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共合作的经典战例
74军与日军作战，而邹继衍所在的70军只能在山上观看，每当看到战况极为激烈的时候，他就向上级请战，但每次都遭拒绝。
74军在浴血奋战，而70军在袖手旁观，为什么这样做？罗卓英怎么想的？当时70军的将士们都想不通，他们只能站在山上大声呐喊，为74军助威，他们摩拳擦掌，跃跃欲试，可是上级不让他们下山一步。
战后，人们才明白了，上高城外的战场只有那么大，有再多的兵力也难以摆放，只能白白地给日军的飞机当成靶子。罗卓英是让邹继衍所在的70军养精蓄锐，让实力最强的74军逐渐消耗日军34师团的锐气。等到合适的时机，70军再出击。
何时是合适的时机？是对34师团包围圈形成的时候。
3月24日，这是34师团大贺茂对上高城最后的舍命一搏。
这天早晨，一轮血红的太阳升起来，照耀着弹丸小城上高，也照耀着城内城外中日两方几万名士兵。大贺茂将被74军51师击溃的20旅团仅剩的3000人编成一个大队，与34师团合兵一处，向上高城全线进攻。阵地上短兵相接，无论是中正式步枪还是三八大盖，在打完一发子弹后，都来不及装弹，双方的士兵就缠在了一起，用刺刀、用砍刀、用拳头、用牙齿，用最原始的武器和最原始的本能与对方搏杀，第19集团军司令部少将李翰卿带领着57师敢死队，一人一把大刀片，一字排开，对着每个扑上前来的日军狂砍，刀光映着日光，血色染着曙色，煞是好看。日军的手臂和鲜血四散飞溅，尸体摞了一层又一层。敢死队里有人阵亡，马上又有后面的人补充上来。地面上都是血迹，黏稠的血迹像牙齿一样咬住了他们的鞋只，让他们挪不开脚步。在中国军人的大刀片面前，日军终于胆怯了、退却了。仅仅在这一天，日军就在上高城外丢下了2000多具尸体。
我在一份《陆军第74军第57师上高会战忠勇官兵表彰表》中看到，最高统帅部表彰的第一个人不是57师师长余程万，而是李翰卿，足以说明李翰卿在关键时刻所起的作用。
上高战役结束后，李翰卿又率队参加第二次长沙会战，依旧带着敢死队向日军阵地发起攻击。在与日军的肉搏战中，他身上多处负伤，血流不止，仍指挥敢死队与日军拼杀，最后血流殆尽，壮烈殉国。
黄昏时分，各路中国军队已经聚集在了上高城外，对日军形成了包围，日军被赶进了一个南北长十里，东西长30里的椭圆形包围圈中。
邹继衍说：“当天夜晚6时，上面发出了攻击命令，所有合围的部队，立即向当面之地发起进攻，守城的后备军，也从城郊分路出击。日军抱头鼠窜，纷乱后撤。”
尹同道说：“我们在山上，能够看到包围圈中的日军，大炮不需要瞄准，就射向包围圈中，一颗炮弹过去，一片火光，敌人就倒下一大片。”直到这时候，愚蠢而狂妄的大贺茂才知道中计了。日军《锦江作战》中记录：
在此情况下，师团长大贺茂一面向汉口的第11军司令部请援，一面命令部队于24曰返回。军司令部惊悉战况激变，立即命令33师团出动，并由军参谋长木下少将协同作战主任参谋山口中佐、大根大尉疾速向南昌前进。第33师团立即再次出动，并由军参谋长木下少将协同作战主任参谋山口中佐、大根大尉疾速向南昌前进。
33师团立即奉命再次出动，以荒木支队为右纵队，以214联队为左纵队，与34师团取得联系，掩护该师团撤退。
然而，已经晚了。
被围困的34师团四面楚歌，为了打通一条逃跑的缺口，大贺茂呼叫南昌所有的飞机赶来增援，日军还动用毒气在前开路。一批批英勇的中国士兵没有死于拼杀中，而死于日军的毒气中。不但如此，日军为了逃跑方便，还把大批化学武器遗弃在上高战场。时隔50年后，一群民工在泗溪官桥街挖掘地基，不慎挖到了锈迹斑斑，已在地下埋藏了半个世纪的一枚毒气弹，造成当地1300多人中毒。后来，人们又在附近挖出了200多枚毒气弹。而日军当初到底把多少毒气弹遗弃在了上高战场，至今还无法知道。
