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 史为鉴——历史思维看金融 亲历历史：如何在非常时期盖一幢牢固的房子
人间很值得，只要您能登高极目、坐怀不乱、深思熟虑地画好设计图，然后大胆假设、小心求证、从容不迫地盖一幢牢固的房子。
亲历历史：如何在非常时期盖一幢牢固的房子
上：停杯投箸不能食，拔剑四顾心茫然
我们正在亲历一段极不平凡的历史。
这是我在观看斯科塞斯新片《爱尔兰人》时的肺腑之感。
当看到一个经典的滑翔镜头，落在一张轮椅上，上面一位脸如小肠皱襞的老人，正一遍又一遍地摩挲着褪黄的照片，念叨着身边一个接一个死去的朋友、敌人、律师和永远不再联系自己的女儿。去棺材铺给自己挑棺材，看着带自己入行的大哥连面包都咬不动，并在某一天从教堂进了医院，然后从医院直接进了坟墓。最后恳求牧师在离开前给自己留条门缝，好在轮椅上窥视外面离自己越来越远的世界，并在死前疑惑：这世界怎么了？好像全不一样了？我就知道那个时代终于结束了。
那个让我肾上腺素激增的、狂野的、荣光的黑帮电影时代，那些雄性激素爆棚的教父、好家伙和疤面煞星们，眼看着就要从一代人的潜意识里集体消失了。
斯科塞斯带我回到了过去，拜访了他的老邻居——帕西诺、佩西和德尼罗。他们一起回望着自己最衷情的黄金年代，望着对面那个资本堆成的商业片巅峰叹气：曾经的纯粹、经典和史诗，已经没几个人在坚守了。
老炮们重聚在一起，代表曾经辉煌的电影人们，向“Cinema（经典影片）”时代鞠躬告别。
从三个半小时的《爱尔兰人》中回过神来，我内心感慨万千。这种“落幕”的感觉，在刚刚过去的2019年里出现过好几次。
当您看到：那个驯服通货膨胀，捍卫中央银行独立，解散布雷顿森林体系，清理金融危机烂摊子，还反了腐的铮铮响名——“保罗?沃克尔”出现在讣告上——就知道一个人类能正常理解“利率”，并与其周旋的时代落幕了。
当您看到：曾经叱咤风云的投机枭雄们抵挡不过漫灌的货币“洪水”，放弃了自己信仰一辈子的宗教“价值投资”——就知道一个人类可以“肉身”追逐阿尔法的时代落幕了。
只剩下众英雄“停杯投箸不能食，拔剑四顾心茫然”。
这就是您和我正在亲历的历史，“旧剧落幕”和“新剧开播”同时发生，中间插播着让人措手不及的疾病和灾难——这对于所有人的认知都是一场大考。
人类最深的恐惧是“失去位置感”——不识来途，不知未来。在这场大型考试中，“历史感”是您和我能抓住的最坚韧绳索。它可以帮我们追踪脉络，看到正在发生之事的前生后世，让我们的判断有后盾、有参照。让我们知道自己身处何方，能往何处去。
在写下上面几段文字的两个月后，我和您一样，经历了成年以来最长最不平凡的假期——新冠病毒大暴发。这却是一个难得的机会，近距离端详自己正在亲历的历史。
负利率：一个人类能和“利率”正常周旋的时代落幕了
1
除了雷·达里奥，橡树资本的霍华德·马克思（Howard Marks）也喜欢分享，爱好“码字”，多年来笔耕不辍，仅次于我。他的最新一篇文章取名《玄》（Mysterious），描述了五年前他与负利率的故事。
早在2014年投资西班牙时，霍华德?马克思就直接遭遇了负利率。为了顺利完成原定于星期一的交易，他在一周前就把资金备好。然后，他就接到了西班牙律师的电话。
律师：钱到了。从现在到星期一我该怎么办？
马克思：存银行啊。
律师：您知道这意味着星期一出来的钱比今天存进去的要少吧。
马克思：那就不存。
律师：可是您必须得存。
马克思：呃……那就存。
存，还是不存，that'sthequestion。
这就是您印象中流动的“资本”——就像一片落叶，不能永远在空中飘，也不能闷在床垫下。它必须在某个地方落地归根。即使在落地的地方，它每天都在被负利率瘦身。
