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六节 签订二十一条，袁世凯成了举国上下的卖国贼，其实他替人背黑锅

上一节说到袁世凯废除了内阁总理制，把自己的大总统改为终身制，还折腾一个国务卿的名义出来，安排自己的大哥徐世昌，当了国务卿，他这么做，无非就是为称帝铺平道路。面对汹涌而来劝进称帝潮，袁世凯有些晕了，但是大姨太沈氏有些明智，劝他暂缓。这期间，日本又在闹事。

袁世凯在朝鲜的时候，就和日本人打过交道，心知日本人的狂妄和厉害，他差点死在日本人的手里。人家的维新很成功，上下一心，很快就成了军事强国。从甲午海战开始，就陆续侵占了朝鲜和台湾，还把军队直接开进了东三省。

大清朝廷自顾不暇，东三省就让日本人和俄国人随意践踏，还好出了一个叫张作霖的枭雄，暂时稳定了局面。

袁世凯早就看好张作霖，所以采取了拉拢的方式，让其归于自己的麾下。张作霖虽然名义上归属北洋派系，可实际上却是一个土皇帝。

东三省那边的事，袁世凯想管也管不了，不得不说，张作霖这个活土匪实有些手段，能够在日本人和俄国人的夹缝中生存，确实不容易。张作霖坐大之后，腰杆子直了，不把日本人放在眼里。日本人一直都在寻找机会侵略中国，见东三省那边玩不转，就把目光投向了青岛。

青岛是德国人的地盘，袁世凯坐镇山东的时候，还与德国人过了几招，好歹没有吃亏。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日本以英日同盟（协约国）为理由，强行派兵接收德国（同盟国）在山东胶州湾的租界地，以及胶济铁路沿线地带，中国政府无力阻止。

1915年2月2日，日本趁欧美各国无暇东顾之际，秘密向袁世凯提出了《二十一条》之要求，并逼迫北洋政府承认日本取代德国在华的一切特权，进一步扩大日本在满洲及蒙古的权益，以及承诺聘用日本人为顾问。日本的要求等同于将中国纳入成为其保护国。

“二十一条”是日本帝国主义企图毁灭中国的秘密条款，要求袁世凯“绝对保密，尽快答复”。据史料记载，民国总统袁世凯向日本提出如此苛刻的条款时，他非常生气。他告诉日本特使:“不可能就是不可能，没有办法。”

袁世凯与他的部长们连续举行了三天三夜的会议，逐条标注“二十一条”的内容。如果日本提出要求，中国将不得不做出一些改变，因为所有各方的利益都必须进行谈判。在外交方面，袁世凯采取了拖延的战术。

他派陆正祥主持谈判。陆川不懂日语，所以他说话很慢，还扮演了一个拖延的角色。但一直拖延并不是解决之道，日方已经非常急于吃掉中国，袁世凯故意泄露了二十一条的内容，在外敌的帮助下牵制了日本。随着消息的泄露，各国开始质疑日本，这引起了所有国家的关注，尤其是美国。然而，这正是袁世凯想要的结果。

从1915年2月2日到5月7日，历时105天，袁世凯政府与日方谈判20多次。在谈判中中国代表对日本的要求多有抵制。袁世凯政府采取各种办法拖延时间，并向社会各界透漏日本之无理要求，以期国际社会干涉此案，并唤起国内民众舆论讨伐日本，国内民众反对《二十一条》的呼声日渐高涨。

1915年4月26日，日本代表提出最后修正案，做出一些小让步。5月1日中国方面提出修正案，仍坚持自己的立场，于是日本政府删削了对中国最为不利的第五号要求。 [32] 1915年5月6日，袁世凯在《大总统袁世凯致各省电》中称：“……中国沿海港湾、岛屿不可让与或租于他国、聘用日本顾问、中日合办警察、军械等为‘其制我死命最要之点’。在我国不宜因此决裂，**全局。但应尽心竭力，能挽救一分，即收回一分之权利。”日本政府终于恼羞成怒，于5月7日向袁世凯政府发出最后通牒，限5月9日午后六时前答复，否则将执行必要之手段。

此时的日本摆出大战一场的姿态，军舰在渤海一带游弋，山东、奉天兵力增加，关东戒严，日侨纷纷回国。5月8日袁世凯召集政府要员开会，袁世凯认为日本已收回对中国最为不利的第五号各条款，已非亡国条件，为避免开战，所以接受日本条件。他说：“……我国虽弱，苟侵及我主权，束缚我内政，如第五号所列者，我必誓死力拒。外交部恪守我的指示，坚拒到底，尽了最大之力……如今日人最后通牒已将第五条撤回，凡侵主权及自居优越各条亦尽力修改，并正式声明将来胶州湾归还中国。在南满虽有居住权但须服从警察法令及课税各条亦与中国人一律。因此，与初案相比已挽回许多……我国国力未充，目前尚难以兵戎相见。故权衡利害而不得不接受日本之最后通牒，是何等痛心，何等耻辱！……经此大难之后，大家务必认此次接受日本要求为奇耻大辱，本卧薪尝胆之精神，做奋发有为之事业。举凡军事、政治、外交、财政，力求刷新，预定计划，定年限，下决心，群策群力，期达目的……希望‘埋头十年，与日本抬头相见’”。

在日本的胁迫下，袁世凯政府于1915年5月9日回应了日方的最后通牒，日方接受了中方部分要求，缔结了《中日四人条约》。与《二十一条》原案比较，中国损失相较于原案已尽可能减小到最低程度。作为对外交失败的回应，袁世凯也将其视为一次巨大的羞辱，因此5月9日被定为“国耻日纪念日”，并写进了教科书，希望后面努力可以一雪前耻。

《二十一条》一签订，袁世凯成了举国上下的卖国贼，其实他一直背着黑锅，虽然人们都恨他，骂他，但在他看来，保护国家比个人的名誉更重要。

近些年来一些新的资料表明，条约签订之前袁世凯政府还有另一重压力，当时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向袁世凯面递《二十一条》时曾说：“彼等（指中国革命党）与政府外之有力日人有密切之关系，除非中国政府给予友谊证明，日本政府不能阻止此辈之扰乱中国”。

日本以《二十一条》逼迫袁世凯，袁世凯政府与日本周旋，拼命外交之时，流亡海外的黄兴等人都顾全大局，力主暂停反袁活动，一致对外。

在东亚地区因欧战爆发而陷入国际权力真空之际，面对日本一国独强的巨大压力，在极为不利的条件下，袁世凯竭力维护国家利益，北洋政府对于抵抗日方《二十一条》要求，实已尽最大之努力，并争回了其中最重要的条件，没有让日本把中国变成第二个印度。袁世凯对《二十一条》的处理已使中国利益最大化，胡适称《二十一条》的谈判是弱国外交的胜利，胡适曾评价说：“吾国此次对日交涉，可谓知己知彼，既知持重，又能有所不挠，能柔也能刚，此乃历来外交史所未见”。

随着时间的流逝，历史终究会淹没于书卷的长河中，孰是孰非，只有天知道。

和上次刺宋案一样，袁世凯对于铺天盖地的污水，不想做过多的解释，这种时候，任何解释都是苍白的，他只有用行动证明，自己是误国还是救国。（预知袁世凯怎么救国，请看下一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