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决战上海滩
1932年2月8日，野村乘坐旗舰“出云”号到达上海。
跟一般人印象中日本人总是又矮又锉的印像不一样。野村身材高大，仪表堂堂，而且脸上总是挂着笑，不笑不说话，不像那些陆军军官一个个满脸横肉，一看就是杀猪的出身。
这人确实见过点世面，因为他不光会指挥海军，还涉足外交，曾出席巴黎和会，并做过很长一段时间的美国大使馆副武官。虽然官不大，但却混得有头有脸，认识不少华府要人，连大名鼎鼎的罗斯福（就是那个瘸腿美国总统，时任海军次长）都跟他有交情。
仅此一点，也可以看出为什么海军总是看不起陆军。人家层次在那里摆着，就是不当兵，也可以干点别的（野村二战后下岗再就业，曾被松下幸之助聘为企业经理），而你陆军除了打仗还能干些什么？
博恭用野村来换盐泽不是没道理的。
中将和少将的区别，不光是军衔，连眼界和阅历都不一样。
换句话说，野村比盐泽更有脑子。
船还在海上的时候，他已经对上海战局作了一个基本判断。
蔡廷锴和他的第19路军非等闲之辈，要搞定他们，海军陆战队不行，久留米旅团也不行，只有靠后续的金泽第9师团等大部队到来才有希望。
因此眼下只能采取守势，待援兵到齐后再全力出击，毕其功于一役。
应该说，野村的想法是好的，也顾全大局，很为陆军着想。
在巡洋舰上，他向久留米旅团的旅团长下元熊弥少将发出了第一个电令：进攻吴淞，然后直接登陆。
那里炮台已废，守军也不多，一个旅团上去肯定能解决问题。
更重要的是，攻克吴淞要塞，不仅可使来往日舰不用再担惊受怕，而且还能为后续大部队建立一个良好的登陆点。
吴淞南面就是淞沪铁路，大兵一到，只要沿此打通铁路线，包括第9师团在内的援兵，就可以通过铁路源源不断地运往上海市区。
先前野村让佐世保陆战队进攻吴淞，就出于同一考虑，只是陆战队打仗实在太烂，使他的“锦囊妙计”根本就没有实现的可能。
可是这陆军能听他的吗，虽然只是一个临时组建的步兵混成旅团。
我看悬。
凭什么听你的
如果我是一个日本人，可能会对日本海陆军这种互不卖帐的混乱状况感到焦虑和痛心，但我是中国人，所以绝不会不开心，实话说了吧——还有点兴灾乐祸。
苦大仇深的陆军弟兄们，既然海军如此不把你们当人，那就别听他们的，跟他们干到低。
事实证明，我一点没有低估日本陆军的觉悟。
因为下元少将就是这么想的：凭什么听你的？
久留米旅团跟佐世保陆战队是前脚后脚，佐世保刚上岸，久留米也来了，而且登的都是同一个码头，即张华浜。
为什么不依野村的命令，从吴淞登陆呢？
小小一个吴淞，陆军少将志不在此。
按照野村的命令，必须拿下吴淞炮台，但下元却觉得这个临时上级蠢极了，还不是一般的蠢。
打吴淞炮台为的是什么，还不是要进攻上海市区吗？现在我们已经成功登陆，还理那个破炮台做甚。
会不会打仗啊你。
于是下元挥笔给野村起草报告。
你不是让我进攻炮台吗，对不起，我攻坚材料不足（不知道他需要什么材料，难道是攻城的云梯？），打不了。
随后又给参谋本部发去一份电报。
对着他的娘家人，下元有一肚子的委屈和气愤——那个叫野村的瞎指挥，乱弹琴，真是干不下去了。
市区的情况那么紧张，这厮不让我们去支援，却派我们打什么吴淞炮台，这不是白白浪费时间和精力吗？
参谋本部收到电文，觉得下元说得十分有理。
早就猜到海军是个扶不起的阿斗，果然。
参谋本部便向军令部提出，部队归你指挥没错，可你得指挥正确才行，象这样连作战方向和重点都搞不清楚的糊涂决策，我们陆军恕不能奉陪。
军令部听了心里当然不服。可是现实比人强，上海要打开局面，只能靠陆军帮忙。
博恭只得通知第3舰队，要求野村改变原先的命令。
接到电报，野村愣住了。
下级竟然能改变上级的决策，究竟谁指挥谁啊？
我看还是你来指挥我吧——既然不打吴淞炮台，那你说，准备打哪里。
下元很快就报来了自己的作战方案。
分出一路监视吴淞炮台，主力则进攻上海市区附近的江湾，以与市内的陆战队形成内外呼应之势。
在下元看来，这应该算是一份很“人性化”也很够意思的方案，既照顾了彼此的面子，也能实现想达到的作战效果。
没想到野村不同意。
作为日军在沪的最高指挥官，野村综合了各方面情报，认为江湾已成险地，有中国军队重兵驻守，且水网纵横（这个很重要），易守难攻，是块硬骨头，很难突破。
还有一点，这位海军中将指挥官没好意思说得太破。
一个临时拼凑起来的旅团，一共也就几千人，还要分两拨，够用吗你？
野村说得没错。这时候的战场形势，与刚开战时相比已有了较大变化。
蔡廷锴调兵遣将，19路军的三个师全部都已开至上海战场，警备江湾的是原驻南京的毛维寿第61师。
