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论青年的修养和教育问题

事情毕竟是青年做的,还记得我当十余龄时，正是戊戌维新的前后，年少气盛，对于一切事，都是吾欲云云，看得迂拘守旧的老年人，一钱不值了。后来入世渐深，阅历渐多，觉得青年虽然勇锐，却观察多失之浮浅，举动多失之轻率，渐渐不敢赞同。然而从辛亥革命，以至现在，一切事业，毕竟都是青年干出来的。中年以上的人，观察固然较深刻，举动固然较慎重，而其大多数，思想总不免于落伍，只会墨守成规，不肯同情变革，假使全国的人，都像他们的样子，进步不知要迟缓多少？进步一迟缓，环境压迫的力量就更强，现在不知是何现状了？

世间的事物，是无一刻不在变动着的，而人每失之于懒惰，不肯留心观察，懒惰既久，其心思就流于麻木了。外面的情形，业已大变，而吾人还茫然不知，以致应付无一不误。青年的所以可贵，就在他胸无成见，所以对于外界的真相，容易认识，合时的见解，容易接受，虽亦不免错误，而改变也容易。每一时代之中，转旋大局的事情，总是由青年干出来，即由于此。

既如此，青年对于环境，就不可不有真确的认识。如其不然，就和老年人一样了。

朱子说:“教学者如扶醉人，扶得东来西又倒。”一人如此，一个社会亦然。任何一种风气，都失之偏重。中国的读书人，向来是迂疏的，不足以应世务，而现在的一切事务，又多非有专门技术不行，因此，遂养成一种重技术而轻学问的风气，多数人认为技术就是学问。

而真正有学问，或从事于学问的人，反而受到人的非笑。其实技术只是依样葫芦，照例应付，外界的情形，已经变动了，而例不可以再照，技术家是不会知道的。譬诸跛盲相助，学问家是跛者，技术家却是盲人，跛人离盲人，固不能行，盲人无跛人，亦将不知所向。而在社会的分工中，做盲人较易，做跛者较难。所以古人重道而轻艺，其见解并没有错。不过后来的所谓道，并不是道，以致以明道自居者，既跛又盲罢了。古人所以分别功狗功人，现代的人之所以重视领袖，亦是为此。

我并不是教个个人都做领袖，亦不是说只有做领袖的人,方才可贵，构成一所大厦，栋梁与砖石，原是各有其用，而其功绩亦相等的。但是做局部工作的人，对于自己所做的事情，也要通知其原理，而不可如机械般，只会做呆板的工作，则该是现代的文化,所以不同于往昔的。然一看现在社会上的情形，则此种新文化，丝毫未有端倪，而偏重技术，造成一种刻板机械的人的风气且更甚，许多青年，就在此中断送了。古人的错误，不在其重道而轻艺，乃在其误解道的性质，以为过于高深，为一般人所不能解，虽教之亦无益，于是不得不赞同“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一类的议论了。其实人的能力，蕴藏而未用，或错用之者甚多，普通的原理，绝非普通的人所不能解，愚笨的人所以多，只是教育的缺陷罢了。

