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课 剑桥大学的历史

剑桥名言

科学使我们为善或为恶的力量都有所提升。

据传说，剑桥大学成立于1209年，最早是由一批为躲避殴斗而从牛津大学逃离出来的学者建立的。

大学的31所学院都是独立的教学机构，享有很大的自治权。例如，各学院可自行决定录取学生(虽然这项政策在2003年曾被重新检讨过),并对学生和教职人员的福利及教学自主安排。他们还可以任命自己的研究员或教授。很多学院都比较或非常有钱，但是剑桥大学本身却资金短缺。

剑桥大学的第一所学院彼得学院于1284年建立，其他的学院在14世纪和15世纪陆续建立，但是还有一些已经合并或不存在了。

1536年，实行宗教改革的亨利八世下令学校解雇其研究天主教教规的教授们，并停止教授“经院哲学”(scholastic philosophy)。从此剑桥大学的教学和研究重点从宗教和神学转为希腊和拉丁经典、圣经和数学。今天的剑桥基本上涵盖了所有的科学、人文学科。

最早为女性所设立的学院是1869年成立的格顿学院和1871年成立的纽纳姆学院。第一批女学生在1882年参加了学校的考试，但是直到1947年女性才被接纳为学校的正式学生；而牛津大学在70年前就已经这么做了。在所有的31所学院中，目前有3所学院只收女生，分别是：露西·卡文迪什学院、新大厅学院和纽纳姆学院；还有4所学院只收研究生，分别是：卡莱尔大厅学院、达尔文学院、沃尔森学院和圣埃德蒙学院。

尽管在剑桥创建大学的情况模糊不清，但根据记载：面对怀疑的市民，一群教师和大学生成功地争取到了王室和教会的保护，这是不稳定时代的基本条件。最迟1225年左右，剑桥的教师们就从他们当中选出了一位校长，他的权力得到了亨利三世国王的批准，大学的自主管理就由此而来。不久之后，1233年，格列高利九世教皇也批准了；而这种教会特权牛津大学直到1254年才享受到。说起这一点，剑桥大学的档案员伊丽莎白·丽德哈姆·格林洋洋自得。然而，更重要的是，亨利三世及其继承人的法令确保了这两所大学的垄断地位。一直到19世纪，整整600年，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都是英国仅有的大学。欧洲其他地方没有哪里有这种垄断地位。

1284年，艾利修道院的休·德·巴尔夏姆主教创办了剑桥大学的第一所学院——彼得学院。学院章程依照的都是比牛津大学早20年的主教学院、默顿学院的模式。彼得学院设有一位院长和14名院士，两位大长老负责每天的礼拜，两名财务主任负责财务管理，还有一位募捐负责人，能付得起钱的时候还请有一名门房。除去二三名贫困学生，这是一个获得学位者的群体、一个高级大学生机构，按照的是巴黎索邦学院的模式。直到爱德华二世创建的国王学院，才在14世纪初期形成了指导性方案：以学院作为学生的学习和生活集体。人们称那些学生为“国王的孩子们”,他们确实还是孩子，入学年龄仅14岁左右。

和中世纪所有的欧洲大学一样，在剑桥大学，基本课程设有7门“文科”,人们也称它们是“不能谋生的艺术”:老一套的语法、逻辑学和修辞学三门学科，然后是算术、音乐、天文学和几何学四门学科，另有三门哲学：玄学、道德哲学和自然哲学。7年学习后，谁通过了文科考试，就成了文科硕士，有权授课。可是，如果有谁想成为法学、医学或神学博士，在王室或教会发展，他们就得再熬过10年——整整17年，没有分文助学金。

在中世纪的大学城市里，“市镇”和“学院”之间的摩擦算不上什么了不起的大事。早在1231年，亨利三世国王就代表大学生们向剑桥市长抱怨房租太高了。反过来，市民们又对大学的各种特权不满，从对酒馆营业执照的监督到自己享有审判权，这是13世纪以来所有的英国君主即位时答应这两所大学的——这一形式一直持续到伊丽莎白二世女王统治时期。愤怒积聚起来，1381年，农民暴动袭击了剑桥大学。暴民们在市长的率领下抢掠了大学生宿舍、学院和圣玛丽学院里的大学保险箱。文献被毁，文件和图书被堆在市场上烧掉了。暴民们高喊：“不要牧师们教书，不要!”

