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中的孩子
1966年7月26日，在牛津新学院举办的主题为“初等教育的发展”托幼所协会会议上的讲话
近年来，人们写了大量以儿童和家庭为主题的文章，我们很难知道如何以一种普通的方式来为这个宏大的主题做出贡献。我们一定会有这样的感觉，一切都是老生常谈，这个主题已经没什么新鲜东西可分享了。不过最近方针上的重点发生了改变，出现了一些新情况，重点被放在家庭而非个人层面。人们有了某种改变社会工作模式的计划——以家庭为对象，而孩子被视为家庭的一部分。
在我看来，这种改变不值一提，因为儿童一向是在与家庭的关系中或与家庭缺失的关系中被研究的。但无论如何，我们可以尝试利用任何能增加新鲜感的东西。在我看来，在儿童治疗中，的确缺乏重视。长期以来，精神分析学一直把独生子女作为一种孤立现象来进行治疗。这是无济于事的。然而，在精神分析界有一种变化，这种变化是通过思想的发展过程来实现的。然而，最近方针上的变化并不是针对精神分析师的。它针对的是一般的社会工作，我要说的是，社会工作始终都将儿童放在其家庭中去考察。
在我看来，现在有一种危险，即过分强调从家庭和其他群体的角度来处理人类所遇到的困难，以此逃避对个人的研究，无论是婴儿、儿童、青少年还是成年人。在每一个个案所涉及的工作中，社会工作者必须在某个地方或其他地方会见小组外的个人。这就是最大的困难所在，也是带来变革的最大潜力所在。
因此，我以一个请求开始：请记住每个孩子，记住孩子的发展过程，孩子的痛苦，孩子对个体帮助的需要，孩子利用个体帮助的能力，同时也要记住家庭和各种学校团体以及所有其他导致我们称之为社会团体的重要性。
在任何一个个案工作中，都必须决定谁才是本例中的患者。有时，虽然孩子被视为带病之人，但造成并维持了这种困扰的却是其他人，甚至可能是由社会因素导致的。这些都是特例，社会工作者也充分意识到了这一问题，但这不应让他们忽视一个事实，即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当儿童出现症状时，这些症状表明了儿童处于痛苦之中，而最好的解决办法是与儿童一起工作。
我想提醒大家的是，在社会上存在的无数案例中尤其如此，但儿童指导诊所并没有这样做，当然，这些诊所往往会处理更不常见、更复杂的案例。换言之，如果你环顾一下你在家庭和社会环境中认识的孩子，你会看到大量的孩子需要的只是些许的帮助，但他们永远不会去诊所。我的意思是，这些孩子可以得到最好的帮助，需要个人的关注。诊所中的儿童并不能代表社会中所有需要帮助的儿童。我之所以满怀信心地说这句话，是因为在座的听众都是老师，你们所教的大多数孩子都不是临床病例。他们是普通的孩子，或是那些属于你的社会群体的孩子。无论昨天、今天还是明天，几乎每个孩子都需要在一些个人问题方面得到帮助。在学校里，你处理这些问题的方法通常是忽视这些问题，或通过严明的纪律，或通过教孩子一项技能，或是为创造性冲动提供机会。必须承认的是，总的来说，你的心理学观点必须与社会工作者和儿童精神病医生的观点有所不同。
你们会明白一定存在这样的重叠：一些孩子应该去诊所，而一些诊所的孩子应该在叔叔婶婶、学校老师，以及社会福利的各类帮助下解决困难。
群体与个人的关系
为了充分利用你们给予我的这次机会，我想在一些细节上提醒你们，家庭是一个群体，其结构与个体人格结构有关。家庭是第一个出现的群体，在所有群体中，家庭是最接近单元人格的群体。第一个分组只是对单元结构的复制。当我们说家庭是第一个群体时，很自然地我们是在谈论个人的成长，这是有道理的，因为单纯的时间流逝与人类生活在强度上根本无法与这样一个事实相比——在某个时间点上，每个人开始并通过一个成长过程，将一部分时间区域变得个人化。
