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破碎的歌谣
12月4日，南京郊外开始传来隆隆炮声。
苏联空军已经被迫放弃南京机场，南京上空满天飞着的都是日机，而蒋介石也被迫搬离南京陵园官邸。
离开之前，他再次用一天的时间，检查了紫金山防御阵地。
在“励志演讲”中，唐生智告诉大家，蒋介石要他在南京守三个月，其实是自行拔高了。
蒋介石从没奢望过南京能守这么长时间。他对唐生智说的是，如果能支持两周是最好的。
可是当这位“委员长”一次次视察阵地，环视眼前起伏山峦时，又不住喟叹，说首都锦带江山，实天然要塞，守一两个月应该可以吧。
离歌
如果说有奇迹，这时候的蒋介石应该是真心期盼奇迹能够发生的。一两个月，得到喘息的中国军队定然可以东山再起，卷土重来，南京或许可保无虞。
虽然朝中文武百官都已陆续撤离南京，但他还迟迟不愿离去。
到12月6日，想不走也不行了，因为日军已逼近南京外围的第一道防御线，远战开始。
在确定必须离开后，蒋介石一大早就驱车晋谒中山陵，作最后一次告别。
中山陵是国民党的圣地，也称得上是蒋介石个人的福地。
他曾经在这里发起二次北伐，曾经在这里完成“奉安大典”，也曾经在这里削平一座又一座山头，从而登上事业和权力的顶峰。
可是如今却只能挥手自兹去——连他自己都不知道，这将意味着的是暂时，还是永远。
一边“四十年来家国，三千里地山河”，另一边却“最是怆惶辞庙日，教坊犹奏别离歌”。
岁月披离，人与人之间可以作为不同，可以性格迥异，然而到了那一刻，境遇和心情却多有相似之处。
正值秋冬之交，梧桐落叶铺满过道，一座紫金山显得那么凄清，面对此情此景，他已无法完全掩饰自己的心情，开始神情怅惘，满面郁悒。
一级级台阶走上去，又一级级台阶走下来，回过头去，所有的景物都那么熟悉，可即使是一草一木，如今也都在深深剌痛人的心灵。
岁月如同梦境，成功恰似虚幻，而不管你愿不愿意承认，比人更强悍的始终是命运。
除了南京，除了中山陵，蒋介石需要郑重告别的还有一个人，那就是过去的死敌，如今的臣子——唐生智。
没有这个人慷慨赴任，最后恐怕真的要由自己这个统帅来守城了。
患难见真情，你必须感谢他，不是以“主公”的名义。
蒋介石带着宋美龄来到唐生智公馆，当着面对他说：孟潇兄，我知道你的身体还没有完全恢复过来，却要有劳你来守南京，我心里很难过。
这句话颇令唐生智感动。
我是军人，守卫城池本来就是军人份内之责。现在，我还是要重复曾对你说过的那句话，就是“临危不乱，临难不苟”。
没有你的命令，我决不撤退！
临别时，蒋介石告诉唐生智，云南龙云已答应出动滇军抗日，那是一支很强的地方部队，眼下已沿浙赣铁路东进浙江。如果南京能多支撑一段时间，等滇军到达后，必能先行缓解南京外围的压力。
我走了，你千万保重身体。
12月7日凌晨，蒋氏夫妇驾机飞离南京。
从远战到短接
12月8日，南京外围的第一道防御线被击破，远战失利，唐生智转而组织第二道防御，展开近战。
由于完全失去制空权，日机得以对南京实施密集轰炸，被作为指挥所的唐生智公馆也屡屡挨炸，玻璃被震得粉碎，桌上物品在空中乱飞。
幕僚们十分担心，都要求转移地点，唐生智却摇了摇头。
大敌当前，我要在这里进行指挥，不能为几颗炸弹就搬走，你们走吧，我和两位副长官留在这里就可以了。
最后，其他人都搬到了地下室，唐生智则仍在地面进行指挥。
近代历史上，南京迭遭兵燹。离得最近的两次，一次是太平军攻城，一次是湘军攻城，但两次都有一个共同点，即先行占领紫金山。
紫金山是南京的最高点，占领这里，就等于把握了主动。
无论是太平军还是湘军，都是凭紫金山之高，用火力压制住对方，然后再顺势炸塌城墙，从太平门攻进城去的。