《上高会战战斗详报》对3月25日这天的战况有详细的记载。34师团被围后，急切呼叫九江的日军赶来增援。从地图上看，九江距离上高应该有三四百里远。然而，因为赣北的日军当初倾巢出动攻打第19集团军，留在九江的日军也没有多少，前来救援的仅有2000人。
当天下午4时，34师团主力拼命向官桥靠拢，赶来救援的33师团前锋部队和来自九江的增援部队也乘着汽车向官桥扑来，就在抗战老兵魏杰曾经坚守的龙形山一带，中日两方的军队再次短兵相接，“我官兵奋勇抵抗，与敌血战，彼此伤亡惨重。”此时，坚守在官桥一带的中国军队腹背受敌，为了减少牺牲，不得已撤退。“敌增援之兵，遂得进入官桥与被围之大贺合流，本部当时尚未所知也。”本部，指的是第19集团军司令部。
现在包围圈里被包围的，不只有34师团，还有前来增援的日军。
《上高会战战斗详报》还提到了邹继衍所在的70军107师。107师的任务是连夜经过上高城，在南面攻击日军。
3月25日下午，邹继衍带着1营人马从北面的山上下来，走进了上高城，眼前的县城让他大吃一惊，曾经被称为赣西北明珠的上高连日激战，已变成了一片废墟，没有一间房屋是完好的，没有一面墙壁没有倒塌，战前74军修筑的碉堡和阵地，被日军的炸弹彻底犁平了，空气中散发着硝烟和尸臭的气味，异常难闻。上高城里少有人影，好像一座死城，天空中飞翔着一群群乌鸦，它们在一具具无人掩埋的尸体上飞起又飞落，一声声刺耳的叫声让人背脊发麻。曾经在这里血战了十天的74军57师撤离了上高，此刻在继续追击敌人。
第19集团军少校参谋蓝介愚说：“57师追击日军的仅有一个营的兵力。”那么就是说，这支虎贲师此时仅剩下一个营还有战斗力。
邹继衍带着1营人马渡过锦江，向前追赶，因为是第二批出击的部队，所以没有遇到什么抵抗，顽抗的敌军已经被第一线追击部队肃清。到了黄昏时分，他们看到一群人在薄薄的暮色中仓皇逃窜，有的瘸着腿脚，有的吊着手臂，邹继衍带着队伍冲上去，那一群负伤的日军就跪在地上举起了手臂，连反抗的意识都没有。邹继衍清点战利品，看到有长短枪二十余支，小钢炮炮弹和机枪子弹几箱。
邹继衍带着部队继续追击，看到路边全是日军的尸体，尸体的手臂被割掉了；追到了半夜时分，看到月光下的日军尸体又有了变化，手臂完好，而手指被割走。日军有战场上带走尸体的习惯，带不走就烧，来不及烧就带走一条手臂，而手臂都来不及砍就带走一根手指。从这一路上日军尸体的变化情况，能够看到逃跑的日军有多狼狈。
追击了大半夜，他们饿了，可是没有时间埋锅造饭。突然有战士在路边找到了一口行军锅，锅里是大半锅米饭，行军锅边倒着几名日本兵。可能是厨师。日军连做好的米饭也来不及吃，就仓皇逃窜了。
天亮后，空中出现了十多架飞机，对着中国军队狂轰滥炸。后来，日军的飞机投掷毒气弹和炸弹。“我45团团长张雅韵，亲临督战，被炸陶国。”后来的战报中这样写。我查了一下资料，第45团属于第72军新编15师。
然而，尽管有日军飞机轰炸，中国军队还是前仆后继，向包围圈中的日军发起集团冲锋，将日军分割包围，各个秆灭。
日军的《锦江战役》记载：
