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课 剑桥名人榜——新加坡国父李光耀
剑桥名言
三思而后行的人，很少会做错事情。
个人简介
李光耀，新加坡华人，为新加坡前任总理、曾任国务资政以及内阁资政。为新加坡的独立及崛起做出过卓越贡献，被誉为“新加坡国父”。
李光耀不仅是新加坡的开国元老之一，也是现今新加坡政坛极具影响力的人物之一。
2011年5月14日，李光耀宣布退出新加坡内阁，标志一个时代的终结。
1941年年底，新加坡被日军占领。第二年2月初的一天，在贾朗·普莎鲁的收容所里，一群人在接受身体检查。查完后，青壮年男子都被送上卡车，看来像是要送去当苦力。
车上一个高个子青年发觉卡车看守得很严，不像是开往工地，他预感不妙，便瞅准看守的疏忽，偷偷地跳车逃跑了。
20年后，这个青年回忆说：“后来才知道，那些上卡车的人，永远不会再回来了。”这位死里逃生的年轻人，后来领导了一个国家，创造出一个又一个的成就，他就是李光耀。
李光耀，祖籍广东省梅州市大埔县，汉族客家人。自幼就接受英式教育，12岁时考入当地顶尖的英校莱佛士书院(初中部),18岁时考入原校的高中部，但在日军占领新加坡后中断学业。战争结束后，李光耀荣获大英帝国女王奖学金，并开始赴英国留学。
在留学英国初期，李光耀就读于伦敦经济学院，并在学习时受到导师拉斯基的社会主义理论影响，逐渐展现反殖民统治倾向。
在伦敦经济学院学习3个月后，李光耀转到剑桥大学攻读法律，并于1949年毕业，获得“双重第一荣誉学位”,1950年6月在伦敦获得执业律师资格。
1950年9月，李光耀与以前在莱佛士书院的同学柯玉芝结婚。柯玉芝是一位颇有名望的律师，祖籍中国福建省同安县。
李光耀与妻子柯玉芝共育有3个子女：长子李显龙，次子李显扬，女儿李玮玲。
1950年，还在英国的李光耀加入了一个由旅居当地的东南亚人所组成的、以争取马来亚独立为目标的团体“马来亚论坛”。同年8月，李光耀回到新加坡，开始从事律师工作。
1952年，李光耀因为代表“新加坡罢工的邮差”与政府谈判而声名大噪，在工会中建立了群众基础，从而为其将来的从政之路奠定了基石。
1954年10月，李光耀与一些从英国回来的华人、当地受华文教育的左派学生和工会领袖成立人民行动党，参加次年举行的首届选举。这次选举中，李光耀本人顺利当选立法议院议员，开始与新加坡方面的马来西亚共产党负责人林清祥等合作，为新加坡争取自治地位。
1959年6月3日，新加坡自治邦成立，而人民行动党也在自治邦政府的首次选举中成为立法议院第一大党，由李光耀出任自治邦政府总理。此后，李光耀一直希望与马来亚合并成立“马来西亚”,从而为新加坡经济发展提供保障。
1963年7月，李光耀在伦敦与马来亚东姑阿都拉曼(东姑拉曼)政府达成协议，“星马”正式合并。
“星马”合并后，马来西亚联邦政府与新加坡自治邦政府在经济等多项政策上很快就产生严重的分歧。
1964年，新加坡发生种族骚乱，李光耀政府借此指责马来西亚首相东姑阿都拉曼与联邦政府试图推行“种族沙文主义”,企图使马来人在联邦内享有特殊的高等待遇，并在幕后煽动在新加坡的马来人反对新加坡自治邦政府。
联邦政府高层则对此十分反感，也因随后双方多次协商未果，导致新加坡最终在1965年被驱逐出马来西亚联邦，并于8月9日被迫宣布独立。
新加坡独立后，李光耀积极推动经济改革与发展，在其任内推动了开发裕廊工业园区、创立公积金制度、成立廉政公署、进行教育改革等多项政策，成功地使新加坡在30年内发展成为亚洲最富裕繁荣的国家之一。
今天的新加坡政府以高效率、廉洁而闻名，人民生活水平较其他亚洲国家高出许多。
1990年，李光耀辞去总理职务，但是留任内阁资政直至2011年5月。他始终提倡“亚洲价值观”,认为亚洲国家不需要完全依照西方的价值观行事。