“负利率”这个奇怪的单词，在2019年已经变成了所有人的共有知识，越来越不新奇了。人类能以正常逻辑理解“利率”这件事的时代正在消逝。这个消逝的过程，就像一个持续了几十年的毒品上瘾全过程。
这个怪兽般的物种是怎么进化来的呢？
要回顾这段小历史，还是从周期开始。
“边际收益递减”这个概念的萌芽，250年前在杜尔哥的脑中第一次出现（虽然他是指种庄稼），也是目前我能找到的最简单直接解释经济周期的方法。
新技术带动人类生产力的发展，有了发展，有了利润，就有了一切梦想的开始。但是生产力发展也很像做交易：一个新的交易品种上市会有彩蛋，但是玩家多了，专业做市商来了，套利机会也就没了。同样的道理，新技术带来的生产力一旦被大规模使用，利润空间便会开始缩水，资本边际收益也从此开始“递减”。
当发展慢了、停了，甚至滞后了，各种当初狂奔时可以掩盖的人类社会问题就如雨后春笋般冒出、长势喜人。不完美的经济系统带来的分配不均和贫富分化再也遮掩不住——穷人不干了，国际贸易失意者不干了，年轻人不干了，大量“被分配”者不干了——于是一个周期的拐点就来了。
据史料记载，这一切其实都很正常，大家等下一个技术周期到来即可。等到风再起，资本边际收益再增加，风险资产回报也会跟着起舞——各路小伙伴们便可以继续愉快玩耍。
但是史料没有记载的是，人性自始至终都在发生着作用——要勒紧裤腰带了？Oh no臣妾做不到。好日子的惯性越大，越不愿意放弃——只要臣妾能找到合适的工具，让这一切都不要发生。
终于，在信用货币体系时代，机会来了。
人类惊喜地发现：这个时代里，“印钱”这种操作，可以用来买时间。买来的时间可以用来拖延商业下行周期，可以拖——拖——再拖——没准能一直拖到下一个技术周期起舞。
全球央行相视一笑，十年宽松大赛开始。风险资产价格也就跟着开始放飞。风筝没有线，没有根基，飞到哪里大家都不晓得，也没人关心。最后大家都杀红了眼，节操？算了，不要了。
这个操作显然是很失败的。全球央行资产负债表的膨胀速度和利润增速，根本不成任何数学比例。扣掉央行注的水，这块猪肉的营养成分依然是边际递减的。在过去十年中每天坚持爬上村口的老槐树张望，却依然看不见增长红利影子的情况下，拖，是一定会被清算的。
2
这个清算的过程如同戒毒，将会极其痛苦。上瘾有多容易，戒毒就有多痛苦。
毒品一沾毁人生。上瘾过程却并不像张无忌老师中“七虫七花膏”那么快，它是循序渐进的：
第一阶段：第一次。可能还有反作用，恶心呕吐什么的。
第二阶段：偶尔吸。还有自控力，能意识到剂量对自己的伤害。
第三阶段：加剂量。耐受性提高，要达到飘飘然之效果得好几针。
第四阶段：加频率加剂量。人体的奖赏机制彻底凌乱——毒品就是亲人。
最后结果：全失控。
这就是上瘾的全过程，也是现在零利率甚至负利率在世界各国正在走的路。只不过大家程度不同：日本央行和欧央行，已经进入第四阶段——负利率上瘾循环。那些利率为正的发达经济体，正在第三阶段的路上，对“近零利率”上瘾，四肢无力，浑身开始有被蚂蚁叮咬的感觉。
每个中招的“瘾君子”都有一个带其入门的好朋友，就像《爱尔兰人》中的罗素之于弗兰克。但是起决定性作用的，应该是那个给您临门一脚的人，就像让弗兰克“刷了第一次房子”的安吉洛。
在日本央行进入上瘾第二阶段时，是伯南克给了这一脚——他批评日本央行不够积极，不果断，力度太小，不够阻止“失去的十年”。如您所知，这就是“whatever it takes”（不惜一切代价）咒语的第一颗种子。
这颗种子如今已经在全球央行行长脑袋中生根发芽，茁壮成长，并在不同国家长出了不同的物种——有的是QE，有的是LSAP，有的是POMOS——无论是哪种字母组合，最后的结果就是：资本配置踯躅了，投资者行为凌乱了，日欧央行一步一步向瑞典央行靠近，最终触垒到达了负利率（请注意：这个负不只是存款，还有中长期无风险资产和高风险资产）。