换而言之，如果日军早一点动江湾的脑筋，或许还有空子可钻，但现在，已经晚了。
野村认为，即使加上海军陆战队，久留米旅团仍显力量太弱，要想在江湾一线取得突破，非常之难（战役没打响之前玩把突袭还差不多）。而一旦屡攻不下，在缺乏强力后援的情况下，后果会很严重。
最有胜算的其实还是进攻吴淞要塞，即使暂时难以攻克，也可以等第9师团上来了一起打。
可是野村越是苦口婆心，这下元就越是一句也听不进去。
陆军和海军那种根深蒂固的矛盾，使他很自然地产生了一种逆反心理：要么又是在瞎指挥，要么就是怕我抢了你的风头，夺了你的功劳。
机不可失，时不再来，过了这个村就没了这个店。还等什么？
既然给脸不要脸，下元就决定抛开领导闹革命，带着自己的部队直奔成功之路而去。
归根结底，别人可以没有信心，下元不能没有信心，因为他们是从久留米这个地方出来的。
久留米位于九州岛北部。南部的熊本，就是那个超级杀人狂的大本营——熊本第6师团的诞生地。
日人有谚：天下日本兵第一，日本九州兵第一。
上半句绝属吹牛，后半句还是有些影子的。
半江瑟瑟半江红
怀着不多杀些人难以对江东父老的心情，久留米旅团迅速进兵江湾。
但是等到真正打起来，下元才发现野村确实是个好人，至少是个不会说谎的人，因为人家真的一点都没忽悠他。
毛维寿第61师不强。
不强的意思是——不是一般的强。
19路军有三个师，能把它单独挑出来去拱卫南京都城，当然不是没有道理的。
这是19路军的头块牌子，第一主力师，部队里清一色都是广东老兵。有的人跟着部队一路打过来，究竟打了多少仗恐怕连自己都搞不清楚了，作战经验那是相当丰富。
前面的区寿年师算见识过了吧，跟毛维寿师还差那么一点。
与此相对应，久留米旅团的运气就不是一般的差了。一开场就遇上了这么强悍的对手，也真够它受的。
再回头跑吴淞去打炮台？或者等第9师团来帮忙？
还不得让海军的那帮家伙笑掉大牙，以后还怎么出来混。
下元终于明白进退维谷、逼上梁山是什么意思了。
闭着眼睛打吧，打到哪里算哪里。
在连战四天都无法取得一点进展的情况下，下元决定强渡蕴藻浜，对毛维寿师发动奇袭。
强渡的地点叫做纪家桥，当然，名为“桥”，其实早就没桥了，非得搭浮桥过去不行。
就在发起行动的前一天，下元向已在途中的第9师团长植田谦吉中将发出一份急电。
在这份给陆军自己人的电报中，他说了一句实话：“上海方面告急！”
在发出电报后，下元就准备在蕴藻浜实现他最后的机会。
下元选择偷渡的时机恰到好处。
渡河，特别是在敌方部队已有充分准备的情况下强渡，实际上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
特别是如果对方倾全力半渡而击，河中间的人一定会死得很难看。成功的例子不是没有，只是微乎其微，失败的例子倒不胜枚举。
那两天忽然起了大雾，并逐渐弥漫了整个河面。
中国守军严阵以待的心理多多少少有了一些松懈。好天鬼子都没敢渡，何况这么恶劣的天气？
而这正是下元所想要的。
2月13日拂晓，利用大雾和烟幕弹的交相掩护，工兵在河面上搭出浮桥。
除留下少数部队及归其指挥的海军陆战队据守南岸外，久留米旅团精锐尽出，从浮桥上冲到了对岸。
等北岸守卫部队发现时，已经迟了，最有利的阻击时机一错即过。
短兵相接，守军并不占优势。原因是在蕴藻浜岸边建工事，与在闸北路口建工事完全是两个概念。
河边又湿又潮，由于地面无足够支撑，你就是在上面再多堆几层沙包，也谈不上有多么牢靠。这也成为河岸工事的一个致命伤。
毕竟是九州这个鬼地方出来的，强渡成功后的日军好象子弹不会打在身上一样，一个个亢奋得不行，哇啦哇啦地怪叫着，横着就一路冲杀过来，没有肯轻易退却的。
短短几个小时之内，包括纪家桥、姚家湾、钟家宅等在内的数道阵地被久留米旅团先后突破。19路军前沿部队伤亡很大，形势岌岌可危。
这是淞沪开战以来最激烈，也是最艰难的一仗。蔡廷锴在军部坐不住了，他亲自带着参谋副官等数人赶到庙行督战。
有军长在后面看着，前线指挥官更加不敢怠慢。
这位指挥官，是一位旅长，叫张炎。
张炎出生于越南，和蔡廷锴一样，他也是从当小兵一点点做到将级军官的。
蔡廷锴组织西南义勇军，19路军战将中有两个人报名最为踊跃，一个是翁照垣，另一个就是张炎。
张炎以代理师长身份身先士卒，终于夺回了钟家宅。
为了一个钟家宅，双方肉搏达七八次之多，从手榴弹互甩发展到直接拿刺刀互捅，让人恍然以为又回到了过去的冷兵器时代。
入暮，下元鸣金收兵，命令部队暂时停止进攻，就地驻扎于姚家湾。
从发起强渡到现在，日军一路狂飙，也需要喘口气了。
下元本人还是很笃定的。