李光耀因此也一直对西方国家对他专制的批评不加理会，认为西方民主不能强加给亚洲人民。
兴趣爱好
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知识渊博、兴趣广泛。李光耀从小受英文教育，又努力学习华语和方言客家话，喜欢背诵中国人的四字成语。运动方面喜欢跑步、游泳。
李光耀对数学格外感兴趣。
早在上大学时期，李光耀就专修过数学，从政后数学帮了他的大忙，无论是在国家经济的宏观决策上，还是在具体计划制定方面，他都要精心策划、精心计算。
李光耀在语言方面也显示了出众的才华。他既精通英语，也懂马来语，还掌握了日语、泰米尔语。李光耀的英文水平是许多人望尘莫及的，他不仅能快速阅读英文书籍，而且能用英文写作，用英文发表演说，30岁以后又开始学习华语。他能使用多种语言进行交流，这对于实行种族协调倒是至关重要的。
也许很少有人知道，李光耀还特别喜欢生物学，他很善于观察各种生物的生活习惯。
李光耀对文艺也颇有兴趣，他会唱歌、跳舞，会玩多种乐器。在一次文艺晚会上，为了活跃会场气氛，他即席唱了一首客家山歌。令人特别惊讶的是，他竟能用英文把这首歌翻译出来。
年轻的总理
马来半岛像条色彩斑斓的大虎尾，雄踞在东南亚的海中，新加坡位于它的最南端。
这是一个海岛国家，总面积618平方公里，人口260万，现已发展成一个漂亮的现代化国家，成为亚洲经济“四小龙”之一。
总理李光耀1959年上台执政时，是当时世界上最年轻的总理，也是世界上任职时间最长的总理。
李光耀的祖籍是中国广东省大埔县，曾祖父李沐文为了谋生背井离乡来到新加坡。
李光耀天生有一种不服输的性格，上学时成绩优异。1941年，他毕业于莱佛士学院(新加坡大学前身)。
1946年前往英国，先后在伦敦经济学院、剑桥大学深造，获法学两项最优等成绩，并获得结业成绩第一名。
由于学业出类拔萃，还获剑桥大学颁发的优异星奖。
1950年，李光耀在伦敦中殿法学协会获得律师资格。
1952年，新加坡邮电制服职工联合会来找律师李光耀，该工会即将举行罢工，请他出任谈判的法律顾问。李光耀以他的雄辩才能一炮打响。
后来的几次罢工，李光耀以工会法律顾问的身份，多方策划，据理力争，为工友争得了权益。
到1954年，李光耀担任的法律顾问就有100多个，他以精明强干、善于筹划、辩才过人而著称。
这年11月，一个青年知识分子小组在新加坡酝酿成立民族主义政党——人民行动党(英文缩写为PAP)。当讨论党的秘书长这一要职委托给谁时，大家不约而同地同意在劳工界声名显赫的年轻律师——李光耀。
1959年，新加坡自治，并进行大选。人民行动党在全部51议席中占43席，李光耀被授权组织自治政府，他成为第一任内阁总理，当时年仅35岁。
中国有句俗话：脚踏实地。李光耀将这个思想融入他的治国哲学之
中。他曾说：“我们必须生活在我们所处的世界。”
新加坡是一个600多平方公里的弹丸之地，“飞机一起飞就进入别国领空”,地下几乎没有什么矿藏，地上也没有农田，填海造地的土石都是从外国买来的。
新加坡人风趣地说：“在新加坡做人最体面，连请客人喝杯水都是进口货。”他还强调：一个国家人力资源的素质是影响竞争力最重要的因素，一个民族的创造力、企业精神、集体协作和职业道德，可以使他们的竞争力更胜人一筹。
李光耀号召国人培养“共同经营”意识，为团体的生存和荣誉而埋头苦干。
严格的法制建设
新加坡经济起飞前，面临的首要任务是生存。作为一个小小岛国的总理，李光耀把国际社会比作大海，世界上的大小国家如同海里的大鱼和小虾。
他认为：小虾必须有自己生存的方法，有些鱼总要吞吃小虾，新加坡不能成为这样的“小虾”。