紫金山一旦有失，太平门则危，而南京两次被攻陷的历史将原地复制。
对紫金山发起冲击的日军主力，为京都第16师团。这个师团既是老师团，登陆以来又未受到什么损失，因此特别张狂。
然而他们碰到的是一支同样训练有素、斗志顽强的钢铁部队——教导总队。
战前，湘军某师指名要**导总队的一名排长去湖南就职，这回不是当排长，而是直接升任连长。
“铁卫队”的嘛，谁还信不过。连长只是起步，以后还会升营长、团长，甚至可能是旅长、师长。
上级都点了头，同意这名排长可以立即启程，然而他本人却说，不打完这一仗绝不会走。
没等仗打完，英勇的军官就牺牲在了紫金山上。
以强对强，以猛对猛，防守紫金山的“铁卫队”层层设防，在南京保卫战中发挥出了中流砥柱的作用，直到南京即将失陷，京都师团都未没能从他们身上敲开缺口。
如果唐生智指挥的全是这样的部队，那就好办了，守三个月乃至六个月都绝对没有问题。
然而不是。
东面的紫金山和太平门虽然无恙，南面的雨花台防线却被突破了。
12月9日，华中方面军司令官松井石根遣使给唐生智送来了一份劝降书。
说的是南京，我却突然想到了一江之隔的扬州。
三百年前明朝治下的扬州，其规模堪比如今的南京，但同样陷入敌兵重重围困之中。
洋洋得意的多尔衮给城内的兵部尚书史可法下了最后通牒，后者奉还他的，是历史上著名的《复多尔衮书》。
对要不要献城以降，史可法说了一句话，那就是“竭股肱之力，继之以忠贞”——我虽然力量有限，却一定会以死报国。
三百年后，唐生智面对差不多的威胁口径和语气，也采用了跟“史阁部”差不多的方式，即断然予以拒绝。
近战失利，则守城！
我去过的地方不多，但有两座城市的古城墙曾给我留下较深印象，一个是西安，另一个就是南京。
据说光华门如今已不复存在，不过只要看看尚留存于世的那些城墙就知道了，它们曾是多么巍峨坚固，如果不占据着紫金山那样的高地，要想立马攻陷确实是比较困难的。
光华门前还有护城河，听评书弹词里面，古代那么勇的武将，想攻个城也千难万难，现代其实也一样。
可是再坚固的城也必有它的“阿喀琉斯之踵”，那个脆弱的脚后跟就是城门。
日军以坦克战车为掩护，组织敢死队对光华门进行猛冲。城上迫击炮和机枪齐发，但仍有许多敢死队员钻进了门洞。
一进门洞，便进入了射击死角，守军枪弹再密也拿他们没有办法。
这些鬼子可不是来跟你躲猫猫的，这次蹿进来一批，下次蹿进来一批，城门无论多厚，不过是两块门板而已，长久以往，难保不被攻破。
守军先用火攻，在半夜里将汽油桶一桶一桶地丢在城门口，然后点火，利用火墙将护城河外和城门洞里的日军完全隔开，让里面的出不来，外面的进不去。
之后突然打开门，机枪扫过，门洞内的日军敢死队员被立毙当场。
门砸不开，日军开始集中平射炮，朝城墙进行高密度连续轰击。
12月10日，光华门城墙终于被炸开多个口子，金泽第9师团在飞机的掩护下，用竹梯爬城，从缺口处蜂拥而入。
百余日军冲进城内，并突入城门纵深达200米。他们以沿街房屋为据点，企图掩护后续大部队继续开进。
闻知城破，唐生智严令附近部队以两侧围堵的方式发动反攻，终于将其全部歼灭，但在松井石根的指挥下，金泽师团随后又用山野炮将城门轰塌。
城门一破，日军像潮水一样涌进来。
守军赶紧堵门，随堵随破，随破随堵，花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将城门堵住，然而这次进来的日军却十分凶猛，怎么都无法将之完全消灭。
一转眼的工夫，守城已变成了巷战。
城中进入了极其紧张的时期，遍布火药和硫磺的味道，唐生智派参谋长到光华门现场，规定每十分钟双方通话一次，以报告那里的战况。
长官部的空气压抑到要使人爆炸，因为谁都知道，要是电话打不通，就什么都完了。