这所谓教育，并非指狭义的学校教育，乃指一般社会的风气和制度。且如现在：（1）既有轻学问而重技术，又或误以为技术即学问的见解。（2）而高居人上的人，大都是志得意满的，甚或骄奢**逸，只有颐指气使之习，更无作育人才之心，所以只爱护会做机械工作的人。“堂上有悬鼓，我欲击之丞卿怒”，倘使对于所做的事情，有深切的了解，因而对于现状有所不满,而要倡议改革，那反会遭到忌妒和斥怒的。（3）又因生计艰难，年青的人，都急求经济上有以自立，而要在经济上谋自立，则技术易而学问难。或且陷于不可能，舆论的是非，其实只是他本身的利害,于是父诏其子，兄勉其弟，以致宗族交游之所以相策励者，无一非谋食之计而已。（4）及其既得之后，有些人遂不免以此自足，不肯深求，到机械工作做惯了之后，就心思渐流于麻木，要图进取而亦有所不能了。久之，遂至对于环境，毫无认识,虽在年富力强之时，亦与老耋之人无异，此即程子所谓“不学便老而衰”。所以说：现在的社会风气和制度，把许多有为的人葬送了。不但如此，人是离不开趣味的。一个研究学问的人，看似工作艰苦，其实他所做的事情很有趣味，工作即趣味，所以用不到另寻刺激，作机械工作的人，就不然了。终日束缚之驰骋之于勉强不得已之地，闲暇之时，要寻些刺激，以消耗其有余而被压迫着不得宣泄之力，以生心理的要求而论，是很正当的，现代都会之地，**乐之事必多，即由于此。因为都会就是机械工作聚集之所啊！现代的社会或政治制度，实不可不大加改革，其要点：是（1）无论研究何种学问的人，对于一切学问，都不可不有一个普遍的相当程度的认识，尤其是社会科学。（2）对于其所专治的一门，不可只学技术，而置其原理于不顾。（3）因为如此，所以用人者，不可竭尽其力，当使其仍有余闲，以从事于学问。依我的愚见，不论公务员或其他团体的职员，皆当使其从半日办事，半日求学，办事几年之后，再令其求学几年；其所学，当以更求深造或博涉为主，不可但求技术的熟练，或但加习某种技术。如此，仕与学同时并进，再更迭互进，自然公务员阶级和职员阶级的气象，和现在大不相同。这才是真正的民主教育。凡物散之则觉其少,聚之则觉其多。把现在坐井观天的人，都引而置之井上，使其一见天似穹庐，笼罩四野的景象，社会的情形，自然焕然改观了。无论封建主义或资本主义，所要求于大多数人的，总是安分。这所谓分，并不是其人应止之分，只是统治者所指定的分罢了。这时代所谓安分的人，是受人家的命令而安分的，为什么那一块地方是我的分？为什么我要安于此。他自己是茫然不知道的，此乃迷的安分。依我的说法,则是人人明白了全体，从全体中算出自己的分地来的，可谓之智的安分。惟其如此，才能人人各安其分，而不致有争做领袖的事情，这就是民治主义深根固蒂之道。社会制度，是不易一时改革的，青年在今日环境之中，却不可不思所以自处，因为现在正是解人难索的时代呀！

孔子以知仁勇为三达德，前篇所言，只说得一个知字，人本不该以知字足，而且知和勇，都是从仁中生出来的。所以古人说:“若保赤子，心诚求之，虽不中不远矣。”西哲说:“妇人弱也，而为母则强。”孔子说：“仁者必有勇。”王阳明说：“知而不行，只是未知。”就是这个道理。

如其一个人志只在于丰衣足食，大之则骄奢**逸。试问这个人，会懂得经济学、财政学否？经济学是替社会打算的，财政学是替国家打算的？志在丰衣足食，或骄奢**逸的人，对于社会国家的问题，如何会发生兴趣呢？如此，经济学财政学所说的，就都是话不投机的了，你如何会读得进去？寻常人总以为人是读了某种书，然后懂得某种道理的，其实人是对于某种道理，先有所懂得，然后对于某种事实，会发生兴趣；然后对于某种书籍，才读得进去的。如其不然,就该同样研究的人，成绩都是同样的了，安有此理？

学问从来没有替个人打算的，总是替公家打算的，替公家打算，就是所谓仁。所以不仁的人，决不能有所成就。你曾见真有学问的人，为自私自利的否？你曾见真有学问的人，而阴险刻薄，凶横霸道的否？这一个问题，世人或亦能悍然应曰：有之。而举某某某某以对。其实此等人并不是真有学问，不过是世俗所捧罢了。世俗所以捧他，则正由世俗之人未知何者谓之学问之故。所以真的学问，和道德决无二致。