他知道强渡蕴藻浜是一个关键。如果照今天这个样子打下去，不仅能击败张炎，而且离包抄吴淞也不远了。有什么必要再急吼吼地往前赶呢？
今天晚上，好好休息。
如果大家都能这么安心睡觉，当然没事，问题是有人睡不着觉。
张炎睡不着觉，全师官兵也都睡不着。
军长蔡廷锴就在不远的庙行，江湾这边却无法击退敌军。怎么办？
苦思无策之下，他突然想到了一则以前听来的故事：火车阵。
参军之前，张炎曾在广州做过很多杂差，什么伙计、工人，全都做过。在那种“垒起七星灶，铜壶煮三江”的地方，除了可以混口饭吃，对评书演义之类的东西自然也是经常耳濡目染。
“火车阵”大概就是此中所得。
这个故事上说，战国时代，齐将田单曾在夜间布下奇阵，他不用兵，而用牛，几千头牛。每头牛的牛角上都绑有刀刃，然后尾巴点着火，被赶着就去冲杀敌军了。
故事在正史中可以找到，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明确收入。
可是它的真实性仍然让人起疑。不信的话，你可以弄几头牛，看看它红着眼睛的时候，究竟是想捅你，还是要捅“敌人”。
如果把牛换成人，那就不一样了，因为人有主动性，牛没有。
但是谁肯干呢？
有人，有很多人。
当张炎把他的“火牛阵”战术说出来以后，立即有60个人自愿加入，甘当“火人”。
报名的士兵都很清楚，成为“火人”有死无生，但是眼下要想取得胜利，已别无它法。
只有抵死一拼，才有希望。这是一个无奈的决定，也是一个悲壮的决择。
敢死队员在出发前用炸药枪弹缠满全身，人人视死如归，义无反顾。
我只能说，他们是一群真正的勇士。
在夜幕的掩护下，敢死队摸掉岗哨后，分批潜入姚家湾日军营房。
危险袭来，这帮九州鬼子却还毫无察觉。
白天打累了，睡得很香是吧，正好收拾你们。
虽然只有区区60个人，但这是60个猛人。
打得过就打，打不过大不了把身上的引线一拉，跟你们这帮龟儿子同归于尽。
一场暴风雨过后，60勇士无一生还，而且没有一个留下姓名。
阿难闻沙罗树林周围十二里之间，虽一毫发之尖，亦无插入之地，然刚强之灵魂，遍及各处
——大般涅槃经
遭此“飞来横祸”，尚睡眼朦胧的久留米旅团顿时炸了窝：自己营里都在到处爆炸，这阵势，十面埋伏啊，赶紧跑吧。
正在观察动静的张炎见敌军阵脚大乱，遂令旗一挥，命令全师从外围对日军发动总攻。
久留米旅团溃退，很多人都往蕴藻浜逃去。
这是自然，那里近，又有河面隔挡，比较容易脱身。
可你倒是跟对岸的弟兄们打个招呼啊：我们回来了。
一声招呼也没打。
其实也不难理解，毕竟这是吃了败仗跑的，又不是什么好事，打什么招呼。
当然也可能是根本没来得及。
这边的日军白天打了一天，累得半死。那边的却不用打仗，精神还好得很。
他们没轮到上前线，正在后方郁闷着呢，忽然听到对面人喊马嘶，站起身一看，浮桥上已经影影绰绰地出现了一大帮人。
看不清楚。但八成就是支那人。因为没有接到任何通知或命令，说前锋部队又撤了回来。
那还等什么，枪炮一齐上，给他们来个半渡而击！
浮桥上的日军惨了，糊里糊涂地就被南北岸的“中日联军”前后夹击，包了饺子，光掉到河里淹死的就有上百人之多。
半江瑟瑟半江红，用来形容这帮倒霉蛋的下场再恰当不过。
时任19路军参谋长的赵一肩事后巡视蕴藻浜战场时，称“倭寇之尸，有如山积，河水为红”——岸上的日本兵尸体已经堆成了小山，而河水也变成了红色。
此情此景，令这位见惯刀光剑影的将军也生出了“惨不忍睹”的感慨。
当然说的是下元和他引以为豪的九州子弟兵。
陆军长老
19路军在蕴藻浜一役中虽然也付出了重大牺牲，但在野战中能转危为安，击退日本成建制陆军，对于部队士气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鼓舞。
同一天，千呼万唤的金泽第9师团终于登陆上海。
本来按预定计划没这么快，是师团长植田在接到下元的急电后，命令所乘船舰加快速度才心急火燎赶过来的。
这边刚瘫倒在地，那边人就到了，接力配合得倒还算默契，可是已经晚了那么一点。
在蕴藻浜“意外”遭到重创后，久留米旅团已经一蹶不振，失去了单独再战的能力。
不管野村多么冤枉，既然败了，板子就还得打在他屁股上。
陆军可不会说它的久留米旅团是不听招呼才吃败仗的。责任还在海军，这帮人根本就不会打仗，自己打打不赢，给他部队指挥吧，却把我们给的那一份也搭进去了。
海军的存在，真是帝国军人的耻辱。
听说上海那边又败了，军令部像霜打的茄子一样蔫了下去，这回连他们也没了自信：是不是我们海军真的陆战不行？不会吧……