孩子开始与母亲分离，在母亲被客观看待之前，她可能被称为主观对象。孩子在使用母亲作为主观对象（即自我的一个方面）和非自我的对象（因此不在全能控制范围内）之间经历了一个很大的颠簸。母亲在使自己适应孩子的需要方面发挥了最重要的作用，因此她模糊了我提到的这个可怕的颠簸，这就是我之前所说的满足现实原则方面的内容。母亲的形象被复制了。
在一些文化中，人们会刻意阻止母亲成为一个人，这样孩子可以从一开始就免受损失带来的冲击。在我们的文化中，我们倾向于认为，当母亲成为一个适应外界的人时，孩子经历全部的冲击是正常的，但我们必须承认，受害者是存在的。当这件事发生在一个母亲身上时，会产生一种丰富的体验，这是有利于它的主要论点。这一领域的人类学研究为研究人员提供了引人入胜的材料，以观察由社会决定的早期有意地将母亲的角色分割开的结果。
父亲以两种方式介入其中。在某种程度上，他是复制母亲形象的人之一，在过去的50年里，风向发生了变化，因此父亲对他们的婴儿来说，比几十年前更真实地扮演着母亲的角色。然而，它妨害了关于父亲的另一件事，即他作为母亲的一个方面进入孩子的生活，那是强硬、严格、无情、不妥协、坚不可摧的，在有利的情况下，他会逐渐成为一个既让人感到恐惧和憎恨，又令人爱和尊重的人。
一个群体就这样发展起来了，我们必须看到这个群体是以两种方式形成的。第一组只是属于儿童人格结构的延伸，这取决于成长过程。另一组取决于母亲以及她对这个孩子的态度，依靠另外一个可能被作为母亲角色的人，依靠母亲对代理母亲的态度，依靠当地的社会态度，还要依靠前文所述的父亲角色的两个方面之间的平衡。当然，在任何情况下，父亲可能缺席，或者可能非常引人注目，这些细节对我们碰巧谈论的特定孩子的“家庭”一词的含义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顺便提一句，我知道有这样一个孩子，她给她的过渡对象取名为“家庭”。我认为，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很早就认识到父母关系的匮乏。在一个早到令人惊异的时间，这个孩子就试图通过她的洋娃娃家庭来弥补她所认识到的匮乏。这是我所知道的唯一一个发生这种情况的例子，三十年后的今天，这个人仍然无法接受父母之间的疏远。
到目前为止，我希望能提醒大家，当我们简单地谈论一个孩子及其家庭时，我们往往忽略了这个孩子获得家庭的微妙阶段。并不仅仅是说有父亲和母亲，诞生新的孩子就成了一个家。父母和孩子，以及姨、叔叔和堂兄弟姐妹等组成的家会更丰富。这只是一个观察者的发言。一个家庭有五个孩子，就有五个家庭。即使不是精神分析学家，我们也能发现，这五个家庭不需要彼此相似，当然也不完全相同。
现实原则
既然我已经介绍了家庭的概念，以及主观客体转变为客观感知的概念，那么我想继续谈谈这方面的研究。就在这两种关系之间，人类的发展发生了惊人的巨大变化。我个人试图通过充分利用我们对过渡性客体和过渡性现象的观察来做出贡献。过渡性客体包括：当儿童正在度过这个客观感知能力有限的阶段时，他所利用的所有东西（过渡性客体）。其中，客体关系的主要经验必须继续与主观客体有关。（顺便提一下，这里不可能使用“内部对象”这个词。我们可以看到的对象是外部的，是主观感知的，也就是说，它来自孩子的创作冲动和孩子的头脑。当孩子有了内部世界，将外部感知的对象带入并将其设置为内部图像时，这是一个更复杂的情况。我们正在讨论的是在这种描述有意义之前的一个阶段。）