德行的厚薄，似乎是生来的，其实不然，古人说彝秉之良，为人所同具，此言决非欺人。其所以或则仅顾一身一家，或则志在治国平天下，全是决之于其所受的教育的。不然，为什么生在私有制度社会中的人，只知利己，生在社会主义社会的人，就想兼利社会昵？我们现在的社会，在原则上，其相视，是如秦人视越人的肥瘠，然而云南南境的猓猡还有保存公产制度的习惯。他们的耕地，是按人数均分的。我们要加入他们的社会，只要能得到他们的允许，他们便立刻把土地重新分配一下，分一分给我们。而且相率替我们造屋，供给我们居住，这较之我们今日的人情，其厚薄为何如？难道是“天之降才尔殊”么？仁不仁属于先天抑后天，可以不待辨而明了。

我们所处的环境，固然不良，然而我们既受到了较良好的教育，断没有人能禁止我们不自择良好的环境。良好的环境安在呢？

还记得清丁酉年(公元1897年），梁任公先生，在湖南时务学堂当教员，他教学生一种观法。他说:“人谁不怕死？死其实不足为奇，你试闭着眼睛想着：有一个炮弹飞来，把你的身子打得粉碎，又或有利刃直刺你的胸腹，洞穿背脊，鲜血淋漓，此时你的感想如何？你初想时，自然觉得害怕，厌恶，不愿意想。想惯了，也就平淡无奇了。操练能改变观念，久而久之，就使实事来临，也不过如此。”读者诸君，这并不是梁先生骗人的话。明末的金正希先生，和人同游黄山，立于悬崖边缘，脚底只有三分之一在山上，三分之二，却空悬在外，同游者为股栗，先生却处之泰然。问他为什么要弄这狡狯以吓人？他说:“这并不是弄狡狯，乃所以练习吾心。”他平时有这种功夫，所以后来守徽州时，临大节而不可夺。读者诸君，这并不是金先生独有的功夫，此项方法，乃自佛教中的观法，承袭变化而来，宋明儒者是看作家常便饭的。所以这一个时代，气节独盛。他们在当时，虽不能挽回危局，似乎无济于事，然其一股刚正之气，直留诒到现代，遗大放其光辉。此所谓“城濮之北，其报在邲”，正如大川之水，伏流千里，迂回曲折，而卒达于海，正不能不谓之成功。

读者诸君！这种议论，你们或还以为迂阔，则请你们看看，现在街头巷尾，饿死冻死的，共有若干人，再请你到贫民窟中去看，他们所过的生活是什么样子？是不是所谓非人生活？你再回到繁华的都报中，看看骄奢**逸的样子，你心中作何感想？你还觉得这些事快乐否？你虽不看见，你总还能耳闻，现在有些地方，你的同胞，受人欺凌践踏，比奴隶牛马还不如，这些人中，或者有你的亲戚朋友，甚而至于父母兄弟妻子在内，你心中作何感想？佛争一柱香，人争一口气，你觉得我们有求一个扬眉吐气的日子的必要否？还是以在目前你能够颐指气使的地方颐指气使为己足。想到此，不但志在丰衣足食，或者骄奢**逸，是不成气候，就是有一丝一毫功名之念，亦岂复成其为人？读者诸君，人最怕太忙，把性灵都汩没了，不但驰逐于纷华靡丽之场为不可，就是沉溺于故纸堆中，弄得头昏脑胀，把我们该怎样做人的一个问题，反省的功夫，都忙得没有了，也不是一回事，孟子说得好：“虽存乎人者，岂无仁义之心哉？其所以放其良心者，亦犹斧斤于木也，旦旦而伐之，可以为美乎？其日夜之所息，平旦之气，其好恶与人相近几希，则其旦画之所为，有梏亡之矣，梏之反覆，则其夜气不足以存，夜气不足以存，则其违禽兽也不远矣。”从来非常之才，每出于穷僻瘠苦之乡，而必不生于粉华靡丽之地，就是为此，不可以不猛省啊！

（此篇为作者刊于1940年《青年月刊》第三卷第一期

和1941年4月7日《正言报》的两篇文章的合编，

标题系编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