7日，第34师团大贺茂带着数百名伤病员好不容易全部渡过泗溪，按照兵团司令部、行李、独立山炮队、病员输送队、野战医院、后卫部队的行军序列。开始向土地王庙东进。土地王庙在五日前已成为待命的敌第9师中枢阵地。另外，在侧背还有重庆军六个师并列尾随追击。入夜，雷电伴随着大雨，各部队在严加戒备下度过了一夜。28日凌晨2时，负责野战医院警卫的炮兵第八中队，终于在土地王庙村西段遭受优势的重庆军攻击，致使该中队全体壮烈阵亡。野炮兵第2大队六角少佐曾将该中队编入自己指挥下，在采取援助措施的同时，向步兵团司令部请求援兵，但得到的答复是：因情况紧急，部队可放弃第8中队，迅速向旅团司令部集结。另外，在黑暗中听到炮兵第八中队求救声的步兵第216联队第8中队，待到28日天明出击时，发现附近有300名重庆军对他们进行了攻击。
从日军的这段记载中可以想到当初大贺茂是何等无助，曾经骄横不可一世的34师团司令部，如今拱卫他们的只有独立山炮队、病员输送队和医院的医生护士，而且全部带伤带病，这样的军队又怎么会有战斗力。山炮队之所以没有死亡，是因为炮兵跟在步兵的后面，要不然这些炮兵早就被打死了。
然而，躲在步兵的后面也不能躲过劫难。他们在一个大雨倾盆的夜晚被中国军队包围了，旁边的日军连救他们的勇气也没有。
现在，大贺茂身边只剩下了后勤人员，在这个风雨交加的夜晚，大贺茂的心中一定充满了惆怅，不为那弯弯的月亮。
活捉大贺茂，正当其时。
当时，敌我双方的军队已经完全打乱了编制，中国军队的长官找不到士兵，士兵也找不到长官，将士们几十个人几百个人一组，只要看到穿着中国军队衣服，就自发地聚集在一起，只要看到穿着黄色衣服的日军，就冲过去猛打。到处都是枪弹声，到处都是喊杀声，到处都是弥漫的硝烟，到处都是飞溅的鲜血。日军的飞机在高空中盘旋良久，始终不敢投弹，只好又飞走了。中国军队的炮兵将炮口调试后对准，对准后又调试，也终于放弃了。一场蓄谋已久的战争，变成了肉搏战。
74军58师的追兵攻占了一座叫作傲古山的地方后，看到山下满是日军的伤兵，横七竖八地躺在地上，惨叫声如同云朵一样，缭绕不散，初步估计这些日军伤兵有2000人。58师误打误撞，竟打进了34师团的野战医院。守卫这些伤兵的日军在58师的猛烈冲击下，抱头鼠窜，把这些哀叫不绝的失去了反抗能力的伤兵，丢给了中国军队。
以前看书，书上说日本人如何强硬，如何宁死不降，如何不抛弃不放弃，看来都不尽真实。日军的单兵作战能力确实很强，但是在落单的时候也会暴露出人性的弱点。至于说到日军的战略，就更是极差，从这次上高会战中就能够看出来。没来由地就突然攻打险地上高，没来由地33师团就突然撤离，没来由地三支部队各自为战谁也不管谁，这种无组织无纪律的做法，恐怕只有日本军队才有，因为日本军人太相信自己的实力了。
58师的追兵绕过这些嗷嗷惨叫的日军伤兵，继续追赶，日军在前面没命地奔逃，中国军队在后面舍命地追赶，当战争变成了一场长跑比赛，双方赛的不是战斗力，而是脚板。在一个叫作杨公圩的地方，58师的追兵捉住了一群日本逃兵痛殴，从他们的身上找到了作战命令和军用地图，得知这股敌军竟是34师团师团长大贺茂的司令部随从人员。既然逮住了司令部，那么大贺茂肯定就在附近。追兵把这个大快人心的消息报告了代理师长张灵甫，张灵甫又报告了军长王耀武，王耀武报告了司令罗卓英，罗卓英大为振奋，立即命令各部追兵奋勇向前，仔细分辨，一定要逮住34师团师团长大贺茂。
上面引用的日军《锦江战役》中的文字已经说明了，这天，跟随大贺茂奔逃的日军有司令部、行李、独立山炮队、病员输送队、野战医院、后卫部队。而到现在，司令部被打散了，独立山炮队被消灭了，病员输送队和野战医院被打垮了，后卫部队早就被击败了，大贺茂剩下了什么？只剩下了行李。大贺茂只能带着行李奔逃。
曾经牛气哄哄的大贺茂，危在旦夕。
28日午夜，一支中国军队在追击中，看到前方有一座村庄，几十名日军依靠房屋和断墙阻击，而远处，有几名日军在仓皇奔逃。中国军队向着村庄发起攻击，日军负隅顽抗。后续的中国军队源源而来，将村庄里的日军全部消灭。中国军队再去寻找那几名日本鬼子时，发现他们已经消失在了夜色中。
