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性格即命运
由于得到空军支援，张治中在第二次总攻中没有受到日军舰炮的太大压力，而他所实施的“铁拳计划”也着着实实把长谷川清给打疼了。
为此，第3舰队指挥部向海军军令部连发两份急电，要求速派援军。
8月18日，英国提出调停建议，中国统帅部第3次向张治中下达了暂停进攻令。此时，日本统帅部却已通过继续增兵计划，所以很快就拒绝了调停。
8月19日，张治中发起第三次总攻，逐渐把淞沪之战推向了**。
重装上阵
这次张治中决定从杨树浦租界开始攻起，毕其功于一役。
杨树浦在虹口和黄埔江之间，如果能从杨树浦一直杀到黄埔江边的汇山码头，依恃这一线路，便可与闸北一起将虹口做成夹心饼干。
然而此次总攻称得上是三次总攻中最难的。
日本海军军令部把用于北方作战的海军调回南方，原拟登陆青岛的2个陆战大队登陆上海，上海陆战队总数增加到8个，长谷川清将其大量部署于杨树浦日租界，并以大据点为中心，设置了重重障碍。
前面骨头还没啃完，后面又要吃肉，难度系数无疑在翻倍。尤其那些大据点，在“一二八”会战结束后，就被用钢筋水泥层层加固，下面连地道都有，实在不是一般的难啃。
对付这种东西，光血肉之躯不行，得用金钢钻。张治中向中国统帅部请命，要求调动特种部队参战。
首批进入上海的是化学兵部队，更准确一点说是抛射炮化学兵部队。
在化学战方面，使用得最肆无忌惮的是日本人。从“九一八”到“一二八”，再到长城抗战，几乎无处不见日军的化学武器，后来更有令人毛骨悚然的731细菌战。
不过，小日本放毒气也就只敢对着中国人，当他们面前站着的是西洋老外时，连手指头都不敢动一下，因为后者在化学战方面的能力更为了得，你放我也放，日军吃亏，所以不敢放。
我们最好也能以牙还牙，散点毒气给他闻闻，可惜我们人没他们歹，搞不了那么伤天伦害天理的“科学研究”，同时受《日内瓦公约》的限制，也没法弄到毒气炮弹。
中国化学兵的武器叫作抛射炮，又称李文斯抛射炮。这种炮本来是用于投射毒气弹的，可是因为搞不来毒气弹，所以只能派另外一个用场——抛放燃烧弹，后者倒可以通过进口得来。
早在张治中发起第二次总攻时，由于普通火炮奈何不了大据点，他就想到需用喷火器，而抛射炮就相当于改进后的喷火器。
抛射炮起自于一战，当时喷火器刚刚投入使用，一个个巨笨无比，射程又极短，等士兵呼哧呼哧把大油罐搬到前线战壕，没打死敌人，自己就先给累死了。
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叫李文斯的老外便造了这种抛射炮，不用油罐，用油筒，靠炮把油筒抛射出去。
这一下就解决了全部问题，虽说弹着点没有一般火炮准确，但它的覆盖面大，一爆开来，到处都是燃烧着的火苗，效果比一般喷火器强多了。
供张治中调遣的是一支抛射炮化学兵联队，共有12门抛射炮，官兵300余人。
在杨树浦有一座日军的大据点，楼高七层，张治中要求化学兵予以拔除。
抛射炮长相奇特，跟普通炮有所不同，它没有炮架，只有一个圆形底座，开炮时大半个身子埋在工事里，然后用电线将各门炮连在一起，要放了，按一下电纽即可进行，看上去还是蛮现代的。
在张治中下达命令后，第一下，没打中，这是预料中的，因为还要修正距离和方位。
第二下，燃烧弹直入高楼第四层。
顿时楼里浓烟滚滚，燃烧弹制造出来的电光效果真是不同凡响。刚刚还用枪炮还击的陆战队员终于懂得了厉害，逃命成了大事。
化学兵一着得手，大为振奋，紧跟着又是连续三次齐射。烟火弥漫处，就见高楼哗的一声垮了下来，阵地上日军陈尸狼籍。
上海各家报纸均头版头条报道了这则消息，对陆战队的心理是一个很大震慑。
继化学兵之后，中国坦克兵也现身上海滩。
自“一二八”淞沪会战以来，都只看到日本人的坦克，从没见过我们的坦克长啥样，这可真够新鲜的。
在当年的长城抗战中，身为第17军军长的徐庭瑶被日军特种部队剌激得不行。战后不久，他即上书蒋介石，建议组建自己的坦克部队。
经蒋介石批复，由徐庭瑶负责组建了装甲兵团，这是当时中国第一支也是唯一一支坦克部队，徐庭瑶由此被称为“中国装甲兵之父”。
装甲兵团从南京给张治中调来两个战车连，用以清除马路上的坚固障碍。
战车连长也是黄埔学生，但在观察战场情况后却迟迟不敢进入杨树浦。
“车子太坏”（非重型坦克），日军火力过猛，加上步兵又没有练习过步车协同战术，坦克沿途将缺乏保护，这样太危险了。
这时张治中一心要贯通杨树浦，当然不能答应。
好不容易把你们请到上海，却不敢或不想打仗，如何能行。
必须攻入，否则不要来见我！
连长遂驾驶坦克带队冲锋，有了钢铁清道夫，部队前进果然顺利多了。
冲到汇山码头，由于日军火力越来越猛，连长车毁人亡，张治中只得下令后撤。
通过第三次总攻，张治中虽初步贯通杨树浦，但长谷川清在再一次得到援兵后，又很快卷土重来。
这次的援兵是直接从国内调来的2个陆战大队，上海陆战队总数由此猛增到10个大队，兵力骤然多出2400人，因此又重新控制了杨树浦。
8月20日，张治中趁着月色赶到前线，督导各部发动第四次总攻。
如同汤恩伯调遣罗芳珪，张治中这次同样召唤到了一位开路的巨灵神，其人也是团长，名叫胡家骥。
胡家骥毕业于黄埔军校工兵科，工兵这个专业很重要，却也很冷门，没点自己的套路，都很难出人头地。
胡家骥的套路就是拼命。
