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大一统和分化政策
朱元璋以洪武元年称帝建立新皇朝，但是大一统事业的完成，却还须等待二十年。
元顺帝北走以后，元朝残留在内地的军力还有两大支：一支是云南的梁王，一支是东北的纳哈出。都用元朝年号，雄踞一方。云南和蒙古本部隔绝，势力孤单，朱元璋的注意力先集中在西南，从洪武四年（1371）消灭了割据四川的夏国以后，便着手经营，打算用和平的方式使云南自动归附，先后派遣使臣王祎、吴云招降，都被梁王所杀。到洪武十四年，决意用武力占领，派出傅友德、沐英、蓝玉三将军分两路进攻。
这时云南在政治上和地理上分作三个系统：第一是直属蒙古大汗，以昆明为中心的梁王。第二是在政治上隶属于蒙古政府，享有自治权力，以大理为中心的土酋段氏。以上所属的地域都被区分为路、府、州、县。第三是不在上述两系统下和南部（今思普一带）的非汉族诸部族，就是明代叫作土司的地域。汉化程度以第一为最深，第二次之，第三最浅，或竟未汉化。现代贵州的西部，在元代属于云南行省，其东部则另设八番顺元诸军民宣慰使司，管理罗罗族及苗族各土司。元至正二十四年（1364），朱元璋平定湖南、湖北，和湖南接界的贵州土人头目思南宣慰，和思州（今思县）宣抚先后降附。到平定夏国后，四川全境都入版图，和四川接境的贵州其他土司大为恐慌，贵州宣尉和普定府总管即于第二年自动归附。贵州的土司大部分归顺明朝，云南在东、北两面便失去屏障了。
明兵从云南的东、北两面进攻，一路由四川南下取乌撒（今云南镇雄、贵州威宁等地）。这区域是四川、云南、贵州三省接壤处，犬牙突出，在军事战略上可以和在昆明的梁王主力军呼应，并且是罗罗族的主要根据地。一路由湖南西取普定（今贵州安顺），进攻昆明。从明军动员那天算起，不过一百多天的工夫，明东路军便已直抵昆明，梁王兵败自杀。明兵再回师和北路军会攻乌撒，把蒙古军消灭了。附近东川（今云南会泽）、乌蒙（今云南昭通）、芒部（今云南镇雄）诸罗罗族完全降服，昆明附近诸路也都依次归顺。洪武十五年二月置贵州都指挥使司和云南都指挥使司，建立了军事统治的中心。闰二月又置云南布政使司，建立了政治中心。[113]分别派官开筑道路，宽十丈，以六十里为一驿，把川、滇、黔三省的交通联系起来，建立军卫，“令那处蛮人供给军食”，控扼粮运。[114]布置好了，再以大军向西攻下大理，经略西北和西南部诸地，招降摩些、罗罗、掸、僰诸族，分兵勘定各土司。分云南为五十二府、六十三州、五十四县。云南边外的缅国和八百媳妇（暹罗地）着了慌，派使臣内附，又置缅中、缅甸和老挝、八百诸宣慰司。因为云南太远，不放心，又特派义子西平侯沐英统兵镇守。沐家世代出人才，在云南三百年，竟和明朝的国运相始终。
纳哈出是元朝世将，太平失守被俘获，放遣北还。元亡后拥兵虎踞金山（在开原西北，辽河北岸），养精蓄锐，等候机会南下，和蒙古大汗的中路军、扩廓帖木儿的西路军互相呼应，形成三路钳制明军的局面。在东北，除金山纳哈出军以外，辽阳、沈阳、开原一带都有蒙古军屯聚。洪武四年（1371）元辽阳守将刘益来降，建辽东指挥使司，接着又立辽东都指挥使司，总辖辽东军马，依次征服沈阳、开原等地。同时又从河北、陕西、山西各地出兵大举深入蒙古，击破扩廓的主力军（元顺帝已于前一年死去，子爱猷识里达腊继立，年号宣光，庙号昭宗），并进攻应昌（今热河经棚县以西察哈尔北部之地），元主远遁漠北。到洪武八年扩廓死后，蒙古西路和中路的军队日渐衰困，不敢再深入到内地侵掠。朱元璋乘机经营甘肃、宁夏一带，招抚西部各羌族和回族部落，给以土司名义或王号，使其分化，个别内向，不能合力入寇，并利用诸部的军力，抵抗蒙军的入侵。在长城以北今内蒙古地方，则就各要害地方建立军事据点，逐步推进，用军力压迫蒙古人退到漠北，不使靠近边塞。西北问题完全解决了，再转回头来收拾东北。
