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夜、马葫芦

先讲一件我小时候经历过的事。

一九八七年,最热的话题不是澳门确定了回到祖国母亲怀抱的归期,也不是胡爷爷辞去工作换成赵爷爷做庄,而是大兴安岭的辽阔森林被一位帅帅的百老汇二线演员唱起一把熊熊烈火。

不过,五岁刚过六岁不到的我不关注这些大人大事,我最挂心的是我家阳台下的一排下水道井盖,盖的是附近几栋楼的化粪池。当然,我钟情于厮不是因为它的粪香四溢,我爱它是因为它上面密密麻麻的十字花纹特别适合进行一种风靡东北的廉价游戏——打啪叽。

啪叽别的地方也有,可能叫法不同。我没在字典里找到“啪”字,标准发音是将“坡依啊”仨字连读,四声。“叽”字发轻声,是种小孩玩的圆纸片,上面印有诸如“射雕”、“霍元甲”、“西游”、“白蛇”之类的图画。玩的时候手持啪叽互相击打,将对方打翻面者胜利,又叫扇啪叽。

啪叽的规则讲究挺多,既有粗犷豪迈的“干过儿”——打翻面就算赢;还有细腻考究的“钻儿、翻儿、过、压、撴儿”——出现这几种情况各有各的说法。对于啪叽本身的加工也有许多处理手段,比如两张背对背粘成一张的“大憨”;用蜡油子封釉的“蜡啪”;以及拿豆油泡上几天几夜的“油头”——抽出一张油脂麻花看不出原色儿。总之,打啪叽是一种既需要过硬技巧还得看运气成份的强对抗项目。

一九八七年十一月初冬,天刚擦黑。我和几个般儿大般儿的同伴顶着寒风兀自酣战。一个绰号叫“猴子”的小子早早输光了手中的啪叽,可他余兴未了,蹲在井盖子旁边一面吸溜着快过河的大鼻涕,一面饶有兴致的指点几句江山主持一下公道。

五六岁是秃小子最调皮捣蛋招人烦的多动年纪,不一会,猴子的注意力就不集中了,他突然开始琢磨起井盖两端的窟窿眼。

猴子撅着屁股露着半截被风潲得黑不出溜的后腰,睁一眼闭一眼使劲往窟窿里瞄。他一折腾,那哥儿几个不乐意了,开始推搡。猴子反到挺兴奋,用袖口揩揩鼻子,说:“窟窿里边儿有个玻璃球!”

我确定是玻璃球而不是猴子的异常举动引起了其他男孩注意。大家把猴子拽开,纷纷趴到窟窿上使劲往里瞧。我也挤上去看了一眼——玻璃球个头不小,黑白相间。

这帮小子的兴奋劲立马从啪叽上转移了。大家一边七嘴八舌喊着:“扣出来,谁扣出来归谁!”一边轮番把手指头伸进窟窿眼里可劲划拉,划拉半天谁也没划拉着。

我挤出个空档用手指头探了探,手感很怪,不硬,滑不刺溜有点潮,不像玻璃。

最后,猴子捡根雪糕棍,从窟窿眼里探进去,想把玻璃球撬出来。结果,效果跟预想的差挺多,雪糕棍进去晃了两圈就掉井里了,接着隐约传来“扑通”一声闷响。猴子吓了一跳,再往窟窿里看,那只黑白相间的玻璃球不见了。

大家集体抱怨猴子几句,悻悻散了,这段小插曲谁也没放心上。

转眼间,家家户户的墙上换上新的阳历牌。当新历撕下第十三张纸的时候,宝岛上的蒋公子撒手人寰。然而这个国际大事件并没引起人们过多关注,平头老百姓们更在乎的是即将到来的农历新年。

除夕前夜有上街烧纸的习俗。一位缺心眼的大哥烧纸找了个好地方,就是我们经常打啪叽的下水井盖上。

纸一点燃,火光熊熊。烧纸大哥烧得正嗨,突然一声惊天巨响,大铁饼子井盖上了天,烧纸大哥也倒血泊之中。原来是烧纸高温,引起井盖下面化粪池中积存的沼气爆燃。

这事顶多算个事故,够不上故事,事故后面才是故事的**。大过年的下水道爆炸,还伤了人,警察必然要来调查,市政的也得来维修。结果,出人意料的在这口下水井中发现了一具男尸。

那时候我小,记不太清也听不太懂种种从小道上流传出的关于这桩人命案子的消息。但其中一个细节我听明白了——

据说,男尸被炸的缺胳膊少腿,他的右眼窝子里,插着一根雪糕棍。

要说这条传言没给我留一点阴影,那纯粹扯蛋。

归结于那段惨痛的历史,东北话里许多词汇来源自日语。而日语“下水道”的发音是“莽胡乳”,所以东部分地区便习惯称之为“马葫芦”。其实算传讹了,“马葫芦”在日语中以片假名书写,表外来语。寻根溯源,仿自英文译音,本意下水道检修孔——又叫“人孔”。于是,这个印欧语系西日耳曼语支单词便阴差阳错飘过半个地球成为中国地方土话,井盖则被不土不洋的叫成“马葫芦盖”。