在这种描述中出现的一个困难是，当一个处于这个阶段的小孩关联到我所说的主观客体时，毫无疑问，客观感知同时也在起作用。换句话说，孩子不可能完全虚构出母亲左耳的样子。然而，在这个阶段，我们必须说，孩子正在拨弄的母亲的左耳是一个主观对象。这个孩子伸出手来，创造了那只特殊的耳朵，它碰巧就在那里被发现了。这就像在剧院幕布被拉开时一样令人激动。当幕布上升时，我们每个人都会创作出将要上演的戏剧，之后我们甚至可能会发现，我们每个人创作内容的重叠，为已经上演的戏剧的讨论提供了素材。
如果不说明在这里的某处存在一种具有欺骗性的因素，我将不知道该如何继续深入这个话题。欺骗是个人发展与物体相关的能力所固有的。我正向你们分享这篇文章，你们是我创造出来的听众。但必须承认的是，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我在某种程度上也考虑到了在场的听众，事实上他们现在就在这里。我想，现在在座的观众可以在某种程度上与我写文章时想到的观众结合起来，但不能保证这两类观众能够相互联系。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我必须在我称之为过渡的领域中发挥作用，在这个领域中，我假装我的观众就是此刻的你们。
我有时会用“过渡现象”来指称我正在讨论的这个阶段，它对每个孩子的发展都很重要。在“平均预期环境”中我们需要给孩子时间，以便孩子在获得使用幻想的能力、召唤内心现实和梦想的能力，以及操纵玩具的能力时，会有人以极其敏感的方式帮助他们适应。在游戏中，孩子进入了我所说的欺骗的中间区域，尽管我想明确的是，在欺骗这个特定的方面，我们看到的是健康。孩子在自己和母亲或父亲之间占据了一个位置，无论是谁，在那里发生的任何事情都象征着这两个独立事物的整合或不分离。这个概念真的很抽象，而且颇有哲思。这也可能会让那些实际上已经从神迹概念中成长起来的人再次体验宗教。
孩子在这里需要一段时间，在这段时间内，稳定的人际关系可以被用来发展过渡现象和玩耍现象的中间区域，这个孩子创建了这一区域，从而使其可以享受从使用符号中获得的一切，因为比起整合本身，整合的象征为人类体验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
远离和回归
我要重申一点，在健康的发展中，孩子需要时间来充分利用这一阶段，在这里我要补充的是，孩子需要能够在同一天甚至同一时刻体验到与所有事物相关的各种客体。例如，你可能会看到一个小孩在享受与阿姨的关系，或者在享受与狗或蝴蝶的关系，而观察者可能会看到，这个孩子不仅在进行客观感知，也在享受发现所带来的丰富体验。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孩子已经准备好生活在一个被发现的世界中。在任何时候，孩子都会再次与婴儿床、母亲或熟悉的气味融合，并且被再次安置在一个主观环境内。我想说的是，孩子的家庭模式比其他任何东西都更能为孩子提供这些过去的痕迹，因此当孩子发现这个世界时，总存在有意义的回程。如果是孩子自己的家庭，那么回程不会给任何人带来压力，因为这是家庭的本质，它始终以自己和家庭中的人为导向。
虽然这些观点不需要说明，但我还是想从案例中挑一个事件来讲一讲。
一位女患者以患者经常使用的方式讲述了一件事，以此来总结她童年所积累的创伤。用她自己的话来说，这表明了时间因素的重要性。“那时我大概2岁。全家人都在海滩上玩耍。我离开了母亲，开始发现身边五彩斑斓的事物。我接连找到了不少贝壳，简直无穷无尽。突然，我感到害怕，现在我明白了，事情的起因是我对探索这个世界产生了兴趣，以至于忘记了母亲。正如我现在看到的一样，这让我想到母亲已经把我忘记了。因此，我转身跑回母亲身边，其实我离她的距离可能只有几米远。母亲把我抱起来，开始了一个重建我和她的关系的过程。当时的我对此浑然不知，因为我需要时间来感受一段关系被重新建立起来，并驱散那种恐慌感。可是母亲突然就把我放下了。”