所谓黄埔精神，说到底就是拼命精神，所以刚毕业的黄埔生在战场上的淘汰率非常之高，因为都需要拿着枪冲锋，但等当到连以上军官时就要好得多了，再到团长乃至像关麟征、黄梅兴这样师旅级别的，不管多猛，也只是在情况特别危急时，才需要随队冲杀。
胡家骥已经是团长了，可他没有哪一仗肯老老实实地呆在后面指挥，总要拿杆枪冲在最前面。
领导见了面就训，你这样怎么行，一打仗，你第一个升天了，以后部队靠谁指挥？
胡家骥态度很老实，我错了，下次改。
下次照旧。
让人奇怪的是，这个拼命三郎每次都不死，照样活蹦乱跳。
他在杨树浦的路上就被卡住了，一阵弹雨袭来，部队死的死，伤的伤。
胡团长没有死，仍旧冲在最前面。但是他的两个警卫员，一个战死，一个中了两弹，却还在继续跑。
能不跑吗，他那团长，人家已经中五弹了！
中了五弹，却不是要害位置，不冲何待。
于是过五关斩六将，直杀到汇山码头。
防守码头的日军见过不要命的，没见过这么不要命的，就看着一个血人带着一群似乎刚刚从地狱中解放出来的人冲杀过来，都不知道该怎么办好了。
精神上再也支撑不住，只得一窝蜂逃向外滩的公共租界，英军马上端着枪上来了：yes or no？
Yes，好，缴枪投降吧。
前面没鬼子了，但有铁栅门，而且十分坚固，打不开。
胡家骥一看，这好办，爬过去嘛，看我的。
他一个翻身嗖地爬了过去，那样子，根本就没人会想到他身上已经留了五颗子弹。
团长作了榜样，其他官兵也就如法炮制。
但是进去了以后没用，因为你守不住，江面日舰只要几炮打过来，就会给你造成伤亡。
不能白白送命，于是胡家骥搞完打砸抢之后，又带人撤了回来。
回来之后就由不得他了，都中五弹了，拉下火线，治疗。
从杨树浦到汇山码头，道路又重新扫过一遍，可这不是说扫过之后就能算，长谷川清占有火力优势，仍然能够反攻倒算。
事实上，这条道路已成为一条生死线。
假如张治中牢牢控制此处，则虹口和杨树浦两大租界之敌将不能相互援助，变成东一块，西一块，且不得不逐步收缩到各自的孤立大据点里去，等于是坐以待毙。
为了争夺生死线，长谷川清白天来，张治中就晚上攻。
面对着中国军队入夜之后翻来覆去的折腾，陆战队惊恐万分，到实在挡不住时，被迫纵火为障，有的街道上的大火一烧就是三天三夜。
更有甚者，自从驻守汇山码头的日军开了向外滩逃命的先例后，大家争相效仿，前后竟有三批人这么做，向英军投降的陆战队员达四五百人之多，被缴械后统统关在了外滩公园。
自淞沪会战开战以来，张治中以三个德械师为主，反复包夹，打到日军最后能龟缩的大据点就剩下了两，一个是虹口的日本海军陆战队司令部，另一个就是杨树浦的公大纱厂，除了这两个地方，陆战队在上海几无容身之处。
从8月13日到23日，史称十日围攻，张治中一步步到达了主动进攻的最顶点。
不需抬脚的门槛
8月23日，日军在川沙口登陆，它却标志着中国军队将从此由攻转守。
登陆的军队是善通寺第11师团，属于日本统帅部刚组建的“上海派遣军”两大常备师团之一。
如同当年的白川义则，新一任派遣军司令官也是一位老资格军人。
松井石根大将，毕业于陆大18期，与本庄繁是陆士同学。
松井的父亲是一位研究古文的汉学家，本来指望他能继承父业，学有所长，不知道这小子喜欢的却是打打杀杀，以后更是走上了一条完全不同的道路。
汉学，他后来也研究，不过跟老爸不同，他不研究古文，而是研究怎样侵华，也就是他所谓的“哥哥打弟弟”。
他是老一代日军将佐中首屈一指的“中国通”，板垣、土肥原等新一代“中国通”都在他那里取过经。不过，同是“中国通”，由于履历不同，各人的“专业方向”还有所侧重。比如松井曾在上海担任过驻华武官，对华中和上海的地理就比其他人要熟悉。
在淞沪会战爆发时，松井已退役两年，且患有肺病，但正因为有这么一个背景，陆相杉山元在考虑指挥官人选时，一眼就相中了他。
进攻上海，松井有两个选择，一是从黄埔江上岸，加入市区作战，那样可以直接解陆战队之围，另一个是从郊区登陆，进行迂回大包围。
“一二八”会战，白川选择了后者，松井萧规曹随，如法炮制。
日军能够这么潇洒地来去自如，想登哪里就登哪里，原因还在于中国中央海军几形同虚设。
所谓中央海军，其主体是闽系海军。他们大多是福建人，留过洋，出过国，对英国皇家海军特别崇拜。回来以后，在国人面前也改不了英国绅士的派头，到哪里都操一口倍有面子的伦敦腔，开口闭口都是：兄弟在国外的时候……。
几乎所有跟中央海军打过交道的，都吃不消这帮英国绅士的谱，而这里面谱最大的，就是海军部长陈绍宽。
军政部长何应钦主持的会议，只要陈绍宽哪个要求没达到，人家都不跟你费话，夹着皮包当场就走，愣把你给晾在当场。
陈绍宽曾当着蒋介石的面，要求“最低限度”给海军造一艘航母。一艘航母光造价就得2千万，如果再加上维护保养之类，就要到亿了，包括蒋介石在内的许多人听后都被惊得说不出话来。
陈绍宽一看，连航母都舍不得给我造，那还怎么干法，辞职走人！
中央海军是一个依靠技术壁垒建立起来的独立王国，陈绍宽要撂挑子，就等于说整个海军都要撂挑子了。蒋介石哪里能放，无奈之下，就索性扯开了忽悠，说为什么只造1艘，我们不造便罢，要造就造3艘，不过时间要稍微长一点而已，至少得5年。
3艘航母，你就算把南京政府给兜底卖了，也换不来这么多钱。可是陈绍宽却相信，而且还一本正经地为之忙活开了，就等着收获这些大家当。
蒋介石哪里有办法给他造航母，为此头疼了好些年，几乎见到陈绍宽就躲。