他还以蝌蚪为例，蝌蚪是一种很小的动物，可别的动物却不吞吃它们。这是为什么呢?据生物学家分析，蝌蚪的皮肤有一些毒素，吞吃以后会很不舒服。新加坡也要像蝌蚪一样，否则，一定会被大国吞吃掉。
新加坡的外交政策是让“世界上的主要强国知道它的存在——如果没有兴趣来帮助我们——至少不要把我们搞得更坏”。在这种思想指导下，新加坡还建立起规模不大，但足以表明不屈意志的国防。
这个国家处处绿树浓荫、高楼大厦，街道清洁而井井有条。由于不断绿化的结果，使平均气温降低了2℃。这里虽然没有名山大川，一年的观光客竟有460万之多。
新加坡的罚款之严举世闻名。在许多公共场所里，经常可以看到各种“不能做”的牌子，旁边标着罚款的“价格”。
一般收入的居民，只要接到任何一张罚款单，一月的工资可能就完了。因此，有人拿人民行动党(People's Party)的缩写PAP开玩笑，说PAP应该是Pay,就是：罚个没完。不过，在新加坡遵守公共规则已成为习惯。
新加坡的组屋也是相当有名的。李光耀政府提出“居者有其屋”的政策，专门设立组屋发展局。
多年以来，新加坡一直维持着每17分钟建一个居住单位的效率。现已有70%以上的新加坡公民住进政府廉价提供的组屋，人均住房面积达20平方米。
新加坡的高效率是有名的：
穿着整齐的海关关员每20分钟让一条船过关；
外国人去移民局，3个小时可以办好延长签证；
外国人投资，有时当天就能知道是否核准；
新加坡每年以平均9%的经济增长率、2%的低失业率、5%的物价低上涨率发展着。
为什么会有如此的效率呢?正如新加坡一位高级官员所说：“我们没有富饶的土地，没有金矿，不产石油，付不起慢条斯理的代价。”
廉洁的政府
李光耀对贪污腐化者深恶痛绝。他说：贪污腐化曾是殖民当局的宿疾，如果我们失职，或是变得贪污腐化，就同样会被人民唾弃。
为保证政府官员的廉洁，政府采取了不少的措施。如设立贪污调查局，直属李光耀管辖。
这个机构不仅负责15万公务员的廉洁问题，还要侦破部长级的贪污事件。在治理肃贪方面也很有成效，原因并不是政府投入了大量的人力(调查局仅有34名探员),也不是采用了特别的先进技术，而主要是李光耀认定，不管是什么人贪污，都要侦办，决无特权和侥幸。
20世纪70年代就有几个部长级人物因此被关进监牢。
另外，新加坡有着严格的管理制度。如对于馈赠的礼物，规定政府官员要交给有关部门负责礼品的人，受礼人如想得到礼物，就要由专人进行估价，然后照价收费。
公务员每年都要填表申报自己及家属的财产，包括证券、房屋、银行存款、债务等。如果负债额超过了3个月的工资，就会受到上级的询问。
在新加坡，不是没有人批评李光耀，比如说他作风专制，但确实没有人说他不清廉。所以，当有的记者询问新加坡人：是什么人在提醒政府官员不要犯错误?是什么人坚持犯错误必须受到处罚?答案多半只有3个字：李光耀。
李光耀常常是一身白衣白裤，不打领带。他甚至为内阁成员规定了工作服——白色短袖衬衣，以示廉政清白。他常说：“新加坡的生存，全赖部长和高级官员的廉洁和效率。”
他的人民行动党的党旗也很有特点：以长方形的白色为底，表示廉洁；中间是一蓝色的圆圈，表示团结；圆圈中有一道闪电，表示雷厉风行地行动。
新加坡是一个多元民族的国家、一个移民社会，华人占76.7%、马来人占14.6%、印度人占6.4%,还有一些欧亚混血人。这里的语言、宗教也是五花八门。
李光耀政府采取宽容、和谐、多元的民族政策，不搞华人至上。他提倡保留各民族丰富多彩的传统文化，同时也提倡各民族文化的融合，以期产生一种新的文化——新加坡文化。
李光耀每次讲话，总是先用英、华、马来三种语言分别致辞，然后才用通用的英语演讲。
他每时每刻都在塑造新加坡人的形象。
现在，新加坡的各个民族的移民们，已经开始习惯于把自己看作新加坡人了。
