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变的因由

咸丰十一年(1861)春天，咸丰帝在热河病死，新皇帝即位，改年号“祺祥”。在“祺祥”年号将用未用期间，慈禧发动政变，捕杀了政敌，实行垂帘听政，夺取朝廷大权，开始了她在晚清的长期统治，断断续续长达四十八年之久。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要了解这次政变的原因，还必须从道光帝说起。

道光帝有九个儿子，他六十五岁时，长子、次子、三子均已死去，五子已经出继，七子、八子、九子均尚年幼，只有16岁的奕诗和15岁的奕诉比较适当，到底以谁为皇储一时难以决断，后经过与诸大臣密谋才算选定。按历代选储规矩，亲自写硃谕，密藏于“储位缄名金匣”之中。道光三十年

(1805)正月十四日，道光帝病危，召宗人府宗令载铨；御前大臣载垣、端华、僧格林沁，军机大臣穆彰阿、赛尚阿、何汝霖、陈孚恩、季芝，总管内务府大臣文庆等，共同打开金匣，宣布皇帝的御书“皇四子立为皇太子”“封皇六子奕诉为亲王”。当天，道光帝病死于圆明园慎德堂。奕订即为皇帝位，以明年为咸丰元年(1851)。追封贝勒奕纬、奕纲、奕继为郡王，封奕诉为恭亲王，奕還为醇郡王，奕论为钟郡王，奕德为孚郡王。

在咸丰早年，咸丰帝对奕诉十分亲密，异常重用。咸丰三年(1853)九月，太平军北伐部队直逼京师，咸丰帝即派奕诉办理巡防事宜，署正白旗领侍卫内大臣，十月，出任军机大臣，当时奕诉还不满二十二岁。咸丰四年(1854)二月，任蒙古都统。四月，授宗人府右宗正，九月，升宗人府宗令。咸丰五年(1855)正月，总理行营事务。奕诉生母康慈皇太贵妃病重，奕诉屡次要求咸丰帝尊其母为太后，咸丰帝默而不答。一次咸丰帝到康慈皇太贵妃卧室看望，康慈误以为是奕诉就对他说： “你为什么还在这儿?我所有都给了你。他(指咸丰帝)性情不易了解，不要生嫌疑呵。”从此咸丰帝与奕诉始有猜疑。又一天，咸丰帝又来探望，正遇上弈诉从里边出来，咸丰帝问： “病如何?”奕诉跪泣，说“已病危，意待封号再暝目”。咸丰帝不置可否地“哦，哦”了两声。奕诉见他并未明确反对，径至军机处传旨，令具册礼，所司以礼请，咸丰帝不便反对，即依而为康慈上尊号。七月初一日传旨“尊康慈皇太妃为康慈皇太后”。七月初九日，康慈病死。享年四十四岁。称“孝静康慈弼天抚圣皇后”,不加宣宗成皇帝的“成”字，以区别于其他皇后，创清代历史上皇后不系皇帝谥号的特列。二十一日，咸丰帝即将满腔怒火发泄，颁发严诏： “恭亲王奕诉于一切礼仪多有疏略之处，着勿庸在军机大臣上行走，宗人府宗令、正旗满洲都统均着开缺；并勿庸恭理丧仪事务、管理三库事务。仍在内廷行走，上书房读书，管理中正殿等处事务。必自知敬慎，勿再犯类似过错，以负朕成全之至意。”咸丰帝与奕诉的关系从而坏到了极点。尽管咸丰七年(1857)五月复授蒙古都统，咸丰九年(1859)四月授内大臣，但兄弟之间的感情裂痕是难以弥补的。奕诉由不满咸丰帝延伸为不满咸丰帝的左右亲信，这正是祺祥政变的重要远因之一。

咸丰帝即位时还不足二十岁，这个青年皇帝对政治腐败深为不满。道光年间朝廷首席军机大臣为穆彰阿，穆彰阿的门生故吏遍天下，时人称为“穆党”,结党营私，无恶不作，倾排异己，为所欲为，同恶相济，尽力全之。因此，咸丰帝即位十个月，即严斥穆彰阿之罪免除其职务。首席军机之大臣改为赛尚阿。咸丰元年(1851),派赛尚阿赴广西镇压太平军，首席军机改为祁隽藻。同在军机处的有彭蕴章。而政治腐败依旧。咸丰帝急于改变政局，于是又重用了一些得心应手的官员。这些人，按地位高低来说，首先是道光帝临终时的三个顾命大臣：载垣、端华、文庆。这一派的代表人物是肃顺，其次还有景寿、穆荫、匡源、杜翰、焦佑瀛。这些人破格提拔，飞黄腾达，囊括军政大权，颇为大小官员所侧目，所嫉恨。也是“祺祥政变”的原因之一。