给蒋介石解围的却是中央海军自己的表现。
在“一二八”会战中，中央海军一枪未放，与日本海军“你不打我，我不打你”，因此激起了公愤。会战结束后，甚至有人提出要弹劾陈绍宽，后者这才不追着蒋介石要航母了。
这么牛，应该有两下子才对，然而到了“八一五”淞沪会战，人们才发现，原来海军牛只是在国人面前牛，真正打仗，全不好使。
陈绍宽采用的是消极得不能再消极的自残式防御战术，他把中央海军一拆两半，一半凿沉后拿去阻塞江阴水道，另一半则缩在自家门口，日本海军从舰上往上海扔了多少炸弹，日本陆军从哪个地方登陆，似乎都充耳不闻，视而不见。
你就是上去挡一下也好啊！
在淞沪战场上亮了一下剑的，恰恰是“英国绅士”们最看不起的电雷系。
电雷系，又名电雷学校，乃蒋介石自己操刀的作品，它是依照黄埔模式套出来的一支小海军。
就像黄埔军校平时上课，但拉出来就能打仗一样，电雷系也合军队与学校于一身，并且有一个响亮的称谓：海军的黄埔军校。
在陈绍宽的闽系中央海军看来，电雷系的这些人真是土得掉渣，连艘正经的大舰都没有，就只会捣估水雷鱼雷这些小玩意。
更让他们不能接受的是，这个学校教出来的学生简直就是一帮下里巴人，竟然连海军的基本礼仪都不会，船舰相遇，人家给他们敬个礼，他们连怎么回礼都不知道。
那电雷学校练什么呢，简单，黄埔精神！
电雷系平时理解的黄埔精神，就是抱着雷，嘴里大叫，冲啊，然后不顾性命地往前冲。
听听他们给鱼雷艇中队起的名字吧，一共四个中队，分别以四个好汉的名字命名：文天祥、史可法、岳飞、颜杲卿。
也难怪闽系的“英式绅士”们要耸肩无奈了：你们以为这是在陆地上吗？真够傻冒的。
可是世界上的傻冒者往往是执拗者，而执拗者又往往更出色。
就在“绅士”们只能叮叮当当凿船的时候，电雷系却架起高射机枪，打下了一架木更津航空队的轰炸机。
这是海军打下的第一架日机，却跟中央海军没有任何关系。
除此之外，电雷系还派出两艘经过伪装的鱼雷快艇，乘夜袭击过“出云号”——也就是陈纳德所说的那个如假包换的姊妹替身。
虽然并没有能将假“出云”给击沉，但这毕竟是中国海军第一次主动攻击日舰。有此一举，已足以把绅士们给比下去了。
电雷系是没有舰，要有舰，起码不会让日本人在海岸线上这么为所欲为吧？
陈绍宽当然也有自己的想法，他的如意算盘是当日本舰队向他冲击时，双方再舰对舰，炮对炮，来一个绅士般的决斗。
可惜人家的脑子转得比部长大人要快得多。
你们既然都挤在了一个小角落里，凭什么还需要舰战，飞机炸弹就可以报销你们。
结果，中央海军成了人家空袭中的死靶。
陈绍宽的主力舰队最后全军覆灭，抗战中唯一的一次海战刚开始就结束了，它的失败，并不比甲午海战让我们心里更好受一些。毕竟在那次让国人蒙羞的海战中，还击沉击伤过多艘日舰，这次却一艘都没有。
事实证明，平时那种固步自封、惟我独大的衙门式治军理念，确实极大地禁锢了陈绍宽等“英式绅士”的头脑，弄得堂堂中央海军都不会打仗了，几乎等同于海上的晋军。
中国三大军种，只有这道门槛最低，松井连脚都不用抬，就轻轻迈了过去。
真的受伤了
8月23日这天上午，张治中满脑子还在考虑怎样在市区组织下一次总攻，上海派遣军的忽然出现，令他大吃一惊。
一个可怕的念头闪现出来：日军要抄我的后路！
教训就在眼前，“一二八”白川派兵在七丫口上岸，一下子就把局面扳了过去。
颇有意味的是，当年负责登陆七丫口的就是善通寺师团，而川沙口距离七丫口并不远。
让人更加觉得神秘莫测的地方还在于，守卫七丫口的是一个连，现在驻守川沙口的，偏偏也是一个连。
难道跌跤要跌在同一个地方？
赶快抽兵过去吧。
调动一兵一将也得打电话，可是一打电话才发现，竟然全都不通，连与江防司令部都断了联系。
原来日军刚刚对南翔司令部外围进行了轰炸，所有电线都给炸断了。
张治中先派参谋们出去联络，等了一会，他自己也坐不住了，索性坐上汽车直奔江湾前线。
连司令部周围的电线都被炸断，表明日机早已牢牢盯死这里，所以他一出门就碰见了鬼，竟然有3到9架飞机不停地在上空进行轰炸扫射。
小汽车目标太明显，只得下来隐蔽。本想等日机离开再上车，不料这帮家伙还赖在上空不走了，就朝着你的汽车使劲。
没法坐车了，走路吧。
从南翔到江湾有18里地，靠这双光脚板，没个半天还真走不到，张治中心急如焚。
半路上，碰到了一个传令兵，这兵骑一脚踏车，看见张治中还觉得奇怪。
怎么总司令车都不坐，改徒步了？
不是不想坐，是不能坐。
张治中二话不说，骑上脚踏车就走。
由于和司令部的联系突然中断，又获悉日军从侧后登陆，江湾前线陷入一片忙乱，在看到主帅冒险亲临后，军心才得以稍安。
张治中当即决定，紧急抽调2个师去罗店。
平时调兵容易，这时调兵很难，因为部队都在杨树浦参加作战，而且沿途日机正不断地进行扫射和轰击，行动上也十分困难。
一位师长在接到调动命令时，向张治中诉苦：路上要被炸得抬不起头来的，怎么走啊？
张治中说：不能抬头也要走。
你们知不知道，我就是在轰炸中从南翔走到了江湾，你们就不能从江湾走到罗店？
等这2个师到达罗店时，善通寺师团已突破了川沙口。
罗店为上海守军之后路要道，若此地被日军先行控制，不仅江湾正面必将受困，后续援军也无法迅速增援。
得亏是出击的早，渗入罗店的尚是善通寺师团先头部队，所以张治中很快又收复了罗店。
若没有这么一调一击，后面局势将大为不同，连跟松井对峙都很难。
张治中再次回到南翔司令部，已是深夜十二点了。
