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勇若怯，大智若愚

愚、拙、屈、讷都给人以消极、低下、委屈、无能的感觉，使人放弃戒惧或者与之竞争的心理。但愚、拙、屈、讷却是人为营造的迷惑外界的假象，目的是为了减少外界的压力，或使对方降低对自己的要求。如果要克敌制胜，那么可以在不受干扰、不被戒惧的条件下，暗中积极准备、以奇制胜，以有备胜无备；如果意图在于获得外界的赏识，愚钝的外表可以降低外界对自己的期待，而实际的表现却又超出外界对自己

的期待，这样的智慧表现就能格外出其不意，引人重视。“大智若愚”是在平凡中表现不平凡，在消极中表现积极，在无备中表现有备，在静中观察动，在暗中分析明，因此它比积极、比有备、比动、比明更具优势，更能保护自己。

曾国藩涉足官场较早，对那些结党营私、苟且求生、贪图享乐的庸官俗僚了如指掌，他想做点利国利民的事情，但也不想得罪他人，以免招来闲话和灾祸。特别是清王室对汉人有着强烈的排挤，使得他不得不小心翼翼、唯恐不测。曾国藩才华不及当时的左宗棠、李鸿章，他前期在与捻军、太平军抵抗中，大都以失败而告终，甚至曾想过自杀。正是这样，他把自己看成是愚鲁笨拙之人，以“勤奋”修身、处事，加上他坚忍不拔、愈挫弥坚的精神，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胸襟，严于律己、自强不息的个性，最终成就了他那个时代无人能及的功绩。从这一点来看，他的智商和情商都算是超常的。他自称“愚拙”，不事张扬，甚至不与朝中贵人交往，其实是一种自身保护。他一个汉人能在满人掌政时期“出人头地”，而没被“枪打出头鸟”，算是一种大智若愚的典范。

大智若愚在生活当中的表现是不处处显示自己的聪明，做人低调，从来不向人夸耀自己、抬高自己，而做人原则是厚积薄发、宁静致远，注重自身修为、层次和素质的提高，对于很多事情持大度开放的态度，有着海纳百川的心态，从来没有太多的抱怨，能够真心实在地踏实做事，对于很多事情要求不高，只求自己能够不断得到积累。很多时候，大智若愚伴随的还有大器晚成，毕竟大智若愚要求的是不断积累自己，就像玉坯不断积累一样，多年的积累所铸就的往往是绝代珍品，出世的时候由于体积太大而需要精雕细琢，而不像外智那般的小玉一样几下子就可以雕琢出来，马上能够拿到市场卖个好价钱。大器晚成者往往都是无价之宝。

萧何是刘邦的第一功臣，在汉高祖开创西汉王朝的大业中，萧何忠贞不贰地追随刘邦：他在丰沛起义中首任沛丞，刘邦屈就汉王时他任汉丞；西汉建立以后，他任汉皇朝的丞相，并享有“带剑上殿，入朝不趋”的特权；在近三年的反秦战争中，他赞襄帷幄，筹措军需，直到打下咸阳进入汉中；在四年之久的楚汉战争中，萧何在后方精心经营，保证了兵源和军需的充足供应。总之，危难关头，他多次力挽狂澜，使刘邦绝处逢生，其中脍炙人口的故事有“咸阳清收丞相府”“力谏刘邦就汉王”“收用巴蜀，还定三秦”“月下追韩信”“制定九章律”“诱捕淮阴侯”等。萧何以其超人的智慧、胸襟和气魄为西汉王朝的创建和稳固建立了不朽的功勋。

随着汉朝的江山渐渐稳定了，时过境迁，而萧何的功劳有那么大，刘邦对他自然会猜忌和怀疑。汉十二年初萧何看到长安周围人多地少，就请求刘邦把上林苑中的空闲土地交给无地或少地的农民耕种。本来是利国利民的一件小事，不料使刘邦龙颜大怒，以受人钱财为由，将萧何关进大牢。困惑莫名的老丞相，出了监牢，才明白自己犯了“自媚于民”的错误。淮南王英布造反，刘邦御驾亲征，萧何留守京城。战争中，刘邦不断派使者回来，回来一次就一定要去见萧何，问候萧何。萧何的幕僚警告他：“君灭族不远矣。”萧何一听此言，如五雷轰顶，方明白自己已有了功高盖主之嫌，再继续做收揽民心的事情就必然引起皇帝的疑心，招来杀身之祸。于是，他就利用权势以极低的价格强买民田民宅，激起民怨。终于使刘邦将他看作为子孙谋利，胸无大志的人物。

刘邦回到京城，收到了一大堆平民百姓告萧何的状子，然后对萧何放心了许多。

纵观萧何的一生，他大智若愚、忍辱负重、任劳任怨、克勤克俭、安抚天下，用心之良苦，鲜有与之比肩者。

苏轼在《贺欧阳少师致仕启》中说：“力辞干未及之年，退托以不能而止，大勇若怯，大智若愚。”唐代的李贽也有类似观点：“盖众川合流，务俗以成其大；土石并砌，务以实其坚。是故大智若愚焉耳。”中国古代的道家和儒家都主张“大智若愚”，而且要“守愚”。这都是在告诉我们要虚怀若谷、深藏不露，低调做人，不要处处显示自己的聪明，不要向人炫耀自己、抬高自己，否则会引来嫉妒、排挤，甚至杀身之祸。

外智而内愚，实愚也；外愚而内智，大智也。外智者，工于技巧，惯于矫饰，常好张扬，事事计较，精明干练。吃不得半点亏。内智者，外为糊涂之状，上善斤斤计较，事事算大不算小，达观，大度，不拘小节。智愚之别，实力内外之别，虚实之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