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旗定制

到了万历四十三年(1615)十一月，努尔哈赤已经统一建州，哈达、辉发，还有乌拉，这时兵马众多，原有的四旗已经不够用，于是再增加四旗，成为八旗。这就是清朝特有的八旗，在长达三百年的时间里，对清朝各方各面都起了很独特的作用。

原有四旗，用黄色、白色、红色、蓝色四种颜色做旗帜。增添的四旗，将原来旗帜周围镶上一条边，黄色、白色、蓝色三色旗帜镶红边，红色旗帜镶白边，成了八种不同的旗帜。不镶红边的的黄色旗帜称为整黄旗，即整幅的黄旗，习称正黄旗；镶红边的黄色旗帜称为镶边黄旗，习称镶黄旗，俗写厢黄旗。其他三色旗帜也是一样。合起来共称为八旗。

八旗制度首先是军事制度。

八旗军在创立的初期，是一支勇敢善战的军队。《清太祖高皇帝实录》中对八旗制度的军事性质，作了明确的记载：

行军时，地广，则八旗并列，分八路；地狭，则八旗合一路而行。队伍整肃，节制严明，军士禁喧嚣，行伍禁搀越。当兵刃相接时，被坚甲、执长矛大刀者，为前锋；被轻甲、善射着，从后冲击；俾精兵立他处，勿下马，相机接应。每预筹方略，了如指掌，战则必胜。

在这里可以看出除记述八旗军的军容军纪整肃、攻战克敌制胜外，还记载八旗军在兵种上分为三等，即长甲军、短甲军和巴牙喇，后来演变成前锋、骁骑和护军等。护军即精兵，时称巴牙喇。巴牙喇汉语中译为精兵或护军。其首领为汉语音译为巴牙喇甲喇章京，后称护军参领。朝鲜称巴牙喇为拜阿罗，据朝鲜人李民宾所见，“胡语呼拜阿罗军者，奴酋之手下兵也，五千余骑，极精勇云(七将皆有手下兵，而未详其数)”。巴牙喇是从各牛录中选拔的精壮，兵骁马骠，甲坚剑利，在努尔哈赤夺取抚顺、沈阳、辽阳等战役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在那个时候，努尔哈赤不仅是八旗军的最高统帅，而且亲领两黄旗，其次子代善领两红旗，其第五子莽古尔泰领正蓝旗，其第八子皇太极领镶白旗，其长孙杜度领正白旗，其任阿敏领正蓝旗。每旗所属牛录、每牛录所属兵卒，也多未划一。

八旗军从其作战方式看是一支以骑兵为主的军队。八旗军虽然步兵众多，开始没有火器，用皮弦木箭、短剑钩枪，射程近、威力弱。但是，它却以铁骑角胜。八旗骑兵的战马饲养，栏里不蔽风雪潺暑，不喂菽粟，野外牧放，能耐饥渴。出征时，兵士乘马，带上自备军器和数天干粮，驱骑驰突，速战速决；利用行军或战斗的闲暇，脱缰放牧，不需后勤。李民窦说：

胡中之养马，罕有菽粟之喂。每以驰骋为事，俯身转膝，惟意所适；暂有卸鞍之暇，则脱鞫而放之。栏内不蔽风雪寒暑，放牧于野，必一人驱十马。养饲调习，不过如此。而上下山坂、饥渴不困者，实由于顺适畜性也。

我国之养马异于是，寒冽则厚被之，雨雪则必避之，日夜羁縻，长在枥下，驰骋不过三四百步。菽粟之秣，昏昼无阙，是以暂有饥渴，不堪驰步，少遇险仄，无不颠蹶。且不作骗，风逸现啮，不顺鞭策，尤不合战阵也。

后金与朝鲜战马的对比，实际上也反映了后金同明朝战马的对比。后金骑兵，兵悍马壮，兵皆铁甲，马也披甲。骑兵作战时，分作“死兵”和“锐兵”两种：死兵在前，锐兵在后。死兵披重甲，骑双马冲前，前虽死而后仍复前，莫敢退，退则锐兵从后杀之。待其冲动明军，而后锐兵始乘胜冲锋。