即使情势如此险恶，唐生智并未表现得惊慌失措，颇有守城大将的风范。
因为身体不好，又日夜不得休息，他在发号施令时，必须每隔几分钟就用热毛巾擦一下脸，喝一口茶，以保持清醒状态。
除此之外，他的样子真的跟他的绰号“唐和尚”一样镇定平和，无论前线情况多么吓人，从不失态，只是一支接一支地抽香烟。到了傍晚，趁日机停止轰炸，他甚至还会捧着小茶壶，在院子里散散步。
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如此，太原保卫战时，以擅于守城著称的傅作义都急到了两眼通红，可想而知，如果唐生智这时候就红了眼，长官部的其他人会作何感想。要知道，傅作义毕竟还有自己一手带出来的绥军可作依靠，唐生智却无湘军为保证，他指挥调遣的，全是跟他没丁点历史关系的各路部队。
这个时候唐生智确实已经准备与城同殉了，他甚至没有给自己留下一条救命的船。
众人都屏住呼吸盯住电话机。
电话铃响了，参谋们扑过去拿起一听，终于长长地吐了一口气。
巷战结束，城内日军被全部歼灭。
当天唐生智收到了一大堆礼物，
有歪把子轻机枪，有左轮手枪，有战刀，有三八式，还有钢盔和呢大衣，都是从日军身上缴到的。
最新鲜的礼物，是粤军送来的，那是用菜篮子挑来的十几个鬼子脑袋！
虽然侥幸涉险，但长年作战的直觉仍然告诉唐生智，迟早还会有下一座城门被攻破，而这一次倘若再被日军冲进来，恐怕就不会这么幸运了。
除了紫金山上的教导总队外，他所能调动的其它部队，字面上看看是一个师或者一个军，其兵员其实大多只剩下了一个营，而且基本全为新兵，部队没有大炮，连步枪都不整齐。
今天能堵住城门，靠的不是实力，而是士兵们的血肉之躯。
与唐生智感觉相同的还有蒋介石。
离京之后，虽然他已经想尽了一切办法，但在短时间内根本无法征调到强力援军，即如离得最近的云南滇军，此时也还刚刚到达浙江，对于缓解南京之围而言仍然是鞭长莫及。
蒋介石一直通过无线电台与唐生智保持着联系，对南京保卫战的每一步状况都很了解。在获悉最新情况并研判形势后，他直接给唐生智发来电报：如果南京实在不能守，则相机撤退！
12月11日，唐生智又接到了顾祝同打来的电话，后者转来蒋介石要唐生智个人撤退的命令：渡江北撤。
顾祝同对唐生智说，你赶快过江来浦口，我让胡宗南到浦口接应。
唐生智倒是已经做好了不走的准备，要不然他也不会那么气定神闲，乃至于连条救命船都不给自己留。
前线如此危急，我不能走！
顾祝同急了：你今晚一定要走，这是上面的命令。
唐生智说，我有许多事情还没有向各部队交待清楚，这么一走，以后责任让谁来负？
顾祝同缓和了一下口气：这个容易，你留参谋长交待一下不就行了。
唐生智仍然不同意，一个参谋长如何能够主持大局，况且是在这样垂危的关头。
他断然说：我就是走，最早也要明天晚上才能早，我不能只顾自己一个人的死活，扔下军队不管。
事实上，顾祝同如此急迫，却是有原因的。因为华中方面军的二线部队——第13师团已从镇江北渡，下一步就是要封锁住长江北岸。
顾祝同说要派胡宗南来浦口接应唐生智，也是出于这一顾虑。
虽然明知如果照直说出这一情况，必然会对唐生智的心理产生影响，但事到如今，顾祝同也只好实话实说：日军占领了江北的六合，随时可以再攻下浦口，到那时即使想要北撤也来不及了。
唐生智愣了愣，但他仍然坚持：今晚要我过江是绝对不行的。
当晚，唐生智没有去找船渡江，而是沉下心来制定了突围计划。
巨大险情果然再次袭来。
12月12日，凌晨，熊本第6师团从中华门附近入城，双方从巷战很快进入短接，守军再也无力将敌击退，城中局势眼看无法挽救。
但在这之前，唐生智还要做最后一次努力。
下午四点，他将师以上将领全部召至公馆开会，只问了一句：南京现已十分危急，各位尚有把握再守卫否？
