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上一节说到黄金荣带着流氓去娼寮收黑钱，却碰上了一个人。

那个人是谁呢？

其实是一个不起眼的小人物，连名字都没有，是个印度人，法国巡捕房的差人。

原来在黄金荣去收保护费的之前，法国巡捕房的那些巡捕，已经收过黑钱了。这一下，娼寮的老板不干了，直接捅到巡捕房那边。

其实黄金荣在帮巡捕房干“蟹脚”的时候，和很多巡捕都认识，双方也都默认他们之间的江湖潜规则，那个印度人死新来的，坏了规矩。

黄金荣当即找到巡捕房，但是法国人却可以包庇那个印度巡捕，还提出今后的黑钱，巡捕房拿大头。人家法国人根本没有把他们这帮中国流氓当人看。

黄金荣火了，指使手下制造各种事端，但是法国人也不是傻子，直接抓走了不少流氓。黄金荣也觉得这么跟巡捕房闹下去不是事，于是花钱找到公董局的一个人，帮忙缓和与巡捕房的关系。

作为租界“政府”的公董局，于1862年成立，它设在法国领事馆（今金陵东路2号）里。公董局“有权”维护法租界的秩序，加强警力，清除腐败行为。然而当时公董局的官员，多数是早期殖民者中的冒险家充任，他们“事业”的中心，便是敛财聚宝，这决定了法租界的“政府”只能是合法犯罪的堡垒。这些官员不仅纵容平常犯罪行为的横行与存在，而且还直接与上海的黑社会发生协作关系，从而助长了上海黑社会势力的扩张。

法租界成立之初，百业待举，但资金匮乏，法租界当局为了开拓税源， 公然应允妓院、花船、赌场和烟馆营业，以便开征“营业税”。

久而久之，法租界当局发现，将烟税花捐承包给有能力的地痞流氓，或与之深交者，便容易有效地收到捐税。他们开始物色此等人物，并与之订立契约关系，承包的流氓只要按约完税，那么租界不仅将允许他们的合法生存，而且将承担保护他们的义务。这样，租界和黑社会势力渐渐开始结合了。

当时，法租界的治安主要靠巡捕房承担。清末时整个法租界巡捕房的职员计有总巡1人、副总巡1人、总稽查1人、侦探长1人、法捕60人、安南巡捕200人、华捕250人、法探7人、华探50人。因此，从数量上推论，警务处的密探是以中国人为主体的，这是黄金荣能够进入法租界并建立其势力的重要背景。

有几个当华捕的朋友劝说黄金荣，说你以前当过捕快，不如找机会进入巡捕房，那样一来，我们华捕的这些兄弟都跟着你，不受安南巡捕的欺负。

这期间，为了加强租界内的治安，法国驻沪总领事白早脱和公董局总董白尔研究决定，再招募120名华人巡捕。

就这样，黄金荣给自己报上了名。尽管他的年纪偏大，可以体格强壮，又有干“蟹脚”的经验。最关键的，法租界招华人警力以维护治安，本身就含有“以毒攻毒”的策略，他们的目的就是要利用有势力的流氓，来掌控那些小流氓，从而达到“治安”的效果。

黄金荣是江湖老大，完全符合他们的条件。

于是32岁，还没有女人的黄金荣，成了一名巡捕房的华捕。他进了巡捕房后，不像别人那样出去巡街，而是跟在法国巡捕的屁股后面，挨家挨户去征收“地皮捐”和“房屋捐”那样的黑钱。

他现在的身份是巡捕加流氓，只要他出面去办的事，没有办不成的。很快，他就被警务总监看中，一下就由华捕提升为便衣。

黄金荣成有了法国人撑腰，就把大部小小混混收为徒弟，加以掌握，很多事情都是吩咐那些徒弟去干。

法租界这种“以毒攻毒”的策略，是历史的特殊选择。因为随着租界的扩张，人口猛增，社会环境日趋复杂。欧洲巡捕不懂中国的风土人情、社会内幕，难以有效地掌控社会，以后所招募的外国巡捕也形同虚设。而黄金荣一类人物是从社会底层摸爬滚打过来的。他们了解社会各阶层的底细，特别熟悉黑社会各团伙的内幕与规矩。

租界与黄金荣一类人物的“联姻”，无疑将会扭转租界对治安问题一筹莫展的情形，大大改善对上海社会的掌控。另外，烟、赌、娼等黑恶经济的存在，是殖民当局获得稳定捐税的基础。为了保证其正常营业，就必须容纳与之有深刻渊源关系的黑社会势力。而流氓团伙之间的勾心斗角、你争我夺的矛盾，也只有靠“以毒攻毒”、培植最有能量的黑势力的方法加以解决，从而保持社会新的平衡。

总之，法租界当局为了确保租界的平安，放弃了司法公正这一道社会公正的最后堤防，而心甘情愿地引入流氓势力，其原委是可以想到的。

对于黄金荣来说，法租界向他这一类人等伸出橄榄枝，不啻于是给他们铺平了一条登天的大道。在过去，黄金荣率众从事敲诈、抢劫、诈骗等黑道勾当，既担惊受怕，要躲避官府的围剿，又需防止同道兄弟的“黑吃黑”。他们虽然能得到温饱，甚至有小财好发，但社会地位低下，不能光明正大地出入于大庭广众之前，难以获得体面的社会地位。如今，有了殖民当局做靠山，他们就可以凭借自己亦官亦匪的身份，吞并其他流氓集团，以独霸一方。

事实上，黄金荣日后成为赫赫有名的流氓领袖，成为上海滩上炙手可热的三大亨之首，直到中国黑社会势力的龙头霸主，正是以担任法租界巡捕之位为起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