制造的飞机数量分别为14架、220架、173架、218架和144架——总共只有919架飞机。

英国除了能够快速地生产出新的战斗机之外,维修部门也付出了巨大努力,让受损的飞机尽快得到修复并回到战场。在不列颠战役期间,送往前线作战中队进行替换的飞机中,有35%是经过维修而不是新生产的;有60%在基地被认为无法修复的飞机在复兴的民间维修机构进行了复原,并重新飞行。到7月中旬时,英国每周可以修复飞机160架,从7月到12月共向前线输送飞机4196架。有的时候,飞机的维修遵循“立等可取”的方式,在战斗中受损的“飓风”飞进维修厂,立即就能得到维修,使飞行员当天就能够及时地用它再次飞行。更换一架“飓风”式战斗机两侧的机翼并安装8挺机枪的时间记录是1小时55分钟。

战斗机指挥部从来也没有飞机短缺的危险,而位于英吉利海峡另一边的对手则需要面对这种紧迫的局面,而且英国还避免了受到燃料、油料或弹药短缺的影响。英国甚至还成功地定期从美国运来辛烷航空燃料(很快发现这种高辛烷燃料的功效超过了绝大多数英国炼油厂出产的产品),它使战斗机指挥部安装了“隼”式引擎的战斗机。到1940年3月时,转而使用效率更高、表现更出色的燃油。虽然使用量非常大,但整个不列颠战役期间,燃油的储备却依然在稳步地增加。

因此,对皇家空军来说,飞机的可用性并不是一个问题,倒是找到驾驶它们的飞行员有的时候会遇到困难。在不列颠战役期间,有大约3000名飞行人员参战,他们之中相对只有很少一部分人是常备部队的成员,以及和平时期战斗机指挥部的成员,即使已经经历了20世纪30年代后期飞行员数量的大规模扩充,飞行员的数量仍然不足。超过1700名“短服役期”人员获得任命,另外还有800名新征召的NCO(士官)飞行员已经接受过训练。飞行训练学校的数量从6家增加到11家。陆军联合指挥部和海岸指挥部下属的最出色的战斗机飞行员被调往战斗机指挥部,以保持飞行中队的人员数量;调往战斗机指挥部的还有从轰炸指挥部挑选出来的飞行员。和平时期的辅助部队也起到了重要作用,特别是在战役开始时。

飞行员短缺的问题还促使45名接受过部分训练或正在接受训练的皇家海军的飞行员调往战斗机指挥部,从1940年6月6日开始驾驶装备8挺机枪的战斗机。6月底又有30名飞行员从海军调了过来,不过后来有10个人因为要执行地中海的任务而被召回。那些留下来的飞行员在战斗机指挥部下属的部队中散布开来,有几个甚至成为王牌飞行员。

随后部队还得到海外志愿者的支援,他们挑选自帝国在海外的领地,也有来自欧洲被占领国家的飞行员,甚至还有美国的飞行员。从数量上来说,最重要的是波兰飞行员,共有147人加入皇家空军,有些人刚获得飞行员资格缺乏经验,而有些人的作战经验则相当丰富。1939年时他们就与德国空军作战,波兰沦陷后他们又编成波兰部队加入法国空军继续飞行和战斗。那个时候成立了两个波兰中队,波兰飞行员中很少有会说英语的,对于先进的飞机的驾驶经验也相当少,大部分人在战役的后期才加入战斗。但是他们都很勇敢而且坚定,很快他们就作为令人生畏的战斗机飞行员和出色的射击手而赢得声誉。

到11月时,波兰的第303中队在不列颠战役期间击落的敌机数量已经超过皇家空军的任何一个中队。而到了1941年,在战斗机指挥部下属部队击落敌机的竞争中,波兰中队排在前三位,数量分别是808架、432架和193架,而战绩最好的“英国”中队则排在第四位,成绩是150架。

除了波兰中队以外,还有第101新西兰中队、第94加拿大中队、第87捷克中队、第29比利时中队、第22澳大利亚中队、第14法国中队、第10爱尔兰中队、第7美国中队和分别来自巴勒斯坦、牙买加和纽芬兰的各一名飞行员。加拿大飞行员中还包括许多完成了全部训练的加拿大皇家空军的军官,即使在战役开始前,他们就已经能够组成一支临战状态的“飓风”式中队(第242中队)。

