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后世评说——为官处世波澜不惊，眼光长远手段狠辣
1．背靠大树好乘凉，恩师乃是曾国藩
1872年3月12日，晚清中兴名臣曾国藩逝世，一生以儒家的“忠、信、礼、义”为指导原则的代表人物就此仙逝，享年61岁。
李鸿章当时刚刚庆祝自己的五十大寿，拜阁入相的喜悦还未消散，却突然听到恩师曾国藩逝去的消息。李鸿章立即致书曾国藩的两个儿子曾纪泽、曾纪鸿，表达他内心深处的悲痛。李鸿章的哀痛发自内心，因为曾国藩对他确实有“知遇之恩”。不过曾国藩和李鸿章的关系又很复杂，他们由师生、主宾变为上下、同级，时有矛盾，但是更多的是相互配合，相互支持。
曾国藩和李鸿章的关系可以追溯到李鸿章的父亲李文安与曾国藩的交往之上。由于李文安与曾国藩一起于戊戌年(1838年)考中进士，因此他们有着独特的关系，在当时叫做“同年”。李鸿章和哥哥李瀚章在父亲的安排下，投入曾国藩门下，在曾国藩那里学习八股文、“义理经世之学”。1845年，李鸿章参加恩科会试，曾国藩出任本科会试同考官，当时李鸿章虽然没有考上，不过曾国藩却对李鸿章的诗文颇感兴趣。由此曾国藩也很赏识李鸿章，他认为李鸿章“其才可大用”。从此以后李鸿章在翰林院学习任职期间，只要有不懂的问题就会向曾国藩请教。1853年，李鸿章回到安徽老家帮办团练，用以镇压太平军。
原本想要有一番大作为的李鸿章在家乡待了几年，最终却被太平军打得落花流水，走投无路的李鸿章只得于1858年底来到江西曾国藩营部，想入曾幕。曾国藩早就知道李鸿章的才识，不过他认为李鸿章妄自尊大、性情不稳，因此故意不见他。在一个多月以后，李鸿章又托人说情，曾国藩以李鸿章志大才高，自己幕府局面狭窄，再次拒绝。后来，李鸿章又多次托人说情，终于在1859年1月入曾国藩幕。曾国藩为了打击李鸿章的傲气，让其更加沉稳内敛可谓是用心良苦。
曾国藩生活很有规律，坚持按时起床查营，并在黎明时分与幕僚共进早餐。刚开始来到曾国藩府上的李鸿章适应不了这种生活，他认为这种生活过于刻板，因此深以为苦。有次李鸿章在早上赖床不起，以头痛为名想要多睡一会儿，但是曾国藩知道他是装病多睡，因此三番五次地派人请他起来吃饭，李鸿章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才披衣前往。曾国藩吃饭时一言不发，最后教训李鸿章道：“少荃，既入我幕，我有言相告，此处所尚，惟一‘诚’字而已。”说完这些话后曾国藩拂袖而去，只留下李鸿章在原地悚然不已。为了使李鸿章真正地成才，曾国藩对李鸿章要求极为严格。许多年后，当李鸿章回忆在曾国藩幕府就餐之事，依然会唏嘘不已。而曾国藩对他的影响真的是受用一生。
1860年9月，英法联军攻占天津，威胁京都安全，咸丰帝匆忙逃往热河，而此时曾国藩正驻兵祁门，与太平军对峙。咸丰帝要求曾国藩派兵北上“勤王”，接到咸丰帝命令后，曾国藩举棋不定。最终李鸿章力排众议，不同意调兵北上，他具体分析了太平军与清王朝的矛盾，英法联军追逐的利益等，一针见血地指出北上“勤王”没有任何意义，而英法联军只不过会“金帛议和”了事，真正威胁清王朝的还是太平军。李鸿章眼光独到，做事干练，这点是曾国藩深深佩服的，而最终，曾国藩采用了李鸿章的建议。
李鸿章对曾国藩虽然以师礼相待，但是他毕竟是个极有主见之人，虽然年轻气盛，在曾国藩手上总是受气，但是对老师的尊敬还是深入骨髓的。李鸿章与曾国藩有时候会为了某些事情而争辩不休，两人时有冲突，李鸿章有几次都想离曾而去。1860年曾国藩升任两江总督，他决定将大营迁往安徽祁门，李鸿章认为祁门地势过低，没有进退余地，与敌对抗时将会十分危险。事实上证明，李鸿章的判断是正确的，因为太平军对祁门攻击时，险情不断。李鸿章等人一再要求移师别处，不过曾国藩固执己见，他在生气时甚至对李鸿章等人说：“诸君如胆怯，可各散去。”李鸿章为此事气愤不已，不久，曾、李双方又因为李元度事件而再次激化了矛盾，李鸿章最终负气出走。