这是明兵部尚书王在晋时努尔哈赤骑兵战法的概括，说明八旗军骑兵的勇敢与顽强。每当努尔哈赤下令吹角螺、鸣号炮，发动进攻时，八旗军的骑兵，冲锋，厮杀，摧坚，陷阵；铁骑奔驰，冲突**，无与争锋，所向披靡。

恰恰与后金相反，明朝军队习于平原作战，长于施放火器。他们临阵时，摆列方阵，弯弓挥刀，士气不高，行动迟缓。但后金骑兵有两个显著的特点：一个是速度快，另一个是力量大。从某种意义上说，战争就是作战双方速度和力量的竞赛。因此，行动慢、摆方阵的明朝步兵，与速度快、力量大的后金骑兵交锋之后，明军未及再装弹药时，努尔哈赤的骑兵已冲陷方阵，倏来倏往，任意横行。所以，袁崇焕说“明朝兵不利野战，只有凭坚城、用大炮一策”。然而，八旗兵攻城时，先用楣车运载登城士卒到城下，竖起罩着牛皮的简梯，军士冒矢石沿梯鱼贯登城。有时从城下挖洞，兵士穴城而入。也有时“则每于马上人持一袋土，一时俱进，积于城下，则顷刻与城平，而人马践踏逾越”,取得攻城的胜利。

八旗军是一支训练十分严格的军队，努尔哈赤非常重视军事训练，提高军队素质，培养勇敢精神，熟谙弓马技艺。在费阿拉有很大的操场，天天操练兵马。练兵时，他常亲自检查战马的膘情，马肥壮者赏酒，马羸瘦者鞭责。练兵除演习枪、刀、骑、射外，还进行“水练”和“火练”。练习跳涧的叫作水练，练习越坑的叫作火练；优秀者受赏，怯劣者斩首。努尔哈赤之所以严格军训，是因为他深知武艺对一个兵士之重要。他自己便是一个弓马精熟、武艺超群的射手。

八旗军还是一支军纪严明，赏罚分明的军队。努尔哈赤从建军之初，便军纪严、赏罚明。他制定不成文军令，并规定“从令者馈酒，违令者斩头”。到万历四十三年(1615),努尔哈赤把军纪、赏罚制度化：

克城破敌之后，功罪皆当其实：有罪者，即至亲不贳必以法治；有功者，即仇怨不遗必加升货。用兵如神，将士各欲建功，一闻攻战，无不忻然，攻则争先，战刚奋勇，威如雷霆，势如风发，凡遇战阵，一鼓而胜。

努尔哈赤在每次作战以后，“赏不逾日，罚不还面”。按功行赏，依罪惩罚，兵士们自然奋勇作战，有进无退。

八旗军不仅勇敢善战、长于骑射、勤加训练、军纪整肃、赏罚分明，而且“最工间谍”。努尔哈赤为了刺探明军的指挥、部署、数量、军器、城邑、士气、粮秣等情报，曾利用明降将李永芳，每月花银一百两，收买与明辽东官员有交往的刘保，按月递送情报。他还曾派谍工男扮女装，设计焚烧明军在海州的粮草。努尔哈赤以善用谍工，对辽东明军的虚实动静，了如指掌。

努尔哈赤非常爱用诡诈的计谋，最丰厚的财物，最秘密的手段，派遣谍工，刺探敌情，取得指挥战争的主动权。

八旗制度不仅是军事制度，而且是行政制度。努尔哈赤既以旗统兵，又以旗统人。八旗的军事职能前已述及，其社会职能，又包括政治、民政、家族三个方面。

八旗是政权组织。后金的政权组织分为三级固山、甲喇和牛录。固山额真、甲喇额真、牛录额真，既是军事长官，又是行政长官。他们出则统领军队，入则统治人民。八旗各有族主，各置官属，各领人民。它的基层单位为牛录，牛录额真是本牛录人民的“父母官”。后金汗通过各级额真，统治其人民：

凡有杂物收合之用，战斗力役之事，奴酋分于八将，八将分于所属柳累将，柳累将令手所属军卒，令出不少迟缓。

后金汗同各级额真是君臣隶属关系。天启元年(1621年，天命六年)二月，萨尔浒城营筑竣工，努尔哈赤升殿聚诸王大臣曰：“君明乃成国，国治乃成君。至于君之下有王，王安即民安，民安即王安。故天作之君，君恩臣。臣敬君，礼也。”