这位患者正在分析并重演这一幕，通过所做的分析工作，她可以补充说：“现在我知道发生了什么。直到现在，我一直都在等待下一个阶段的到来，因为如果母亲没有放下我，我会把我的双臂搂在她的脖子上，然后大哭一场，那是喜悦和幸福的泪水。然而，事实上，我再也没有找回我的母亲。”
通过这个案例我们会理解，在讲述这起事件时，这位患者指的是这类情形的一种模式，这种模式基于对类似情形的叠加的记忆。这个例子的意义在于，它展示了一种非常微妙的方式——当一切顺利时，孩子对回程的信心就会被建立起来。理查德·丘奇（Richard Church）曾在其三卷自传（特别是最后一卷）中提到过这个主题。
在观察一个2岁的孩子时，我们可以很容易地看到远离和回归的共存，这种远离和回归很重要，也会带来一定的风险，一旦失败，就会改变孩子的一生。家庭中的不同成员有不同的角色要扮演，孩子们会利用这种角色去扩展他们的体验，以涵盖远离和回归的质量的广泛领域。
在这种情况下，孩子在学校和家里的表现往往很不一样。更常见的模式是，孩子在学校里会因为发现新事物、感知到新现实而兴奋，而在家里，孩子则是保守、孤僻、依赖，甚至是近乎恐慌的，因为他被母亲或其他亲近的人事无巨细地保护着而免遭适应性的危机。反之亦然，如果孩子在学校对某个人或环境充满信心，而在家里却变得易怒、缺乏信心和过于早熟，那么这种情况可能就不太正常，因此更有可能遇到困难。当家庭中没有孩子的位置时，就会发生这种情况。例如当第二个孩子成为三个孩子中的中间一个时，他或她在所有方面都面临着丧失，直到有人注意到孩子的脾性发生了变化。而且即使是在一个良好的家庭环境下，孩子也已经成为一个被剥夺的孩子。
忠诚与不忠
我想就“家庭”这一主题，与“发展中的个人”这一主题做进一步的讨论。在这一现象的诸多方面中，我想谈谈儿童发育中固有的忠诚度冲突。
用最简单的话来说，这个问题可以这样表述：一个从母亲身边走到父亲身边，然后再走回去的孩子，与一个从未有过这种经历的孩子之间有很大差别。
用更复杂的语言来描述，儿童在早期阶段并不具备控制自我内部冲突的能力。这是我们对社会工作者的要求，当成年人从事社会工作，并且在一段时间内接纳个案中固有的冲突时，我们知道这会给他们带来多大的压力。社会工作者更重视个案的这种接纳，而不是与构成个案的群体中的个人有关的任何具体行动。
我们一定能想到这一点，不成熟的孩子需要一个不被期待忠诚的环境，在家庭中，我们有希望找到这种对疑似不忠的容忍，如果它不是简单的成长过程的一部分的话。
孩子会转向与父亲之间的关系，并在此过程中发展出一种对母亲的态度，这种态度源自他与父亲的关系。结果呢？不仅可以从父亲所在的位置客观地去看待母亲，而且孩子与父亲之间也会发展出一种爱的关系，而其中会包括对母亲的怨恨和惧怕。从这个位置回到母亲身边是危险的。然而，孩子终究会回到母亲身边，会在这种熟悉的环境里，客观地看待父亲。这时，孩子的感情会包含着仇恨和恐惧。
这类事情在孩子的日常家庭生活中反复上演着。当然，这种体验不一定只存在于与父母的关系中；也可以是从母亲到护士（或姨妈、祖母、大姐姐）那里再回来的体验。渐渐地，在家庭中，所有这些可能性都可以被满足和体验，慢慢地，孩子便可以接受与之相关的恐惧了。此外，孩子可以享受所有这些冲突带来的兴奋——只要它们能够被控制。在游戏中，一个家庭的孩子引入了所有紧张和压力，这些紧张和压力都属于这种不忠的实验，甚至包括存在于环境中的成年人之间的紧张和嫉妒。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一种从理论上描述家庭生活的好方法。也许孩子们对扮演父亲和母亲的巨大兴趣来自对不忠体验的渐进式扩大。
