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我的旅行，找到点衣锦还乡的感觉

1861年，我初到华盛顿时认为战争会很快结束，但很快认识到战争可能会持续数年，官员们也都做好长久备战的打算。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离不开斯科特先生，可战后，斯科特却决定要我回宾夕法尼亚，因为那里更需要我。因此，我回到原先的岗位上。

刚从华盛顿回来，我就生了一场大病，挣扎着工作一段时间后被彻底击倒，不得不休息了。而在弗吉尼亚境内的一次中暑，则带给我一个终生都不能忽视的烦恼：我无法忍受酷暑，不得不在阴凉的地方待着，不然，一个夏天就足以让我崩溃。这就是为什么很多年，一到夏天，我就得去凉爽的高地避暑。

公司批准了我的假期，我长久以来期待的回访苏格兰的机会来了。1862年，27岁的我带着母亲及弟弟汤姆坐上了埃特纳号轮船，在利物浦靠岸后就立刻赶往丹佛姆林。重返故乡，我感慨万千，仿佛在梦里。越接近苏格兰，我思乡之情就越强烈。母亲和我一样，她第一眼看到熟悉的黄灌木丛时，激动地喊道：“看！金雀花，是金雀花！”

母亲再也无法控制自己的泪水，我越想安慰她使她放松，她就越不能自已。带着这种心情，我们回到了丹佛姆林。我们认出了沿途的一景一物，但与记忆中的相比却那么小，我感到一阵迷惘。到了朗德姨父家后，我走进他那间教会我许多事情的旧房间，大声喊道：“你们都还在，都和我离开时一样，可看起来都像玩具一样。”

镇上的海尔街——我一直以为不比百老汇逊色，——姨父的商店——我也以为能和美国的公司相比，——镇子周围的土丘——我们曾在周日尽情玩耍的地方——如今全都缩小了，仿佛一个小人国。我伸手就能够到我小时候住的房子的屋檐；那片海，过去我们能走过去就会被认为很了不起，而今看来也不过只有三英里罢了。我曾在海边的岩石下藏海螺，可如今只剩下浅滩。那所曾装满我许多童年回忆的学校，那片我们曾尽情嬉戏、玩耍、比赛的操场，而今也小得可怜。后来我有机会去日本，发现那里的房子也小得像玩具，仿佛故乡的另一个缩影。

故乡的一切都变得那样小，连摩迪街头的那口老井——我幼年时与人战斗过的地方——也与想象中不一样了。唯一没让我失望的就是大教堂和峡谷，依旧如此高大而雄伟，那塔顶上令人难忘的字——罗伯特·布鲁斯国王——还是得仰头才能看到。大教堂的钟声也没让人失望，我为此感动不已。它们让我找到家的感觉，让我感到大教堂、宫殿废墟、大峡谷以及其他事物都在努力恢复当年的形象。

亲戚们分外热情，尤其是夏洛特姨妈，她近乎狂喜道：“哦，有一天你总会回来，并在海尔街开一家店。”对她来说，在海尔街开家店就是巨大的成功，而她的女儿女婿已经实现了这一目标，因此她便把希望又寄托在前途无量的外甥身上。在她看来，开店也有贵贱之别，在海尔街开家水果店要比在摩迪街地位高很多。

我是家族里的第一个孩子，亲戚们都抢着要照看我，夏洛特姨妈就是其中之一。她喜欢说一些我幼时的趣事，比如说要用两个勺喂我吃饭才行，因为勺子一旦拿开我就会嗷嗷大哭。后来我们钢铁公司的主管琼斯，也说我“长着两排牙，喉咙也比别人大”。这大概可以解释，为何我对新兴产业会有那么大的抱负。

我在成长过程中学到不少至理名言，甚至都能现学现卖。记得那时从海边回来，父亲总会背上我一段。走到一个陡峭的山坡时，他希望我能自己走一会儿，我这样回答：“爸爸，不要泄气，忍耐和坚毅塑造了男子汉，不是吗？”父亲虽然举步维艰，可还是止不住地笑了起来，就又背着我往回走。

我还记得8岁那年，作为我的老师、引路人和鞭策者的朗德姨父。如今我27岁了，朗德姨父也还健在，没有人能取代他在我心中的位置：老师、引路人以及鞭策者，曾努力让我成为一个浪漫、爱国、有理想的人。——他已不仅仅是我的姨父了。

我仿佛还在梦中，激动得无法入睡，又患上了重感冒，高烧不止。我在姨父的家里一躺就是六个星期，甚至一度与死神擦肩。这次生病结束了我的旅行，而我的身体在回美国的航行中才渐渐恢复。

工人们为我的归来举行了热烈的欢迎仪式，当我乘坐的列车经过时，礼炮鸣响。这可能是他们第一次有机会为我这么做，他们知道我有多在乎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