自“十日围攻”以来，这位前敌总指挥不是在司令部，就是在前线，没有好好地吃过一顿饭，也没有睡过一个好觉。时间一长，眼睛通红，喉咙嘶哑，人也急剧消瘦了下去。
精神稍一放松，才想起晚饭都还没有吃，于是随便喝了点粥，倚靠在椅子上合了合眼。
他不可够完全睡着，脑子里翻来覆去仍是如何击退登陆之敌。
第18军已到达嘉定，必须把这支生力军顶上去，才能确保无忧。
此时由于日军不断轰炸，司令部与周围各个部队的联系时断时续，要指挥第18军，还得先去找到他们再说。
第二天一大早，张治中就赶往嘉定，这一路上又是到处躲飞机炸弹。
好不容易找到第18军，对方的一句话却让张治中愣住了：您怎么来了？
张治中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我是前敌总指挥，当然要来，这有什么奇怪的吗？
再看第18军将官的表情，仍然是一脸诧异，一点都不像是开玩笑。
坐下来一谈，张治中才恍然大悟，原来现在的淞沪战场以蕴藻浜划界了，以北归陈诚指挥，以南才归他指挥，而罗店和第18军都处于北战场。
也就是说，他张治中不再是淞沪战场的唯一总指挥了，总指挥有了两。
可我从来没有接到过通知啊？
张治中顿时变得尴尬万分，他亲冒矢石，跑到前线来进行指挥，却让人看到了一场笑话。
现在他完全成了局外之人，真是留也不是，退也不是。
张治中郁闷得要命，他虽然一时还无法完全猜透其中机关，但有一点还是隐隐约约感觉到了，那就是统帅部已经对他的指挥产生不满，要不然怎么会突然插进另外一个人，让他变成半个总指挥？
开战以前，蒋介石曾问他：对这一战你有没有把握？
张治中当时的回答是：有！
可是这个“有”是前提的，那就是空军的配合。空军一开始是打得不错，然而现在你再看看，从司令部到前线，完全成了人家的天下，陆军哪里能再得到什么配合？
让张治中耿耿于怀的，还是闪击战的失败。这不是他的错，是统帅部的错，三次叫停总攻，以外交牺牲了战机，结果骨头越来越难啃，以致于上海还未能完全占领，对方就等来了强力援兵。
张治中认为自己在战术指挥上没有犯什么错，况且这么搏命，始终冲在第一线督战，可谓任劳又任怨，为将如此，还要怎么样？
当然，打仗是件见仁见智的事，蒋介石觉得打得不好，哪怕当着面骂两句都无所谓，只是这样的方式，也太那个吧。
在嘉定时，张治中得知第三战区副司令长官顾祝同也到达了苏州，于是他临时决定第二天前往苏州，在拜见顾祝同的同时，也正好可以商量一下战局。
到了苏州，张治中想起应该给蒋介石打个电话，刚刚挂通，还没等他诉说自己的委屈，对方已经咆哮起来：两天找不到你，你跑哪里去了？
原来这两天蒋介石一直在找他，偏偏张治中又不在司令部。
想要解释，但是蒋介石这个人发起火来，根本就容不得别人辩解：苏州是后方，你一个前敌总指挥竟然跑后方来了！
张治中本来就有闷气，被这么一逗引，心头无名火起，也跟着叫了起来：我是到后方来跟顾墨三（顾祝同字）商量问题的，我一直在前方，“委员长”你究竟想怎么样？
蒋介石大概没想到一惯温和儒雅的“教育长”会跟他“蒋校长”叫上板，咕噜一句后，啪地把电话给直接挂断了。
这个电话，深深地剌伤了张治中。
临上淞沪战场之前，张治中特地穿了一身整齐的上将军服，胸前徽章和肩上领章都佩得一个不缺。
他告诉部下和幕僚这么做的理由：一个将军要是在战场上阵亡了，敌军官兵看到是要敬礼保护的，还会准许你将尸体领回，所以穿戴不能马虎，至少得让对方知道你是主将。
即使在从南翔赶往江湾的路上，那么紧张，甚至于有些狼狈，张治中仍然穿着高筒马靴，保持着高级将领一丝不苟的外在仪表。
有人或许会觉得麻烦，但张治中不会，他是一个受过伤也怕受伤的人，所以时时刻刻都知道要保护自己的尊严。
张治中出身于安徽一个贫寒农家，家里省吃俭用供他读书，在私塾一读就是十年。他人也很聪明，从小被老师和亲友称为“小天才”，一部《左传》，别人读多少遍都记不住，他读一两遍就烂熟了。可是这样有口皆碑的“小天才”，十年寒窗苦读，考秀才却屡考不中。
后来他去投靠一位本家，在公馆里陪少爷读书。公馆里一位中过秀才的闲客看不起他，竟然当着那位少爷的面就加以奚落：人家是少爷，你个穷小子配和他一起住在公馆里吗？
张治中其时入世未深，尚不知人间险恶，哪里经受得住这种剌激，听到之后大哭不止，一路讨着饭就离开了那座让他一辈子都忘不了的公馆。
人终究是有得有失。张治中之后能走上拜将台，与他的青少年经历可以说脱不开干系，而那段经历给予他的，除了时刻告诉自己要奋发努力外，当然还有难以抹去的阴影。
我可以失败，但绝不接受侮辱和难堪，哪怕是流浪死，飘泊死，冻死，饿死！
肉体的疼痛可以承受，承受不住的是精神的苦闷。
张治中回到司令部后就写了辞职信，三十天后，蒋介石终于同意他辞去军职，从此弃武从政。
茫茫夜色中，张治中向自己浴血奋战了四十天的战场凄然告别。
虽然还站在舞台之上，但灯光熄灭了，声音停止了，剩下来的只有一个疲惫不堪的身体和落寞忧伤的心境。
眼泪，再也止不住了。
这个世上的很多事，有了开始，就不会马上结束，包括人与人之间的那些恩恩怨怨，磕磕绊绊。
一年之后，长沙大火，酿成了抗战以来最严重的一次自摆乌龙事件，时任湖南省主席的张治中难辞其咎。
其中的原因之一就是，当时第九战区司令长官为陈诚，可是张治中极少主动与之联系，对前线军事动态两眼一墨黑。