李鸿章扬长而去，而此时曾国藩却面临太平军的强烈攻击，正是生死存亡之际。曾国藩为李鸿章的离去大为恼火，认为李鸿章不明大义、不达事理，因此得出“此君难与共患难”之结论。李鸿章也为祁门事件而对曾国藩颇有怨言，他对人说原本以为曾国藩为豪杰，能容纳不同意见、各种人物，现在才知道并不是这样。李鸿章离开曾幕之后，也是处处受到打击，过得并不好。后来经过胡林翼、沈葆桢等人的劝说，曾国藩最终采纳了李鸿章的建议离开祁门移师东流。李鸿章在郁郁不得志的情况下也想再返曾府，因此在曾国藩进攻安庆获得胜利之后，李鸿章便写信祝贺。曾国藩也想让李鸿章回来帮忙，于是摒弃前嫌，写信邀请李鸿章回营。李鸿章回到曾府之后，曾国藩就派他回家乡组建淮军、驰援上海。不久李鸿章因为抗击太平军、保卫上海有功，升任江苏巡抚，开始了他的“一生事业”。虽然李鸿章是曾国藩的学生，在官职上也比曾国藩要小，但是在事关自己重大利益时李鸿章也并不是完全服从、妥协退让。1862年，为了增强防卫，曾国藩扣留了李鸿章新建的九个营，李鸿章却一再坚持要将这九个营送往上海，最终曾国藩只好同意，并写信给李鸿章望其谅解。
李鸿章与曾国藩在与朝廷争地方利益、与顽固派斗争时总能相互配合，即便是在李鸿章晚年，他也是对曾国藩表示无比的佩服。如李鸿章曾说过：“别人都晓得我前半部的功业是老师提携的，似乎讲到洋务老师还不如我内行，不知我办一辈子外交，没有闹出乱子，都是我老师一言指示之力。”晚年，光绪皇帝的老师翁同想取代李鸿章，担任其官职，当时李鸿章气愤不已，他拿出曾国藩教他的“挺经”来应付，这或许也是李鸿章能够在晚清政坛上叱咤几十年的秘诀。
无论怎么说，曾国藩是李鸿章一生的“贵人”，培养、雕琢李鸿章。无论在思想上还是现实生活上，都对李鸿章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李鸿章能够在官场上扶摇直上，这与恩师曾国藩的提拔和支持是分不开的。
2．成大事者，必定能屈能伸，苦志修身
李鸿章能够在官场上平步青云，一帆风顺，这与他畅通的人际关系分不开。在与外人交往中，他能屈能伸，其目的就是使自己办事顺利，如李鸿章与曾国藩在祁门事件中的矛盾，最终李鸿章还是返回曾府。
李鸿章巴结重要人物是花样百出，他不遗余力地与同僚沟通。虽然李鸿章与张之洞关系不好，但是在“东南联保”的事情上，他从来不怕拍电报浪费银子，而是及时地与张之洞进行沟通。李鸿章与光绪帝的老师翁同彼此有隙、明争暗斗，但是在翁同面前他却一口一个翁师父，还让自己的子女与翁家来往。至于和自己有着共同追求的同僚，李鸿章更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并与他们用心交谈。以上这些都是李鸿章改善人缘、减少办事麻烦的有效手段。
对待上级，李鸿章性子更是特别好，他和恭亲王以及文祥是晚清时期最好的伙伴关系。但是在很多情况下，李鸿章和他们的观点不一致，所谓是“话不投机半句多”。然而李鸿章遇事能屈能伸，因此他有一句名言叫做：“受尽天下百官气，养就胸中一段春。”
在人际交往上，李鸿章秉持委曲求全的原则。为了讨得慈禧太后与军机王公大臣的欢心，李鸿章不得不丧失原则，甚至不惜任何代价。李鸿章从心底里看不起糊涂的醇亲王，只不过醇亲王是光绪皇帝的父亲，所以李鸿章就竭力上书朝廷，让醇亲王主持海防事务。由于李鸿章关系处理得当，在海军事务上他依然是名副其实的海军司令。
李鸿章是晚清政坛上伟大的人物，他继承了老师曾国藩的事业，以独特的眼光来看待世界，因此，他算得上是第一个睁眼看世界的文人与官吏。
李鸿章想要中国实现工业化、军事化、教育化，他提倡洋务运动，送幼童到美国留学等，但是由于当时中国的政治、经济等各个方面的影响，他所开创的事业只能说是成功了一半。在李鸿章的苦心经营下，中国进步非常迅速，在实业方面甚至超过了日本。1890年，中国在李鸿章的带领下，海军实力雄厚，在东亚地区超过日本，工业也领先于日本，但是在政治制度上却落后于日本。日本皇后将胭脂钱省下来造军舰，慈禧太后却把军费扣下来办大寿，由此可见一斑。