公众曾经对于“少数派”的看法是:他们是一群由英国的公立学校管理的男生,刚刚10多岁,他们中的多数是来自澳大利亚和帝国其他领地的冒险者。战役的记录列表是“少数派”作为一个整体的全面展示,而且当然与皇家空军飞行员过分单纯化的形象相矛盾。在击落敌机排名最前列的飞行员中,有8名飞行员,整整四分之一是军士军衔,另外还有2名飞行员是从这个军衔获得的晋升。

在这10名军士中有5名飞行员曾经是霍尔顿学校的学员,有2名飞行员来自于低级别的皇家空军预备役部队,只有3名是正式获得委任的飞行员。在剩下来的顶级飞行员中,有6名经证实来自辅助部队(他们的地位经常被认为比较特殊),他们这6个人中曾经有一位当过泥瓦匠的学徒工。剩下的顶级飞行员多数从学校或大学毕业后就成为“短服役期”人员,只有两个人毕业于名牌学校。

在战争的初期阶段,顶级飞行员中非英国籍的人数并不多。唯一一位击落超过8架敌机的美国飞行员事实上是在一所英国学校接受的教育,随后成为一名辅助部队的飞行员。顶级飞行员中包括2名新西兰飞行员、1名澳大利亚飞行员(他是英国人,父母移民澳大利亚,他刚到澳大利亚就赶回了英国)、1名南非飞行员、1名捷克飞行员和1名波兰飞行员。纽澳地区和加拿大的飞行员在后来的战争中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相对于整场不列颠战役来说,这些飞行员仍然只占少数。

在不列颠战役期间,战斗机指挥部的飞行员和他们的德国空军对手之间,最大的不同也许就是作战经验上的不可比性。虽然在战役进行过程中相对来说,有大量飞行员在法国和英吉利海峡上空作战,但是许多最富于经验的飞行员已经从前线撤回进行休息,或者作为教官将自己的经验传授给别人。而且,只有少数战斗机指挥部的飞行员的作战经验,可以追溯到在法国进行的战役之前。

当然也有例外,这包括一些波兰飞行员,以及至少1名战斗机指挥部下属(比利时飞行员)的飞行员,在西班牙内战中同“兀鹰”军团有过交手。与之相反的是,只有少数德国空军的战斗机大队中,没有安排拥有西班牙战争作战经验的老兵,大量飞行员在波兰的战争中培养了战斗技巧,而数量更多的飞行员则参与了在法国进行的战争。

电影和宣传照片常常将皇家空军的飞行员描绘成英俊、健康的青年。人们普遍认为的刚出学校的青年的形象与实际情况并不是很相符。皇家空军顶级的年龄跨度从22岁到32岁,大部分人超过26岁。他们一般都很健康,但并非所有皇家空军的飞行员都长相俊朗。

他们的童年正好是20世纪20年代,那是非常艰苦的岁月,因此有些人的牙齿很糟糕,而且由于营养不良,有些人身材矮小。由于面临急需飞行员的压力,医疗检查并不会总是淘汰那些身体素质不符合和平时期要求的人。如果不是因为战争,失去双腿的道格拉斯·巴德可能永远都无法回到机舱,而美国的“矮子”卡奥——身高只有1.46米,也不可能驾驶一架“喷火”式战斗机(他需要额外增加两个坐垫)。“袋熊”克里斯托弗·伍兹·

斯凯文(第43中队的一名王牌飞行员)以“狡诈”的方式进入皇家空军,因为他的视力差得吓人。为了通过体检,他背熟了视力表,而为了飞行,他制作了特殊的护目镜。

在入侵法国之前,从德国境内的机场到英国的距离,意味着德国能够造成的威胁之一是从荷兰和比利时起飞的没有战斗机护航的轰炸机飞越北海袭击英国。针对这种威胁,道丁经过仔细计算,认为英国需要52个中队进行防御,而他只能无助地看着在法国进行的战斗而将他的指挥部下属的作战力量削减到36个中队。随着德国入侵法国,英国面临的威胁来自德国、荷兰、比利时、法国甚至挪威的机场,而且相对而言,英国东南部相当大范围的地区,已经进入德国单引擎的梅塞施密特Bf109战斗机的行动范围内。为了应对不断扩大的威胁,战斗机指挥部需要变得更强大。幸运的是,法国沦陷后,部队在4个飞行大队之间进行的扩充和重新装备,使作战指挥部的力量在7月初达到58个中队。