李光耀经常在国内视察，发现有好的经验，立刻倡导推行。1981年的一天，他出巡组屋区，吃惊地看到很多家庭都有音响设备、彩色电视、水磨地砖，却很少有书柜和书架，只有一家有书和画。于是，李光耀提出要培养“有教养的新加坡人”。
一次，在新春之际，李光耀到宏桥地区巡视，发现这个卫星镇竟有两座安老院(类似我国的养老院),他感到震惊。
在这年新春献词中他促请：“为人子女者，负起奉养父母的责任，恪尽孝道，建立一个健全的社会单位——家庭。”
新加坡人有着自己的生活方式，对此，1990年2月李光耀在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电视节目中曾说：“若模仿美国的生活方式，新加坡将会毁灭。”所以，新加坡的形象是自己逐渐建立起来的。
为了推广某项活动，李光耀总是身体力行。如1979年的“推广华语运动”,对他来说也不是件容易的事。
李光耀30岁以后才读中文、习华语。当他第一次用华语演讲时，却惹得听众哄堂大笑。但由于一直坚持下来，才取得了显著的效果。
李光耀还特别倡导体育运动，他认为居住在城市里的人，必须注意锻炼身体。这方面他也率先做到了。
1990年新加坡欢度了自己的25岁生日，李光耀也已步入花甲之年。
以第一副总理吴作栋为首的第二代领导集团已发展成熟，部长们大都是年富力强、学历很高的中年人。
李光耀生动地比喻国家的现状：我来当守门员，前锋、中锋由他们去踢了。这意味着他不再“全场跑动”了，但如果门前出现“险情”,李光耀的作用仍举足轻重。
金融中心的建设
作为新加坡的建国之父，李光耀享誉国际政坛。基辛格在论及新加坡国父李光耀时写道：“历史上反复出现的一种不相称的现象是，某些领导人的突出能力和他们所在国家的有限力量存在着差距。”基辛格的老板尼克松也同样赞叹道：“假如李光耀生活在另一时代和另一个地方，他可能获得诸如丘吉尔、迪斯累里或者格莱斯顿那样的世界声望……像李光耀这么一位高瞻远瞩的领导人不能在更广阔的舞台上施展才干，对世界是一个不可估量的损失。”的确，对于新加坡的发展来说，李光耀可谓功不可没。生存在东南亚这个波诡云谲的地缘要冲中，新加坡这个“小红点”面临着巨大的外部压力，无论是马来西亚还是印度尼西亚，都对新加坡虎视眈眈；同时，新加坡内部从一开始就蕴藏着种族冲突的种子，稍有不慎，种族冲突一触即发，因此新加坡自从成立之日起就处于内忧外患之中。
如今新加坡作为举世公认的花园城市，频频荣登世界最具竞争力国家之前列，李光耀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而作为新加坡竞争力核心之一的“金融中心地位”,自然少不了李光耀的功劳。正如撒切尔赞许：“李光耀是一位了不起的人物。我一向珍惜李光耀的意见、经验和友谊。新加坡能够从一个小岛国变成世界上最有活力的贸易和金融中心之一，这应归功于李光耀的卓越领导和远见。”同样，也正如李光耀自己所言：“……如果我成功，下一个总理将继承一个成熟的经济体系，如果对经济伦理和金融实践没有健全的基础，他没有资格策划政府的政策。”李光耀在新加坡金融发展过程中的建树主要有以下三点：想象力与执行力、谨慎而又与时俱进的战略眼光以及铁腕护廉洁的政治意志。
想象力与执行力
李光耀在其记述经济腾飞的回忆录中称：“1965年新马刚分家的时候，任何人预测新加坡日后会成为一个金融中心，一定被当成疯子。市中心一座座闪闪发亮的现代化办公大楼，通过一组组电脑把新加坡同伦敦、纽约、东京、法兰克福、香港和其他主要的金融中心联系起来，这是怎么发生的呢?”其发生来源于一种高超想象力与执行力的融合。
