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突破心理防线
不出三天，安中华所长打来电话，说岳守琴的父亲为她送用品来了，里面果然有一支中华牙膏。蒋运开让胡宝宝到小店里买了一支一朵梅牙膏，就开车去了看守所。
这支中华牙膏嘴被切开过了，挤了挤，里面就出来一张小条子。上面写，“来人条子带到，已付100元。家中皆好。以后不再写条。中华牙膏就是家中无事，一朵梅就是有事了。”
蒋运开让笔迹专家再模仿这个字迹写了条子，内容改为：“来人条子带到，已付100元。他被派出所带去了。以后不再写条。中华牙膏就是平安无事，一朵梅就是有事了。”然后切开一朵梅牙膏嘴，把条子放了进去。
他交代安所长，岳家再来人，把中华牙膏换成一朵梅牙膏。连换三次后给他打电话，他来组织突审。
时间过了一个月，蒋运开呼叫了邢春妮的BP机。这种通信工具现在看不到了，当时刑警大队队员却是在第一时间装备的，他也给邢春妮发了一个，以备随呼随到。
邢春妮回了电话。蒋运开说：“想不想看看岳守琴案如何从没有证据变成有证据的？想不想看看我们办案方法的科学性？今天晚上我们在刑警大队最先进的审讯室突审岳守琴，你来不来观摩？”
“蒋大，我发现你这个人挺记仇的，那天讲过的话你还记在心里呀！我凭什么不来，我在写先有证据办案科学还是先有感觉办案科学的论文呢，正好要用你这个案子当例子。你不怕我把你写成反面典型？”
“不怕，你来吧。我人正不怕影子斜。下午我们先开个小会，4点半左右，研究一下方案，你就过来听吧。然后一同吃工作餐，把岳守琴从看守所里提出来，我们就开始审。你要有准备哟，一个晚上不一定能审下来的。”
下午预备会准时开。大家开始动脑筋寻找岳守琴心理防线的突破口。
“蒋大让我盯住这个案子的。我一直与看守所保持着联系。这几天看守所的女警告诉我，岳守琴情绪一直很不安，晚上失眠，甚至大声哼哼发泄。有时会无端地突然大哭。今天上午拿到家里的东西后，还用头直撞墙。搞得看守所也很紧张。”
“看来我们的计划很成功呀。我们不断发给她一朵梅牙膏，让她不断感觉到外面的情况不妙。她现在心理压力大了去了！正是我们突审的好机会呀！”乔卫林如此说。
“事关生死存亡的问题呀！她坐了这一个多月的号子，应当很清楚她该当何罪。她不会也像上次一样死扛吧？那我们每组一个女警，车轮战术，熬死她！”鞠鲁同说。
“不可，我反对。我反对动粗。我们文明一些嘛，就是要枪毙她也得依法办事嘛。我们身处20世纪90年代，已经是现代文明社会了。”邢春妮情不自禁地开了口。
“文明，怎么文明，世界上哪个文明国家的警察不动粗？你提条具体的审讯办法我看看！”鞠鲁同没好气地说。
“不许这样跟女同志说话，你这点就是不文明！”蒋运开说话了。“春妮说得对，我们不能动不动就动粗。那人家会说我们不文明、不科学的。”说着，他还笑眯眯地看了邢春妮一眼。他接着说，“我们要从岳守琴的生死存亡的问题入手，突破她的心理防线。”
“说她会因为自己的生死存亡而与我们抗到底，这我相信。可说她会因为自己的生死存亡而开口？我想不通，想不通。”郭晓安插了个嘴。
“一个‘想不通’就说明你够笨了，还给我来了两个‘想不通’。”蒋运开说。“听没听说过经济学上的‘囚徒困境’？没听过？这更说明你笨。”蒋运开开始解释“囚徒理论”：