肃顺等人，受到全国性农民起义的惊涛骇浪冲击，鉴于清军屡战屡败，认识到不依赖汉族的地方势力是不能镇压农民起义的，因而主张重用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等人。然而，他们的主张，立即遭到大学士祁隽藻的反对。祁隽藻与肃顺等人常发生争执，于咸丰四年(1854)称病退休。肃顺等人拔除的另一位大学士是耆英，耆英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丧权辱国，由大学

士降为部属。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派往天津议和，又惶恐逃到通州。拟绞监侯，肃顺独具疏请立予正法，即命耆英自尽。肃顺等与之较量的再一个大学士是柏俊，柏俊因戊午科场舞弊案被杀。

肃顺等人要加以打击的大学士还有两个，那就是翁心存和周祖培。肃顺提议抽收鸦片烟税，翁心存认为有伤国体，以致肃顺当众污辱他。肃顺也曾嘲弄周祖培说： “你们这些人都是平庸之辈，只能多食长安米而已，懂得什么公事!"周祖培默然忍受，不敢同他计较。咸丰九年，揭发宝钞处贪污案，株连至数百人，主管户部的翁心存终被罢官。此外，肃顺等加以排挤的大学士，还有彭蕴章。肃顺等骄横，对枢臣拟定的诏旨，随便涂改，彭蕴章不肯曲附，也被排出军机处。此外，肃顺等在处理其他事件时，也愈来愈不得人心。他们排斥异己，屡兴大狱，弄得人人自危，甚至达到了怨声载道的地步。所有这些，属于“祺祥政变”的原因。

除远因之外，还有近因，主要是：咸丰帝即位之后的最初几年，颇有些励精图治的样子，他曾经下诏求言，征求治理国家的意见。虽不如道光帝那样勤俭明察，也还算兢兢业业。咸丰十年(1860),是咸丰帝个人的生活，甚至政治生活的大转折的一年。他本来就是一个戏曲爱好者，及至太平军一举打破了清朝政府经营多年的江南大营，并且乘胜进攻，连克常州、苏州等大片富庶之区，以至于使他“愤恚呕血”,并向近臣诉说他的忧虑。于是，御前大臣、军机大臣等皆群起为之宽慰。不久，又碰上他的生日， “戚臣遂争以声技进奉”如“四喜班” "三庆班" “双奎班” “春召班”的名优雏伶，各按日程演戏。他命令“尽效市里演法，纤丑必备”,亲执曲本，指点其误， “率宫眷薄而观，尤喜吴中杂齿句名‘湖船’的戏，日一演之”。雏伶夏云林能画兰花，他即拿其所执纨扇命夏云林作画，他看后大为激赏，并传给妃嫔、侍卫观看，赏赐甚厚。甚至到了英法联军攻打天津的严重关头，仍每日阅伎不止。户科给事中陆秉枢上专折谏阻演“内戏”,警告说： “方今江南军士暴烈日苦战，而深宫惟就乐之从，四方闻之，其谁不解体?”要他效法“圣人”, “以放郑声，远佞人为戒”。并强调指出“今之导为声伎之乐者，皆逢君、长君之佞人也”。矛头直指肃顺等人。

当时，对于咸丰帝的声色自娱，朝臣没有敢说，因此，陆秉枢的奏折一出。大家予以极高的评价，比之“鸣凤朝阳”。而咸丰帝却不但不听陆秉枢的好言规劝，反而斥责陆不论事之轻重，动辄要誉， “且旁及军务、夷务，以为耸动之具，居心殊不可问，其人亦与优伶等类”。甚至把陆的谏阻比为犬之争骨群吠。

他逃亡承德以后，仍然一意孤行，升平署总管太监安福到承德请安，他即命升平署内外人等分三批至行宫提任差使。首批于十一月初四日起程，到达后即于二十一日在烟波致爽殿开戏。几乎每二、三日即唱戏一次。他还亲至钱粮处观看伶人教授太监学艺，指点音韵方面的错误。他显然已经由一个戏曲爱好者变成了一个戏迷。有不少人对咸丰帝的声色自娱深为不满。同时也认定肃顺等人正是逢君、长君之奸佞。