尼克松曾经在《领导者》一书中阐述：“一个领袖光知道该做什么还不够，他必须也能够去做该做的事。想当领袖的人如果没有做出正确决策的判断力和洞察力，他就会因为缺乏想象力而失败。光知道该做什么但又做不到的领袖，会因无能而失败。伟大的领袖既需要想象力，又需要有能力完成该做的事。”新加坡能够成为今天世界不可或缺的金融中心，很大程度上伴有一种偶然的成分，而这种偶然来源于一种独特的想象力。然而，这种想象力不是乌托邦式的幻想，也不是纯粹的天马行空、纸上谈兵，其可行性基础来源于新加坡独特的地缘政治经济优势。
可以说，新加坡的世界金融中心之路就是一种偶然性与必然性的结合，一种想象力与执行力的融合。
何谓偶然性?李光耀在“金融中心的故事”一章中阐述的那段历史就是偶然性的最好注脚。在这个故事里，温斯敏博士(新加坡当时的经济顾问)对美国银行新加坡分行的副总裁范伊厄宁阐述新加坡的雄心——要在10年内让新加坡成为东南亚的金融中心。而范伊厄宁却认为新加坡不需要10年，只需要5年就可以发展起来。范伊厄宁建议，如果将新加坡置于二者之间，新加坡就会在旧金山闭市之前接手，到自己闭市时就把金融交易活动转交苏黎世。这将是开天辟地以来，银行和金融活动第一次全天候不间断地在运作。温斯敏高超的想象力获得了李光耀的大力支持，在克服重重困难之下，李光耀决定不惜冒险一试，吩咐韩瑞生大胆进行此项计划。
然而，正如李光耀自己坦言，新加坡不像香港，既不能凭借伦敦市的名气，又没有英格兰银行这个后盾。新加坡在1968年属于第三世界国家，国外银行家对于新加坡能否提供良好的社会条件、工作与生活环境，能否发挥高效率的基础设施，以及是否拥有一群技能高、适应力强的专业人才怀有疑心，同时对新加坡货币局和新加坡金融管理局监管银行业的能力信心寥寥。而新加坡如何让这些银行家放心，来源于新加坡的独特地缘政治经济优势，而这些优势乃是新加坡构建世界级金融中心的必然性来源。
新加坡这个最尔小国地处东西方交汇的十字路口，在斯坦福·莱佛士时代就已经成为东西方商品贸易与物流中心，马六甲海峡已成为世界上最繁忙的海上枢纽之一。而发达的商贸与物流使得大规模的资金流动成为可能，也催生了一个安全与稳定的金融中介的需求。诚然，单凭独特的地缘政治优势并不足以让新加坡成为国际金融中心，马来西亚与印尼也可能充当这个角色。而为什么银行家愿意选择新加坡，除了依托新加坡独特的地缘优势之外，更重要的是依靠新加坡独特的政治经济优势。李光耀在“新加坡金融中心的故事"一章中总结说：“我们的金融中心发展史所写下的是这样的故事，如何努力建立正直之邦的信誉，如何把知识和技能传
授给官员，训练他们具有监管银行、股票行和其他金融机构的能力，以便把金融体制发生崩溃的风险，减至最低程度。”或许，当这些优势组合成一体时，新加坡与马来西亚抑或印尼相比，自然近水楼台先得月。
谨慎和与时俱进的特质
尼克松曾经论述：“领袖人物一定要能够看到凡人所看不到眼前利害以外的事情。他们需要有站在高山之巅极目远眺的眼力。”李光耀无疑具有这样的能力，在构建新加坡金融中心的过程中，李光耀在保持谨慎的同时懂得与时俱进，适应时代潮流。谨慎源于金融监管与生俱来的脆弱性；而与时俱进，在于李光耀所拥有的站在高山之巅极目远眺的能力。李光耀在“金融中心的故事”中记录的就是他这一特性的深刻写照。
故事起源于一个评论者的话，这位评论者认为：“在香港，没有明文禁止就可以做；在新加坡，没有明文批准就不可以做。”实际上，这是新加坡金融监管局历来的谨慎作风。这种谨慎作风使得新加坡度过了多次危机，
但是谨慎与保守似乎只有一线之差，此种谨慎做法也导致了新加坡金融发展陷入种种束缚之中，无法再得到质的突破。于是，在1990年，谨慎的李光耀重新检讨了新加坡的金融监管政策；到了1992年，李光耀参加了JP摩根国际咨询委员会会议，同众多银行精英进行了深入的交流，其后，李光耀得出了一个结论：新加坡跟他们比起来，差距何止十万八千里。也正是这一年，擅长与时俱进的李光耀对新加坡金融监管局的管制措施和银行作风的看法开始发生了改变。
