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忆父
我的父亲屈怀远
父亲屈怀远是在母亲王玉琴走后第四个年头撒手人寰的。倘若老人家健在，今年应是103岁的人间仙翁了。
令我至今无法释怀的是1979年4月5日，父亲刚跨进63岁的门槛，便走到他艰辛凄苦的人生终点。
今年的清明节，是父亲的忌辰。清明与忌辰重合，这是因缘际会，抑或是天人巧合，我难以判定。但我相信吉人天悯，善有善报，父亲能够分享青冢弹泪的天下追思，也算是一种哀荣！可我宁愿父亲活着，也不要这样的哀荣。
我是在父亲告别尘世前十多天离开他的。那时候父亲已经猜到他得了不治之症，而父子之间的诀别，无疑使死亡早几天掐住了父亲的命门。父亲靠在我弟弟身上，倚门送我时寸步难移。他时而点头，时而摇头，浑浊的眼眶装满了不舍，绝望的神情笼罩着他脸上的每一道皱纹。那一刻，我们父子相对流泪，没有说一句话。说什么呢？有什么可说呢？只有生离死别的悲痛，只有忠孝不能两全的心声！那一刻早已长进我的脑子，成为我生命的一部分。
父亲是在我军对越自卫反击战的凯旋声中走向生命终点的。
1979年2月17日，对越边境自卫反击战全线打响，3月16日我军全部撤回国内。3月20日，我受命前往成都军区政治部政研科，学习部队战前和作战期间的政治工作经验。
那时候，南线作战虽然胜利结束，但乌鲁木齐军区所属部队仍然处于临战状态。军区首长判断，虎视眈眈的对手很可能采取突然袭击的方式，在我边境地区或浅近纵深，替一败涂地的越南报复我军，因为苏越两国刚刚缔结完同盟条约。此前，嚣张的黎笋集团敢于置我国再三警告而不顾，频繁侵犯我边境，故意杀害我边民，就是仗着这一纸条约壮胆的。
为了防止苏军后发制人，乌鲁木齐军区所属部队枕戈待旦，剑拔弩张，在“南疆部队放鞭炮，新疆战备不松套”的动员声中，加紧防敌突袭的准备工作。我就是在这个背景下，专程到成都军区取经的。
父亲虽然只有初小文化程度，但当过石印工人，识字不少，对《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弟子规》等启蒙读本比较熟悉，也了解其中一些典故。同时受关中乡土观念的影响，对南方“蛮子”颇不待见。1961年，听说我参军要去四川，父亲当时坚决不同意。理由是“少不入川，老不出关”。后来又听人说“娃到四川不想家，又有媳妇又有妈”，更不同意我当兵入川，担心我到四川娶妻生子，乐不思秦。第二年得知我去新疆当兵，虽觉得远隔天涯，但没有阻拦，只是要我尽完三年义务再回来读书，多长点出息，多学点能耐。
得知我当干部后，父亲没再劝我重回学校读书，但对新疆局势的关注程度远远超过常人。新疆一有风吹草动，就要求我务必给家里写信。1970年11月，新疆部队战备，家属紧急疏散。父母得知消息后，连发电报催我把孩子送回老家。鉴于战备形势日趋严峻，正在坐月子的妻子孙兰带着刚满两岁的女儿和满月的儿子，乘了56小时的火车回到白鹿原，把孩子托给父母抚养。将近两年时间，我们既没顾上回去看望父母，也没顾上把孩子接回新疆。正是由于父母和弟弟夫妇的全心养育，解除了我和妻子照顾孩子的后顾之忧，我才能一年四季心无旁骛、没明没黑地在边防前沿和纵深阵地上摸爬滚打。
对越自卫反击战打响后，父亲曾担心苏联和越南会对我国实行南北夹击，使我军腹背受敌。在身患重病的情况下，还让我弟弟江绳发电报询问我，一旦中苏交火，我的孩子怎么安排。实在不行，还是让孙兰把孩子送回西安老家，奶奶不在了爷爷还在嘛！战争没有打起来，父亲却病入膏肓，来日不多。