那几名逃走的日军中，就有34师团师团长大贺茂。
中国士兵与奇功擦肩而过。大贺茂与死神擦肩而过。
这一天夜晚，与死神擦肩而过的还有岩永汪少将。
岩永汪，此时是34师团34步兵联队联队长，后来升为116师团师团长，率兵攻打衡阳，与第10军军长方先觉交战。
在官桥失守后的第四天，58师向守卫在官桥的日军发起凶猛攻击，“残敌不支，纷纷退入官桥街，我即乘胜冲入街内，与敌巷战，格斗至黄昏，将官桥镇完全占领，残敌约六百，悉数被歼，遗尸枕藉。”
58师打扫战场，只找到八名日军伤兵，过不多久，就有七个死亡了。审问剩下的一个他供述说在中国军队冲入官桥镇的时候，岩永汪就身受重伤，被卫兵抬着逃跑了。
58师群情振奋，奋起追赶，想要找到岩永汪，可惜，没有找到。
33师团大部队昼夜兼程，赶来营救被包围的34师团。
天空中是蝗虫一样的日军飞机，地面上是洪水一样的33师团，它们扑向了中国的包围圈。在棠浦构筑防线阻击日军的第70军第19师本来实力就较弱，现在又腹背受敌，在付出了巨大牺牲后，防线终于被攻破。
33师团搀扶着遍体鳞伤、奄奄一息的34师团，刚刚走出了五公里，来到虎形山，又被尾随的中国军队追上了。
一场激战又开始了。
33师团不得不就地构筑工事，展开阻击。中国军队像潮水一样涌过来，前仆后继，杀声震天，日军匆匆构筑的豆腐渣工程纷纷倒塌。日军《锦江战役》中记载：“我展开所有兵力以求摆脱敌人，此间山炮队所有弹药用尽，只能接受空投弹药，经过了无法用言语形容的重重苦难，于4月2日返回了原驻地。”
4月2日，33师团背着被打得只剩下最后一口气的34师团返回南昌，中日双方又恢复了战前的态势。
日军战报中的上高会战结束了，而事实上，激战还在继续，一直到4月9日，赣北战场上才没有了枪声。
我找到了一份“中央社上高一日电”，电文如下：此次赣北战役，敌军官被我击毙经查明者，复有滨田联队长、板垣田中大队长等三名。
查找资料得知，滨田联队长，是33师团步兵214联队联队长；而板垣田中，则是34师团217联队第3大队大队长。这两个日酋前面有“复”，说明在他们之前，还有日酋被击毙过。
所以，日军死亡的官佐不止这三个。
《上高会战战斗详报》统计，中国军队伤亡20533人，其中阵亡9682人，阵亡上校一名，中校两名，少校六名，上尉32人，而中尉和少尉军官阵亡多达216人。抗战老兵说，那时候打仗，士兵战术素养不够，营连排长往往身先士卒，带着士兵们冲锋，所以牺牲特别大。我从《上高会战第19集团军营以上指挥官姓名表》中査知，参战的营长共有130人，营长的官职一般是上尉和少校，那么这次阵亡的营长就要占到参战营长的30%，而连排一级的阵亡就更大了。
而在战后的后方医院，又有141名伤员牺牲了，其中，尉官就有11人，包括两个营长和五名连长。
《上高会战敌军伤亡概计表》统计，日军共伤亡15800人，其中死亡6252人。死亡的官佐有联队长一名，系33师团步兵214联队联队长滨田；大队长四名，系33师团214联队第2大队长横田、34师团217联队第3大队长田中、34师团216联队第2大队长木下、20旅团105大队长森重；另外有中队长和小队长六名。而伤者最高级别是34师团34步兵联队长岩永汪。
上高会战震惊全国，各方面都给予了极高的评价。
蒋介石称为“空前胜利”。事实上确实是这样，第19集团军以敌我双方最接近的比例，取得了最值得称道的战果。
参谋总长何应钦称赞上高会战：“抗战以来最精彩之战。”
当时的报刊赞扬上高会战是“媲美台儿庄战役的赣北大捷”。
中共中央机关报《新华日报》在上高会战开始后的第二天，就跟踪报道上高会战，宣传战果，直到会战结束。