美国呢？也在“瘾君子”的行列中，并且这个过程已经持续了三十多年。但是人家身体强壮，底子好，基因也好——人口结构优（赢了日本）；财政统一（赢了欧洲）；还有一个强大无敌的基因——世界储备货币美元（赢了全世界）。经济增长的结构性障碍，是决定一个国家上不上瘾、多快上瘾的病根。
那又怎么样呢？依然没躲过（实际）负利率宿命。因为世界不是平的，也不是方的，而是一张蜘蛛网。您的邻居对您的影响，已经像条件反射一样潜移默化。货币政策也是一样。曾经的货币政策模型就像一个盲盒——假设经济是封闭的、静态的。在这个盲盒里，只有一款公仔，唯一的政策行为者——美联储。
现在盲盒打开，里面是一个动态的、开放的、流动的宇宙。利率市场本来就是一个受制于资本流动的开放体系，欧日的负利率不仅“能”影响美国，还能“很显著”地影响美国。这就是为什么美国和德国十年国债利率总是肩并肩一起走。
如果负利率无处不在，那其他“小朋友”国家的长期负利率就是美国长期趋零的原因——别忘了世界是一张蜘蛛网。
白川方明已经明白这个道理，但是已经太晚了。全球已经在“日本化”的路上一骑绝尘。临门一脚的伯南克呢？早就后悔了，还收回了当年对日本的批评。但是也已经太晚了，“日本化”已经变成一个像“左和右”一样的社会活动，一个借口、一个共识。
央行们就这样进入了负利率上瘾循环。
3
那实体经济和投资者呢？
对于实体企业掌门人，决定要不要投资一个实业项目，千言万语都能压缩成五个字：“再融资风险”。因为钱都是借的。如果用低/负利率借的钱，还利息时的利率必须没有最低，只有更低。实体经济的信心就像弹弓上的小鸟，一颤就飞了。要留鸟，利率就只能低不能高。
越低越怕就越低：一个倒逼循环就做好了。
对于债券投资人，决定该不该把钱放进负收益债券，千言万语都能压缩成四个字：“资本增值”。因为这里根本没有收益，只有增值——必须相信负利率会变得更负。更负才有未来的资本增值（capital gain）。
越低越怕就越低：又是一个倒逼循环。
负利率杀死了经济组织的健康细胞，杀死了正常的定价能力，杀死了通胀和利率之间的传统关系，杀死了菲利普曲线。货币政策田忌赛马，开启比烂模式，结果就是用药的结果变成了吃药的原因——想用低利率治疗低通胀，反而促成了低通胀。
那您、我，还有千千万万的普通人呢？
现在，让我们把眼镜取下来：
负利率（不管是名义还是实际），其实不也是一个税种吗？出钱的人没回报，还要倒贴——这相当于对储户收的税。原来“税收”并不是财政的专用词汇，货币政策也能生出“税”来。
财政政策（征税、支出、财富再分配）是一件至少需要知会您和我（国家公民）的操作。但是货币政策并不需要，它没有这样的约束，虽然它对收入再分配的影响和财政政策是一样的。
于是结论来了：零/负利率其实是一项“披着货币政策外衣的社会政策”——这就是它影响我们每一个人生活的姿势。
所以，宽松不止的货币政策也许不是原因，而是一个失灵的社会分配的结果；贫富分化富人恒富也许是原因，负利率才是结果。无论如何，我们从教科书中理解世界的那个时代已经落幕了——货币政策不再是央行经济学家、基金经理的专用词汇，它变成了空气和水。作为鱼的您，要开始学会在这个陌生的时代里关心水质——从今以后，我们也需要像关心财政、税、保、费一样关注它。
政治主张：一个温和平衡不左不右的时代落幕了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济的影响渗透进我们的生活，社会政治的水质也变了。
1
雷·达里奥是流量网红，也是大多数投资人的偶像。我拜读过他的书，学到了很多东西：经济机器的运转手册、债务大循环，还有做人做事的原则。
可是最近他不写债务周期，也不讲原则了，开始灵魂拷问民粹主义之崛起和资本主义制度的崩坏。在文章里、视频上、节目中，他频繁出现，忧心忡忡，苦口婆心。我也心急如焚，赶紧去拜读了
他的万字雄文《为什么资本主义需要革命？如何革命？》（Why and How Capitalism Needs to Be Reformed?）。