众人面面相觑，房间内的空气冰冷到能使人的血液凝固。
唐生智再也不用问了，撤退显然已不可避免。
对于如何突围，唐生智已进行过仔细研究，各支部队什么时候撤，谁先撤谁后撤，从哪里突围，到哪里集结，乃至于联络信号，都有明确规定。
他把已油印好的突围计划发给在场的每一个人，并且强调：战争不是在今天结束，而是在明天继续，我们以后还要再打下去。
突围
唐生智规划的突围路线，是除下关的宋希濂师以及少数部队外，大部分往南京城外冲，然后向浙皖赣转移。这是一个相对比较明智的决定，因为如果全军过长江北渡，一者长江北岸已面临着可能被封锁的危险，二者也缺乏足够的船只，而当时城外虽布满日军，但是空隙仍然非常大，只要有勇气，是一定能冲得出去的。
唐生智究竟有没有对撤退和突围作过明确部署，这点相当重要。
南京沦陷并且发生屠杀惨剧后，突围出来的人几乎都把怨气一股脑撒到了唐生智头上，认为军队损失这么大，作为最高指挥官应该上军事法庭。
但唐生智确实对突围作出过明确的部署，只是他没有想到，此时此刻，已经没有多少人愿意认认真真按照他的要求去做了。大家本能地认为，城外到处是鬼子，出城岂不是自投罗网，甚至有很多人在开完会后，连部队都不回，更不通知，就自顾自地一个人往江边跑了。
结果是，大部分部队都不执行唐生智的出城突围命令，而是随着老百姓一齐往江边涌。
南京保卫战之前，为了防止各部队不遵军令，擅自渡江后撤，唐生智曾让宋希濂负责把全部船只都收集起来，但实际上真正有船的部队都不肯交上来，导致宋希濂手中掌握的船只并不多，再加上这么多人涌上来，哪里够用。
悲剧就这样发生了。
过江部队，以徐源泉第2军团损失最少，原因却是他们当初没有将船只交出来。其它各守城部队，从“铁卫队”到参加“十日围攻”的三个德械师，个个损失惨重，到浦口时都仅剩下千余人。
严格说来，只有两支粤军基本执行了唐生智向城外突围的命令，军长分别是邓龙光和叶肇。
大厦将倾之际，也许什么都不需要，需要的就是信任、服从和胆色，哪怕有那么一点点怀疑和怯懦都不敢整军往城外冲。
江南大地上，开始响彻着陌生的广东方言。
第一句：几大就几大，唔好做衰仔！
它的意思大致是说，豁出去了，死就死，但绝不能做软蛋。
第二句：丢那妈，萝卜头！
前面不解释了，后面是指小鬼子，不知道是说小鬼子像萝卡头，还是说萝卡头像小鬼子。
带头喊这些口号的是邓龙光手下的师长罗策群，他冲锋在前，率队几次向日军阵地猛扑，但直至战死也未能冲过封锁线。
师长都倒了下去，可知这条突围之路有多么艰险，邓龙光捡点随身的直属队，仅剩百人不到。
此时已至深夜，日军阵地仍然张着血盆大口，狰狞地逼视着这群挣扎中的广东人。
随邓龙光冲杀的参谋长曾有龙精虎猛之誉，杀到这里，也已精疲力竭，心胆俱寒，甚至连牙齿打战的声音都清晰可闻。
百人不到，如何还能冲得过去，几乎所有的人都失去了信心，都主张再等一等，等后面的部队上来再突。
这个时候大家都看着军长。
邓龙光与薛岳同为保定6期生，当然也是懂点战略战术的。
前面这么猛力撞击，虽然还没撞开，但肯定有所松动，也许只差一步，门就开了。
不能等，万一后面部队没等来，日军大部队倒来了，岂不惨兮。
所以还得继续“几大”。
邓龙光调集火力最强的特务连向日军阵地发动急袭，但这只是一个虚招，其他人在特务连的掩护下，利用地形逐次跃进。
之前的正面猛冲，已使日军形成了一个印象，即下一轮进攻又必如此，所以邓龙光的声东击西之术终于收到奇效，大家冲过了封锁线。
冲过封锁线，特务连已去一半，举头前望，却仍是路程漫漫，黑夜茫茫。
如果再碰到日军，可以肯定是既打不了，也冲不过。
眼看上天无路，入地无门，真的快到了绝望时刻，然而邓龙光渐渐发现，一切并不如想像中那么糟。
