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课 开启“通才”之路

假如你认为教育是昂贵的话，你不妨尝试评估无知的代价。

中国高校教育关于“通才”的思考几十年前，哥伦比亚大学学子兼名誉文学博士冯友兰在回忆清华大学往事时，不无遗憾地说：

“当时教授会经常讨论而始终没有完全解决的问题，是大学教育的目的问题。大学教育培养出来的是哪一种人才呢?是通才呢?还是专业人才呢?如果是通才，那就在课程设置方面要求学生们都学一点关于政治、文化、历史、社会，总名之曰‘人文科学’。如果是专业人才，那就不必要有这样的要求了。这个分歧，用一种比较尖锐的提法，就是说，大学教育应该是培养‘人’,还是制造‘机器'?”

究竟是培养“人”,还是制造“机器”——这不仅是清华大学，也是一百多年来中国教育者始终在思考着的一个大问题。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国人难免会因方向不明确而丧失思考和创造的能力。而在这样教育目标模糊的情况之下，谈论和展望中国的未来将要如何如何，中国教育的未来将要怎样怎样，也就变得缺乏底气，似空中楼阁了。

冯友兰，这位经过哥大思想熏陶过的中国人，深刻地认识到通才教育的重要意义，在他担任清华和北大的教职工时，曾就中国要进行通才教育的问题提出了自己的深刻见解。培养“人”,还是培养“机器”,一针见血地指明了当代教育的软肋所在。

同样出自哥伦比亚大学的美国教育家杜威，在经过了哥大的思想锤炼之后，与冯友兰有着类似的见解：

“一种真正自由解放的教育，不会将任何程度的职业训练与社会、道德及科学的边疆教育相隔离，大学应该是成‘人'的摇篮。”

其实，早在1941年4月，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便借着清华纪念建校30周年举行学术讨论会的机会，与著名教育学家、哥伦比亚大学学子潘光旦先生合作发表了《大学一解》一文，并指出：

“大学期内，通专应兼顾，而重心所寄，应在通而不在专，换言之，即须一反目前重视专科之倾向，方足以语亲民之效。”

这段话放到今天来看，依然极有现实意义。综观如今的大学教学，我们不难发现，绝大多数的大学在新生还未进校门之前，高考志愿的填写中就已经让学生选择好了自己的专业。如果学生最终为某个学校所录取，则你的专业基本也被确定好了。

其实，学生在当时对很多学科都还没有形成一定的认知度，当时所选的专业，凭借的也是师长朋友的建议、自己的直观感受或是当时的社会热门专业等。而这个选择，往往维系了一个学子整个的大学生涯甚至于整个人生，可见其分量之重，责任之大。

前不久，某报刊上登载，一清华大学化学系硕士生在泉州一学校跳楼自杀，在他的遗书中有这样的文字：“对不起，我找不到工作……爸爸妈妈，儿子不孝，找不到工作……不愿意成为家里的拖累，这就是我选择……的原因。”

类似的事件，相信你曾经必然也听说过。在对这样的事表示痛惜的同时，我们是否更应该深刻思考惨案发生的根源：名牌大学的硕士生，为何连个工作都找不到?毕业，难道真的等于失业吗?

要知道在中国的很多贫困地区，父母为了自己的孩子能有一个光明的未来，不惜倾尽自己的全力，将孩子送进学校深造，冀求孩子能够有一个辉煌的前途，光宗耀祖。孩子背负着父母和亲戚沉甸甸的期望，踏上了自己的求学之路。原本满怀期望，在毕业之后能够有一番作为，减轻家人的负担，却没想到，求职之路竟然比求学之路更加坎坷，处处碰壁。经受不住重重的压力，终于令惨剧发生……

透过事实，我们看到，学生本身纵然要在这种事情上自负一定责任，如受挫折承受能力太差、思想不够积极等，但不可否认，教育者更应该就中国的教育模式好好地做一下检讨和反思，学生在学校里到底学到了什么?如果他的所学是社会所需所求的，那么毕业又怎么会和失业画起等号?

综观如今的大学生，在人才的竞争中其优势并不突出，抱怨“工作难找”至少是“好工作难找”的毕业生不在少数。通过对这个群体的了解，我们发现，有很大一部分人认为学校中所学的东西知识面太窄，与企业所需的综合素质存在相当大的差距，由此在找工作时受到不少限制；而且如果所学的专业本身比较冷门，则可供选择的职业就更加少，而其他职业又因了解不多，更非自己所能胜任，极其尴尬无奈。

对于这个现象，上海大学校长钱伟长有着很大的感触：

“我一向主张大学教育宜宽不宜窄，不能把专业看得太重。实际上，很多学生毕业后的工作与所学专业没有太大关系，过早专业化的结果常常是‘教师教什么，学生懂什么’,学生只在一个方向上发展，把这个方向上的东西学4年，别的都不懂，这不利于培养创造性思维。社会需要能带着满脑子的问题从大学走出来的人，需要有创造性而不是模仿性的人。”

钱教授的教学理念符合通才教育的思想，由此，上海大学也逐步引进了这个思想，开始尝试走上类似于哥大通才教育的教学方式，在某些学院开始先不分专业，更注重一些比较广泛的基础课程的教学。

