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爱工作，也爱生活

1860年，我回到匹兹堡，在汉考克大街住了一年多的时间。那时的匹兹堡，烟雾渗透到城市的各个角落，你刚把手放到栏杆上，缩回来时已经黑了；你刚洗完手和脸出去，一个小时不到就又和没洗一样。这绝非夸张。因此，刚从环境秀美的阿尔图那回来时，我们多少感到有些凄惨，就考虑搬到乡下住。公司的货运代理斯特沃特先生，建议我们留意荷姆坞的一处房子，我们立刻搬了过去。那里还装上了电报线，以方便我必要时在那里指导工作。

荷姆坞方圆数百英亩，有美丽的树林、峡谷和一条潺潺的小溪。居民们普遍拥有5～20英亩的土地，我们也有一块面积可观的土地，还有一个花园。

在荷姆坞，我们开始了新的生活，母亲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就在这里度过。她喜欢种花，却从来不摘一朵。记得有一次，她因为我拔了一根杂草而指责我，说我不该破坏“绿色的生命”。我继承了母亲的癖好，本想在出门时摘一朵花别在纽扣上，但最后一朵也没有摘。

荷姆坞可以说是富人聚集区、是贵族生活区。在那里，我结识了一大批新朋友，虽然只是个年轻的主管，却也时常被他们邀请去参加娱乐活动。在那里，我知道了很多先前不知道的话题，而且下定决心，无论他们谈什么，都要立刻学会。我每天都为自己学到了一些新事物而高兴。

就是在荷姆坞，我结识了万德沃特兄弟，本杰明和约翰。后来，约翰·万德沃特常常和我搭伴旅行，成了我“环球旅行之友”。我们也与邻居斯特沃特夫妇建立起持久的友谊，斯特沃特先生后来成为我生意上的合作伙伴。然而，最幸运的还是结识了西宾夕法尼亚德高望重的法官威尔金斯。法官时年年近80，身材修颀，相貌英俊而富有才干，学识渊博且又彬彬有礼。他的妻子是前副总统乔治·M.达拉斯的女儿，年事已高却不掩高雅的气质。他们家族多住在荷姆坞——像英国的贵族一样，是当地文化、教育的典范。

我似乎颇受这家人欢迎，威尔金斯小姐向我讲述各种音乐、哑剧以及戏剧方面的知识。

威尔金斯法官是我接触的第一个载入史册的人，他跟人谈话时总是举名人的例子，如说“杰克逊总统曾告诉我怎么怎么样”或“我告诉惠灵顿公爵怎么怎么样”等等。法官曾在早1834年作为杰克逊总统的秘书出访俄国，会见沙皇时也是如此轻松。这对我而言，仿佛就触摸到了历史本身。与威尔金斯家族的交往，激励我在思想和行为上有所提高。

可当我们一谈到政治话题时，就会有分歧甚至对立。那时，我强烈支持废除奴隶制度，很像共和党的一员；威尔金斯一家则是坚定的民主党，与南方的名门望族保持密切的联系。

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刚进到威尔金斯家的客厅，就发现他们在激烈地讨论着一次貌似可怕的事件——威尔金斯太太的孙子达拉斯，在西点军校被要求与黑人紧挨着坐。

威尔金斯太太问我：“你有听过这样的事吗？那是不是很丢人？黑人竟然被允许进西点军校！”

“哦，太太，”我说，“比这更可怕的事情都有呢，他们中有一些还被允许进入天堂！”

客厅顿时一阵沉默，而后威尔金斯太太郑重地说：“卡内基先生，这两件事是不同的！”

威尔金斯太太曾为我亲手织了一条阿富汗毛毯，但在圣诞之前从未向我提起过。那条毛毯我是在纽约收到的，里面还有一张写满祝福的贺卡。那是我收到的最珍贵的礼物，虽然常向外人炫耀，却从未用过——它如此神圣，必须好好儿珍藏。

在匹兹堡，我还幸运地结识了莱拉·埃迪森，刚刚过世的埃迪森医生的天才女儿。他们给予我的帮助，值得我在此满怀感激地记下来。莱拉曾留学欧洲，法语、西班牙语以及意大利语都说得像英语一样流利。跟他们交往，第一次让我意识到自己与高学历者之间难以描述的鸿沟。但我们之间并没有因此疏远，我获得了另一种友谊。

埃迪森小姐有一次说，如果我确实与众不同的话，那即便我是块璞玉，她也要对我精心打磨。她的确是我最好的朋友，也是最苛刻严厉的老师。在她的引导下，我开始阅读英国古典文学，那巨大的读书热情保留至今；我也开始让自己在言谈举止方面更为绅士，更谦逊、更有礼貌——一句话，更好地表现自己。在那之前，我并不在意着装，经常以所谓男子汉的形象示人：靴子笨重，衣服粗糙，领子松垮，对那些花花公子抱以鄙视的态度。记得有一次公司来了个戴手套的绅士，他立刻就成为我们嘲讽的对象。在荷姆坞，在埃迪森一家的帮助下，我的认识有了很大的改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