读完后，我内心久久不能平静。
以我浅薄的理解，这万字雄文里并没有任何三刻拍案惊奇的字段。他用了几个大家耳熟能详的指标，比如实际工资停滞不前；上层独享增长红利；经济失去动力；基础教育没钱没水平，导致穷人更闭塞、更贫困；后危机时代央行大印钞，推高所有金融资产价格，让富人恒富。然后得出了一个地球人都知道了的结论:贫富分化愈演愈烈，“穷爸爸”和“富爸爸”要打一场世纪之架，摧枯拉朽。导火索可能就是下一次经济衰退。
当这种极端可能性眼看要变成现实，各国领导人们难道不会齐心协力，改革体制，做大并且分好蛋糕吗？
现实已现：并没有。他们反而会变得越来越极端。您会看到国与国之间更多的争斗，而不是合作。
从历史经验来看，国际政治中，如果有一条地心引力一样的铁律，那就是“合作竞争相对论”。国家之间永远有“互动”，互动永远不绝对。一旦蛋糕停止长大，不够吃了，“互动”就会开始从“合作”转向“竞争”。
尤其是当“带头大哥”决定背叛规则，放弃承担，决定不当老司机，转去搭便车的那一刻，“新博弈”唯一的均衡状态，就是所有人都放弃合作，开始相互竞争。国家间如此，国内则表现为左右翼之争，民粹崛起，矛盾频现。
那各国的央行呢？难道还有钱不能摆平一切的事情？
可惜央行们已经底裤尽现，扭转经济衰退的空间已到极限。道理同上，央行们的行为也遵循“竞争性博弈”：为了保住自己家里的余粮，眼睛紧盯着别国的货币政策工具箱，怀里紧抱自己的，像斗地主一样，一件一件地出牌。直到有一天，其中一位从工具箱里拿出了一件从没用过的新武器，比如负利率，其他所有央行也都迅速跟进，它们别无选择，不跟进就会输掉比赛。
如今负利率已经像蝗虫一样铺遍全球。想改变现状，央行们有气无力，心有余而力不足矣。
几句话总结达里奥的万字雄文：资本主义这台机器已经崩坏，自我强化的反馈循环，有血腥革命既视感。
达里奥随后为美国开出了药方：
（1）货币和财政政策要顾全大局，雌雄同体。
（2）民主党和共和党要顾全大局，雌雄同体。
（3）富人需要以身作则，必要时自断财路。
（4）目标明确，责任到人，精准衡量，最好能自动执行。
2
拜读完毕，我眼前出现了幻觉，似乎看到路易十六站在我面前。
路易十六的故事大家也许都听说过。在历史书上，他是仁慈的君主——在革命群众逼近王宫时，他突然下令卫队停火，不伤民众。结果皇家卫队全军覆没，他自己也落得斩首的结局。
他为什么在关键时刻停止还击，是悲天悯人吗？
或许是在最后一刻给自己买了个保险？
路易十六绝不仁慈，死得也并不冤枉。他的确是给自己买了个保险。不过不是万一自己被砍了脑袋，保障家人生活的“意外险”；而是得到一个迅速“改变人设”的可能——放下武器，迅速改变阶级立场，群众也许会觉得“他是我们的人”。这样不就可以保命了吗？
还真是天真可爱呢。
不患寡而患不均。不管是法国大革命，还是达里奥试图解决的现代版贫富分化，“民粹”反对的核心，是富人们最喜欢的理论依据——所谓的“Trickle-downeffect（滴漏效应）”：富人更富穷人才能小康，胖子吃肉瘦子才能喝汤。这是科学规律，要遵守。
这话能听吗？当然不能听。而且富人的油到底能不能滴漏到穷人的田里，只是一个想象，从来没被证实过。达里奥是妥妥的富人，因为资本主义的游戏规则成就了他。或者换种哲学式的说法：他即是他反对的。
不管他自己觉得道不道德，他就是这个游戏规则的产物。他和很多慈爱又忧国忧民的亿万富翁们一样，敏锐地察觉到了情况有些不对劲，但依然没有说出问题的真正解决方案：掀桌。系统地推翻和颠覆那些成就了自己的规则，“里根主义”基因里绝对掠夺、自私贪婪的基因。
3
从三年前开始，人类历史上第三次民粹主义大潮元年：英国脱欧公投、特朗普登场、欧洲反难民潮，还有土耳其躁动等一系列连续剧，让我开始感知到了“民粹”的含义。