上高会战被作为经典战例写进了教材里，向全军散发。
上高会战后，第74军获颁荣誉旗一面，此旗蓝锻上绣有白色飞虎，又称飞虎旗。飞虎旗是对一支作战部队的最高奖励，74军获得的这面是第一面飞虎旗。抗战时期一共颁发过17面飞虎旗，而74军就获得两面。
第19集团军司令罗卓英和第74军军长王耀武获得了青天白日勋章。抗日战争时期，共颁发了166枚青天白日勋章。我们耳熟能详的抗日将领，比如白崇禧、薛岳、孙立人、张自忠、廖耀湘、戴安澜、胡琏、方先觉等，都获得过青天白日勋章。
74军51师在上高会战中几乎全歼第20独立混成旅团，而且和58师一起收复了官桥镇。战后，51师获得了第一号武功状。守卫上高的57师获得了第二号武功状。
武功状的全名叫“陆海空军武功状”，抗战时期共颁发过107张，而李天霞的部队就荣获了14张，包括参加上高会战的第一张和参加雪峰山会战的第107张。在上高会战中，李天霞任74军51师师长；在雪峰山会战中，李天霞任100军军长。
李天霞极为珍视他在上高会战中所获得的第一张武功状，他将原件复印了很多张，发给士兵，还邮寄了一张给儿子。在给儿子的那张复印件上面，他写了一行字：“创建最伟大之战绩，获得本一号武功状……”
51师战歌也与第一号武功状有关，51师的战歌是这样的：
听！这气壮山河的吼声，是勇士的呼号。
看！这沸腾的热血，奠下了万世不朽的武功。
51师的同志们，站在民族解放的前哨，担任保卫中华的先锋。
发冲冠，吹起冲锋号，踏平三岛，光我华冑。
我们有钢铁的意志，我们有空前的武功。
挺起胸膛，举起刀枪，不让太阳升到三岛上，
歌颂吧丨我们有第一号武功状。
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74军51师和57师分别获得第一号武功状和第二号武功状，第一号武功状写进了51师的战歌中，57师还获得了虎贲师的称号。58师呢？
从手头能够找到的《上高会战忠勇官兵表彰表》中，我看到57师有59名官兵受到表彰，而58师只有12名官兵受到表彰，没有找到51师的表彰表，想来也会和57师相当。张灵甫没有获得武功状，原因在于官桥的失守。
上高战役的故事还没有结束。
1941年4月19日，罗卓英向军事委员会军令部部长徐永昌发了一封电报，电文编号4555号，电文内容是与34师团长大贺茂有关的。
电文内容说，4月14日，大贺茂在南昌市上海酒楼召集34师团的残兵败将开会，讲述了此次上高会战的惨败，讲到动情处，涕泪俱下，痛不欲生，拔出手枪自杀，血洒酒楼，左右急忙抬着大贺茂送往医院，经抢救才活过来。
老兵曹立刚也讲到了这个情节。他当时潜伏在上海酒楼对面的一家茶楼上，看到上海酒楼前戒备森严，任何人不让进入，而一名名老鬼子却鱼贯而人。不久，就听到里面传来一声枪响，几名鬼子抬出了一名老鬼子。那就是自杀未遂的大贺茂。
也许大贺茂是真的自杀，也许是逢场作戏。我怀疑这家伙是演戏，如果你想自杀，何必当着那么多人的面？自杀的方式有很多种，总有一种适合你。你莫非就这样不中用，连枪都打不准？
大贺茂出院后，就被解职，成了无业游民。这名日军师团长以后是什么结局，不得而知，因为他很早就退出了战争的舞台。
上高会战能够取得胜利，和中共地下党员、上高县县长黄贤度组织的良好后勤供给是分不开的。淮海战役结束后，陈毅在总结这次战役的时候说：“淮海战役的胜利是人民群众用小推车推出来的。”上高会战的胜利，也是上高百姓用“小推车”推出来的。
《第19集团军总司令部重新规定各部向各县购米数量表》中，写明每日要向驻地购买大米53304斤，每月1599120斤，这么多的大米，仅仅一个上高县是远远无法供应的，表中还列举了上高周边的奉新、靖安、宜丰、丰城、清江、新余等几个县。