父亲自幼喜欢听人说书，他对我讲的《精忠说岳》《三国演义》的片段，大都是从说书艺人那里听来的。从小在我脑子种下的“忠孝不能两全”的种子，也是从《精忠说岳》中来的。在我的记忆中，父亲从来没有让我离开新疆的想法，更没有让我解甲归田，为他和母亲侍奉茶饭、养老送终。而这些本应该由我亲力亲为的事情，全部落在我弟弟夫妇肩上。
父亲除了十几岁时时断时续地当过印刷馆的学徒外，毕生与土地打交道，他在正常年景下种的庄稼，无论小麦、玉米，都堪称全村之冠。但即使这样，一年四季连食用油也买不起，平时有长辈亲戚登门，母亲才舍得把熬好的猪油拿出一点点炒菜。奶奶养的鸡是家里的“银行”，我没见大人吃过几次鸡蛋，大部分鸡蛋都换了油盐酱醋。三年困难时期，全家青黄不接的几个月，主要靠麸糠、苜蓿、树叶和风干的萝卜叶子度饥荒。
为了贴补家用，能够攒钱供我和弟弟上学，父亲早年学会了编制竹器，是名副其实的篾匠。人民公社成立后，村子的毛竹不再卖给个人，父亲只能到秦岭里面的柞水县买竹子。一条扁担，挑着100多斤竹子，来回路程300多里，往返需要三到四天。这样负重艰辛的劳作，父亲直到50岁左右才无奈地放弃，因为他实在挑不动了。有一次他饿着肚子去柞水买竹子，返回时一天昏倒过两次。同去的乡党转告刘家沟父亲的干儿子，帮父亲把竹子挑回家。
没有竹子编制竹器，家里断了零花钱，父亲又托人到西安军需工厂预订军用布鞋鞋底，背回家同母亲锥鞋底挣点小钱。这种活儿质量要求高，时间要求紧，有时候为了赶时间交货，全家围着一盏小油灯，通宵达旦地加班加点才能完成。母亲除了锥鞋底，还要成年累月地纺线织布，是村里公认的纺织高手。
煤油灯油烟多，父母常年在灯下劳作，被油烟熏得早早患上支气管炎。我小时候，早晨起来经常看到父母眼仁是红的，鼻孔是黑的。稍长后我暗自发誓，好好读书，成人后让全家人有米有面有肉吃，像城里人一样过日子，不能一天三顿不见油，一年到头不吃肉。
可是，我的愿望落空了。就在我前往成都途经西安时，得知父亲患了贲门癌，而且已经扩散到食道和肝脏，属于晚期癌症。父亲知道南线已经开打，新疆战备吃紧，怕我走心分神，不让弟弟告诉我病情。医院见是癌症晚期，也束手无策，只做了对症治疗，叮嘱回家好好调养。
我到家后同弟弟商量，立即陪父亲去当时尚未换防的第二军医大学附属第二医院检查。我从钡餐透视中看到，父亲的食道已被肿瘤堵死。医生悄悄告诉我们，早点准备后事，老人没有多少日子了。我的心像被石头坠着，一时乱了方寸，希望医生能够给个大概的预后时间。医生还是重复了说过的话。
一面是紧急任务，一面是癌症晚期，我在两难中举棋不定。父亲看出我的难处，极力要我先去成都，返回新疆前再陪他待几天。
孰料事不遂愿。我从成都返回西安第二天，乌鲁木齐军区政治部发报询问我的归期，以便提前安排会议听取汇报。想到战争可能一触即发，我不敢含糊，委婉地告诉父亲，我先回新疆销差，过几天再回家陪他治病。
父亲已经无法走路，弟弟扶他靠着门框送我，他没有话说，只有止不住的泪水流淌。
我怕自己迈不开腿，给父亲磕了三个头，不敢多看父亲一眼，泪流满面地哽咽着出了家门。
半个多月后，父亲走了！
1975年5月，我没能见到母亲最后一面；这次又因紧急战备，没能见到父亲最后一面，这是我终身无法挽回的愧悔！
现在想来，正是父母的厚德与宽容，才使我走到今天！
我相信，在天有知的父母一定会理解，他们临终时我不能守灵祭拜、披麻戴孝，在新疆守防则是另一种方式的尽孝，而且是包含着为国尽忠的大孝。
2019年3月17日
（原载“陕西公益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