1994年，李光耀召集外国金融机构担任管理要职的新加坡人士举行数次献策会议，探讨新加坡的金融改革。在这些会议之后，李光耀感悟到，太多的国民储蓄存放在公积金户头，法定机构以及与政府有联系的公司把存款存进银行的做法很保守。于是，敏锐的李光耀认识到引进国际基金管理公司的路径。1994年之后，李光耀向新加坡四大银行中的三家——华侨银行、大华银行和华联银行表达其对新加坡金融发展的忧虑。但是出乎李光耀意料的是，这些银行的高管们似乎没有意识到，在环球趋势快马加鞭的时代，排他、不放眼天下和缺乏前瞻性的心态是多么的危险。他们依旧要求政府继续约束外资银行，不让外资银行在新加坡增设分行。与时俱进的李光耀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于是在1997年，李光耀果断地要求政府持股的新加坡发展银行以身作则，身体力行推动改革。
1998年，在李光耀的支持下，担任新加坡金融监管局主席的李显龙对金融监管局进行了改组，调整了重点，以全新的风格管理和发展金融业。批准银行增设更多的分行和自动提款机，开放国内银行业，而这恰恰是新加坡金融监管局前任主席高胜铭所回避的改革措施。同时，监管局还撤销了对外国投资者在本地银行的股权限制，成立银行提名委员会，监管局的这些举措无疑适应了金融全球化的趋势，在控制金融风险的同时赋予了市场参与者更多的权力，而这无疑推动了新加坡的金融发展更上一层楼。
李光耀谨慎而又与时俱进的作风促进了新加坡金融业的健康与稳定发展，如果没有李光耀的这一助力，新加坡金融改革之途不会如此顺利，而新加坡金融之舟或许也会在暗礁的撞击下沉没大海。正如李光耀自己阐述的：“……只有在金融监管局证明了它所建立的体制经得起1987年和1997年两次金融风暴的袭击后，……我们审慎的态度支撑新加坡度过了1997年到1998年的东亚金融危机……从1968年第一次推出亚元市场至今，我们花了30年才建立起新加坡国际金融中心管理妥善的信誉。”
铁腕护廉洁的政治意志
纵观新加坡的金融发展历程，不难看到，新加坡的廉洁政府体制扮演了一个决定性的角色。李光耀在总结新加坡金融中心的功业时谈到：“新加坡金融中心的根基，建立在法制和司法独立，以及政府的稳定、称职而清廉的基础上。”在许多西方学者看来，新加坡并不是一个民主的国家，但新加坡却是学者们公认的东方最廉洁的国家。1996年设在柏林的国际透明度调查机构发表的题为《1996年世界各国贪污观察指数》的调查报告，新加坡被德国商人认为是亚洲最廉洁的国度。美国学者亨廷顿曾经说到：“各国之间最重要的政治分野不在于他们的政治形式，而在于他们政府的有效统治程度。”如果摆脱新加坡的政治形式，而将目光聚焦在新加坡政府的有效统治程度上，新加坡式的廉洁扮演了关键的角色。
不可否认，廉洁高效的政府推动了新加坡金融中心的不断飞跃。客观而言，此种廉洁来源于李光耀的政治理念，来源于李光耀的铁腕政治意志。在李光耀看来：“我们必须全力支持贪污调查局的官员执行任务，无私无畏。”不可否认，新加坡式的高薪养廉对构建一个廉洁的政府机制功不可没，但李光耀对“廉洁”的政治癖好同样扮演了关键的作用，廉洁成为新加坡独特的政治文化之一。
在新加坡的金融发展历程中，李光耀铁腕护廉洁的政治意志历历在目。在“金融中心的故事”一章中，李光耀向我们展示了他本人及政府如何在“史拉达华克证券公司违规操作风波”中保持廉洁作风，斗胆揭穿史拉达华克证券公司的阴谋，维护了新加坡金融中心的名誉。在西方许多观察家看来，此次亚洲金融危机的根源在于亚洲的贪污、裙带风和朋党主义。然而李光耀认为：“那些具备透明体系来侦察和防止人们滥用职权与徇私舞弊的地方，比如新加坡和香港，这种徇私舞弊的现象根本非常罕见。新加坡没有因贪污或者朋党主义而扭曲了资源的分配，所以我们能够更好地应付危机。同样的，我们的公务员扮演的是裁判员的角色，而不是市场参与者。”新加坡式的廉洁政府体制使得新加坡避免步入其他一些东南亚国家的歧途中。