长沙纵火，是因为张治中事先得到情报，说日军已抵新墙河，他给听错了，把新墙河当成了新河。实际上，新墙河在岳阳，新河在长沙，两者还相距三百里路！
性格在造就人的同时，也在制造着一个又一个悲剧。
土木系
人的性格千差万别，各各不同，比如新任前敌总指挥陈诚一生的为人宗旨概括起来就是四个字：绝不服输！
由于个子不高，他甚至在与人合影时，都会尽量把肩膀抬得高高的，以示不被压过一头。
陈诚，字辞修，浙江青田人，毕业于保定军校第8期。
在黄埔学生没出来之前，保定学生在社会上还没那么吃香，所以有一段时间陈诚混得很不如意，可谓穷困潦倒。回到家后，连老婆都看他不起，经常对之冷言冷语。
受到剌激后，陈诚的反应不是大哭，而是大怒。他立即动身，到广东黄埔军校做了教官，此后陈某竟然飞黄腾达，反过来向老婆下了休书。这时老婆见他发达了，却又死活不肯离了，但不离也得离，陈诚最终以十万元代价把自己给“赎”了出来。事情经过，倒颇有点像覆水难收的那个段子。
陈诚一向是蒋介石身边的大红人，这是尽人皆知的事。一些觉得老头子偏心眼儿的就在背后说，那是因为两人皆为浙江人的缘故。其实蒋介石在军政部门的浙江同乡多了，你肚子里要没点真货色，如何能入得了他的法眼。
首先是陈诚确实很能干，做什么事都有一股不服输的劲头。
依靠一个第11师，他拉出了第18军，从而发展出了独树一帜的“土木系”。这个“土木系”可不是某理工科大学里的土木工程系，而是一个出将星的窝，在它后面，跟着一大串“优等生”的名字——罗卓英，夏楚中，黄维，胡琏，……
之所以被称为“土木”，缘于“土”拆开为“十一”、“木”拆开为“十八”。
在国民党内，陈诚有“小委员长”之称，其人的坚忍自律和军政才能几与蒋介石有异曲同工之妙，所以中央军“陈胡汤”三系，陈独居首位。
当然了，能干并不一定就意味着被信任。同样担任过黄埔军校教育长的邓演达够能干了吧，人家几乎在黄埔学生中与“蒋校长”形成分庭抗礼之势，可那样就不行了，那叫死敌。
蒋介石能对陈诚言听计从，高度信赖，无疑还缘于后者是个“绝对忠臣”。
民国年间有个政治笑话，是这样说的。
说有一天，蒋介石突发奇想，要考验一下亲信手下对他的忠诚程度。他假装召集众人开会，等大家坐定之后，却突然命令诸人去死。
此时何应钦坐着动也不动，只当蒋介石在放屁。顾祝同滔滔不绝，列举了很多他不能死的理由，比如他还要继续工作，国家和使命一致要求他不能死之类。刘峙嘴巴既不能讲又不敢不遵命，只好声泪俱下，苦苦哀求：小的上有七旬老母，下有待哺幼儿，千万饶命啊。
剩下来的是陈诚，但见他站起立正，刷地一个敬礼，然后昂首挺胸，转身就向门外走去……
淞沪会战打响时，陈诚尚在庐山，在抗战问题上，他是个积极主战派，甚至跟何应钦都素不相能，常常是针尖对麦芒，所以索性选择了窝在山里搞训练。
战事紧张，急需用人，蒋介石在会战开始第二天即电召陈诚：速来京相商。
到了南京之后，蒋介石给了他两条选择，或去华北战场，或去淞沪战场。前者负责指挥，后者前去考察。
陈诚去了淞沪战场。
去了以后他发现，在这一战场上的部队虽多，却还是不够用，看看据点被我们包围了，但是包围的密度不足，空隙太多。
孙子兵法有云，十则围之，五则攻之，倍则战之，也就是说，如果你的人是对方的两倍，才可以放心大胆地和它打一仗，是他的五倍，才能攻它的城，但是攻了半天还是拿他不下怎么办，这时候就要围，而要达成围的目的，没人家的十倍人马通常是搞不定的。
陈诚希望的，不光是十倍，最好是二十倍，三十倍，如此才有把握围而歼之。
几天后，他向蒋介石进行汇报，一同考察并且汇报的还有时任江西省主席的熊式辉。
熊式辉看了战况，说不能打。
当时正是“十日围攻”时期，张治中还在上海发动主动进攻，但熊式辉到底是个老江湖，就算自家部队风头正盛，也知道情形不妙，这仗很难打赢，既然打不赢，为什么还要打呢？
对于这种就事论事的论断，蒋介石并不感兴趣，他何尝认为淞沪会战能一定打赢，但问题的实质不在这里。
他扭头转向陈诚。
陈诚说，现在不是能不能打，而是要不要打。
哦，有见的，蒋介石的眼睛立刻亮了起来，具体说来听听。
陈诚首先提到的却是北方战场。
当时南口战役尚在进行当中，但陈诚认为北方战事继续扩大是一定的。日军机动化速度极快，一旦得手，完全可以沿平汉路快速南下，直取武汉。武汉一失，中国战场即从纵向被剖为两半，那样的话，中方将处于不利地位。
唯今之计，莫不如集中力量，继续扩大淞沪战场的规模，把日本原拟调往华北的兵力一点点诱到上海来，这样尚可收稳扎稳打之效。
陈诚所说的观点其实就是1936年国防计划上的战略方针。蒋介石表示完全赞同，遂当场拍板：“打！打！一定打！”
陈诚加入淞沪战场，本来是要协助张治中围攻陆战队据点的，但来了之后，正好赶上松井在川沙口实施登陆，于是便被蒋介石紧急任命为淞沪北战场前敌总指挥，而北战场上使用的主力部队，像第18军等，基本都是陈诚“土木系”的班子，这就是淞沪战场之上会突然出现南北两个总指挥的原因和背景。
血肉磨坊
对北战场而言，关键中的关键，还是要守住罗店。如果这一后路被松井掐断，大军就将处于崩溃边缘。
善通寺师团并不是呼拉拉一下子涌上来的，而是一个梯队一个梯队登岸，随着上岸的日军越聚越多，罗店战事也越来越激烈。
8月26日，在第18军中身居少将旅长的蔡炳炎在距离日军阵地几百米处中弹倒地，弥留之际，喉中仍留二字：前进！
蔡炳炎是陈诚的得意战将，这一噩耗无疑对前方震动不小。