打仗可不是请客吃饭，参谋本部一点没客气的，连思想工作也不做，就立即宣布走马换将，任命植田为日军的第三任主帅。
植田和下元同为陆大毕业生中，但植田比下元要高上2届，算是他的师兄。此人在军队里向有“陆军长老”之称，劲儿劲儿地，比较会摆谱。他引以为豪的业绩，便是参加过一战，作为随军参谋，到西伯利亚打过仗。
这位老兄走马上任后，先威风八面地到阵地视察了一番。
当众秀了一把后，他让人分别给19路军和上海市政府送去了“哀的美敦书”（即最后通牒）。
内容是要求19路军撤出原防线，并且必须离租界边境有40里距离。如果不干，就要乱来了。
植田还“通情达理”地留了两天时间给19路军，以便他们早点“自行撤走”。
蔡廷锴哼了一声，将通牒拿给总指挥蒋光鼐看，问他怎么答复。
蒋光鼐都懒得给植田写回信，说就用我们的迫击炮给这位牛哄哄的陆军中将送个信吧。
19路军可不是吓大的，你尽管放马过来。
站在植田的角度，能这么鼻孔朝天地讲话，倒也不全是做给对手看的。
那是相当有点底气（盲目不盲目先不去说它）。
金泽师团战史悠久，早在日俄战争时就参加过旅顺口战役。加上原有的久留米旅团和海军陆战队，日军总兵力已接近2万。
植田认为，这么多人马投入上海战场应该绰绰有余。
然而，19路军能做到寸步不让，同样是因为腰杆很硬。
重新上台掌握军权的蒋介石派来了预备队。
当时南京政府已迁都洛阳，原先代替19路军拱卫首府的近卫部队就可以抽出来了。这就是第87、88师和中央教导总队，可称为“两师一总队”，共计3万多人。
2月14日，在得知金泽师团已经登陆后，作为总预备队的“两师一总队”合编成第5军，由张治中任军长，开赴上海战场，正式统归蒋光鼐一体指挥（实际仍由蔡廷锴负总责）。
无论资历，还是级别，张治中都不在蒋蔡之下，而第5军作为中央军的绝对精锐，似乎也不应该归第19路军统辖。
看上去，这是一个有些让人费解的安排，但却称得上是老蒋的得意之笔。
因为直到此时，他仍然认为，不到万不得已，还是不能冒跟日本全面开战的风险。
对上海战场，增援一定要增援，而且要把中央军的主力派上场，但这个秘密不能让外界知道。
19路军作战，你可以把它解释成为广东部队和日军的冲突，这个事情它就大不起来，也不可能扩大为中日间的全面战争。可要是中央军明着参与进去，那性质和后果就大不相同了。
我们现在看看这个理由好象很牵强，那时候却连日本人都深信不疑。因为在他们眼里，中国一盘散沙，中央归中央，地方归地方，是可以不搀和到一块去的。
第5军归19路军指挥，既能增强防守实力，又可以起到掩人耳目的作用，何乐而不为呢？
事实上，在实际作战当中，张治中和他的第5军都拥有相当的军事自主权，对于这种特殊的上下级指挥关系，大家也都心知肚明，只是不予点破而已。
两军分工明确，第19路军主守江湾，第5军则主守庙行。
2月20日，在自说自话的“哀的美敦书”到期后，植田下令发动进攻。
新一轮攻守开始了。
陆军长老自然来者不善，他是有自己的一套经的，名字就叫“中央突破计划”。
其实这个作战计划并没什么新意，更谈不上是什么奇招，基本上就是沿着下元跌过大跟斗的那条路继续走下去。
所谓“中央”，指的就是19路军据守的江湾。
俗话说得好，哪里跌倒的，就要再从哪里爬起来。毕竟师兄弟一场，做大哥的总要帮小弟把失去的面子给捞回来。
新官上任三把火。植田当然比谁都想赢，而且想快赢，晚了都觉得没意思。他随身的宝贝太多了，全是“要你命三千”的类型，所配属的大炮坦克这些特种部队一应俱全，随便拿一样出来，都够你眼晕半天。
可是令植田没有想到的是，一连两天，他的金泽师团竟然毫无建树，打起仗来也是雷声大雨点小，根本撼不动中国军队的防线。
两天了，战局还没有进展。把面子很当一回事的植田脸上也挂不住了，不得不思考问题究竟出在哪里。
到底是以进攻见长的陆大出来的，这么一捉摸，竟然给他捉摸出味道来了。
为什么自己进攻会失利？
因为重蹈了下元师弟的覆辙。
乍一看， 19路军的火力配备很差，江湾离市区又近，无论从防守力量还是战略位置考虑，把这里作为第一攻击目标似乎都应该是最合适的。
但其实不然。
江湾水塘纵横，地形复杂，对机械化作战而言，是相当不利的。这个地方，管你什么野战炮、攻城炮、平射炮、曲射炮，一炮打过去，很可能就是把水塘的坑炸深一点而已。退一步说，就算把炮弹侥幸扔到了守军阵地上，19路军也有的是时间整修工事——日军还得过水塘不是。
曾被寄予厚望的坦克车则更是一筹莫展，这里土质疏松，连卡车一不小心都会陷进去，更别说笨重的坦克了。要是遇到前面有水塘挡路，它们更是比步兵还要头大，因为坦克无法做到水陆两用。
一句话，这是一个易守难攻的地方。从扬长避短的角度来看，也只有利于扬守军之长，避守军之短。