这期间大学建起了它的第一幢大楼，有课堂、会议室、图书馆和管理大楼的老学堂(1350—1475)。别的学院都围绕着这个学院，包话卡莱尔学院、一学堂、冈维尔学堂。剑河边的仓库、造船厂和码头也渐渐地消失了。1500年前后，剑桥有十几所学院，大多数位于高街和剑河之间，南起已经位于城墙外的特兰平顿门旁的彼得学院，北至后来的三一学院和圣约翰学院的所在地。这一发展很明显：大学在城市西区扩张，东区仍然以town(市民)为主，而不是gown(学袍)。

将伊拉斯谟召来剑桥大学的是他的朋友约翰·费希尔，费希尔在这一发展中起了关键作用。他是王后学院的院长、罗切斯特主教，担任大学校长30年，是一位学者和影响巨大的组织者，而且还是亨利七世的母亲玛格丽特·博福特夫人的忏悔神父。这位虔诚的院长不是建议她将财产捐给威斯敏斯特修道院，而是建议她将她的灵魂的救赎和剑桥联系在一起：先是捐助一个神学教授席位(1502年)——剑桥最早的教师职位，然后是一所学院——基督学院(1505年),身后又捐建了第二所学院——圣约翰学院(1511年)。亨利七世完成国王教堂也要归功于约翰·费希尔的参与。巨额的捐助，学生人数的增加，人道主义的教学计划，这一切使剑桥大学在几年内上升为一所欧洲级别的大学，首先是和牛津大学处于同等水平。约翰·费希尔是位改革家，但他信奉正教。他将温和的伊拉斯谟召来了剑桥，让人公开焚烧马丁·路德的作品。到头来他自己站在了断头台上。他的对手中包括一位耶稣学院从前的院士、坎特伯雷大主教托马斯·克兰默。他提醒亨利八世国王，说剑桥大学的神学家们同意对棘手的教会权益的决定权做出有利于他的解释。在威胁性的强迫之下，大学同意了，但大学校长不同意。1535年，约翰·费希尔被当作大叛徒处决了，400年后他又被奉为圣徒。

在君主制复辟之后，统一行为又恢复了英国的旧规定。王室的宠儿被指派来担任大学校长。对教师的雇请也连续几十年反映了王室继承人在新教和天主教之间的信仰变换。在此期间，能够以笛卡儿的坚定不移进行研究和教学的不光是剑桥的柏拉图主义者们，一个自由宗教哲学组织：“道理是主的烛光。”信仰寻找理性的理由，理性发现了一种新的宗教——自然科学。伦敦皇家俱乐部成立(1660年)后设立了数学、化学和天文学的教授席位。艾萨克·牛顿这颗明星在剑桥上空闪耀。但学生们最热烈的争论是在咖啡馆里举行的，清教徒们和理性主义者都在那里享受这一新的时髦饮料，享受清醒的狂欢。学说、学院的流言蜚语、学生诗歌，不久又有了第一批报纸，都在咖啡馆里流传。这些网吧的先辈变得如此流行，校长和院长们不得不于1750年颁布禁止上午就去咖啡馆的禁令。不同于牛津的是，当时剑桥和伦敦之间的往来还相当少。直到1792年才有了一辆直达的定班邮车。伦敦至剑桥这一段要走7小时15分钟。

18世纪，王室和议会进一步听任大学自主管理。教师和学生们干他们最想干的事：学习、享乐。他们去钓鱼和狩猎，去咖啡馆，看演出，逛妓院。妓女们懂得，集中在一起的这些禁欲的院士和大学里的年轻壮士是个有利可图的市场。在圣约翰学院的教师公用室里，在乔治时代的学院布景里，还能对这个风雅和铺张的时代有所感觉。弗吉尼亚·伍尔夫的父亲莱斯利·斯蒂芬称之为“这个极其舒适和令人尊敬的世纪”。打瞌睡的教师和狩猎、酗酒的大学生的画作是当年的剑桥大学毫无创意的作品。早在那时候，古怪的贵族子弟们的越轨行为就比读书人的驼背更受人尊敬。然而，大多数学生来自贫困家庭，他们辛苦工作，希望最终至少能得到一个谋生的牧师位置。乔治时代剑桥大学的许多教授不举办讲座或不在学校。