洪武二十年冯胜、傅友德、蓝玉诸大将奉命北征纳哈出。大军出长城松亭关，筑大宁（今热河黑城）、宽河（今热河宽河）、会州（今热河平泉）、富峪（今热河平泉之北）四城。储粮供应前方，留兵屯守，切断纳哈出和蒙古中路军的呼应。再东向以主力军由北面包围，纳哈出势穷力蹙，孤军无援，只好投降，辽东全部平定。[115]于是立北平行都司于大宁，东和辽阳、西和大同应援，作为国防前线的三大要塞。又西面和开平卫（元上都，今察哈尔多伦县地）、兴和千户所（今察哈尔张北县地）、东胜城（今绥远托克托县及蒙古茂明安旗之地）诸据点，连成长城以外的第一道国防线，从辽河以西几千里的地方，设卫置所，建立了军事上的保卫长城的长城。[116]两年后，蒙古大汗脱古思帖木儿被弑，部属分散。以后经过不断的政变、篡立、叛乱，实力逐渐衰弱，明帝国北边的边防，也因之而获得几十年的安宁。
东北的蒙古军虽然降服，还有女真族的问题亟待解决。女真这一部族原是金人的后裔，依地理分布，大致为建州、海西、野人三种。过去两属于蒙古和高丽，部落分散，不时纠合向内地侵掠，夺取物资，边境军队防不胜防，非常头痛。朱元璋所采取的对策，军事上封韩王于开原、宁王于大宁，控扼辽河两头，封辽王于广宁（今辽宁北镇），作为阻止蒙古和女真内犯的重镇。政治上采取分化政策，把辽河以东诸女真部族，个别用金帛招抚（收买），分立为若干羁縻式的卫所，使其个别的自成单位，给予各酋长以卫所军官职衔，并指定住处，许其秉承朝命世袭，各给玺书作为进贡和互市的凭证，满足他们物资交换的经济要求，破坏部族间的团结，无力单独进攻。[117]到明成祖时代，越发积极推行这一政策，大量地、全面地收买，拓地到现在的黑龙江口，增置的卫所连旧设的共有一百八十四卫，立奴儿干都司以统之。现在俄领的库页岛和东海滨省都是当年奴儿干都司的辖地。[118]
辽东平定后，大一统的事业完全成功了。和前代一样，这大一统的帝国领有属国和许多藩国。从东面算起，洪武二十五年高丽发生政变，大将李成桂推翻亲元的王朝，自立为王，改国号为朝鲜，成为大明帝国最忠顺的属国。藩国东南有琉球国，西南有安南、真腊、占城、暹罗和南洋群岛诸岛国。内地和边疆则有许多羁縻的部族和土司。
藩属和帝国的关系缔结，照历代传统办法，在帝国方面，派遣使臣宣告新朝建立，藩国必须缴还前朝颁赐的印绶册诰，解除旧的臣属关系。相对地重新颁赐新朝的印绶册诰，藩王受新朝册封，成为新朝的藩国。再逐年颁赐大统历，使之尊奉新朝的正朔，永做藩臣。在藩国方面则必须遣使称臣入贡，新王即位，必须请求帝国承认册封。所享受的权利，是通商和皇帝的优渥赏赐；和其他国家发生纠纷，或被攻击时，得请求帝国调解和援助。至于藩国的内政，则可完全自主，帝国从来不加干涉。帝国在沿海特别开放三个通商口岸，主持通商和招待蕃舶的衙门是市舶司：宁波市舶司指定为日本的通商口岸，泉州市舶司通琉球，广州市舶司通占城、暹罗、南洋诸国。
朱元璋接受了元代用兵海外失败的经验，打定主意，不向海洋发展，要子孙遵循大陆政策，特别在《皇明祖训》中郑重告诫说：
四方诸夷皆限山隔海，僻在一隅，得其地不足以供给，得其民不足以使令。若其不自揣量，来扰我边，则彼为不祥。彼既不为中国患，而我兴兵轻犯，亦不祥也。吾恐后世子孙倚中国富强，贪一时战功，无故兴兵，致伤人命，切记不可。但胡戎（指蒙古）与中国边境互相密迩，累世战争，必选将练兵，时谨备之。
今将不征诸夷国名列于后：
东北：朝鲜国
正东偏北：日本国（虽朝实诈，暗通奸臣胡惟庸谋为不轨，故绝之）
正南偏东：大琉球国 小琉球国
西南：安南国 真腊国 暹罗国 占城国 苏门答剌国 西洋国 爪哇国 湓亨国 白花国 三弗齐国 渤泥国[119]
中国是农业国，工商业不发达，不需要海外市场；版图大，用不着殖民地；人口多，更不缺少劳动力。向海外诸国侵掠，“得其地不足以供给，得其民不足以使令”，从经济的观点看，是没有什么好处的；从利害的观点看，打仗要花一大笔钱，占领又得费事，不幸打败仗越发划不来，还是和平相处，保境安民，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这样一打算盘，主意就打定了。[120]