蔡廷锴巧妙地利用了这里水塘川流多的地理优势，在河堤、道路、竹林旁边建造了不少工事，其中甚至不少是以钢筋、水泥制成的暗堡，通过它们来控制道路，足可称得上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连平原上耀武扬威的大炮坦克到此都束手无策。
这里面还有一个故事。
说是蔡廷锴有一天突发奇想：都说小鬼子矮东洋矮东洋，为什么不在这上面多做点文章呢。
于是他下令部队将掩体挖深，同时做了几百只小木凳，上面系着绳子，打仗时一人一个，踩在上面向外打。打了一会，不打了，提着绳子，拖着板凳就往后撤。
日军冲上来，他们马上又来一个反攻。日本兵得躲子弹啊，往旁边一瞅，呵呵，现成的掩体就在这里，都不用自己挖。
还等什么，跳下去。
结果一跳下去就出不来了。
因为那个掩体比他们高出几个头，根本看不到外面，一时间也爬不出来。
19路军省事了，只要记得从腰里摸出手榴弹往掩体里扔就OK。
如是者三，掩体竟成了日军的坟墓。
故事非常精彩，而且富有中国人特有的智慧和幽默，但我要很煞风景地说一句，它的真实性其实很值得推敲。
至少在我所能接触到的史料中，从没有看到过有此记载。即使是在蔡廷锴本人对“一二八”会战的回忆里，也未对此提到过只言片语。倒是金庸的老乡张乐平先生在《三毛从军记》中给过三毛这样的机会，三毛和他所在的部队就是这么耍弄日本兵的。可那毕竟是戏说。
很遗憾，用不着把掩体挖到传说中那么深，日军就已经陷在里面，叫苦不迭了。
黄埔老师
植田的沮丧自不待言。
枉费我多吃了这么多年的盐，竟然跟着下元这个笨蛋走了夜路，真是失策啊。
他开始另外想招。
为什么不从庙行着手呢？
那里地势平坦，一马平川，显然更有利于机械化作战。
恍然大悟后的植田认为自己的“中央突破理论”没错，错在这个“中央”选错了。
它不是江湾，而应该是庙行。
于是植田的对手便由蔡廷锴，转为了第5军军长张治中。
张治中，字文白，安徽人，毕业于保定军校第3期，他的正式身份是黄埔军校教育长。
张治中的戎马生涯是从参加学生军开始的，以后大部分时间也都是在军校教书。实际上他后来给人的印象，与其说是战将，倒更不如说是一个老师，一个恨不得把每个学生都捧在自己手心里的好老师。
最初，张治中在桂军军官学校执教，几个月下来，学员精神面貌便焕然一新。桂系军官素有排外倾向，但在亲眼目睹张老师的教学水平后，也个个称赞不已。
当时蒋介石做着黄埔校长，正为找不到好老师而发愁，听说张治中如此了得，赶紧去广西把他给挖了过来。
张治中进黄埔之后，从总队长做到教育长，可谓平步青云，一度到了发红发紫，别人不嫉妒都不行的地步。
黄埔是一个上课和打仗经常搀一块儿的学校，所以在教学的间隙，张老师也经常会出来带兵打仗。不过对于他来说，这纯粹属于临时玩票性质，仗一打完，仍然要回去继续拿他的粉笔和课本。
出征时，每到一个地方，张治中就要先把士兵给安顿好。他自己从不带行军床，只带一件雨衣，到了睡觉时间，情愿跟士兵们挤一块，心里才觉得格外踏实。至于吃饭，更是不挑不拣，士兵吃什么，他就吃什么。
这种带兵方式，其实就跟在学校里一样，而他的部队，实际上也大部分都是黄埔学生。
张老师常读圣贤书，自然忧国忧民。看到19路军在上海孤军奋战，他急得不得了。
正好蒋介石重新出山，在迎接时，张治中便毛遂自荐，主动请缨，愿意亲率第5军征战上海。
蒋介石只回答了两个字：很好！
第5军的“两师一总队”里，将官以上十有八九都来自黄埔，让教育长带着他们，犹如在课堂上课，还有什么不放心的，自然是“很好”。
可是真正的战场，其实是杀人场，那种气氛绝非校园课堂可比。在内战中，张治中所率领的学生军被称为精锐之师，装备精良，训练有素，是其制胜原因，然而怕就怕遇到狠的。
比如跟西北军作战，张治中就很吃亏。西北军最擅近战，尤其喜欢用刺刀和手榴弹解决战斗，学生军却最不擅长此道，所以很快就会败下阵来。
第5军是国内最早的德械部队，其武器装备可称第一，但那也就是在自己家里比，到了淞沪会战，张老师和他的学生们才真正见识到了什么叫“装备精良”。
2月22日，具有决战性质的庙行大战打响了。
金泽师团的机械化优势果然得到充分发挥。一两个小时之内，落于庙行守军阵地的炮弹竟有三四千发之多。
俞济时第88师一侧，战况很快就进入了极其惨烈的阶段，不喜欢白刃格斗的也得主动找机会格斗了。
流传最广的是一名叫万羽的上尉连长，此君很有些侠客风范，大概是拜过师傅的，别人打仗端着枪，他则喜欢操一把剑在阵前横冲直撞。
在部队出征前，他专门请人给自己画了一幅肖像，然后送给妹妹，并对她开玩笑似地说了一句话——