客观而言，新加坡世界级金融中心的建立是多种因素作用的结果，无论是人民行动党、新加坡式的廉洁政府体制、新加坡的人才培养机制还是新加坡的法制都发挥了关键的作用。然而深入分析，这些因素都直接或间接与李光耀息息相关。有了李光耀，新加坡构建世界级金融中心的地位成为可能；如果缺少李光耀，新加坡金融中心的梦恐怕只是过眼云烟而已。
与中国台湾的关系
李光耀最早与台湾方面的联系十分密切。在1970年，新加坡与台湾就进行了军事上的多项合作，他本人也多次访问台湾，与蒋经国的私交很好。1988年李登辉上台后，两人也曾交往甚密，但后来关系破裂(因为李光耀不喜欢别人说他
有独裁的倾向，但李登辉认为这是政治领袖都有的一面)。2000年陈水扁上任后，李光耀曾两次访问台湾，但与陈水扁的关系一般。在李光耀的促成下，海峡两岸曾经在1993年4月27日在新加坡海皇大厦举行“汪辜会谈”,极具象征意义。
与中国的建交
李光耀在70年代末开始与中国内地交往，双方都放弃了60年代时敌对的政策。他会晤过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等多位中国内地领导人，对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制定有重要影响。
李光耀对邓小平一直十分尊重，而二人也确实因其许多的共同点(例如都在经济上力主开放),而被很多媒体拿来比较。他曾公开为邓小平辩护，并声称这实际上与人权问题无关，而是为维护国家稳定的必要手段。由于李光耀曾经表示新加坡将会是东盟中最后一个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的会员国，因此在印尼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之后，1990年10月，新加坡随后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
退出内阁
2011年5月14日，新加坡内阁资政、新加坡第一任总理李光耀和国务资政、新加坡第二任总理吴作栋发表联合声明，宣布从内阁退休。声明说：“我们研究新的政治局势并考虑这一局势对今后的影响……是让年轻一代推动新加坡在更加困难和复杂的情况下向前。”从1965年8月9日新加坡共和国成立到1990年11月，李光耀一直担任新加坡总理，并在卸
任后留在内阁担任内阁资政，继续为新加坡的建设和发展发挥余热至今。让李光耀决意离开内阁的原因是在5月早些时候举行的新加坡国会选举。在选举中，由李光耀创建并在新加坡长期执政的执政党人民行动党虽然继续占据国会压倒性优势，但得票率跌至60%左右，创新加坡建国以来最低。李光耀和吴作栋的声明说：“在具有分水岭意义的选举后，我们决定离开内阁，让更年轻的内阁成员团队联系并接触年轻一代，塑造新加坡的未来。”
李光耀和吴作栋发表联合声明表示，在这次“分水岭”大选后，已研究过新政治局面，思考过它对新加坡前程的影响，想到二人已为新加坡发展做出过贡献，现在是让59岁的总理李显龙和其年轻领导团队有全新阵容的时候了。
二人表示，明白到年轻一代除了希望政府任人唯贤、不腐败，以及享有更高生活水平，也要求更多地参与影响他们的政策决定，故决定让一支全新的年轻管治团队与年轻一代新加坡人联系，以塑造新加坡的前途。但二人强调，年轻团队一定要关注老一代所关心的问题，称老一代已为新加坡做出贡献，应当好好受到照顾。