“我们审讯学的理论认为，合伙作案的疑犯，在审讯时都是可以突破的。为什么？就在于同案犯要面对这个难以克服的经济学上的‘囚徒困境’。1950年美国兰德公司的梅里尔·弗勒德和梅尔文·德雷希尔两位研究员研究博弈理论时，设定这样一个场景：两个涉嫌犯罪的同案犯被警察抓住，分别关在不同的屋子里接受审讯，即成了囚徒。警察知道是两人共同作的案，但暂时没有足够的证据。于是负责审讯的警察分别告诉每一个嫌犯：现在我们手上的证据并不充分，但如果你们两人都抵赖，足够各判你们一年有期徒刑；如果两人都坦白，那我们证据就充分了，那可能各判你们每人8年有期徒刑；如果你们两人中一个坦白而另一个死不交代，那坦白的作为污点证人，可以释放不判期，而死不交代的，因为我们有了污点证人的证词而得到了充分的证据，就会判十年有期徒刑。你们现在好好想想吧，做出自己正确的选择。这时，每个嫌犯都面临两种选择：坦白或死不交代。然而，不管同伙选择什么，每个嫌犯的最优选择是坦白：如果同伙不交代、自己坦白的话，可以释放；如果同伙坦白、自己也坦白，虽然都要判八年，但大家心理平衡，自认话该。况且判八年，比起如果不交代对方坦白了自己要领的十年刑，坦白还是比抵赖的好。结果，两个嫌疑犯都选择坦白。经济学家认为，每个人都有利己的心理，都在寻求最大的自身利益。因此，每个囚徒都会选择坦白的。我想，如果我们能恰当地运用‘囚徒困境’规律，我们是不是就可以突破岳守琴的案子啦？”
“对呀，人一般都是怕死的。如何能不死呢，只有立功。只有岳守琴交代出那个小白脸来，那她就可以死缓的。这点我们不能承诺，但可以暗示。在这个生死存亡的问题上，我相信她会选择自己生，会选择揭发他人并交代自己的罪行的。”胡宝宝反应很快，马上有了一悟。
大家都笑了起来。最后大家讨论出了一个审讯计划，蒋运开为大家做了具体分工，然后散会去吃工作餐。
晚饭后，岳守琴被带来了。
第一组乔卫林、鞠鲁同加郭晓安上。三个人人人戴着墨镜，个个高深莫测，看不出墨镜背后的人在想什么。三个人中，乔卫林与郭晓安坐在审讯台后，而粗粗壮壮的鞠鲁同就在岳守琴身后站着。与被审讯的人空间距离一紧迫，一股子压力不言而喻。
蒋运开和邢春妮在审讯室外面透过单向透视玻璃窗向里看。
突然，乔卫林开口了：“岳守琴，你想死还想活？你是想陪那个小白脸一同被枪毙还是留条命下来慢慢等减刑！”
又是这种怎么选都承认自己有罪的选择句。岳守琴当即被套了进去：“我，我想活！”
“知道如何才能活吗？立功，重大立功。否则只能一命抵一命！”乔卫林再度加压。
“我交代了别人算不算立功？”
“你检举别人的重大犯罪，一经我们查实，算你立功。我们会替你向法官说明。最后判什么刑是法院的事，但写结案报告是我们的事。你好好想想吧。我给你谋划一下，你们两人现在案情暴露了，都被我们公安机关控制了。我现在也坦白地对你说，你们现在暂时都还没有交代。现在摆在你与小白脸面前的有三条路。一条路，你不交代，小白脸也不交代，证据不足，你们被同时释放了。这条路可能性在理论上是存在的，但我在实践中没有发现过。进了我们公安局的犯罪分子，没有一个能逃脱法律制裁的！二是你不交代，他在你前面交代了。他把主要责任推到你身上。一条人命，只要一个人抵命。那你判死刑，他判死缓或无期。三是你交代在他前面，那倒过来，他死刑，你死缓或无期。岳守琴，你说，你想走哪条路！”
岳守琴汗直冒：“他现在还没有交代？”
“没有。他是男人，比你耐扛一点。不过相信他扛不过今天晚上。现在留给你的时间并不多。最多还有五个小时。我的工作经验是，犯罪分子过了凌晨3点都会招供的。”