到了2019年，我们出门左转，推门进了一间房，房里发生了一个奇怪的景象：在那个全世界最相信资本主义和自由市场的国家——美国，桑德斯灵魂拷问资本主义制度的崩坏，在民主党总统大选的辩论赛中控诉、喊口号和表决心；富人税，全民医保，左派论调和大胆激进的政策漫天飞舞——您就知道这次不一样，一个平衡的时代结束了。大家寻求的不是“改革”，而是“结束”，要摧枯拉朽、破旧立新——在国家之间，国家之内都是如此。
政治立场的界限开始模糊，所有的理念都越来越极端——为了修正“不平等”，却要通过惩罚性的平等来实现。
于是，全球的经济和政治近十年的关键词从“富裕（rich）”到“贫穷(poor)”；从“通缩（deflation）”到“通胀（inflation）”；从“量化宽松（QE）”到“货币政策失效”；从“货币主义（Monetarism）”到“凯恩斯主义（Keynesianism）”；从“低税率”到“高税收”；从“资本红利”到“无条件基本收入（universal base income）”；从“全球化”到“保护主义”；从“增长（growth）”到“价值（value）”；从“共同寻找解决方案”到“一拍两散”……就这么一点一点的推搡、一点一点地游移。
直到2020年1月31日，一个标志性事件终于落地——60多年的挣扎和4年的僵持，英国在将近午夜时分脱离了自己的原组织——欧盟。这个将影响今后至少五十年世界格局、每个国家都该听到些许警报的历史性时刻，就这么轻描淡写地过去了。
有了第一个就会有第二个。在未来的某一天回首，我们也许会发现2019年是个全球大部分国家和地区都会看清楚自己政治能力边界的年份——下一代人终究无法解决上一代人遗留的问题。
4
《爱尔兰人》结尾，探员询问吉米?霍法的死亡真相。爱尔兰人弗兰克说：
“问我的律师吧。”
探员：“死了。”
弗兰克：“谁干的？”
探员：“癌症。”
所有人都已经死了，你的沉默还在保护谁呢？所有的英雄都陨落了，连英雄自己的记忆都靠不住了，老炮们书写的史诗还有存在的必要吗？
所幸还有一位老炮没有逃避——他就是奥巴马。这位差一点成了人类希望之光的美国前总统一语成谶：美国最严重的国家危机，是传统的民主价值正在左倾；而整个世界面临的危机，是失落的好几代人共同的愤怒。
一个体系诞生于一个“激进”的理念，它代表着上一代的摧枯拉朽。随着时间的推移，它越来越稳定，也越来越大，越来越胖，越来越迟钝——直到变成一架尾大不掉的生锈机器。
下一代年轻人开始阅读这架机器的说明书，找到了油门和开关。他们的唯一任务就是颠覆，于是有了自己版本的“激进”——要么偏左，要么偏右——这就是为什么现在您如此频繁地听到这两个代表方向的词。
希望也许只有一个，新版本中会有一个章节叫“人类命运共同体”——会有一个超越人性的解决方案。
这就是您和我所处的宏观环境。但这仍然不是全部。
屋漏偏逢连夜雨，2020年又一头撞上了“白骑士”
——新冠病毒大暴发
只见那四马撒蹄儿奔将而来。震耳欲聋天地共振。
我望见，一匹火红大马。骑马的貉躁胡须，怒发浑如铁刷，狰狞好似狻猊。还得了一把大剑，可夺天地和平，叫人互相残杀。此为战争。
我望见，一匹漆黑大马。骑马的手持铁秤一把，面圆耳大，三牙掩口髭须。叫喊道：“一升小麦一银元，三升大麦一银元。油和酒不可糟蹋。”此为饥荒。
我望见，还有一匹苍白灰马。骑马的气若游丝，身穿一领破烂肩袍，双眼赤丝乱系，身后墓碑如林，紧紧跟随。此为瘟疫。
三马之外，还有一匹异样白马。骑马的把一柄弓箭，头有冠冕。光芒刺眼，能搅天动地，不可估量。此为征服。
羔羊解七封印，唤来四骑士。将战争、饥荒、瘟疫和死亡带给接受最终审判的人类。四骑士的到来使天地失调，日月变色。世界毁灭。