吴作栋其后在当地社交网站留言，表示二人离开内阁后，李显龙便可以更新他的内阁，以新思维改造新加坡，从而与国人达成新共识。
为年轻一代领导让路
1990年李光耀退出总理职位，由吴作栋接任。2004年吴作栋又将总理职位交给了李光耀之子李显龙。在1990年辞去总理职务之前，李光耀说，那些认为他要退出政治舞台的人“应当去医院检查下自己的大脑"。
不过，在接下来的选举结果显然令他改变了主意。在这次选举中，虽然执政的人民行动党赢得了87个国会议席中的81席，但其得票率降至60%,创历史新低。2006年和2001年其得票率分别为67%和75%,1968年为84%,为历史最高。
在竞选期间，互联网首次在新加坡选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从未经历过贫穷的一些年轻批评者在脸谱、推特和YouTube等网站上嘲弄李光耀和吴作栋。
李光耀和吴作栋在声明中承认，现在面临的是“新的政治局面”,新加坡的年轻一代希望更多参与决策。
自首次当选总理以来，李光耀一直是新加坡举足轻重的政治人物。他生于1923年9月16日，在成长过程中一直认为新加坡的统治者是不可战胜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当日本侵略者在1942年战胜英军、占领新加坡时，李光耀猛然觉醒。新加坡解放后，李光耀到英国学习法律，其间与剑桥同窗柯玉芝相识相恋，在1950年回国前秘密结婚。他们育有3个孩子，李显龙是长子。2010年10月夫人柯玉芝辞世时，人们依稀看到了李光耀脆弱的一面。
他在悼词中说：“没有她，我会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人，过着完全不同的生活。她度过了充满温暖和意义的一生，我应该为她89年的生命感到慰藉。但今天在这个永别的时刻，我的心却无比悲痛。”
几个月后，他又恢复了常态，在国内外会见重要的政界和商界领导人。
竞选期间，李光耀再次展现了其强硬的一面，他在一个争夺激烈的选区警告选民说，如果他们投票支持反对党，他们会“后悔的”。许多人最终对人民行动党投了反对票，给了该党一记重击，这促使李光耀最后决定退出内阁。
个人荣誉
作为新加坡的总理，在这个头衔之下，李光耀不仅发起了反对随地吐痰、嚼口香糖、喂养鸽子的运动，还禁止乱扔垃圾、在公共场所吸烟和说粗话脏话，并制定了严格的法律以及罚款标准。他还强烈推广了几项他最为倡导的行为：微笑、礼貌待人以及在公共厕所主动冲水。正是由于他在指导公众行为方面所做的指令性举措，李光耀获得了1994年的诺贝尔心理学奖。
由于李光耀祖辈均为客家人，故其本人被视为客家族裔的杰出代表之一。鉴于其对世界客家事务的影响和贡献，李光耀被特别聘请为新加坡最大的客属团体——新加坡茶阳会馆的永远荣誉主席一职。
2000年12月7日，香港中文大学为新加坡内阁资政李光耀颁发了荣誉博士学位。
2005年5月17日，复旦大学授予82岁的李光耀名誉博士学位。
复旦大学校务委员会主任秦绍德教授在颁授学位证书仪式上说，授予李光耀名誉博士学位，是因为他对促进中新两国关系发展所做出的贡献。李光耀在仪式上做了题为《中国复兴中上海的角色》的主题演讲。他说，未来30年，中国和印度的崛起将会把世界的中心从大西洋转移到太平洋和印度洋。而中国的复兴仅靠经济力量是不够的，还需要文化等软力量的增强，“上海则有机会成为中国软力量的中心”。李光耀说，中国复兴在取得经济发展的巨大成就的同时，也要通过复兴重现中国文化的辉煌，“打造一个21世纪版的中国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