咸丰帝初年的对外态度是强硬的，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却又显得举棋不定，时而主战，时而主和。肃顺等唯咸丰帝之命是从，也摇摆不定，进退失据，狼狈不堪，与不少文武大员均发生了尖锐冲突。

在《北京条约》签订之后，咸丰帝在热河病泄且呕血。肃顺等人仍照在京办法，尽量满足其色欲，使他乐不思蜀。另一方面，以奕诉为首的王大臣却力求他早日返京，以摆脱肃顺等人的影响。双方在是否回京的问题上，又进行了一场尖锐的斗争。

咸丰帝病情日益恶化之后，奕诉以手足之谊，奏请前往热河问安。肃顺等恐奕诉别有图谋，乘机谗言，说奕诉联合外国人挟制朝廷，且权力太大，必须预防之。惇亲王奕谅也说奕诉有造反的意思。咸丰帝本不喜欢奕诉，听了这些话就更加不快，于是，就传谕奕诉“相见徒增伤悲，不必来觐”。七月十六日，召见御前诸臣，立载淳为皇太子，派载垣、端华、景寿、肃顺、穆荫、匡源、杜翰、焦佑瀛尽心辅弼，赞襄一切政务。七月十七日病死。敬事房传“自今日起，皇后写皇太后，皇太子写皇上”。七月十八日，敬事房传“懿贵太妃亲封为皇太后”。慈禧称皇太后比慈安晚了一天。肃顺等素知奕诉为咸丰帝所不悦，所以，肃顺拟定遗诏也体现咸丰帝的想法，不召见他和顾命大臣。这样，肃顺等不请奕诉至热河参与国家大政，反而引起很多人对他们的不满和愤慨。

要求慈安、慈禧“垂帘听政”之事，不仅仅是慈禧所策动。据说，董元醇的奏折，胜保的奏折，均在奏请皇太后亲理大政的同时还强烈要求“选派近支亲王辅政”,表明这是奕诉党羽借“垂帘听政”之名义结纳后党，共同对抗肃顺等人之大权在握者。其实，在当时希望以“垂帘听政”为武器，用来打击赞襄政务王大臣者，还有各避暑山庄烟波致爽殿种各样的人，成分复杂，这些人并不一定就是“后党”,或是“亲党”。

当时，反对肃顺等人，坚决要求“垂帘听政”的阵容日益强大，至关重要的人物有慈禧、慈安、奕诉、奕還。其次，坚决支持垂帘听政者还有胜保、僧格林沁、文祥、宝鋆、曹毓瑛、沈兆霖、绵森等。还有刑部主事方鼎锐，内阁侍读许庚身，工部员外郎朱智，户部郎中朱学勤，大理寺少卿朱梦元等。

咸丰帝临终前，立六岁的独生儿子载淳为皇太子，命载垣等为辅政大臣，同时规定， “御赏”“同道堂”两印章为以后下达诏谕的符信。“御赏”章为印起， “同道堂”章为印讫。慈安掌管“御赏”印，载淳掌管“同道堂”印。载淳年幼，实际上归慈禧掌管。咸丰帝病死的当天，发谕旨一封，派睿亲王仁寿、豫亲王义道、恭亲王奕诉、醇郡王奕還、大学士周祖培、协办大学士尚书肃顺、尚书全庆、陈孚恩、绵森、侍郎杜翰办理丧仪。特别要求陈孚恩接奉此旨即迅速前来行走。豫亲王义道，恭亲王奕诉，周祖培、全庆着在京办理一切事宜，无须前赴行走。在咸丰帝临终之前，肃顺等不让奕诉参与顾命，咸丰帝死后，又不让奕诉到承德奔丧，即使是奉命星速前往承德的陈孚恩，在肃顺等人的本意也只在分化瓦解，使他不能在京师另创异议。慈禧、慈安召赞襄政务王大臣开会，商议诏谕、疏章、黜陟、刑赏等事，肃顺等主张谕旨由他们拟定，慈禧、慈安只须盖印，不得更改，臣下奏章不呈交慈禧、慈安阅览。慈禧、慈安不同意，一开始就与肃顺等发生争执。以上可以看出，政变的发生并非偶然，既有历史的原因也是当时矛盾发展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