陈诚紧急赶到第一线，一边给子弟部队打气减压，一边亲授机宜。
官兵们反映，日军火力太猛，压得人头都抬不起来。陈诚还了解到，有的兵从未见过如此大仗，精神十分紧张，阵地前沿鬼子兵的影子还没看清楚，自家步枪里的子弹倒快放光了。
我们能服气吗，当然要干脆利落地回答他：不怕！不怕！
若用手中的枪来表达，就是两发点放，“不”——“怕”！
如此，小鬼子知道我们有胆气，他就不敢再往前拼命攻了。
要是你闭着眼睛乱射，那就是“拍拍拍拍”，完了，鬼子知道你嫩着呢，没有经验，等你子弹全放完了，人家就会上来招呼你了。
陈诚是一路从死尸堆里滚过来的，从军后仗就没断过，所以堪称打仗老手，作战很有实际经验，不过能把道理说得这么浅显有趣，也真服他了。
你还别说，偏偏当兵的都爱听这个，部队里有文化的不多，稍微复杂一些的根本没人能听明白，只有这个，一听就懂，而且马上就记住了。
这是教给一般士兵的，将官以上则得另授良谋。
白天，日军飞机大炮坦克一齐上，没法硬拼，那就先退出阵地，隐伏到棉花地或村庄里去。
飞机炸，由它，大炮轰，由它，反正一句话，他强由他强，清风拂山岗，他横由他横，明月照大江。
我们到了晚上再出气。
晚上，飞机找不到目标，大炮也轰不准，就只剩下了一个坦克。
对付坦克也有办法，那就是在公路上埋地雷，地雷不够，则把手榴弹捆扎起来代替，然后在路上设置障碍物。
坦克再牛，也怕地雷和集束手榴弹，即使避开二者，前面还有障碍物呢。
坦克一停，两侧伏兵剌刀上阵，与他贴身白刃肉搏。
上海北郊，稻田水塘纵横，尤其是下雨之后，路面一片泥泞，再给日军自己的炮弹一炸，触眼所及，全是泥巴路。
在这样的路面上打白刃战，日军其实并不占便宜。他们穿的是靴子，而我们穿的是草鞋，草鞋本来就是穿着风里来雨里去的，但靴子却不行，你别瞧公路上走起来“夸夸夸”，很神气的样子，一陷到烂泥里就完了蛋，拔都拔不出来。
等他快拔出来的时候，一抬头，明晃晃的剌刀可能已抵到胸口上了。
这样的白刃战打多了，日军明显吃亏。他们自己也不会打草鞋，就专捡战场上遗落的破草鞋，然后套自己脚上，以应付肉搏这样的“不时之需”。
如此彼来我往，就形成了拉锯战，常常是：白天松井把阵地夺过去，晚上陈诚再给夺回来，
小小罗店，被双方炒翻了锅。
第18军继旅长战死后，师长也受了重伤，难以继续指挥。
堂堂师长可不是谁都能代的，这时候陈诚想到了自己的爱将——正在德国留学的黄维。
黄维，江西贵溪人，毕业于黄埔第1期。
有人说，在处事为人方面，陈诚与蒋介石最为相像，所以有“大小委员长”的说法，而在土木系中，黄维的性格又与陈诚最为接近，故被称为“陈诚的影子”。
别人正经，可能是装的，黄维却不是装。他跟土木系的另一位后起名将胡琏正好相反，胡是不拘小节，荤的素的样样来，黄则俨然就是一位现代的道学先生。
黄维被从德国召回时，学业还没结束，而这时罗店主阵地却已被攻破。
临危受命的黄维从陈诚手里接过兵符，迅速率部反击，阵地重被夺回，自此以后，这位小学老师就像强力胶水一般死死粘在了罗店。
打到最后，黄维的部下不是死就是伤——还是重伤，而到实在无兵可派时，他就索性只在师部留一个对外联络的发报员，其余的人，摇笔杆子的文书，烧饭的伙夫，全部集中起来，由他自己带着，握着枪呀呀地叫着冲上阵地。
淞沪会战结束，人送黄老师绰号：书呆子，谓其爱认死理，打仗跟个愣小子一般。他本人亦感慨系之，称淞沪战场“一寸山河一寸血”，每一寸土地的得失，皆鲜血换来。
罗店，这个原本名不见经不传的小地方，从此天下皆知，因为它拥有了一个新的称号，叫做：血肉磨坊。
松井的“上海派遣军”是从两个方向登陆的，继善通寺师团登陆川沙口后，名古屋第3师团也在张华浜实施登陆。
8月31日，吴淞失守。
9月5日，宝山被围。
驻守宝山的是一个营，营长叫姚子青。
名古屋师团在围住宝山后，即用飞机投下劝降信，要求城内放弃抵抗。
我看过姚子青的一张照片，戴一副眼镜，斯斯文文的样子，不像军人，倒像一位书生。
可这位书生模样的军人，内心却极其强悍。
现在是下定必死决心的时候了，与其偷生而死，不如慷慨赴死。在死字面前，我姚子青绝不后退半步。
我死了，连长接替指挥，连长死了，排长接替，依此类推。到时候不用请示报告，自动接替就行。
说完这些，姚子青拿起枪，带着麾下勇士上了城墙。
两日之后，城破。姚子青营全数战死，与城同殉。
前线再陷危机，除宝山、吴淞外，刘行也被日军突破，罗店侧背顿时暴露无遗。陈诚在视察前线后，决定放弃固守罗店主阵地的原计划，退守罗店西南。
天下第一军
退是退了，但陈诚并没有离开罗店，所以松井仍无法切断中国军队的后路。
战场形势瞬息万变，大家都得不停变招。松井变的招叫做“中央突破”战术，一刀砍在腰上，让你鲜血狂涌，洒满长天的那种。
这个腰，指的是杨行。如能占领杨行，松井便可将淞沪南北战场截为两段，再一口口吃掉。
陈诚再调良将，此人便是胡宗南。
少年时代的胡宗南，读书十分刻苦，曾以全校第一名的成绩在中学毕业，但是无奈家里太穷，不得不放弃继续求学的机会。为了生计，他曾相继做过小学老师，摆过地摊，最后决定去广州投考黄埔军校。
在民国将帅中，陈诚算是个矮了，胡宗南还要矮，一米六零都不到，几乎相当于“特级残废”。报考黄埔军校时，就算他肩膀再往上抬，都还比其他人低着不止一头。
考官一看，立即把他从队伍里拎出来，并且毫不客气地撂下一句：你根本不是当军人的材料！