有些人认为,道丁应该将他最好的战斗机集中在第11飞行大队驻防的区域(覆盖了东南部地区),而将“布伦海姆”和“无畏”式留在北部,它们可以(这是一种简单的推测)对付没有战斗机护航的轰炸机。而事实上,道丁分散了他的资源,将12个“飓风”式中队、6个“喷火”式中队和4个“布伦海姆”中队,分配给第11飞行大队;5个“飓风”式中队、5个“喷火”式中队、2个“布伦海姆”中队和1个“无畏”队,分配给位于英国东部的第12飞行大队;3个“飓风”式中队、6个“喷火”式“中”队、1个“布伦海姆”中队和1个“无畏”式中队,分配给北部的第13飞行大队。新组建的第10飞行大队的行动区域覆盖了英国的西部,配备了包括2个“喷火”式中队和2个“飓风”式中队。这就是“前线”的作战单位,另外每个飞行大队还有几个中队,正在成为能够参与行动的作战单位。

道丁预计即将到来的不列颠战役将会成为一场持久战,他的目的是在危险系数相对较低的地区,保留一些由多个作战单位和多种类型飞机组成的预备队,当第11飞行大队下属的中队消耗殆尽时,可以及时地予以增援。第11飞行大队是规模最大的一个飞行大队,它拥有皇家空军几乎一半的单人座战斗机作战单位。幸运的是,这个飞行大队还配备了设备精良的机场,都是20世纪20年代遗留下来的设施,当时法国被当作和德国一样的潜在的敌人,因此大不列颠在和平时期将许多战斗机中队部署在英国东南部地区。这使皇家空军为应对从法国机场发动的袭击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工作。

当战役开始后,战斗机指挥部因此而具有相当出色的组织结构,而且事实上多数中队的人员都超过了正常的配置,常常有20名可以参与行动的飞行员登记在册(在和平时期的正常建制是每个中队配备18名飞行员,其中还包括几名正在接受训练的年轻飞行员)。

不过,一旦战役开始,飞行员的补充就变得更加困难。值得指出的是,从1939年下半年到1940年上半年,有数以千计的正在接受训练的飞行员(他们中的许多人根据飞行日志的记录已经拥有相当多的飞行时间),由于持续的训练飞机的短缺而转到其他领域。相对于一些在战役初期被击落的德国空军年轻的前线飞行员来说,这些不得不离开这个体系的极具潜力的飞行员此前累积的飞行时间更长,多人的经验甚至超过皇家空军自己的候补飞行员。

皇家空军有不少候补飞行员只有10个小时的基础飞行经历就被派往前线中队,根本就没有完成行动训练单位的全部课程。丘吉尔的首席技术顾问弗雷德里克·林德曼(后来是查维尔),不得不将飞行员训练课程从原先的为期6个月削减到只有4个星期,并让中队对学员进行最后的培训。其结果就是作战指挥部开始得到那些还没有掌握新型单翼战斗机的候补飞行员,他们在视线极差或夜间飞行时在导航或射击等方面几乎没有得到任何训练。

与不列颠战役密不可分的一点是,多数成功跳伞的飞行员都能够很快回到他们自己的作战单位,因为多数跳伞者落在友邻或靠近海岸线的地区。当然那些没有严重烧伤或是受其他伤的成功将飞机降落在地面的飞行员,能够很快再次起飞。而那些在海峡上空跳伞的飞行员的命运就不同了。由于英国的救援工作在协调和统一性上相当欠缺,有许多在跳伞后依然活着的飞行员在被救起之前,就不幸暴露在德军的火力之下或溺水而亡。而德国空军在救援被击落的飞行员方面,则做得非常出色(他们一般配备了小舢板和染过色的标志,而且救生夹克的性能也很好),即使是落在靠近英国的水域,他们拥有的一个有效的、装备精良的搜索和救援机构,也会尽力帮助这些飞行员。