“好好收藏这幅肖像吧，因为这很可能将是一幅英雄的遗照！”
兄弟，什么时候不能开玩笑。这要命的当口，你顶得住，别人顶不住哇。
果然，这句话立刻成了他妹妹的催泪弹，当时听了就大哭起来。
此情此景，想来谁都难免内心酸楚，然而剑客毕竟是剑客，史书留下的不是英雄的眼泪，而是他的朗朗笑声（“羽一笑，挥鞭而去”）。
在庙行前沿，万大侠扬眉剑出鞘，手执宝剑，带头发起冲锋，与日军玩起了剑道。
凭着大侠身份，他对面前的小兵理都不理，专捡军官单挑。砍死两名日军军官，狠赚一把后，自己也战死沙场，从而成就了一幅真正的英雄照像。
包括万羽在内，俞济时师从旅长以下，重伤的重伤，战死的战死，仅营长就牺牲了9个。在付出巨大代价后，该师才勉强稳住了防守阵地。
俞济时这边攻不进来，植田又增兵庙行以北，在形成突破后，已渐渐对第5军形成合围之势。
缺口得失非常重要，双方都不断往里加薪添柴，谁也不敢轻易退让半步——道理很简单，这个时候就象拔河一样，任何一方只要再多使一把劲，绳子就可能要被倒拽过去。
张治中的额头沁出了汗珠。
他手上有教导总队，然而军事常识告诉他，暂时还不能动这张牌，因为这是他最后的一张王牌，不到万不得已，不能轻动。
如果教导总队不能动，还有谁能动？
环顾左右，只有宋希濂第261旅尚有余力。
强渡蕴藻浜
庙行激战犹酣的时候，宋希濂旅已与19路军换防，此时驻扎在蕴藻浜北岸。
一个多星期前，这里正是19路军给予久留米旅团以重创的地方。那场战斗给日军留下的阴影实在太深，至今仍未散去，以致于他们虽然在南岸屯有重兵，却再也不敢轻易发动渡河攻击。
考虑到宋希濂据河防守的责任也很重，张治中计划从他那里抽调一个团，但是宋希濂却提出了一个疑问：
这个团真的能解庙行之困吗？
从路线上来看，该团援兵需要绕道渡河，路途很远不说，大白天的，日军轰炸机也不会闲着，肯定要一路跟着凑热闹，所以就算赶到目的地，也得是四、五个钟头以后的事了。
现在战场形势如此紧急，双方打得你死我活，守军别说四、五个钟头了，恐怕连一个钟头都等不起。
也许还没等援军走路走到一半，阵地就早已易手，一切都白忙活了。
张治中沉默了。宋希濂说的一点没错，可是眼下还有别的办法吗？
有的。
围魏救赵，绝地逢生。
宋希濂提出，他可以倾全旅之力，强渡蕴藻浜，从侧背打日军一个措手不及，如此，庙行之困必解。
计是好计，连张治中听后也为自己的学生拍案叫绝（宋希濂、俞济时等人皆为黄埔一期生）。
问题是蕴藻浜就那么好渡吗？
关于这个问题，曾在这里吃过大亏的下元熊弥少将应该最有发言权。
我们让他来说说。
下元（表情忧伤）：这哪里是一条河，你干脆说它是一条害人的坑算了。
别看河面不宽，水却又深又急，游过去、淌过去都行不通，就只能架桥过来。我们那天借着下大雾，早上四点就从**爬起来了，就这样，我还放了好多烟幕弹呢，生怕被守军发现坏事，你说容易吗我。结果呢，不仅没捞到便宜，还在回来时被自己人坑了一把，部队都给打残了。
如果老天能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会说，我一定不会再跳这个坑，如果要在上面加一个期限，我希望是——
反正打死我也不去渡那条害死人不偿命的河了。
你看，连哭哭涕涕的下元都说了，他是天没亮就过河的，而且还下着大雾，打着烟幕弹。
以上条件，宋希濂都不具备，他凭什么敢提出强渡蕴藻浜的建议？
这就叫做初生牛犊不怕虎，而它也暗合了出奇方能致胜的兵家要诀。
架设浮桥是不可能了，且不说工兵根本来不及做准备，没了大雾和烟幕弹作掩护，对岸的日军也不可能躺在阵地上看风景，让你们顺顺当当地把桥搭起来。
只有用船。
这次宋希濂用于强行渡河的部队计有两个团，近2千多人，不是一个小数目，就算是10人一艘的小木船，也要2百多艘。
一时半会，到哪里去弄这么多船？
出于同样的看法，南岸的日军也很放心，光天化日的，难道你们还能飞过来不成。
飞是飞不过来，不过接着蕴藻浜河面上出现的一幕场景让所有日军都惊呆了。
前面漂着的是小船、木筏，后面跟着的是木桶、浴盆，甚至连门板都有，上面坐着的不是来赶庙会的老百姓，而是持枪瞄准的中国士兵。
有没有搞错？！
就这么一愣神的工夫，宋希濂旅已经杀到眼前。
从旅部驻地到河边，半个小时就能走到。他本以为，在这半个小时里面，能让先头小股部队抢渡过去就算不错了。没有想到的是，两团人马，除留下一小部分在北岸阵地作为戒备外，其他人早已一个不剩地到达了对岸，而且已向敌人纵深杀去！
想想看，自从黄埔毕业后，一路领兵打仗过来，从来也没见这帮小子这么亢奋过啊。
这一切就发生在一个军人懂得为何而战之后。