有时，当一个较晚出生的孩子来到一个家庭里时，人们可以发现这些游戏是多么重要，他显然不能利用哥哥姐姐的游戏，因为这些游戏已经演变成一种情结，这对哥哥姐姐来说是有历史的。新生儿可能会以机械的方式参与进来，并感到被严重淘汰或消灭了。因为这种参与不是创造性的，新生儿需要重新开始，从最简单的开始建立起交叉忠诚的情结。
当然，我知道属于家庭游戏的情感中有积极和本能欲望的特征，但让人兴奋的内容在很大程度上与交叉忠诚有关。这样看来，家庭游戏是对生活的完美准备。
我们会看到，学校可以轻松地为生活在家庭中的孩子提供巨大的帮助。对于大部分时间都在玩游戏的小孩子来说，学校里玩的游戏并不基础，很快他们就会玩发展技能的游戏。然后就会出现团队纪律的问题。所有这些都是一种简化，有些人很喜欢这种简化，有些人却对其感到讨厌。对于那些能够忍受家庭游戏的人，以及那些能够忍受孩子们在家庭中玩耍这一事实的家庭来说，将学校给予的那种相对于家庭游戏的简单化视为一种困顿，这还为时过早。
相比之下，可以看出，独生子或孤独的孩子从早早地进入游戏群体中获得了一切，在那里，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游戏可以建立人际关系和交叉忠诚，这对孩子来说是创造性的。
这就是为什么在孩子到底应该在多大年纪去上学的这个问题上，我们永远无法有一个令人满意的答案。在这些微妙的问题上，如果要提供一些好的建议，就必须在每一个新的案例里对每一个方面都进行重新审视，这意味着在任何一个社区都应该有各种规定。当有疑问时，孩子的家是可以获得最丰富体验的地方，但人们必须时刻留意孩子，因为某种原因，孩子可能需要每天在家外度过好几个小时，才能在想象力的游戏中发挥创造性。
小学教育属于这样一个领域：孩子们宁愿分心，也不去解决生活中的复杂性，方式是学习、接受特定的忠诚、接受规则和标准，包括校服。有时，这些情况会一直持续到青春期，但当孩子们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时，无论从老师的角度来看有多么方便，我们都不会高兴。我们希望在每个孩子的青春期，都能重现在家庭游戏中创造性地出现的所有实验和交叉忠诚，只是这一次，兴奋不仅来自被唤起的恐惧，还来自新的、强烈的本能欲望体验，这种体验是随青春期而来的。
当然，家庭对青春期的孩子来说有着巨大的价值，尤其是因为他们中的每一个人，即使在健康状态下，也会在大多数时候感到极度恐惧，因为强烈的爱会自动产生强烈的仇恨。只有在家庭框架得以持续的地方，青少年才可以扮演父亲和母亲，而这正是他们在2~5岁时在家里进行的那些想象性游戏的实质内容。
在我看来，家庭往往被认为是由父母维持的一种结构，是儿童能够生活和成长的框架。它被视作一个孩子们发现爱和恨的感觉的地方，在那里他们可以期待同情和宽容，也会去激怒别人。但我一直所说的与我的感觉有关，在孩子应对不忠这方面，每个孩子在家庭功能中所起的作用有点被低估了。家庭引申了各种各样的群体，这些群体变得越来越广泛，直到有朝一日我们面对的是当地社区和整个社会。
孩子们最终必须像成年人一样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在这里，每一种忠诚都涉及一种相反的性质，这种性质可能被称为不忠。而在成长过程中有机会接触到所有这些东西的孩子，才最有可能在这个世界上占有一席之地。
最后，如果他选择回归，他就会发现这些我所说的不忠，是生活的一个基本特征，它们源于这样一个事实：如果你想成为自己，那就是对一切不是自己的东西不忠。世界语言中最具攻击性也是最危险的词汇可以在“我是谁”这个声明中找到。然而，我们必须承认的是，只有那些达到了这一阶段，并能够做出这种声明的人，才真正有资格成为社会的成年成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