这是《圣经启示录》中四骑士的故事。天启四骑士（Four Horsemen of the Apocalypse），骑灰、黑、红、白四匹马。其中灰、黑、红马骑士分别代表瘟疫、饥荒和战争，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叫“风险（risk）”。风险，是一个“已知的未知（the knownun known）”，有清楚的定义，能被计价（pricein）。凡是能被清晰描述出来的病症，总能找到一味药去治。
但是，永远别忘了那最后一位——白马骑士，他还有个名字叫“不确定性（uncertainty）”。能量不可估。
不确定性，是“未知的未知（the unknown unknown）”——一个按现有信息和认知察觉不到它发生的可能性，但又真实存在的未来。没人能为白马骑士的到来给出一个合理的发生概率，“他的到来”造成的后果也无法测量。任何关于“他”的思考，统统没有意义，因为没人知道“他”到底是什么。
比如《切尔诺贝利》里，最恐怖的感觉不是核泄露那一刹那（风险）；而是您意识到核辐射的影响无法被预知的那一刻。会扩散多远、多久、多深？明天会不会到来？人的生命会以何种恐怖的方式结束？统统未知。
我们能确定的只有一件事：一旦白马骑士真的来了，将改变一切“原计划”。
2020年初新冠病毒的爆发，就是一次白马骑士的突袭。这种一生也许只有一次的大不幸已经打乱了一切。现在，很多事等着您推倒重来——要重新计算国家的经济，要重新整理自己的工作，要重新调整市场的预期和希望，要重写自己的投资策略、人生规划。
这就是我们当下正在亲历的历史：白骑士与黑天鹅齐飞，风险共未知一色。
下：在非常时期盖一幢牢固的房子
我们该怎么办？
当然不是要沉浸在悲观的情绪中不能自拔，在天象奇异的非常时期，我们需要努力盖一幢牢固的房子。
人一辈子做的努力，很像一款“被动配置”加“超额收益”的增强贝塔（smart beta）策略。或者您可以大概看成要盖两幢房子：第一幢叫“现金流”（财务自由）；第二幢叫“投机”（不用考虑成本地做自己想做的事）。盖好第一幢，才能去盖第二幢。
盖第一幢房子时，要给自己打个地基，整理一个认知框架。在以实现财务自由（保持被动收入持续大于最高开销）为目的的前提下，“交易”和“宏观”——大概就是您需要的两根顶梁大柱。
举个不精确的例子。一个交易所新衍生品种开始交易阶段，您赚的钱主要和“交易”这个动作有关——因为在一个生涩的、有各种彩蛋的新市场里，您的大部分时间应该花在研究市场参与者和人性上。工具主要是博弈论。
等参与者多了，有专业做市商，市场变成了成熟有秩序的游艺场，套利机会就没了。这时候，大家会一起向后看——看后市，看三五年，看更长的未来——宏观功力此时被拍上台面。
此时此刻，“人性”就变成了次要矛盾。如果您活在一个成熟的（价值投资）水域里每天只琢磨人性，那大概进错了场子。
所以，盖第一幢房子需要“硬”知识。用经济学、人文中的历史和认识论逻辑去研究规律；研究人性只是辅助，不是主菜，否则就成了玄学。
在当下这么特殊的环境中，这房子该怎么盖？
1.首先要改变惯性
如前所述，既然“风险”和“不确定性”都已在身边，您现在最该担心的并不是那位神龙见首不见尾的白马骑士，而是自己的惯性。在一个不确定性四处游**的混沌体系中，完全依赖“过去”和“历史”能给您带来的唯一东西就是“惯性”。惯性不会持久，它是海市蜃楼。它也许能给您点燃几个小火花，但不会超过几秒钟，它永远不会给你那个“答案”，因为答案并不存在。
大部分人都不愿意和“惯性”分手。回到2008年，在经历过一次相当于世界大战的金融危机后，全球央行有了一个共同的敌人：崩溃和衰退。当大家蹲在同一个战壕里时，步调会变得一致，因为我们要共克时艰。于是从日本缘起的“保姆式QE”，经美国发扬光大，变成了全球央行的一个自然选择——因为大家不共克时艰的代价很清晰。为了让市场这个游戏场上的小朋友们感到更安全，父母般的中央银行们发明了花式高智能保护辅助。结果引来一个怪物——长达十几年的全球负实际利率。