因为要“为国家争人格，为民族求生存”，有此一念，虽千万人，吾往矣！
宋希濂过了河，映入眼帘的，除了岸边日军的尸体，还有抢运我方伤员的担架队，就是看不见自己大部队在哪里，举着望远镜也看不到。
这帮小子，不像是在打仗，倒像在赛跑。
坐镇指挥部的张治中一直在紧张地观察着战场的风云变化，日军正面进攻力量陡然减弱，使他心里一动：有戏。
一个消息传来，宋希濂强渡蕴藻浜并站稳了脚。
好消息接踵而至——
在蕴藻浜中曾经重创久留米旅团的19路军张炎旅也已杀到。
太好了，这正是发起反攻的最佳时机。
在三面夹攻下，日军战阵大乱，不得不放弃庙行仓皇撤退。
庙行之战是公认的中国军队战绩最高峰。为了争取胜利，第5军这个国内装备和训练最好的部队全部投入战场，他们拼武器，更拼热血，战场之上肉搏厮杀的惨烈场面随处可见。
指挥这场战役的张治中后来很动情地说，庙行一役的胜利，是官兵“滴滴鲜血的结晶”。
此役给日军的心理造成了极大震憾。有不少被打散的日军士兵，甚至趁天黑跑到汇山码头一带，企图找船偷偷逃往国内，胆寒之状毕露无遗。
金蝉脱壳
日本方面，继海军之后，陆军也噤声了。
海军先后用过盐泽、野村，陆军先后用过下元、植田，从少将到中将，一级高过一级，还有谁行？
为了寻找上海方面的第四任指挥官，参谋本部次长真崎甚三郎中将真是伤透了脑筋。
要比植田的资格还要老，能力还要高，上阵了还要确保能赢，一时半刻到哪里去找这样的神人？
况且到了这一步，上海战事已真正成了一块烫手的山芋，一般功成名就的将领就是达到条件，也没几个肯冒着风险去上海。
这打仗可不是闹着玩的，万一有个闪失，弄到身败名裂的下场，到时候后悔药都没地方买去。
上穷碧露下黄泉，总算让真崎找着一个符合条件，而且不怕的。
他就是白川义则大将（陆大12期），曾担任过关东军司令官，又在田中内阁里做过陆相。无论带兵经验还是资历声望都够格。
让白川出马也是没办法。老的不愿上，小的不能上，就只有他了。
这么大年纪还惦记着为国效力，而且不计较名利得失，从真崎次长的角度来看，这人可真够意思。
当然，那时候的他和白川本人恐怕都没想到，上海确实是块邪地方，白川虽然不致于搞到“名裂”，“身”最后还是“败”在那里了。
2月29日，白川以上海派遣军司令官的身份，乘坐巡洋舰到达长江口的第一停泊点。
姜，还是老的辣。这一点用在白川身上并不为过。在听取汇报后，他马上意识到，如果继续跟着自己的前任们的脚步走，短时间内很难真正结束上海战事。
上海海岸线绵长，为什么不用包抄迂回。
这恰好符合白川经常说的一句话：“只要能够迂回攻击敌人，就不正面攻击敌人”。
问题是从哪个方向包抄，或者换一种说法，部队从哪里登陆。
上海的地貌决定了它可以有很多个登陆点，这就好象有一道多重选择题摆在了白川面前。
如果粗看，南面的杭州湾无疑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因为这里几乎没有防守。
但白川很快就自己进行了否决。原因是这里离淞沪主战场较远，等日军部队一登陆，中国部队会有足够的时间反应过来，并组织防守，不符合此类战术“迅速、突然”的特性。
另外，白川从家里出来时，头上还有一个紧箍咒。
那就是内阁再三关照的，不能把战火扩大到租界区，以免引起英美等国的抱怨和干涉。
如果登陆杭州湾，势必要向北进攻。到那时候，刀枪不长眼，保不准炮弹失了准星，也会一不小心跑到租界里去闯点祸出来。
如果杭州湾不行，那选哪里呢？
我现在眼前就有一张上海的地理图，它可能没有白川所用的军事地图细致，但基本轮廓总是一样的。我可以想像这位倭军大将当年的思路：南面不行，那就往北面看看吧。
一路看过去，他的眼睛紧紧地盯住了一个地方。
七丫口。
我相信，如果不是淞沪战争，谁都不会在意这样一个地方。
它是长江边上的一个很不起眼的小村落，位置十分偏僻。像我用的这张地图，你就是搬来显微镜也找不到它的名字。
但是后来的事实表明，白川的这个选择是对的。
从中国守军的部署来看，它属于后方，是第5军的防区。如果在这里登陆，将具有相当的突然性。同时，由于这一带河滩平坦开阔，也便于登陆部队上岸。
最主要的是，抢占七丫口后，往南，可完成对淞沪守军的迂回和包抄。往西，可切断沪宁线，从而把中国援军挡在包围圈的外围。
看着地图，我也不得不感叹这个老鬼子的思路是何等清晰。他所构想的包围圈一旦从思路完全变成现实，中国的淞沪守军必将遭受灭顶之灾。
3月1日凌晨，善通寺第11师团在七丫口登陆。守军的多处防线被突破，再想反击已是力不从心。
接下来究竟怎么办，何去何从，多少人的生死，尽在一人判断与选择之中。