其实，从学生的发展角度看，如果教育仅仅是为了培养学生从事某种狭窄的专业工作，很容易忽视学生作为一个完整的人的全面发展的需要。专业划分过细使学生对生活的认识变得支离破碎，但生活本身是一个整体，并非像专业划分那样一是一二是二，界限分明。

从学术发展的角度看，专业划分过细会导致知识的过分分割，使各系科学生所学内容的差异过于明显，学生难以走出各自专业的小框框而融入更大的圈子，也认识不到知识之间的联系，缺乏从比较广阔的视角思考和处理问题的知识基础和能力。

最重要的，从就业的角度看，目前摆在毕业生面前的是比传统社会更加复杂、更多变的工作环境。如果没有开阔的视野，关注并好好利用其他相关领域的学识，根本无法有效地解决工作中遇到的实际问题，也无力应对职业经常变换的挑战。

由此，高等教育势必要改变把学生限制在狭窄的专业领域的做法，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来培养学生，使之能够适应未来社会发展的需要；以更加积极的改革来打破知识之间壁垒分明的界

限，给予学生更加全面的知识基础和基本能力的训练，使其获得一个更加合理的知识和能力结构。

开启中国的“通才”之路

如何让人才发挥作用?环境的创造非常重要，如果没有培养种子的肥沃土壤，则再好的种子也未必会健康地成长为参天大树。

好在几十年来，中国的教育者并未放弃对这个方面的探索、思考和努力。

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潘光旦、雷海宗、朱光潜等一批具有远见卓识的教育家就已注意到包括哈佛、剑桥、哥伦比亚等欧美名校的改革，并针对中国大学分科过细的弊端，发出了“通才教育”的初步思想。

之后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台湾有学者针对专才教育的弊端，有意识地倡导“通识教育”,而且在数十年的努力之后，颇具成效。

随后，由于中国大陆在经济、文化各方面都不断地发展，为应对日益临近的经济全球化、教育国际化和知识经济时代的来临，“素质教育”的理念被适时地提了出来。

而后，一些著名高校如清华等，开始改变单纯工科大学的形象，着手进行院系的调整。之后，国内不少研究型大学也都纷纷开始重视起这个问题，摸索着进行通识教育的初步探索。

进入新世纪之后，北京大学也开始实行了人才培养的新模式——“元培计划”。这是北京大学在创建世界一流大学过程中，为了培养适应21世纪时代发展需要、具有国际竞争能力的高素质创造性人才而实施的一项以北大老校长蔡元培先生的名字命名的、旨在"加强基础，淡化专业，因材施教，分流培养”的本科教育改革计划。

不过，一些教育工作者不得不承认，国内目前的通识教育尚处于摸索阶段，其本质只不过是在传统的“专业主义”不变的前提下，给学生加点“小甜点”,仅仅把它看作是在主课以外适时地扩大一点学生的兴趣和知识面而已。

这一点上，我们不得不承认，美国的通才教育尤其是哥伦比亚大学的通才教育被公认最好，关键在于美国大学生在接受通识教育之后，社会和企业的后续职业训练跟得上。而在国内，企业往往要求大学完成职业训练，而学校为学生提供的基础课，更多的是看对未来专业课学习有没有帮助——这就使得通识教育具有较为浓厚的功利色彩。

由于整个社会长期被“金钱第一”“专家至上”“多快好省”等急功近利的观念所困扰，使得关于“人”的培养受到一些负面影响。随着通才教育理念的日渐深入人心和对于人才培养的长远和理性的考虑，这些不良的因素在教育者和大学的共同努力下，会逐渐淡化，最终为有利于人才培养的方式让路。还有一点要明确，真正的通才教育并非局限于人们传统意识中的在四年制学院的前两年或前三年内进行各个学科的综合教育。通才教育不仅仅是一种课程，更是一种态度，一种学习方式，一种终生的追求，所以在中国的教学中，无论是哪个阶段的教育中都应注入通才教育的思想。如果只是象征性地在学生的前两年学习中加入一些课程，而之后却一如以往地专于一门，同时也不加大力度进行制度改革，那么这样的所谓“通才教育”亦不过是一种形式，没有什么意义。

此外还需指出的一点是，老师在学生接受知识、领会精神、学会思考的过程中起着不可估量的引导作用，如果在师范教育中，能够对未来教师更着重于传输通才教育的思维，那么通才的思想则在源头之处便已传递开来，对学生产生重大影响，无疑事半而功倍。

当然，我们呼吁通才教育的同时，并不提倡高校的培养模式像过去那样一刀切。学校应该在领会通识思想精神的前提下，根据学校自身的传统特色与优势以及不同学科专业的特点，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比如有的大学以培养精英型学术型人才为主，那就无疑应在本科阶段大力提倡通识教育；而某些院校长期以来专门立志于为某些行业培养一线的应用型人才，不考虑自身校园特色而盲目通识，就不是我们这里所提倡的了。

哥伦比亚大学小百科

哥伦比亚大学十分重视在校生在学校的社团和学社锻炼，这也是培养未来领袖的一个重要方式。哥大有5000多本科生，却有400多个学生社团，平均十多个学生就有一个社团或学社。做义工也是欧美社会一个重要的素质，同时这也是培养学生全方位领导能力的一种综合性锻炼，这不仅是十分必要的，也是十分必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