属国和藩国的不同处，在于属国和帝国的关系更密切。在许多场合，属国的内政也经常被过问，经济上的联系也比较强。
内地的土司也和藩属一样，要定期进贡，酋长继承要得帝国许可，内政也可自主。所不同的是藩国使臣的接待衙门是礼部主客司，册封承袭都用诏旨，部族土司则领兵的直属兵部，土府土县属吏部，体统不同。平时有纳税、开辟并保养驿路，战时有调兵从征的义务。内部发生纠纷，或反抗朝廷被平后，往往被收回治权，直属朝廷，即所谓“改土归流”。土司衙门有宣慰司、宣抚司、招讨司、安抚司、长官司、土府、土县等名目，长官都是世袭，有一定的辖地和土民，总称土司。土司和朝廷的关系，在土司说，是借朝廷所给予的官位威权，震慑部下百姓，肆意奴役搜括；在朝廷说，是用空头的官爵，牢笼有实力的酋长，使其倾心内向，维持地方安宁，可以说是互相为用的。
大概说来，明代西南部各小民族的分布，在湖南、四川、贵州三省交界处是苗族活动的中心，向南发展到了贵州；广西则是瑶族（在东部）、壮族（在西部）的根据地；四川、云南、贵州三省交界处则是罗罗族的大本营；四川西部和云南西北部则有摩些族；云南南部有僰族（即摆夷）；四川北部和青海、甘肃、宁夏有羌族（番人）。
在上述各区域中，除纯粹由土官治理的土司外，还有一种参用流官的制度。流官即朝廷所任命的有一定任期而非世袭的地方官。大致是以土官为主，派遣流官为辅，事实上是执行监督的任务。和这情形相反，在设立流官的州县，境内也有不同部族的土司存在。以此，在同一布政使司治下，有流官的州县，有土官的土司，有土流合治的州县，也有土官的州县；即在同一流官治理的州县内，也有汉人和非汉人杂处的情形。民族问题错综复杂，最容易引起纷乱以至战争。汉人凭借高度的生产技术和政治的优越感，用武力、用其他方法占取土民的土地物资，土民有的被迫迁徙到山头，过极度艰苦的日子；有的被屠杀消灭；有的不甘心，组织起来以武力反抗，爆发地方性的甚至大规模的战争。朝廷的治边原则，在极边是放任的愚民政策，只要土司肯听话，便听任其作威作福，世世相承，不加干涉。在内地则取积极的同化政策，如派遣流官助理，开设道路驿站，选拔土司子弟到国子监读书，从而使其完粮纳税，应服军役，一步步加强统治，最后是改建为直接治理的州县，扩大皇朝的疆土。[121]
治理西北羌族的办法分两种：一种是用其酋长为卫所长官，世世承袭；一种因其土俗，建设寺院并赐番僧封号，利用宗教来统治边民。羌族的力量分化，兵力分散，西边的国防就可高枕无忧了。[122]现在的西藏和西康当时叫作乌斯藏和朵甘，是喇嘛教的中心地区，僧侣兼管政事。明廷因仍元制，封其长老为国师法王，令其抚安番民，定期朝贡。又以番民肉食，对茶叶特别爱好，在边境建立茶课司，用茶叶和番民换马，人贡的赏赐也用茶和布匹代替。西边诸族国的酋长、僧侣贪图人贡和通商的利益，得保持世代袭官和受封的权利，都服服帖帖，不敢反抗。明朝三百年，西边比较平静，没有发生什么大的变乱，当然，也说不上开发。从任何方面来说，这一广大地区比之几百年前，没有任何进步或改变。
|注释|
[1]《明太祖实录》卷二四。
[2]《明太祖实录》卷二五。
[3]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二九《元建国号始用文义》条。
[4]孙宜《洞庭集·大明初略四》：“国号大明，承林儿小明号也。”《清华学报》卅周年纪念号吴晗《明教与大明帝国》。
[5]祝允明《野记》卷一。
[6]吴晗《明教与大明帝国》。
[7]以上并据“玄览堂丛书”本《昭代王章》。
[8]宋濂《芝园续集》卷四《故岐宁卫经历熊府君墓铭》，何乔远《闽书》卷七《方域志》。