少数派中的少数

在不列颠战役中,年轻的飞行员以及他们为自己的飞机所起的时髦的、美丽的或容易唤起人们思绪的名称,抓住了公众的想象力。对于前线飞行员来说同样重要的(甚至更为重要的)是他们的领导者。这些人一般不像他们的下属那样多姿多彩,但是他们的个性和智慧却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不列颠战役的结果。以德国空军为例:由于其最高指挥层能力的缺陷,因此影响了整支部队的作战表现。相反,正是战斗机指挥部总指挥官的智

慧和第11飞行大队的出色表现,增加了皇家空军获得最终胜利的可能性。

空军中将休·道丁爵士一直被认为是一个“乏味的人",他个性复杂而又矛盾,当时他所做出的功绩并没有得到世人正确的认识,不列颠战役结束后不久他就退役了。道丁从来也不是一个容易相处的、讨人喜欢的人,他性格腼腆、与众不同,还有些固执,而且有时候还有些粗鲁,使人们与他相处变得比较困难。

正如皇家空军多数高级军官那样,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道丁即将走到职业生涯的尽头。事实上,道丁曾经是一名陆军军官(一名炮长),32岁时他取得了飞行员资格(违背了他父亲明令禁止的事),并被征召入RFC(皇家空军的前身)指挥一个中队,1918年他晋升为准将。1916年,他曾被特伦查德解职,“情绪低落的吉米由于害怕更多伤亡而变得迷茫",这一明确的批评表明他与高级军官间的关系处理得很困难,以及对于自己的下属非常关心——这两个显著不同的特点在他整个职业生涯期间始终并存。

到了20世纪30年代末,道丁已经是英国皇家空军中将当中级别最高的军官,正因为如此,1937年2月当他没有按照预料的那样作为爱德华·艾灵顿的继任者成为空军总参谋长(CAS)时,他显得极度失望,这个职务由更年轻的希里尔·内沃尔担任。

在20世纪30年代早期,道丁已经成为物资与研究部的成员,负责空军方面的事务,他获得授权进行首次雷达试验,并怀着巨大的兴趣看着由雷达和无线电控制战斗机的技术发展。在这方面他与艾灵顿(从1933年开始担任CAS)有相当多的共识。1936年,艾灵顿委任他成为新组建的战斗机指挥部的总指挥官。

不论是艾灵顿还是道丁都不是特伦查德的轰炸机理论的继承者,道丁第一次怀着巨大的热情组建一支为不列颠群岛提供防御的合适的、协调良好的战斗机部队。随着一系列扩军计划的开展,皇家空军的预算直线飙升(从1934年的175万英镑、1935年的276万英镑、1936年的507万英镑、1937年的565万英镑到1938年最终的735万英镑),道丁努力地为战斗机指挥部争取到有用的份额。

1939年9月,他声称最好的防御是一支令人生畏的战斗机部队。如果我们的战斗机力量足够强大,我们就不会遭到大规模攻击,只有有限的力量时才会招致攻击。至关重要的是,他将国家划分成4个地理上的区域,并开始创建后来赢得不列颠战役的指挥和控制系统。他争取到了地下指挥室,还为他的新型单翼战斗机安装防弹玻璃,并建设水泥跑道。

对于战斗机指挥部来说,道丁是一位伟大的指挥官,只是他的视野狭隘,而且对于其他指挥部的需要往往不屑一顾,这使他的朋友屈指可数。他的性格很内向,缺乏幽默感,甚至有时可能粗鲁而又具有攻击性。例如,在1939年的防空演习期间,他告诉特拉福德·利·马洛里爵士(飞行大队的指挥官):“利·马洛里,你的麻烦是有的时候你最多只能看到鼻子底下的东西。”

当阿瑟·哈里斯(后来成为轰炸机指挥部的总指挥官)被任命为道丁的高级参谋时,他汇报说道丁倔得跟一头驴似的,不过确实是一个很棒的老男孩儿。事实上,道丁是一个不太适合团队工作的人,经常被当作一个带刺的行为古怪的独行者。