20世纪上半叶充斥着银行挤兑、经济萧条、缺乏金融秩序和世界大战，可惜经历过的人已经老了。我们这一代被战后最长的和平年份、温暖的低利率环境和央行们小心翼翼默契兜底的行为呵护了许多年，以至于基本生存本能——“警觉”已经退化。清醒的人们已经在祈祷，祈祷那个惯性结束的转折点永远不会到来。
但是转折点还是不可避免地来了，宏观经济和政治环境已经风起云涌，白马骑士近了。假如您和我突然进入一个超级通胀的世界——一个几乎没有任何八零后和“新韭菜”经历过的世界，会发生什么？你也许会抗拒这种想象：说好的科技进步呢？人口老龄化呢？恶性通胀这么久远的历史真的会再发生吗？我们正常生活、正常投资靠的不是大量已经验证过的“常识”吗？
但常识是可以改变的，过去几十年的生存法则、所有投资圣经都已变成故纸堆。我们可以依靠的，只有自己脱离舒适区、挣脱“惯性”这个强大引力的能力。
美国大法官罗伯茨曾经在一次毕业典礼上有如下演讲：
在未来的岁月里，我希望你们会受到不公平的对待，这样你们就会懂得正义的价值。我希望你会遭到背叛，因为这会教会你忠诚的重要性。
我希望你能时不时地感到孤独，这样你就不会把朋友当成理所当然。我再次祝愿你时不时地走霉运，这样你就会意识到“机会”在生活中的作用，明白你的成功不是完全应得的，其他人的失败也不是完全应得的。
我希望你会痛苦、被忽视，这样你就会知道“倾听”的重要性。学会同情。
既然该发生的总会发生，但愿您能被残酷对待，学会离开惯性独立行走。越早越好。
2.要会用“相对论”来思考
有一位哲学家到中国来学汉语。老师教他的第一句是：“What is this？”
老师：Read after me——这是什么东西？
哲学家掐指一算，嗯？不对啊，What=什么，is=是，this=这个，不是应该翻译成——“这是什么”吗？怎么多出两字来？老师，“东西”是什么意思？
老师：东西也是“this”。
哲学家：可是这里不是已经有“this”了吗？
老师：“东西”的“this”和“这”的“this”都是存在，明白了吗？this “this” and that “this” are all “this”。
哲学家恍然大悟：这位汉语老师原来是个哲学家！他正试图告诉我“存在”在中国的意义——西方的“存在”（being），在中国就是“关联”。东和西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方向，两个极端。但是有了东才有西，没有西就没有东。两个极端之间有了互相依存的关联，才有了它们的“存在”。
中国人的世界观是一种堆积结构。一件事情存在了，或者发生了——那它背后一定还有个极端的好朋友。
世界、宇宙、天下、国家……都是由“两个极端”手拉手，才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概念。还有“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十年河东十年河西”……都是中国式的形而上，或者是一种能自动将“有限游戏”延伸到“无限游戏”的思维。
中华民族的传统思维中天生自带辩证思维，知道“危”中有“机”，在绝望中永远不可放弃希望——这在宏观研究和交易中是一个巨大的优势。
比如：我们该怎么分析这次新型冠状病毒对经济的影响？
面对这场几乎让所有人措手不及的突袭，一个万金难买的问题是：病毒何时离开？这一切何时结束？
这答案显然是不可能买到的。
那就换成一个千金难买的问题：当下正在发生的最全面、最真实的信息在哪里？
这显然也是几乎不可能找到的。
只剩下一个黄金百两的问题：哪些指标能帮助我们判断“转折点”将何时现身？
这倒是可行的——只要您有足够的“指引”信息和强大的判断力。
指引性信息哪里找？两种方法可参考：
