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我的”说成“我们的”

说话好像驾驶汽车，应随时注意交通标志，也就是要随时注意听者的态度与反应。如果红灯已经亮了仍然向前开，闯祸就是必然了。无聊的人是把拳头往自己嘴里塞的人，也是“我”字的专卖者。

人们最感兴趣的就是谈论自己的事情，而对于那些与自己毫无相关的事情，众多的人觉得索然无味，对于你有莫大兴趣的事情，常常不仅很难引起别人的同情，而且还觉得好笑。年轻的母亲会热情地对人说：“我们的宝宝会叫‘妈妈’了。”她这时的心情是高兴的，可是旁人听了会和她一样地高兴吗?不一定。谁家的孩子不会叫妈妈呢?你可不要为此而大惊小怪!这是正常的事情，如果不会叫妈妈才是怪事呢。

所以，你看来是充满了喜悦，别人不一定有同感，这是人之常情。

说话时，把“我的”变为“我们的”,可以巧妙拉近双方距离，使对方更容易接受你和你的话。

如果你在说话中，不管听者的情绪或反应如何，只是一个劲地提到我如何如何，那么必然会引起对方的反感。如果改变一下，把“我的”改为“我们的”,这对你并不会有任何损失，只会获得对方的好感，使你同别人的友谊进一步加深。

我们经常看到记者这样采访：“请问我们这项工作……”或者“请问我们厂……”经常发现演讲者使用“我们是否应该这样”“让我们……”等表达方式。这样说话能使你觉得和对方的距离接近，听来和缓亲切。因为“我们”这个词，也就是要表现“你也参与其中”的意思，所以会令对方心中产生一种参与意识。

比如说“你们必须深入了解这个问题”,便拉开了听众与演讲者的距离，使听众无法与你产生共鸣。如果改为“我们最好再做更深一层的讨论”就会缩短与听众的距离，使气氛立刻活跃起来。

托尔斯泰说：“真正的艺术永远是十分朴素的、明白如话的、几乎可以用手触摸到似的。”说话力求通俗化、口语化，如不考虑听者的接受能力，用那种文绉绉、酸溜溜的语言就既不亲切，又艰涩难懂，往往事与愿违，弄得不好，还会闹成笑话。

一天，某农村中学一教师去家访，正碰上学生家宾客盈门，他见自己来得不是时候，便连连向家长道歉：“请恕冒昧!请恕冒昧!”学生家长顿时怔住了，次日，专程到学校找校长评理：“昨天是我妹妹大喜的日子，你校某老师不知羞耻地对我说：‘请许胞妹。’要我把妹妹许配给他。我看他是‘花痴’。”校长知道这位老师作风正派，工作负责，觉得奇怪，便立即找他核实并向家长做了解释。家长自责文化水平低，真糊涂。这位老师既羞且恼，哭笑不得，这场风波就是因为他语言不通俗造成的。

口头语言通过耳朵传入大脑。因语言有同音异义，一音多义，如用晦涩难懂的话，势必影响听的效果。而且听众文化素养有很大差别，应该“就低不就高”。所以对广大群众讲话，更应该明白晓畅，通俗易懂。上例中那位教师对农民用“请恕冒昧”之类的话就未免过于“高雅”了。

口头语言与书面语言有较大的差异。有的人在讲话中过多地使用书面语，而不是口语化，也使人听了很不是滋味。比如有一个青年在演讲中描述他听到母亲被人杀害时的心情说：“我的心海**起悲哀的浪潮，两只眼睛犹如双泉，盈满晶莹的、清澈见底的泪水，最后我的两行泪水像断线的珍珠纷纷落下。”台上讲者痛哭失声，台下却发出一阵笑声。这样的演讲自然是不成功的。其失败原因在于，他不讲究语言的实际效果，而一味追求形式上的华美。不口语化、通俗化，而文学味太浓，遣词造句过于华丽和艰涩，必然会令人笑话。

社交语言需要用讲话者和听者双方都习惯，共同感兴趣的“大白话”来表达，这样才容易沟通感情，交流思想。若追求华丽新奇，过分雕琢，听者就会认为这是在炫耀文采，从而对你的讲话一只耳朵进，一只耳朵出。所以，使用语言正像鲁迅说的：“有真意、去粉饰、少做作、勿卖弄。”否则，话说得再漂亮也不会有什么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