随着不列颠战役的日益临近,令人感到难以置信的是,那些官僚主义者尽他们所能地将道丁的注意力从正在从事的工作上转移走。最初道丁得到保证能够服役到他年满60岁(1942年),不过1938年8月,这项保证被废除了,他被告知1939年6月他就将退休。后来他的服役期被延长到1940年3月31日,3月30日,他得到消息可以最终留到7月14日,但又没有告诉他将工作移交给什么人。7月5日,他被要求留下来直到10月。道丁接受了这些,但他也对这种无礼的决定不断地抱怨。

这种工作上的不稳定感在法国的战斗期间达到了顶点,他积极地争辩试图避免将宝贵的战斗机浪费在法国。历史证明他持有的反对意见是相当有道理的,但是在当时,他的见解并没有被广泛地接受,而且空军总参谋部那些态度犹豫或不同意他的意见的成员,公开地对他表现出蔑视的态度。为了反对将战斗机派往法国,他甚至站到了与首相对立的位置上,因为丘吉尔已经答应向法国提供援助。也许是这种行为让人感到非常吃惊,它最终帮助道丁赢得了丘吉尔的支持。7月10日,当那个争论不休的退休时间向后推迟时,丘吉尔写信给空军总参谋部,称道丁是你们拥有的最好的指挥官之一。只要战争持续下去,他就必须继续待在自己的岗位上。丘吉尔甚至建议:道丁非常能干,或许可以取代内沃尔成为空军总参谋长。不幸的是,这种支持注定是短命的,或许根本就是权宜之计。

他的境遇艰难还因为他缺乏那种外露的信心,这是丘吉尔不喜欢在他的下属身上看到的,确切地说就是这种不同的悲观主义让首相无法容忍。虽然道丁是一个“灰色的男人”,不过他工作努力而且精力充沛,除了个别例外,他对于任用方面的判断力非常出色,他任用了许多极富能力的下属,他很愿意也能够让他们来代表自己。

不走运的是,相对来说是一些琐碎的、与工作并没有太大关系的事情交织在一起,导致了道丁不幸离职,而他为数相当少的盟友也没有能力提供帮助。他与比弗布鲁克的关系一直很好,他们都不喜欢“航空部长和那些血腥的空军中将”,同时他们相互间又都非常尊重。道丁感激比弗布鲁克创建的生产和维修机构,作为回报他愿意放弃宝贵的“喷火”式战斗机,按照比弗布鲁克的要求,让它们执行侦察任务。

可是,比弗布鲁克自己也承受着许多压力,而且他的雄心和不断增加的权力也招致别人的怨恨,甚至被认为是丘吉尔的潜在竞争对手。到不列颠战役结束时,他没有能力为拯救道丁而做任何事。弗雷德里克·派尔爵

士(防空部队的指挥官,道丁为数很少的朋友之一)这样总结道丁:“一个难相处的人,一个固执己见的人,不过也是一个最坚定的、没有一个人能在空战领域各个方面比他了解更多的人。”最终,他的能力没能保住道丁。

到不列颠战役结束时,相当明显的是,正是道丁对于资源细致的管理使英国赢得了战役。他一直很担心介入任何在日德兰半岛进行的空降行动,因为那可能完全摧毁他的部队,而且他花了很大精力确保有足够的后备力量时刻准备着,对在前线的第11飞行大队下属的中队,随着德国进攻的冲击而筋疲力尽时进行补充。回顾不列颠战役,道丁的策略不可否认是正确的,但这也招致了利·马洛里的愤恨,他极度怨恨道丁迫使自己不得不执行那些其实是至关重要的任务。其他的第12飞行大队的人员则觉得是道丁允许帕克去为一场“第11飞行大队的战役”而战斗,而这原本应该是一场“战斗机指挥部的战役”,他们深深地误解了道丁,道丁这样做是为了让有限的部队介入,保存力量从而赢得一场会变成持久战的战役。这些人中就包括极具个人魅力的第242中队的指挥官道格拉斯·巴德,他的助手是一位议会的成员,很容易找到首相,因此他能够将第12飞行大队的抱怨直接传达到丘吉尔那里。