咱们的人怕“萝卜头”阻击，其实“萝卜头”也怕你们乘夜袭击，因此在封锁线之后，只要有宿营的地方，一定会点起篝火。
这就好办了，想不踩到鬼子，大家都相安无事，只须绕过篝火就行。
再往前面走，听到了一句无比熟悉的声音：丢那妈，萝卜头！
冲锋时，它激励士气，相逢时，它令人落泪。
原来是另一股失散的粤军，邓龙光顿时一块石头落了地。在他身后，此时只有十来个人了。
另一个粤军军长叶肇的遭遇则更为离奇。
与邓友光一样，他也是保定6期生，可是他比邓龙光还要惨，后者直到山穷水尽时身边还有百来个兵，他却在与大部队失去联系后成了一个连卫士都没有的光杆司令，什么战略战术，骑马打仗，统统失效。
无奈之下，叶肇和他的参谋长只好化装成难民，一路奔逃，可是在鬼子眼里，并无难民和军人的区别，被他们看到，一律不放过。
叶肇无法，只得躲进山里。由于随身未带食物，他们饿到头昏眼花，实在撑不住了，不得不冒险下山。
路旁，有一堆地瓜皮。
不是地瓜，只是剥下的皮。倘在平日，谁也不会正眼去看，但这时叶肇却激动万分，如获至宝。
两人立即蹲下身去，抢着把地瓜皮送进自己嘴里。吃完一抹嘴，发现还剩了点，又小心翼翼地装入口袋，以便作为下一次的口粮。
在周星驰版的《武状元苏乞儿》中，由贵族沦为乞丐的苏乞儿父子会一起争抢狗食，甚至为从破碗中捡到一根肉丝而击掌相庆。假如叶肇能穿越时空，提前看到这个镜头，没准会认为是在演自己。
昨天，他们还是威风八面的将军，转眼间却连小兵都不如了。
活下去，成了惟一的信念。
吃完地瓜皮，不料却遇到了一队日本兵。
这队日本兵是辎重兵，缺人挑担，便将二人抓去做了挑夫。
参谋长先挑，走了六七里地后，他装成脚疼（也可能是真的很疼），实在走不了，就停了下来。日本兵见状，上去就是狠狠几脚，他便索性躺在地上“死”了过去。
参加京沪作战的日军，以冲在前面的熊本师团、京都师团等野战部队最为野蛮，自登陆后，到了无房不烧，无人不杀的程度，这一度让后续及辎重部队叫苦不迭，因为日军的后勤补给也很成问题，都杀了烧了，别说就地抢粮，连替他们挑担的人都没有了。
假如叶肇两人遇到的是日军战斗兵，就不是踢几脚的问题，而是至少会给一枪或者一刀，那“装死”的参谋长就惨了。
参谋长“死”了，他的担子移到了叶肇肩上。
可怜堂堂中将，哪里干过挑夫的活，肩上乍压重担，没多大一会就走不动道了。
鬼子打量他也不是个干重活的料，正好又抓到了其他壮丁，才放了他一马。
包括邓叶在内，每个从南京城往外冲的粤军都称得上英勇，当然也都很狼狈。广东话成了他们抱团的精神支柱，或聚或散，或合或离，只要听到“几大”，听到“丢那妈”，就知道在求生路上，自己并不孤独。
前期收拢整理的粤军即有一千多人，实际在江南地区还有很多未得到及时收容的散兵。
我曾听这里的老人们说起，江南敌后抗战初起时，抗日武装里面，别说打仗，知道怎么开枪的人都挺少，只有一些操广东话的老兵是例外。想来，他们极可能是流落当地的粤军官兵。
如果粤军不向城外突围，他们的命运会是怎样，谁也不敢去想。
邓龙光有感于此，当得知唐生智遭到群起围攻，甚至有可能要上军事法庭时，他主动拿出一直藏在身上的油印命令，替唐生智解了围。
哭墙
1937年12月13日23时15分，裕仁天皇从侍从武官府那里拿到了一份奏报，奏报是参谋本部送上来的。
启奏吾皇：南京已被完全攻陷。
日军自占领南京后，为报复淞沪战役伤亡接近十万人的损失，开始成批杀害被俘人员和南京市民，这一中世纪式的屠城前后长达六周之久。战后，经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调查，证实被杀害人数约35万。
南京，多么美丽的一座城市。
从《长干行》中栩栩如生的邻船对话，到《石头城》里潮打空城的浅回低唱，我敢说，没有一个地方，能像这里一样把汉文化中的南方元素表现得如此感人至深。