一种是研究“过去”——找过去的相似案例，估计出当时那场灾难和您所关心之事间的相关性，再推理出这一次的确切影响。不用多，只参考近百年来全球七次重大疫情：西班牙型流感（1918）、H2N2流感（1957）、H3N2流感（1968）、禽流感（1997）、SARS（2003）、甲型H1N1流感（2009）和埃博拉（2014）。
掐头去尾看两例。首先推演到极致，看1918年西班牙型流感——这是现代历史上最致命的流行病。自从第一位发病人在堪萨斯州军营里被发现，当天中午，一百多人感染。两天之内，五百多人患病。一周之内，传遍美国各州。四月中旬，蔓延到中国和日本。到了五月，全球沦陷。十八个月后，结束。全球五亿人感染，近五千万人死亡——人数远超“一战”牺牲的人数。全球GDP在一年不到的时间里掉下十个百分点。
然后看离中国人记忆最近的SARS。2002年11月到2003年7月，半年多时间，全球感染八千多人，死亡率近11%。一个季度损失掉当年GDP的2％。
以上信息都不难找，问题是“指引性”到底有多大？
这几次灾难的发生，各有自己的特殊时点和内外环境，每一次都有无数巧合。比如西班牙型流感，暴发在卫生条件、居住环境和营养情况都不堪直视的“一战”期间——整个地球就像一个巨大的病毒培养皿。甲型H1N1流感恰好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发生。SARS又和中国入世、经济阶段上行前后脚发生——这些参照物的相关性真的只能叫做“参照”，不能过分解读。
另一种方法：感知市场情绪温度。
市场的非理性情绪，恰恰是理性分析最好的朋友。因为大众的情绪几乎总是严格按照一个可预测轨迹来演变——就像一颗摇摆的“悠悠球”。
（2）继续发展（progress）；
（3）过度恐慌（over-concerned）；
（4）基本面理性回归，逆转发生（rationalmean-reversion）。
疫情的冲击，亦如任何一种“未知”的发酵，会通过两种传播途径发生作用：（1）事实；（2）对事实的预期。
对“预期”最直观的感知就来自市场，这里的每一个数字都是人们的情绪，以及对未来的预期。市场上的交易，是“期望”和“现实”之间的区别。如果“期望”能被提前准备，那“现实”发生的时候，就没有“区别”。没有区别就没有交易。这就是为什么，您经常会看到重磅消息惊现头条，市场却纹丝不动。
疫情暴发初期，也是新闻头条密集出现的时点——市场的唯一反应是如惊弓之鸟：避险、资金流向安全岛、股市下跌、黄金和债券齐涨。接下来的反应便和“信息传播”高度相关，或渐变或迅速——信息越及时越透明，波动的消退就越迅速。所以判断未来，捕捉“转折点”的黄金时间，就在“过度反应”的末期。
然而，就算您成功找到了“转折点”，永远要记得：无论是灾难，还是幸运，一切已发生的事件对真实世界的真实影响，一定是相对的。这场灾难也许可以帮助我们释放体内淤积已久的毒素、摆脱已经持续十多年对“债”的巨大惯性。经过新冠病毒洗礼的我们，也许会变成吃完莽牯朱蛤的段誉，或者吸了冰魄银针的情花剧毒携带者杨过——以后再被蛇咬、被“悲酥清风”熏，幸免的概率会高百分之三十五点二呢。别忘了我们有坚强的武汉人民，还有对美好生活无限追求的中国人民。
白马骑士随时可能驾到，“未知”可能发生在任何地方，您不知道的也永远比知道的要多得多。当你不知道的时候，最好的做法只有一个：摊煎饼——聪明地跨市场、跨资产类别、跨币种、跨所有能跨的，把风险摊得越薄越好。同时用扎实的金融知识——比如衍生品来管理风险。悲观虽是空，但在简单粗暴比多金的时代过去后，也许我们终于迎来了“知识越多，机会越多”、脚踏实地的时代。
2020年及以后的日子里，开心点朋友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