由这里可以看出，后金八旗中的君臣等级是很森严的。努尔哈赤依靠八旗的固山额真、甲喇额真和牛录额真等各级官吏，组成统治后金人民的政治机器。

八旗也是民政组织。固山、甲喇和牛录，既是军事编制单位，也是户口编制单位。编入八旗的人户，称为旗人。牛录额真及其属下村领催等官员，掌管本牛录、本村屯的民政事务，诸如登记户籍，查勘田地，分配财物，经营房宅，收纳赋税，摊派劳役，拘捕逃人，埋葬死人，料理婚娶，排解纠纷，清理卫生，送往迎来等。

八旗又是家族组织。女真族到努尔哈赤时代，仍保留有氏族残余形态。虽然牛录早已变成军事组织和行政组织，但牛录额真多为一族之长或众族之长。一个牛录往往是一个大家族，牛录额真即成为该族的族长。但后来招服日众，情况有所不同，同一牛录内不仅有满洲人，也有蒙古人和汉人等。尽管如此，牛录额真仍管本牛录内的家族事务。

八旗制度不仅是军事制度、行政制度，而且是经济制度。这主要表现在后金汗和固山额真除指挥作战外，还占有土地、奴仆、牲畜，管理生产，分配财物。

八固山共同占有土地，胡贡明奏议称“有人必八家养之，地上必八家分据之”。这虽是努尔哈赤死后六年的奏议，但反映其在世时八固山占有土地、奴仆和牲畜的事实。后面将较详地叙述后金的土地所有制问题，这里姑且从简。

牛录额真也组织生产，八旗制下的部众，“出则为兵，入则为民；耕战二事，未尝偏废”。即跨马从戎时，按军队的编制驰骋征战；解甲卸鞍后，又按军队的编制从事生产。军卒返屯后，修整器具，治理家业，耕种田地，收放马匹。牛录额真又成为生产的管理者。

万历四十一年(1613),努尔哈赤命“一牛录各出男丁十人，牛四头，垦荒屯田，悉蠲贡赋”。以后随着归并的土地和人口日渐增多，便组织庄田进行生产。牛录额真是本牛录生产的组织者。后来由于丁口增加，牛录下的民户“三丁抽一”,即每户如有三名男丁，抽一人去作战，另二人称余丁，在家从事生产劳动。随着战争的频繁，兵士不再弃戈务农，而变成职业军人“浑卒则但砺刀剑，无事于农亩者”。牛录额真指挥军事职能逐渐加强，组织生产职能日趋减弱。

八旗还是分配掳掠财富的基本单位。如天命三年(1618)四月十五日攻取明抚顺诸城堡，次日，努尔哈赤就在甲版野地设营，按旗分配“俘获”三十万人畜。他还将在战争中虏获大量的人口、牲畜、金银、布帛，按八旗分赐予贝勒和各级额真等。如萨尔浒之役后，将缴获的战利品堆放八处，按八旗进行分配。

女真社会历史发展与生产关系所产生的独特社会结构——八旗制度，既有利于其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又有利于满族共同体的形成。努尔哈赤通过八旗把分散的女真部民组织起来，管理女真的农业、畜牧业、采集业、渔猎业和手工业生产，促进了女真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同时，随着对瓦尔喀、虎尔哈、卦勒察、萨哈连、达斡尔、蒙古人、汉人等的征附，得到一部人就编为一牛录。努尔哈赤把各部女真人等都包容在旗制之中，加速了满族共同体的形成。

天命初年，已发展到约四百个牛录。除满洲八旗之外，天启元年(1621年，天命六年)始设蒙古牛录。天启二年(1622年，天命七年),始设蒙古旗。崇祯八年(1635年，天聪九年),始设蒙古八旗，旗色与满洲八旗相同。崇祯四年(1631年，天聪五年),努尔哈赤的继承人皇太极将满洲八旗中的汉人挑出，另编一旗。汉军初名乌津起哈，因其多使用大炮等重型武器而得名，后称汉军，以黑色为旗帜。