你可以在秦淮河打捞旧时月色，可以在夫子庙领略前朝飘逸，甚至可以在明孝陵感受到那种将历史文化与山川美景熔于一炉的震憾。
宛如釉色渲染的青花瓷，当它摔破在地，那是真正令人心碎的声音。
三百年前清军对扬州的那次屠城才不过十日，南京却经历了长达六周深不见底的黑暗。
在那些天里，也许连南京上空的月光都是惨白的，从这里侥幸逃出的每一个人，都会在回忆里增添一层血泪以及刻骨铭心的仇恨。
南京大屠杀，使国际社会感到了巨大震惊。迫于国际舆论的压力，日本政府在第二年被迫将松井石根及部下将佐80余人从中国召回。
二战胜利后，大屠杀直接责任者分别受到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追究。除原第10军司令官柳川平助已病死外，原华中方面军司令官松井石根被判绞刑，在屠城中欠下血债最多的是熊本第6师团，原师团长谷寿夫被枪决于南京雨花台。
十里秦淮，万千冤魂，终能得一告慰矣。
然而有些事，我们还是不能忘记。
地产大王王石曾在“捐款门”事件中饱受垢病，不过我在听过他的一次访谈后却改变了印象。
他说，我去过耶路撒冷的犹太人大屠杀纪念馆，也去过柏林的欧洲被害犹太人纪念馆，可我从来没有去过自己国家的南京大屠杀纪念馆。
我也没去过，十分惭愧，而且我也承认，潜意识下不愿面对，是我至今未去的一个重要原因。
毫无疑问，那是民族的一道伤口。伤口总不会让人愉快，就像中国戏曲，不管开头和过程多么悲伤，最后都会处理成一个大团圆的结局。
王石接下来的一句话，却让我心有所动。
他问，这是否也和我们民族的整体意识已被忽略有关。
当一个民族面对它的伤口时，会作出什么样的举动和反应？
不说犹太人纪念馆，说哭墙。
一面巨大的石墙，每年都有成千上万的犹太人来到那里，或面壁肃立，或默默祈祷，或长跪悲戚，或泪如雨下。
我曾经在一篇小文中说过，这种群体性情感的深沉积淀和爆发，足以使整个民族更加团结和坚强，而这正是哭墙的价值所在。
南京大屠杀纪念馆也就是我们的哭墙。
除了仇恨和悲痛，它还应该负载更多，比如民族的自我体认和反思，以及对每一个遇难者的追思和怀念。
梅花岭
唐生智本来极可能会像他所誓言过的那样，与南京同殉。
他没有给自己预留一条过江的船，但是他说过，身边的幕僚可以走，其他人都可以走，因此长官部的参谋长就自己做主，把从江阴要塞撤回的一条船要了过来，而正是这条船，成了长官部上下三四百人的诺亚方舟。
最初大家都上了船，却不见唐生智，听到岸上传来枪声，很多人都主张不要等，赶快开。
参谋长很有良心，他极力劝阻众人，说一定要等唐长官来了船才能开。
一个小时后，唐生智才在一名副官的陪同下来到江边。上船后，他还希望尽量多载些人走，因此在岸边又多等了一个多小时，直到其他人纷纷催促，才不得不下令开船。
过江后，没想到北岸真的出现了日军，只得继续亡命，前往扬州去投奔顾祝同。
此时唐生智身体非常虚弱，走路都需有人搀扶。随从副官在路边找到一辆板车，可是车上到处都是牛粪。
唐生智身为上将，虽落魄如斯，但起码的体面还是要的，哪里肯坐，只得继续由卫士们搀扶着走。
走了几里，实在走不动了，又问副官：有没有车可坐？
副官回答：有。
一喜：哪里？
副官说，呶，这辆板车我一直拉着呢，知道您迟早还是要坐。
唐生智悲从中来，不由长叹一声：想我唐某带兵二十年，大小百余战，何曾有过今日之败？
我真是既对不起国人，又对不起自己。
板车很臭，但还是坐吧。
唐生智坐在板车上，一路问左右，长官部的人员有没有全部过江，谁谁谁有没有跟上来，表情异常沉痛。
我到扬州，曾去过梅花岭。
梅花岭者，以史可法衣冠冢而得名。那里现在已经围成了一座小院，本来想进去，但天色已晚，只得作罢。