岳守琴看了一下墙上的钟，汗开始淌下来：“那你们一定要在口供记录上给我写一笔，说我是立功的。”
“怎么记录那是我们的事，你老老实实地揭发他人的罪行，本身就是立功表现，法官还能看不出来呀。现在，你是不是想交代问题了？想清楚就开始说吧。”
“好吧，我交代。但从哪里说起呢？”
“先拣重要的说。你先说你们是谁先提出要杀死你老公刘松山的。是不是你提议的？”
“不是啊，是费我新提议的。他跟我好嘛，想跟我长期在一起的，就提议的。”
“错！你不老实。根据我们掌握的证据，你是嫌刘松山有残疾，耳朵流脓，所以提议想杀他的。”乔卫林不失时机，抛出了一点证据。
“什么？是费我新交代的吗，这个狗娘养的，胡说。我是嫌刘松山有残疾的，但一日夫妻百日恩，所以我不想杀他的。但费我新想娶我为妻，还想生个儿子，就说，一不做二不休，让我把他骗出来杀了的。”
“哦，那么说还是费我新在陷害你喽。看看，你不交代你吃亏吧！下面说说刘松山是被你们如何杀掉的。”
“中秋节那晚，我炒了四个菜，陪刘松山喝了点酒。一来这是他最后一顿了，二来我也有点愧疚，就让他多喝了一点。然后我陪着他出来散步，走到我与费我新约好的地方——南郊正在开挖的六干渠岸边一个大坑中。我引诱他上我身，做男女事的。他做得好高兴，连连说他又是男人了。这时费我新从后面上来，用铁锹把他拍死了。然后我们就地挖了个深坑，把刘松山埋了。他选六干渠工地拍死刘松山，是因为挖渠的工地上都是新土，别人不会生疑。”
“费我新当时是什么职务？”胡宝宝转着弯子套费我新的材料。
“他就是蔬菜大队的农民，能有什么职务呀。他当时就是被雇到工地上挖渠的一个临时工！”岳守琴很不屑地说。
在审讯室外，蒋运开对胡宝宝说：“去吧，开我车去，带人把费我新找到，抓来连夜突审。明天一早去起尸体。”
第一次审讯，把主要犯罪事实形成证据固定下来，就算成功了。蒋运开留下两个女警看住岳守琴，其他人转移到对费我新的突审中。因是半夜突然被抓来，费我新根本没有什么心理准备，也很快交代了与岳守琴一同合伙杀害刘松山的事实。
第二天，刑警大队出动一中队二十个民警，押着岳守琴与费我新来到六干渠工地，寻找刘松山的尸体。
渠岸上都是新堆上的泥土，当时作案地点费我新和岳守琴也不能确定了。民警们每人一根钢条，排起横队，在新的堤岸上一路插了过来。只要是有怀疑的现场，都查了一遍，没有收获。
蒋运开跳下了堤岸，来到了水中。他指着堤上新旧土的交接处说：“你们看看，这新堆了多少土呀，你们钢条从上面直插下来够长吗？大家下到水里来，横着在新土旧土里插一遍。”
民警们个个脱了鞋袜，跳到了渠水中，用钢条横着向土里插去。这时，胡宝宝叫了起来：“我插到东西了！”蒋运开走过去也用钢条插了一下，说：“这里有东西。其他人继续插，来两个人把这里挖开。”
从上到下挖开了一个很深的坑，里面果然有一具尸体，是刘松山。
蒋运开爬上了岸：“乔队，你带几个人取证，验尸。其他人收队。”他回头再对邢春妮说：“妮子，这个案子到现在为止证据充分了吧，科学了吧。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
邢春妮避开蒋运开的锋芒说：“小平同志说的，不争论。对这个案子的办案方法的科学性，我还要再想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