但无论你怎么理解,“人孔”的确是马葫芦的主要功能。

于是,直到今天,我无意中踩到马葫芦盖,后背仍不免一阵发凉。天知道哪个人孔下面会有一只插着雪糕棍的死人眼,在偷偷盯着我看——这只死人眼的主人是如何被塞到“人孔”里的?棍子扎进眼窝子里的那一刻他是活着还是死了?为什么不躲开?为什么不呼救?究竟是什么东西在吸引他如此执着的向外面的世界张望?甚至,我还用我嫩嫩的小手指摸过他的眼珠子。

这一段说的有点装大尾巴狼了,继续讲我小时候的事儿。

马葫芦里扣完玻璃球之后我再也不在马葫芦盖上打啪叽了,甚至不爱出去玩了。

其实我们这一代人小时候外面没有那么乱的交通也没有那么多坏人,不像现在家长恨不得把儿子锁保险柜里养。那年代智力发育正常手脚不残疾心理没缺陷的孩子,都让自个儿跑出去玩。只要能按时回家别跑野了没时没晌就行,至多加条不许过大马路的要求。户外活动活动总比成天闷在家里强,况且八十年代末没有网络没有电子游戏,闷在家里闲皮难忍调皮捣蛋打个玻璃砸个碗倒让大人闹心。

我呢,不算聪明但不是傻子,不算强壮但腿脚灵活,能分清冷热知道饥饱看出好歹,所以我妈我爸一直放心扔我出去散养。这刚过完一个年突然说宅就宅了,家里大人多少还有点莫名其妙。

我妈象征性撵过我几次,我死活不出去又不说因为啥。以前大人带孩子都稀里马哈,不养死就算胜利完成任务。我妈对我心理健康也没太当回事,于是不再多问,爱出去不出去。

过完年一个多月,我家对面楼靠西山墙的一楼再次发生一起爆炸,这回惹祸的还是可燃气体——煤气罐。至于因为怎么炸的我真不太清楚,反正楼体没啥大事,只有天棚被炸出一个大窟窿,殃及二楼。

爆炸是在清晨,具体几点我记不住,只记得被一声巨响惊醒的时候天刚蒙蒙泛起鱼肚白,我吭叽两声又重新睡了过去,等彻底明白过来天已大亮。一向安静的小区街道变得车水马龙,消防车警车救护车接踵而至,再加上看热闹的人挤成一团,乱七八糟人声鼎沸。

围观是种态度,看热闹是个传统。现在年纪大了,我对这种爱好的偏执淡了许多。小时候不一样,哪有事哪到,东北话叫“道道趣儿”,说白就是一欠儿登。我爸给我起外号叫“陈小凑儿”,我没写错,就是这凑热闹的凑,不是臭味的臭。不过我们这里人口音不太分平翘舌,这俩字发音差不多,常让人误会。

我起床之后得知消息,从被窝一口气直奔阳台,踩着我爸给我准备的御用卖呆儿小板凳,扒住阳台沿儿观摩这场千载难逢的大戏。

我家阳台斜对事故第一现场,三楼不高不低,下面一览无余,就像演唱会一千八百八的甲等票似的,看得我那叫一个神清气爽。虽然也不明白底下乱乱哄哄的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反正觉得一裤衩子人闹闹停停很厉害的样子。

正在我看得津津有味的时候,人群中突然爆发出一阵惊呼:“哎呀妈呀!炸得太惨了这孩子!”

“孩子”、“太惨了”、“炸的”,连续几个感染力极强的字眼让热情的围观群众精神一震,乌秧乌秧的往对面楼的楼后跑。

新热闹转移新阵地,站在阳台上看不着楼后到底发生了啥的我不开心了。我回头看我妈正做早饭,就请示:“妈,我下楼瞅瞅行不?”

我妈头也没抬:“马上吃饭了!”

我没放弃,围着她转磨儿磨儿,吭哧瘪肚外加小狗眼神一顿卖萌。不知道我妈是嫌我害事,还是看我小俩月没怎么出门终于冒出一丝对户外的向往而不忍扼杀,随口甩了一句:“快点回来!”

得到母上大人首肯,我迅速套裤子推门往楼下跑。等我出来热闹现场早被挤得水泄不通。我小嘎豆子没有豆腐高,眼前密密麻麻全是腿,半天也找不出一条缝,急得我油叽个耐的比因为没有经验找不着缝的黄花小伙子还焦躁。

不等我等想出辙,人群正中有人高声喊话:“同志们让一下,让一下。唉!那同志你别搁那挡害……”

话音未落,围观众人左右一分闪开条通道,五六个穿着制服、白大褂的人抬着个担架迈着小碎步往外捣腾。担架被捂得挺严,不知道端出来的是个什么东西。

一大票人跟在屁股后面追,时不时议论两句:“可惜了了,挺好个孩子。”“还能抢救过来吗?”“抢救啥呀,都炸零碎了……”“可不是咋地,胳膊腿儿都当啷了,出老了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