崇祯十年(1637年，崇德二年),分设汉军为二旗。崇祯十二年(1639年，崇德四年),又增设汉军二旗，旗色为纯皂(黑)皂镶黄、皂镶白、皂镶红。崇祯十五年(1642年，崇德七年),汉军扩充为八旗，旗色改为与满洲八旗、蒙古八旗相同，取消了黑色。从此，实际有满洲八旗、蒙古八旗、汉军八旗，共二十四旗，但习惯上仍统称为八旗。

努尔哈赤创立的八旗制度，对后金国、对辖区的各个阶级阶层、对女真满族都产生了强烈影响。八旗制度的建立，将分散的女真人严密地编制起来。分则弱，合则强，早在几百年以前的宋朝，便有女真“兵若满万，则不可敌”的说法。现在，数以万计的女真男丁以及老幼眷属，统一编制起来，可挑选精兵数万，加上粮草充足，器械精良，战马十万，成为具有极大威力的强大军队。努尔哈赤率领八旗劲旅，用兵三十余年，战必胜，攻必克，连下明朝重镇，大败明军于萨尔浒，俘获人畜数百万，辖地数千里，扩大了奴隶制剥削范围，对后金国的巩固和扩展起了非常大的作用。

努尔哈赤创立的八旗制度，还有力地促进了满族的形成和发展。全部人员，各按旗分、甲喇、牛录居住，原系一族一寨之人往往分肃不同的旗或不同的甲喇牛录。一旗、一甲喇、一牛录之内，又有不同地方、不同部落、不同村寨的人丁，基本上打破了女真各依族寨居住的旧习，这就使八旗以女真为主吸收汉人、蒙古等人参加的几十万不同地方、民族、部落的人员，居住在同一地区，密切了彼此的联系。

八旗人员在汗、贝勒和各级额真的管辖下，耕田种地，纺花织布，牧放马牛，猎捕兽禽，采松摘果，生产迅速发展，改变了部分女真旧日渔猎为生的落后习俗，八旗人员大体上达到了“耕田食谷为生”的水平。

在此之前，有的女真人任意行止，自由谋生，过着原始社会末期的生活，有的地方女真人已进入奴隶社会，辽东地区的汉民却又处于封建社会后期，编入八旗以后，各地各部人员，被俘为奴者降为阿哈，有功者上升为奴隶主，归顺者成为诸申，家主剥削阿哈的奴隶制发展为占居八旗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

八旗人员皆须遵守国家法令。所有八旗人员，不管是女真，还是汉人，言谈交际，文移往来，必须使用满文满语，服装发式亦须一律，依照女真习惯剃发，不许妇女缠脚。八旗人员同居共处，互通婚姻，血缘关系更加密切。

这样一来，在八旗制度的辖束下，经过广大八旗人员的长期辛勤劳动和共同做事，以女真为主体的来自不同民族和地区的几十万人上百万人，在生产力、生产关系、赋役负担、国家法令、语言文字、服饰发式和风俗习惯等等方面，大体上达到了同样的水平，旧有的差异迅速消失，一致性越发增多，逐渐形成为一个在居住地区、经济条件、语言文字、心理状态等方面基本一致的新的民族共同体满族。

努尔哈赤创建八旗制度，以它作纲，把女真社会的军事、行政、生产统冶起来。女真各部的部民，被按军事方式，分为三级，加以编制。努尔哈赤用军事方法管理行政、管理经济，使女真社会军事化。

因此，在努尔哈赤统治时期，整个女真社会就是一座大兵营。这一点，也正是努尔哈赤统治时期女真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努尔哈赤以八旗作纽带，把涣散的女真各部联结起来，形成一个组织严密的、生气勃勃的社会整体，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是非常具有积极意义的。这正是他崛起东北地区，统一女真各部，施行社会改革和屡败明朝军队的重要原因之一。但是，他通过八旗制度，加强了对女真奴隶、农奴、部民的军事统治和军事独裁，从而给女真劳动人民戴上一副沉重的枷锁。而八旗军入关之后，对中原地区人民实行野蛮掠夺与军事统治，推行高压政策，影响了社会的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