蔡廷锴，你必须尽快做出决择。
第一个是判断：在这一回合中，中方败了。
第二个是决定：宁小败，勿大败。
某些时候，打仗也像在炒股票，如果你眼见形势不妙，还把股票紧紧地握在手上不肯抛售，蒙受的损失也许会更大更惨。反过来，如果你有自认晦气的清醒和勇气，栽了就是栽了，能抛的赶紧抛抛掉，那样说不定还能剩下一点本钱。
捡柴的机会以后还多的是，只要你能把青山留住。
尽快撤退。
但退，是一门艺术，甚至是比进攻更为复杂的艺术。
如同进攻时亦左亦右一样，蔡廷锴也必须在撤退前搞出比进攻还要大的声势来。
他用的办法是玩了命似地跟日军死磕到底，状若疯狂。
直到3月1日下午，日军根本看不出中国部队有一丝一毫要撤退的迹像。因为战斗已经打到了白热化的阶段，连经过补充的金泽第9师团都弄到了无预备队可用的程度。
蔡廷锴的玩命死拼，给白川这个老狐狸造成了一个错觉，他认为守军还会在庙行大场一线继续苦撑。
趁着夜色掩护，全军西撤至第二防线。
金泽师团打了一天，累得要死，晚上这个觉是睡得真好，根本想不到中国军队会进行转移。
第二天睡眼朦胧地爬起来，感觉不对。要在平时这个时间段，大家就得做做广播体操，用枪声彼此问候几句了。怎么今天的黎明这么安静。
过去一瞧，对方营寨空空****，蔡廷锴早就完成了金蝉脱壳的大转身。
孤独
撤至第二防线后，中日两军形成了对峙。蔡廷锴在整顿人马，准备重新再战的同时，也非常关心正拟举行的停战谈判。
是不是要割地，要赔款，那是绝对不行的，谁敢这么做，蔡某跟他誓不两立。
这么想着，忽然浑身发热，喉咙口疼痛难忍。军医一诊断，才发现是煤炭中毒。
多少天终夜不眠，听报告，做决策，晚上又冷，军部的简陋房子丝毫挡不住寒气，不得不围炉取火。
时间一长，煤火过多，蔡廷锴就中了招。
打仗的时候精神紧张，不知不觉撑住了，现在稍一放松，便给你来个反攻倒算。
蔡廷锴住进了医院，医生要求十日之内不得下床，可是他哪里能躺得下来。
当总指挥蒋光鼐来看望他时，蔡廷锴紧盯着这位老上司兼老搭档，一字一句地说：如果三天之内，和战问题仍无法解决，我决定向敌人发起反攻！
蒋光鼐却躲开了他的眼睛：
凡事你都不要看得太容易，平心静气听候政府处置吧。政府要我们进就进，不要进就不进，万万不可轻举妄动。
蔡廷锴咬着嘴唇不再说话，但是等蒋光鼐一走，他就掀开被子，从医院里跑了出来。
阅兵，检阅部队。
蔡廷锴看到，经过这些天的补充，第19路军又呈兵强马壮之势。
他再一次坚定了信心：万一谈判决裂，我仍然可以与敌再战，甚至比以前还要强。
可是蒋光鼐所说的“政府”并不一定这么想。
蔡廷锴是一个眼睛里揉不进沙子的人，某种程度上，他跟自己的部将翁照垣在性格上倒有所接近，只是更内敛沉稳一些罢了。
现在的行政院长是汪精卫。蔡廷锴生平最讨厌这个人，偏偏汪精卫还要来前线慰问，作为军事主官，不想陪也得陪。
一共陪了两个小时，对蔡廷锴来说，却犹如过了两年。尤其从汪精卫的言谈举止中，已处处流露出对日妥协的味道，这更让蔡帅甚为不快。
这还远远没有结束。
蒋介石召见他了。此时的老蒋已就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是全国军队的当家人。
和“文人政客”汪精卫不同，蒋氏是北伐时的总司令。军人对军人，他一定会像迎接北伐将士归来那样，开心，微笑，然后赞上一句：好样儿的，继续干。
然而没有，都没有。
蒋介石似乎并不高兴，说话时有气无力，临近会谈结束时，最后一句倒很有力，不过却是一句硬梆梆、冷冰冰的话：以后须绝对听从政府命令！
走在回营的路上，蔡廷锴忽然发现他是多么孤独。在领导、同事，很多很多人眼里，自己就是一个狂人，一个完全不顾及后果的狂人。
可我到底做错了什么？
现实让蔡廷锴疼得差点要大声叫喊出来：仗不是我挑起来的，我一片赤诚，为国家争自由，为军人争人格，究竟有什么错？
四周没有回声。
就像那些天的深夜，一个人坐在炉火边。
然而那时候还有暖意，还可以运筹帷幄，现在身旁围绕着的却只有无边的寒冷和寂寞。
这种痛楚，谁能够承受？
停战谈判终于结束了，这就是“淞沪停战协定”。虽然没有割地赔款，但有一个条款对蔡廷锴来说却特别剌目：第19路军调离上海，中国不得在上海及郊区驻兵。
我们的血是不是白流了？
蔡廷锴悲愤莫名，却又无可奈何。
一切都结束了，生活就是这样。
在英国1964年出版的《大不列颠百科全书》中，蔡廷锴被列为世界名将之一，言其以少敌众、以弱胜强，阻击优势日军达数月之久，为世人所一致推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