按照全祖望在《梅花岭记》中的记述，扬州城破之际，史可法本想自杀，但刀被诸将夺下，并为之“所拥而行”。也就是说，如果当时能够突围，史可法也是不会死的。
无奈扬州已经被四面围困，退到城门口的时候，“大兵如林而至”，清军杀进来了，其他人大多战死，惟史可法被捕。
《梅花岭记》到这一段是最气壮山河的——
围攻扬州的多铎对史可法很客气，称他是先生，劝他投降，但他大骂而死，死之前，留下遗言，“当葬梅花岭上”。
事后看来，这多铎充其量也就是个披发左衽的鸟人，他并没有厚葬史先生，梅花岭上只是其部将收集的史可法旧时衣冠而已。
要想你的敌人尊重你，唯一一个办法就是打疼他，多铎没到疼的地步，所以他不会打心眼里真正尊重你。
史可法千秋盛名，梅花岭上梅花如雪，芳香不染，但是需要指出的是，这一切并没有能够阻止扬州的浩劫。
据史籍记载，史可法就义前，曾对多铎说，自己即使碎尸万段，亦甘之如饴，惟一的请求是“扬城百万生灵不可杀戮”。
然而明末笔记《扬州十日记》表明，清军对扬州的屠城曾是何等残酷，以至于两个多世纪后，它仍然能够吹响汉民族发动反清起义并缔造民国的号角。
在前往扬州的路上，不知唐生智有没有想到过，其实他只欠一死。
假如没有那条船，假如他没能逃出生天，即使不像史可法那样当着日本人的面“大骂而死”，就像万千军民那样死在混战或混乱之中，亦能名垂青史矣。
人生无常，幸与不幸间，真不能以道理计。
当然，还有另外一种办法。
我看到过的一部清代笔记对史可法殉难有完全不同的记述。
有一个读书人流放黑龙江宁古塔，在即将释放回到中原前，宁古塔将军曾告诉他一段轶闻：
以前破扬州时，我也在军中，曾亲眼目睹史可法一个人骑着小驴来到大营。我们多铎亲王劝他投降，并拿洪承畴作比方。但史可法只是一个劲地摇头，他说他本来是要自杀的，但就怕死得不明不白，来这里不为其它，只求一死。
多铎百方劝谕都没用，只好把他杀了。
对这段记述，我总觉疑惑，在那样的非常情境之下，史可法如何还能骑着小毛驴，优哉游哉地去见多铎？要知道，路上随便哪个清军小兵，都能一刀把他给解决了。
满人统治中原，很多过去的血迹都想抹去，以便把自己打扮成秋毫无犯的王者之师，这个宁古塔将军大概也是如此的出发点，不过他回忆史可法只求一死的表态，倒具有一定的可信度。
唐生智在南京城该怎么做呢？
也许，他应该像川将饶国华那样，盘腿坐在地上自尽而死。城陷，将必同亡，这才是最佳的选择。
从远战到近战，从近战到守城，从守城到巷战，直至短接，这些他都做了，只缺最后一个环节，那就是“短接再不利，则自杀”。他没有自杀，也没有被杀，因此唐生智的道德品质及操守才饱受指责，也因此最终没能成为一个英雄。
然而不管怎样，我们应该知道，扬州被屠，不是史可法的错，同样，南京被屠，也不能归咎于唐生智的抵抗。这一点，不能本末倒置。
唐生智辗转到达武汉后，“低调俱乐部”的老大汪精卫把他请去吃饭，席间一再哀叹，说不能再打仗了，得另想法子。
唐生智这时虽因南京之败而备受指责，却仍不改初衷。席间他悲愤地对汪精卫说，我们已经死了这么多人，他们都是为抗日而死的，如果这时还要“另想法子”，何以对祖先，何以对死者？
汪精卫低头不语，家宴遂不欢而散。
见到蒋介石时，他表示自己愿意承担一切责任，并请求处分。虽然蒋介石并没有处分他，但他仍然以照料重病的老父为名，避居乡里。
这之后，唐生智终日沉浸于佛学和哲学之中，而对于失守南京的沉痛和内疚，也几乎伴随了他半辈子。
现实常常会让人变得更加脆弱，很多年前的那个绰号，似乎也早早就为结局做了准备，青灯，古佛，意义，以及一生的反反复复，沉沉浮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