这句话无疑等于宣判了考生死刑，想到在异地前路茫茫，举目无亲，胡宗南一阵心酸，不由蹲在地上哭了起来。
男子汉大丈夫，不是大豆腐，光哭没有用。想了一会，胡宗南忽然把眼泪一擦，一跃而起，大声质问刚才那个教官：你凭什么不让我参加国民革命？
革命是每个年轻人的义务，我是年轻人，你有什么权利这样剥夺我的义务！凭什么，你说？你说？
胡宗南越嚷越激动：
你不就是嫌我个子矮吗？个子矮怎么啦，拿破仑的个子也不高，不一样打遍欧洲无敌手，孙中山先生的个子也不到一米七嘛！
说到这里，他开始引经据典。
孔子曾经说过，以貌取人，失之子羽（孔子弟子澹台灭明的字）。子羽相貌一定也不咋的，所以孔子开始才会认为他不行，谁知这位弟子后来名满江湖，最后连孔子都不得不认错，承认自己看走了眼。
国民革命，多么神圣的一桩事业，你怎么还能够如此以貌取人？
考官没想到面前这个已被他宣布淘汰的小伙子会突然发飙，而且义正辞严，雄辩滔滔，一时倒被弄得哑口无言了。
胡宗南个子小，喉咙却不小，哇啦哇啦的嗓门把周围的人都惊动了，其中就包括时任黄埔军校党代表的廖仲恺。
廖仲恺询问了事情经过，回到自己办公室给胡宗南写了张纸条。
字条上说：国民革命，急需大批人才，只要成绩好，并且身体健康，个子矮一点没关系。
拿着廖仲恺的纸条，胡宗南被特许参加考试。虽然其实他的考试成绩不错，但还是因为身高原因被列进了“备选生”。
备选生就还不是正式录取，看来即使有廖代表的关照，歧视还是无处不在。
所以你一定要努力，要用事实告诉那些世俗目光：其实我才是最棒的！
不要惧怕那些看不起我们的人，哪怕他们是所谓的教官、考官、权威……
就像当初的陈纳德，胡宗南也做到了这一点，貌不惊人的一小个子，却很早就当上了中央军主力师的师长，在黄埔生中处于领头羊位置，被封为“天子第一门生”。
民国记者范长江以一部《中国的西北角》名世，他在西北进行采访时，曾专程登门拜访过当时已大名鼎鼎的胡宗南。
采访时节正逢大冬天，屋外寒风呼啸，气温冷到极至。范长江本以为这样一位名人，一定会锦衣大氅，风度翩翩地安坐于司令部内。
未料这个司令部连民房都不是，只是座山里的破庙。胡宗南就住在破庙里，而那座小庙确实破得可以，凛冽的西北风不断从窗户刮进来。
一走进去，屋子里别说火炉，连热坑都没有。
身为中央军高级将领的胡宗南，身上还穿着单衣单裤，从脸到手，浑身都是冻出来的疮伤。
范长江眼里的这位师长，不喜谈论什么是人生之类空滔的话题，津津乐道的始终是他的部队。让范记者感到格外惊异的是，他竟然对自己的部下了如指掌，乃至“某个中士如何，某个下士又如何”都能如数家珍。
此情此景，令见多识广的记者都感到有些吃惊。
之后，范长江又深入军营，采访了很多士兵，发现胡宗南并非虚夸。即使在普通士兵眼里，他的形象也接近完美：爱兵如子，艰苦朴素，有时对自己的要求苛刻到近乎自虐。
在大西北时，胡宗南还只是师长，而且他性格沉静，不喜主动与人接近，因此了解他的人并不多，但他的第1师那时就已名震大江南北。
中原大战，如狼似虎的西北军最怕的就是第1师，只要听到对面来的是第1师，便马上躲开这个硬茬，转而去捏其它软柿子了。
在版权得不到应有保护的年月，这个著名商标很快就被冒用，连张治中和卫立煌在打仗时都嚷嚷自己是第1师的。西北军还挺纳闷，怎么这个第1师会无处不在，真是见了鬼了。以后便形成一个规律，第1师现身在哪里，哪里便会立即成为中央军作战的主战场，第1师也因此被称为“天下第一师”。
胡宗南为人低调，他的第1师实际上早就具备升格为军的条件，军政部也通过了，但他迟迟都没有升。
军政部长何应钦一个劲地催促，说你要再不升编制，我就不发饷了，另外下面那些旅团长由于无法升迁，也有了情绪，胡宗南这才同意将师升为军。
但是胡宗南的第1军并非德械部队，装备也很一般，官兵使用的大多还是汉阳造或杂牌枪支。
所谓“第一”，说的是精神第一。
为了攻破胡宗南的防线，松井组织了重炮轰击，炮火最猛时，每秒钟就会有五六发炮弹在守军阵地上爆炸。
战事如此惨烈，第1军却始终一步不退，且一兵未逃。
其中有一个营已被日军三面围攻，快吃不消了，胡宗南赶紧再调一个营上去增援。
增援的那个营拔腿狂奔，却远远地望见一队鬼子已举着旗出现在了守军阵地的前方。
这时突然阵地上响起一阵枪声，日军撤了。
等到营长冲进阵地，发现战壕里到处都是尸体，一个营已全部打光，只剩下一个还能拿枪的山西兵。
刚才打枪的就是这个老兵，周围的同伴都已战死，但他从没想到过要逃跑或后退，那种决死的气势把本来笃笃定定的对手都给吓跑了。
在杨行保卫战中，第1军的伤亡是惊人的，仅以主力第1师为例，旅长2个，伤了3个，团长4个，折了5个。
你可能会感到奇怪，怎么倒的人比实际职位还多呢，答案很简单：多出来的就是增补上来的，最后增补上来的也挂了。
在固守一个星期之后，第1军营以下官兵伤亡率已高达百分之八十，连长除位置不固定的通信连长外，整个都换掉了，中间补充兵员更达四次之多，也就是胡宗南带来上海的老兵所剩无几。
眼瞅着越打越少，胡宗南仍旧一声不吭，不诉一句苦，只咬牙独自硬挺。
反而是上级知道实情后，赶紧打电话通知胡宗南，让其换防休整。
胡宗南这才告诉对方，再不换防，明天我也要拿枪上火线顶缺去了。
第1军初到上海时，尚有4万之众，然而到淞沪会战临近结束时，仅剩区区1200人而已。报人张季鸾由此发出感叹，说第1军向为精锐之师，想不到牺牲如此之惨，直叫人泫然泪下。