李鸿章一心想要维护清朝的统治，维护风雨飘摇的大清，这从他早年剿灭太平军、捻军可以看出来。当法国人侵犯越南时，李鸿章采取“息事宁人之策”，最终落得了一个“中国不败而败，法国不胜而胜”的结果。总有人骂李鸿章是“卖国贼”，那是因为他们不能客观地看待历史，因为当时的清政府腐败无能、社会黑暗，在列强的环伺之下，没有强大的军事力量作为后盾，中国只有忍受列强欺凌瓜分的命运。李鸿章遇到外敌时总想“议和”了事，也是一种说不出的无奈。
北洋海军虽然已经建成，但是其中的内幕李鸿章自己最清楚，武器年久失修、内部官员矛盾重重、军费被上级挪用等等，都是让人悲哀的事实。以至于甲午中日战争北洋海军全军覆没之时，李鸿章辛酸地说道：“北洋海军只是纸糊的老虎，外强中干……”李鸿章十几年的心血毁于一旦，但是他没有倒下，依然顽固地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
后来李鸿章被派往日本签订《马关条约》，成了清朝上下的罪人、“卖国贼”，甚至有人拿李鸿章与秦桧相比，称“卖国者秦桧，误国者李鸿章”，也有人想要暗杀李鸿章，以发泄不满。不过，李鸿章虽然沉浸在无比的痛苦与落寞之中，但是依然顽强不屈，而恩师曾国藩早已逝去，此时的他也找不到一个可以倾诉的对象，他只有沉默地接受世人对他的谩骂，独自忍受着伤痛与误解。
为了让大清国少赔偿一些白银，李鸿章在马关谈判时被人暗杀，一颗子弹射进了他的左脸颊，他忍受伤痛继续与伊藤博文谈判，最终让日本人向清政府要求的赔款少了一亿两！
还有八国联军侵华之时，李鸿章代表清政府签订的《辛丑条约》，这位老人的独特个性更是让人肃然起敬。虽然吐血已经到了“濒危”的地步，但是他的心中还是装着清政府，想着全中国人的利益。
今天有些人可能会说李鸿章是大清国忠实的“奴才”，其实我们客观分析，如果自己身处李鸿章的地位，或许做得并不比他好。李鸿章能够用心地对人、对物，坚持能屈能伸的原则。当《马关条约》签订之后，他立即被光绪帝撤职，但是他却能够耐心地等待时机，在贤良寺闲住了一段时间之后，又因为康有为等人戊戌变法失败而被慈禧重用，前往广东担任两广总督，并与洋人交涉问题。最终，李鸿章在义和团运动中被清政府授予全权特使，与联军代表谈判。
李鸿章是官场上的“不倒翁”，他能准确地分析时势，用心地巴结权贵，遇事时能屈能伸，从不作无谓的牺牲，有原则有策略。虽然最终因为签订《辛丑条约》而在无尽的悔恨之中死去了，但是他的为官之道以及为人处世的方法却是值得我们后人认真思考的。
3．李鸿章的奇特用人术：重用武将，不喜
文人
李鸿章是一位颇有争议的人物，他去世已经一百多年了，但是后人对他的评价还是多种多样。有人认为他是“东方的俾斯麦”，而有人则认为他是“卖国贼”。能在历史上让人们争论不休，从某个方面来说，李鸿章自有其独到之处。他的用人技巧，让人感觉与众不同，在这个方面，说李鸿章是晚清一大能臣绝不为过。
李鸿章是清朝末期重臣，洋务运动的主要倡导人之一，淮军的创始人和统帅，最终官至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他也是日本首相伊藤博文眼中，唯一一个有能力与世界列强一争长短之人。李鸿章更是一位胸有大志之人，并有着自己独创的领导艺术。
李鸿章用人的方式主要表现为以下几点：
（1）重用同乡人，打造“本土特色”
李鸿章晚年担任北洋大臣时，凡是同乡的请求，李鸿章一律答应，最终导致他的军营中基本上都是安徽人。光绪元年（1875年），当顺天乡试揭示考试结果时，李鸿章发现榜中举人没有一个是安徽人，因此感到十分气愤，说道：“咸丰戊午科（1858）顺天乡试连一个安徽人都没有，今年不会再闹出柏中堂那样的笑话吧。”由于柏中堂（柏）主持咸丰戊午科顺天乡试，他的家人私受贿赂，从而导致柏被杀。