[9]吕毖《明朝小史》卷二。
[10]《明成祖实录》卷九〇，沈德符《野获编》卷三〇《再僭龙凤年号》。
[11]《明成祖实录》卷五六、九六、二〇〇。
[12]本节参看吴晗《明教与大明帝国》。
[13]《明太祖实录》卷一九九、二〇二，《明史》卷一三八《周桢传》、卷一四〇《道同传》。
[14]《明太祖实录》卷七一、一九〇。
[15]《明太祖实录》卷五〇，《明成祖实录》卷三三。
[16]《大明律》卷六《户律》。
[17]《明太祖实录》卷三〇。
[18]《明史·太祖本纪》。
[19]《清华学报》十一卷二期吴晗《元帝国之崩溃与明之建国》。
[20]《明太祖实录》卷六八。
[21]《云南大学学报》第一期吴晗《明代之粮长及其他》。
[22]《大诰三编·递送潘富第十八》。
[23]吴晗《明代之粮长及其他》。
[24]《明史·食货志一·田制》。
[25]《明史·食货志二·赋役》。《明太祖实录》卷二三〇计作“粮储三千二百七十八万九千八百余石”。《元史》卷九三《食货志·税粮》。
[26]《明史·食货志·户口》。《明太祖实录》卷二一四：“洪武二十四年十二月，天下郡县更造赋役黄册成，计人户一千六十八万四千四百三十五，口五千六百七十七万四千五百六十一。”
[27]《元史》卷九三《食货志·农桑》。
[28]《大诰续编·洒派包荒第四五》。
[29]《明太祖实录》卷一一一。
[30]《明太祖实录》卷一二六。
[31]张居正《张太岳集》卷三九《请申旧章饬学政以振兴人才疏》。
[32]《明太祖实录》卷一五〇。
[33]《弘治会典》卷一一三。
[34]《大诰续编·互知丁业第三》。
[35]《大诰续编·辨验丁引第四》。
[36]《中国建设》月刊五卷四期吴晗《传·过所·路引的历史》。
[37]《明史》卷二八五《张以宁传》附《秦裕伯传》。
[38]《明史》卷一二四《扩廓帖木儿传》附《蔡子英传》，《明太祖实录》卷一一〇。
[39]《明史》卷二八五《杨维桢传》《丁鹤年传》。
[40]余阙《青阳先生文集》卷四《杨君显民诗集序》。
[41]《明太祖实录》卷二六、一二六。
[42]贝琼《清江贝先生诗集》卷八《黄湾述怀二十二韵寄钱思复》。
[43]《清江贝先生诗集》卷五《秋思》。
[44]《明史》卷一三九《叶伯巨传》。
[45]《明史》卷七一《选举志》。
[46]黄佐《南廱志》卷九《学规本末》。
[47]《南廱志》卷十《谟训考》。
[48]《南廱志》卷一五。
[49]《大明律令》。
[50]《南廱志》卷一，《皇明太学志》卷七。
[51]《南廱志》卷一。
[52]《南廱志》卷一。
[53]《明史》卷一三九《钱唐传》、卷五四《礼志》四，李之藻《泮宫礼乐疏》卷二，全祖望《鲒琦亭集》卷三五《辨钱尚书争孟子事》，北平图书馆藏洪武二十七年刊本《孟子节文》，刘三吾《孟子节文题辞》，《读书与出版》二卷四期容肇祖《明太祖的〈孟子节文〉》。
[54]《南廱志》卷一。
[55]《南廱志》卷九。
[56]《南廱志》卷一。
[57]《南廱志》卷九《学规本末》。
[58]《廿二史札记》卷三一《〈明史〉立传多存大体》条引叶子奇《草木子》。晗按：通行本《草木子》无此条。
[59]《明史》卷一三七《宋讷传》。
[60]《南廱志》卷一、卷十，《明史·宋讷传》。
[61]《南廱志》卷十《谟训考》。
[62]《南廱志》卷一。
[63]《南廱志》卷一，《明史》卷六九《选举志》。
[64]《大明会典》卷七八《学校》。
[65]《大诰·社学第四十四》。
[66]本节参看《清华学报》十四卷二期吴晗《明初的学校》。
[67]《明史》卷七〇《选举志》。
[68]宋濂《銮坡集》卷七《礼部侍郎曾公神道碑铭》。
[69]宋濂《翰苑别集》卷一《送翁好古教授广州序》。
[70]陆容《菽园杂记》。
[71]《明史》卷一二八《刘基传》。
[72]《明史》卷九一《兵志》。
[73]《中国社会经济史集刊》五卷二期吴晗《明代的军兵》。