实际上,道丁反对在夜间广泛地使用“飓风”式战斗机,他担心使用单引擎夜间战斗机的收获会很小,而且还可能以付出宝贵的人员方面的损失为代价。可是他的反对意见却被当作证据展现在他的竞争对手面前,以证明他缺乏必要的维系下一阶段(进攻)战事的魄力。

虽然他与高层的关系一般,可是他的反对者却并有没有被限制触及皇家空军的更高层。一份匿名的文件送到了保守党的下议院议员手中,指责道丁“不够睿智,头脑的反应非常慢”,并将战斗机指挥部描述成一场“一个人的表演”。有些人怀疑这份文件源自于唐宁街。

马科斯·黑斯廷斯评论道:“丘吉尔对于那些他认为在战争中没有尽全力的人员的态度显得相当粗鲁”,而道丁“就像韦维尔,是首相最无情的牺牲者”。永远都无法知道丘吉尔是否为了让道丁离职而表过态,但可以确定的是,对于肖尔托·道格拉斯和利·马洛里施加的压力,丘吉尔没有表示丝毫反对。

1940年11月17日,道丁被解职,由肖尔托·道格拉斯继任。道丁(根据某些消息来源)接到通知在24小时内要腾出他的办公室,并被生硬地告知“航空委员会没有其他的工作给你”。

事实上,道丁开始接手一项对美国来说至关重要的任务,后来还在航空部工作,并最终于1942年退休。可是,这对于一个构建了胜利的人来说是极不公正的待遇。遭到同样不幸命运的还有他最重要的也是最具有天分的指挥官基斯·帕克。12月,帕克被转调到训练指挥部(利·马洛里接手第11飞行大队的指挥权),他只能看着利·马洛里飞速升迁。过了很久,帕克这样评论:“到我死的那天,我都会痛恨将道丁和我赶走的卑劣的阴谋,就在我们刚刚赢得了不列颠战役之后。”

控制、指导和侦察

每个学生都知道,雷达是使皇家空军赢得不列颠战役的决定性因素之一,这一点相当正确。不过“雷达”这个名称直到1943年才开始使用,常常被人遗忘的是德国事实上也部署了雷达,而且德国的雷达或许比英国的更加先进。英国的雷达(不确切地、易混淆地被称为“无线电方向探测仪”)简单而且粗糙,但事实上它们很有效,足够稳定,经得起实际操作的考验。并且,英国的雷达被合理地整合进一个计划周密而有效的控制和报告系统。相反,德国的雷达只是被用来执行有限的海上侦察。德国的技术专家拒绝相信,英国的专家已经解决了雷达用于空中侦察时会遇到的问题,并推测英国只拥有用于海岸侦察的雷达,而且还设置了不合适的频率。

到了1936年,战斗机指挥部正在试验利用雷达控制进行的拦截,雷达提供目标位置(由操控员注意到的“来路不明”的目标),指导作战飞机进行拦截。三角函数和计算机无法提供最好的、最快的方式让战斗机实施拦截,因而发展出一套系统,经过专门训练的操控员根据他们自己的判断和积累起来的经验得出结论。他们很快就达到了93%的成功率。

雷达从1937年开始正式投入使用,HFDF被用来追踪友军的战斗机。每架飞机每分钟都会传输自己的DF信号14秒,采用同步的彩色编码钟,这些信号经过编码,可以让操控员知道它是从哪架飞机上发出的。这套系统被称为“尖叫”,它简单而又非常可靠,它的绰号是“小公鸡”,因此,如果一名飞行员在起飞的时候没有打开“尖叫”系统,操控员就可能会问:“你的小公鸡在喔喔叫吗?"