在采访上高会战的时候，我在上高县档案馆看到了保存至今的一份《民国政府三十年代案卷一号》，上面有这样的文字：
陆军第74军司令部副官处义民字第85号函开：
……此兹指定代购乡镇分列于后：
一、禾草五万斤指由四乡代购每乡一万二千五百斤
二、黄豆二十五石指由两乡平均代购每乡一十二石五斗
这封信函是上高县县长黄贤度写给74军副官处的回信。74军副官处请求黄贤度帮忙代购战马草料五万斤和黄豆25石，黄贤度回复说交代哪几个乡镇采购。
这份案卷还有一份会议纪要，是《上高县出钱劳军运动会议议程》，里面写到了“第一、二区各募足1750元，三区募足1500元，各机关团体募足1000元。”募足钱干什么？当然是交给中国军队打鬼子。
黄贤度和上高百姓给74军57师老兵尹同道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尹同道在接受我采访的时候说：“黄县长太好了，上高百姓太好了。”
尹同道年近百岁，很多事情已经忘记了，然而，他还能清楚地记得上高很多地名和当年很多战友的名字。
那一年，我去上高采访，在上高县档案馆找到一份当年的上高地图，对照对尹同道的采访记录，上面的地名，包括村庄名称，全都能对上。尹同道还向我说起过一个名叫孔献庸的炮兵营营长，一个名叫代梅山的连长，我在《上高战役表彰名单》上，也全都找到了。
在整个上高会战中，上高百姓不但出钱，而且出人。上高县政府工作人员王道平的回忆文章说，上高县百姓组成的支前大队，冒着敌人飞机的扫射，冒着敌人的炮火，把粮食和弹药源源不断地运到前线。淮海战役中，支前民工还有小推车，而上高会战中，百姓全部是肩扛手提，因为道路已经全部被日军的飞机炸断了。
这些支前民工去前线的时候背的是弹药和粮食，回来的时候抬的是伤员，“部队打到哪里，运输队和担架队就跟到哪里，他们已经成为作战部队这个整体的有机组成部分。”
有一天，锦江上的石桥被日军飞机炸断，运输队与前线的联系中断了。县政府的工作人员冒着危险，组织人员架起了一座简易的浮桥，然后组织运输队快速通过浮桥。敌机在空中扫射，炸弹在浮桥旁边爆炸，掀起冲天巨浪，但是没有人停下来，“人流滚滚，粮食弹药源源不断地流入前线阵地，一条钢铁运输线飞架锦江两岸。”
在后期对日军34师团的包围中，中国军队迂回穿插，从修水调来了两个师，可是来到凌江口，面对浊浪翻天的江水，束手无策，上高县政府在县长黄贤度的带领下，又紧急动员附近的民众，搜集所有材料，帮助军队过河，于是，木排、竹排甚至门板、棺材板都送来了，一座浮桥很快就搭成了。经过一夜急渡，两个师的中国军队顺利切断了34师团的退路。
战后，罗卓英也盛赞上高百姓：“民众效力，尤其是彻底破坏交通，使敌解除装备优势，达成‘以破坏战保障歼灭战’的成功。”
70年后，我采访当年参加过上高会战的74军58师老兵魏杰，他和尹同道一样深有感慨地说：“上高的百姓太好了，到哪里能够找到这么好的百姓？”
对上高会战很有研究的上高县前博物馆馆长方向老先生曾写有一篇《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巨大胜利》的文章，文章中说：
上高会战大捷，是指挥人员运用战术的巧妙，是抗日将士血肉换来的硕果，是军民协作取得的成就，是国共双方共同抗日的杰作。
上高会战，是抗战以来一场值得大书特书的大胜利，也是国共两党通力合作的大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