李鸿章所推荐的许多重要的官员都是安徽人，如幕僚周馥（安徽建德人）、杨士骧（安徽泗州人）在李鸿章的保举下升任直隶布政使，而且不久就升到了巡抚、总督的位置。除此之外，北洋海军将领丁汝昌、叶志超等人都是淮军出身，在李鸿章早年剿灭太平军、捻军时曾立下过汗马功劳，因此一直被李鸿章留在身边，并委以重任。其他曾经与李鸿章有过关系的人前来求职，李鸿章也会尽量满足。李鸿章甚至说自己“率乡井子弟为国家杀贼保疆土”，因此对于家乡的这些人，李鸿章姑息纵容，这也导致淮军军纪败坏、名誉扫地的事情传出。
李鸿章用人公私不分，曲法徇情，是其从政的一大特色。他通过选用乡人和旧部，彼此间结成了休戚相关的紧密关系，即使晚清官场风云变幻，李鸿章也能傲视群雄，在官场上屹立几十年而不倒。
（2）牢记恩师教诲，善用挺经
甲午中日战争之后，李鸿章被光绪皇帝撤职，闲住在贤良寺中。此时的他已经70多岁了，不过他依然很在乎自己手中的权力。当时的帝党领袖翁同对李鸿章的相位非常感兴趣，但是由于无缺可补，因此他产生了让李鸿章让位的念头。曾经被李鸿章一手提拔的袁世凯这个时候见风使舵，为了巴结帝师翁同，甘当说客，来到李鸿章处劝说李鸿章让位。
李鸿章未等袁世凯将话讲完，就大声呵斥。他让袁世凯转告翁同不要妄想自己的相位，并以诸葛亮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表白自己的内心。袁世凯只得告退。在袁世凯走后，李鸿章还是心怀愤怒，他骂道：“袁慰廷说得天花乱坠，要我乞休开缺，为翁叔平作成一个协办大学士。我偏不告退，叫他想死！我老师的‘挺经’正用得着，我是要传他衣钵的。我决计与他挺着，看他们如何摆布？”李鸿章牢记曾国藩的教诲，在遇到挫折时百折不挠、持之以恒，遇事坚韧，而且从不遇到麻烦就退位让贤。
（3）善用绿林中人，而不用文人秀才
李鸿章和曾国藩在做人、做事和为官上有着很多的不同。李鸿章的淮军与曾国藩的湘军相比，具有更为浓厚的私人武装色彩。湘军以镇压农民起义、维护清王朝的统治为宗旨，因此太平军被剿灭后，曾国藩就将大部分解散，没有形成私人武装。而淮军的主要将领都是安徽人，他们所属的营部以个人的名字为命名原则，并且军队中确立了层层隶属关系，这就导致淮军只听李鸿章一人的指挥，虽然淮军在名义上属于湘军支派，而曾国藩却调不动淮军。
曾国藩重用士人，湘军主要将领大多儒生出身，如罗泽南、王鑫等都是理学家，胡林翼则是进士出身。但是淮军却并非如此，李鸿章不用读书人带兵，除了潘鼎新是举人外，其他主要将领都是出身比较低微、讲究江湖义气的“绿林中人”，如刘铭传是盐贩子出身，程学启是太平军的降将，周盛波、周盛传兄弟靠办团练起家，是地痞一类的人物。这些人得到李鸿章的重用后，为李鸿章死心塌地地卖命，听其差遣。
（4）赏罚分明，驭下之术
李鸿章与恩师曾国藩以“德”来教育和约束部下的原则不同，他更善于以“利”来驱使部下。
对于那些无法给予差使的人李鸿章极有礼貌，而对于那些他可以委以重任的人则出口谩骂，这与他出身翰林的身份极为不符。那些被李鸿章谩骂的人不仅不会生气，相反还会沾沾自喜，因为只要是李鸿章责骂的那些人，必将会在不久的将来得到重用。
李鸿章对手下赏罚分明，自有独到的驭下之术，这使得有些毫无廉耻之心的小人也混迹官场，因此导致吏风日下。也可以这样说，晚清官场的风气败坏，李鸿章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与曾国藩相比，在官场上李鸿章更讲究权术和手腕，他将权势看得极重，在直隶总督上稳坐了25年，通过各种关系网来稳定自己的地位。
无论怎么说，李鸿章在用人上还是有自己的独到之处的。面对晚清社会的腐败与黑暗，李鸿章尽力补救，作为大清的“裱糊匠”，他尽到了作为一个臣子的责任。
总之，李鸿章文武兼备，是一名杰出的人才，他独到的用人艺术，在清朝乃是独树一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