战场之上，胡宗南看似心如钢铁，但当他启程返回西北时，看着身边硕果仅存的这一千多个官兵，也不禁悲从中来。
天下第一军，就这样永远消失在了上海。
孤家寡人
在胡宗南的舍命死守之下，松井击“腰”不成，“中央突破”战术也随之失败了。
这时，上海派遣军的两个师团已双双陷于苦战之中，自登陆之后，共伤亡4080人，其中有些联队伤亡尤其惨重，如果没有后续兵员补充，有跟没有都差不多了。
除了战死战伤之外，生病的也有很多。
听听淞沪战场上的那些名字，什么江湾，蕴藻浜，都跟水有关系。江南水塘蚊虫又多，逢到天气热，蚊虫更多，这些蚊虫别的做不了，咬上鬼子两口还是可以的，那些身体稍差一些的鬼子兵一旦受不了就只能躺下歇工。
如果海军陆战大队登陆上海市区是第一次增援，那么两个常备师团登陆上海北郊则应该算是第二次增援，日本统帅部本以为此次增援可以一锤定音，然而举起的锤子却始终落不下来。
怪谁呢，怪上海派遣军司令官松井指挥无方？
松井一脸委屈状，他说他从东京出发时就跟送行的杉山元强调过，两个师团是不够的，五个还差不多。
行了，那就再派援兵。
当初为了向华北增兵的事，日本军政两界讨论来讨论去，口水满天飞，弄得陆相杉山元本人都差点没有脾气，但此一时彼一时，如今日本的气候，使得派兵出国已成惯性动作，没人拦了。
只有身为参谋本部作战部部长的石原仍坚持原有主张，即不能再向中国增兵，同时要停止作战，可是他的意见还有谁会听呢？
之前，参谋次长今井清一度支持过他，可是随着香月轻取平津，老头子便再不言语，直到因病退职。
继之而起的是多田骏。这位在担任华北驻屯军司令官时，也曾大力推行“华北自治”，要归类的话也算强硬派。
现在的石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显得痛心疾首。
你们只看到一个中国支那，却完全忘记了我们的大敌——苏美。
在东北周围，苏军光步兵师就有14个，关东军有多少师团呢，呵呵，4个！
现在的苏军已经突飞猛进，他们一个步兵师的实力就不比日本的师团差，14打4，怎么跟他斗？
是啊，我们的机械化特种部队看上去很牛，在华北几无人可敌，可是在东北一带呢，关东军有200架飞机，苏军有900架，关东军有100辆坦克，苏军有800辆，只是人家的零头而已。
这是北方，在南方，据情报显示，美国已经在菲律宾和马尼拉大肆构筑地下工事，那分明也是冲着我们来的。
多田骏如今毕竟身份不同了，他不能老像做华北驻屯军司令官时那样，一味贪功，多少也得有点大局观。
听听石原所说，似乎颇有些道理，中国不可怕，可怕的还是北方的苏联，如果专盯着中国打，消耗了实力，怎么对苏备战？
于是他向稳健派跨了半步。
可是也仅半步而已，多田骏身上同样有日本人常有的那种侥幸和自大心理，他认为只要再用一下力，对华战争即可结束，到时再谈对苏备战不晚。
石原完全成了孤家寡人。
参谋总长载仁亲王眼看参谋本部和陆军省无法协调，只得亲自去皇宫晋见裕仁天皇。
裕仁如今已不记得杉山元的“一月为期”了，经过自己亲家的一番说道，马上点头同意，好，那就再增兵吧。
天皇既已批准，到石原这里无非是过一过程序。
9月7日，石原在增兵计划上签了字，随即他就辞去了作战部部长一职。
二十天后，他被任命为关东军副参谋长，自此离开了日本军界的权力中枢。
终于出局了！
在一般日本人眼里，这个曾经发动“九一八”的“民族英雄”确实廉颇老矣，不再能称其为英雄了。
即使重回关东军司令部，石原也很不愉快，他一直看不起那个被他称为“上等兵东条”的上司——关东军参谋长东条英机。
可是老天就是这么不公，平庸的上司一路春风得意，后来竟做到了首相。做了首相的东条毫不犹豫地给时任师团长一职的石原穿了小鞋，迫使这位天才属下退出现役，到一所大学教书去了。
教的课是国防学，可是真正的日本国防其时已摇摇欲坠，而“石原教授”仍旧无可如何。
他再次引起人们注意，是日本陷入中国泥潭不能自拔之时，这时候日本人才发现，石原讲的也许是对的。
然而一切都晚了，他只能和他的那些同胞们一样，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国家一步步向失败的命运走去。
某种程度上，石原就像那个长了一对阴阳眼的占卜师，预知到了未来的灾祸，然而没有人相信他。
这个恶果其实还是他自己亲手种下的，在若干年以前，在柳条湖，在“九一八”。只不过当初他以为栽下的是一棵参天大树，没想到却是差点给本民族带来灭顶之灾的毒苗。
虽然是敌国，但我还是不得不承认，石原是一个颇有些远见的谋略之士，一个有点头脑的人。
我看到过一张石原的照片，那是年轻时候的石原，那时的他称得上英姿勃发，充满朝气。
如果我们换一个视角，这也算是一个悲剧性的人物吧。
这样说来，他身后的那个民族同样很悲剧。它曾经吸收了我们传统文化中很多好的东西，直到现在，还能在这个国度找到一些汉文化的痕迹。可是学了那么多，唯独没有学好中国的一句古语。这就是先贤曾经反复说过的那句——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石原再聪明，也没有能超越出这个局限，而这恐怕才是很多日本式悲剧的真正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