1939年10月,VHF(超高频)无线电方向探测仪开始使用(第66中队),并在1940年9月底取代了HFDF。使用HF或VHF无线电方向探测仪通过三点确定友军战斗机位置的方法,只是整个系统中的一个组成部分。

这套系统的其他方面包括侦察、定位和追踪目标,因为目标不会通过“尖叫”系统来暴露它的位置。最初声呐的使用被寄予很大期望,但后来证明它只有在特定的条件下才能够起作用,而且有效范围还不到8英里,也不能给出高度和距离的指示。在1934年的防空演习中发现,即使是古老的维克斯“弗吉尼亚”在2133米笨重地飞行时,声呐都很难对其信号进行拦截。

H.E.温佩斯先生是政府方面的技术研究总监,他被授予广泛的权力,为的是探求怎样使用技术才能够让战斗机变得更有效率。温佩斯非常严肃地对待这项任务,他立即找到了苏格兰的物理学家罗伯特·沃特森·沃特,询

问生产出一种实用的以无线电波为基础的“死亡射线”的可行性。对科学家来说立刻就可以得出明确的答复,没有办法转换出足以对人或飞机造成伤害的射线,不过沃特森·沃特也指出无线电波用来探测目标的潜力。他询问航空部是否有兴趣了解目标飞机是如何反射传送出的无线电波从而被发现的。

蒂瑟德的委员会负责防空方面的科学调研,它被要求提交一份文件,而这份文件(题目是《通过无线电方式对飞机的侦测和定位》)在1935年2月12日递交给航空部。和许多伟大的发明一样,利用无线电侦测飞机最初也是因为一起偶然的事件而发现的。沃特森·沃特意识到,邮局的人抱怨经过的飞机可以干扰无线电信号,然后这些信号又反射回来重播一次。他得出结论:被传输的信号和随后被飞机反射回地面的信号间的时间差,可以通过阴极射线管表现出来,可以用来测量信号发射器和目标飞机之间的距离!

指定RDF(快速部署部队)找到它与HFDF之间的关联后,新型雷达的发展非常迅速。到7月时,雷达已经能够侦测到38英里距离内的飞机,并且能够追踪目标超过42英里。就在同一个月,科学家们正确地辨别出由3架霍克“雄鹿”飞机组成的编队接近它们的维斯特兰德“华莱士”目标飞机,到9月时,它们已经能够可靠地追踪58英里范围内的飞机。这已经能够满足武装部队的使用要求了,不过雷达在确定高度和具备的精确度方面,依然存在问题。有人建议从南安普顿到泰恩河建立一系列雷达站。1936年2月,第一座雷达的天线组在奥弗尼斯竖立起来,而科学家们转而前往鲍德西,在那里建立起锁链中的第一座雷达站,并成立了一所雷达训练学校。

首批5座雷达站分别位于鲍德西、坎纽顿、大布罗姆利、敦刻尔克和多佛尔。1936年3月,一架“雄鹿”飞机在62英里外就被定位,而在9月,在鲍德西举行了一年一度的防空演习。第一座雷达站于1937年夏季正式移交给皇家空军,鲍德西的雷达站在5月移交,多佛尔的雷达站在7月移交,而坎纽顿的雷达站在8月移交。

慕尼黑事件后,雷达站的建设开始加速,强制性收购土地并搭木质塔楼。1938年,虽然雷达站已经可以开始使用,但官方依旧沿用“航空部试验站"这个称谓,从1939年的耶稣受难节开始雷达站24小时实施监控。一系列小的演习完善了系统,同时使操控人员得到了锻炼技术的机会,提高了他们对于遇到大规模袭击时部队的判断能力。到了这个时候,雷达已经能够提供有用的方位信息和高度方面的数据,它还与新的“转换器”(从本质上来说是粗糙的电子计算器)连接在一起使用,得出距离和方位上的信息,并显示在标准的格子地图上。皇家空军也正忙着在他们的飞机上安装IFF(敌我识别)装置。它是一个小型的发射装置,安装它的飞机能够在雷达上显示出特殊的“点”,使雷达操控员能够区分出是己方的飞机还是敌人的飞机。1939年进行的防空演习为有效使用雷达站锁链提供了操练的机会,同时还进行了皇家空军同雷达站和观察站之间协调行动的探讨。

克兰韦尔小百科

克兰韦尔军学院按照实战的要求,设置各种战争环境,对学员开展自信冒险、指挥能力、求生越障等训练,使学员熟悉实战环境。还针对经常参加国外维和行动等实战情况,要求学员掌握几种语言。克兰韦尔军学院的多数学员都会两种以上的语言,以便战时在异国能够适应环境、处置复杂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