[74]《明太祖实录》卷二二三。
[75]宋讷《西隐文稿》卷十《守边策略》，《明史》卷七七《食货志》。
[76]《大诰武臣·科敛害军第九》。
[77]《明太祖实录》卷五三、五六，《明史》卷一五〇《郁新传》。
[78]宋濂《洪武圣政记·肃军政第四》。
[79]沈德符《野获编》卷一七《铁册军》。
[80]王世贞《弁山堂别集》卷八六《诏令杂考二》。
[81]《宋史·职官志一》。
[82]司马光《司马文正公传家集》卷二一《乞分十二等以进退群臣上殿札子》，钱大昕《潜研堂集》卷三四《答袁简斋书》。
[83]司马光《涑水纪闻》卷三，李攸《宋朝事实》卷九，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二五。
[84]《新唐书》卷一一七《刘祎之传》。
[85]明成祖永乐元年（1403）以北平布政使司为北京，五年置交趾布政使司，十一年置贵州布政使司。宣德三年（1428）罢交趾布政使司，除两京外定为十三布政使司。
[86]《明史·职官志》。
[87]《明史·胡惟庸传》，《燕京学报》十五期吴晗《胡惟庸党案考》。
[88]《洪武圣政记·肃军政第四》。
[89]参看《明史·职官志》。
[90]《洪武圣政记》，《明史》卷七四《职官志》。
[91]《明史》卷一〇八《外戚恩泽侯表序》、卷一一三《后妃列传序》、卷三〇〇《外戚传序》。
[92]《明太祖实录》卷二六、一二六，《明史》卷七一《选举志》。
[93]《明太祖实录》卷三九。
[94]《明太祖实录》卷八五。
[95]《明史》卷一三六《陶安传》。
[96]《明史》卷一二九《冯胜传》，孙承泽《春明梦余录》卷一。
[97]《明史》卷一三五《叶兑传》。
[98]邱濬《大学衍义补·都邑之建》。
[99]刘辰《国初事迹》。
[100]黄光升《昭代典则》。
[101]《明史》卷一二八《刘基传》、卷二《太祖本纪》二。
[102]《明史·地理志一》。
[103]《明史》卷一一五《兴宗孝康皇帝传》、卷一四七《胡广传》，姜清《姜氏秘史》卷一，郑晓《今言》二七四条。
[104]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卷一三《江南一》。
[105]《明史·太祖本纪》二。
[106]何乔远《名山藏·分藩记》一。
[107]《明史·兵志二》《明史·诸王传序》。
[108]《明史·宁王传》。
[109]《明史·太祖本纪》洪武十年。
[110]《皇明祖训·兵卫》。
[111]《明史·兵志三·边防》，祝允明《九朝野记》。
[112]《明史·晋王传》。《明史·太祖本纪》三：“二十六年三月，诏二王军务大者始以闻。”本节参看《清华学报》十卷四期吴晗《明代靖难之役与国都北迁》。
[113]《明史》卷一二四《把匝刺瓦尔密传》、卷一二九《傅友德传》、卷一二六《沐英传》、卷一三二《蓝玉传》。
[114]张[img alt="" class="paralog" src="images/151023263595.jpg" /]《云南机务钞黄》洪武十五年闫二月廿五日敕。
[115]钱谦益《国初群雄事略》卷一一，《明史》卷一二九《冯胜传》、卷一二五《常遇春传》、卷一三二《蓝玉传》。
[116]《明史·兵志三》，严从简《殊域周咨录》卷一七《鞑靼》，方孔炤《全边略记》卷三，黄道周《博物典汇》卷一九。
[117]孟森《明元清系通纪》《清朝前纪》。
[118]《北平图书馆馆刊》四卷六期内藤虎次郎《明奴儿干都司永宁寺碑考》。
[119]《皇明祖训·箴戒》。
[120]参看《清华学报》十一卷一期吴晗《十六世纪前之中国与南洋》。
[121]《明史·土司传》。
[122]《明史·西域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