1869年，当埃米莉·戴维斯小姐开始教授5位女生时，她的这一起点既很低又很重要。格顿学院是大英帝国的第一所女子学院，两年后纽纳姆学院也兴办起来了。让年轻姑娘们获得思想和社会自由这会带来什么后果?这可不是维多利亚社会所理解的进步。剑桥大学的教授们渐渐习惯了有妇女参加他们的讲座。不过，阿瑟·奎勒·库奇爵士坚持用“先生们”称呼他的男女混杂的听众。早在1890年就有一位女生在同年级考试中独占魁首。但她还要很长时间都拿不到学位，评议会的先生们反对授予她学位。剑桥大学是最后一所同意妇女享有完全平等的大学教育权利的英国大学，从选举权到学位颁授典礼。这一年是1948年，比牛津大学晚了28年，这也是

一项纪录。作为剑桥大学的男子学院，国王学院和丘吉尔学院率先于1971年招收女生，莫德林学院是最后一所(1987年)。

在“我们男女生混杂”的那些英雄的年代里，圣约翰学院的门房负责人说道：“我的前任鲍勃·富勒戴着黑色袖章，我们的院旗降半旗在空中飘扬。”今天，在剑桥大学，女生所占比例超过了三分之二，但只有百分之六的教授是女性。

1861年，人们注意到了第一位已婚教师，这显示剑桥大学在渐渐地脱离中世纪。一年前这所大学正式取消了禁止院士结婚的规定。由于各学院有权自主决定此事，直到1880年之后，院士们的结婚愿望才取得了成功。这给剑桥带来了一场建筑和婴儿的小小兴旺。院士家庭日渐增多，当为它们修盖新房时，一种生活形式——院士和学生同居一室的共栖现象——在各学院里走到了尽头。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剑桥是一座卫戍城市。护士们住进了学院里，战地医院设在板球场上。不久，礼拜堂里就开始没完没了地举行悲伤的追思祷告了。

到1918年11月11日圣玛丽大教堂敲响宣告停战的钟声为止，仅剑桥大学就有2000名学生阵亡。20年代的情形，仿佛爱德华时代又回到了学院里，永远年轻、迷人的鲁珀特·布鲁克的精神，美人和智者围聚在他周围，一个撑船比赛、五朔节集会和布鲁莱利口酒的世界。

两场大战之间的剑桥是一个快乐优雅和知识论争的地方，代表人物有伯特兰·罗素、梅纳德·凯恩斯、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哲学、经济和自然科学发达，学生戏剧和道德科学俱乐部赫勒蒂克斯或所有俱乐部中最高档的信徒俱乐部等辩论协会也很兴旺。

希特勒的上台让这些争论变成了血淋淋的现实。弗吉尼亚·沃尔夫的侄子朱利安·贝尔及其朋友约翰·康福德就属于在西班牙内战中阵亡的年轻的剑桥志愿者，书包里装着《资本论》。

1933年后，很多大学生和教师觉得马克思主义是唯一值得钦佩的选择。国王学院的院士、历史学家埃里克·霍布斯鲍姆甚至直到1990年都还是共产党员。不光是克格勃在剑桥知识分子这个优秀环境里征召像基姆·菲尔比和安东尼·布兰特这样的名间谍，英国情报部门也在那里为它的布莱奇利公园里的密码破译小组找到了了不起的人才，首先是数学家艾伦·图灵，他为破译德国国防军的恩尼格玛密码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仅仅在1938年至1939年，就有近4万犹太人逃亡到英国寻求避难。他们中有一位是来自蒂宾根的18岁的戈特弗里德·埃伦伯格，他以杰弗里·埃尔顿的名字在剑桥成为国内最重要的都铎史历史学家之一。在希特勒时代，只有十分之一的避难申请者能被英国接受，这是限制性英国移民政策的结果。

大学援助委员会是个于1933年开始工作的援助组织，当时，在它的帮助下，首先是流亡的自然科学家在剑桥找到了避难所，其中有维也纳化学家马克斯·佩鲁茨，他于1947年建立了享誉全球的分子生物学实验室。因为他的毕生事业——对血红蛋白的研究，佩鲁茨于1962年和他的同事约翰·肯德鲁一起荣获诺贝尔奖。

在英国和欧洲大陆，高校教育的大众化和平庸化只能对埃诺尔·安南这样的剑桥捍卫者为精英大学“龙生龙凤生凤”的辩护词起到支持作用。这位英才，他以看似无政府主义的风格对待现实问题，顽固得近乎游戏地展示他的高超技术，于1998年举办了剑桥大学抒情诗竞赛。为了赢得自18世纪以来颁发的、以彼得学院的一名院士的名字命名的威廉·布朗男爵奖章，必须作诗两首：一首以“因特网搜索”为题材的古希腊语颂歌和一首论克隆技术的拉丁语诗歌。

剑桥大学的辍学率至今仍是全英国最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