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品 悲凉
兴亡千古繁华梦，诗眼倦天涯。
孔林乔木，吴宫蔓草，楚庙寒鸦。
数间茅舍，藏书万卷，投老村家。
山中何事，松花酿酒，春水煎茶。
——元·张可久︽人月圆·山中书事︾
【壹】
时光退回至崇祯十七年（1644年）。三月十九日，天未明，时李自成军已攻入皇城，崇祯亲自鸣钟召集百官。此时是真正的兵临城下，不是烽火戏诸侯啊，大明朝面临着灭顶之灾。
可是，悲情皇帝朱由检得到的却是和周幽王一样的待遇——无一人至！
试想太和殿殿中空空****，朱由检寡人独坐、远眺。大殿依旧空旷，身下御座冰凉，广场上再不会有鱼贯而入等待朝觐的百官，他们默契地弃他而去，身后“建极绥猷”的匾额是一个昭彰险恶的笑话。
——说什么上承天意，下顺民心。平日里称孤道寡，大难临头，他成了真正的孤家寡人。他不是荒**无道，丧了民心，他是生不逢时，力不从心。
“时运不济”这个词用在别处犹可，用在皇帝身上总有些黑色幽默的味道。上天和大明王朝开了一个不小的笑话，明朝最勤政的皇帝（开国皇帝朱元璋之外），偏偏出现在它日落西山，行将就木之时，从朱由检开始往前数，朱家儿郎怠政，种种举动荒唐，个**好之极品，实在是叹为观止，超乎想象。
崇祯战战兢兢，从皇帝哥哥朱由校手中接过皇位。登基十七年来，心知国势式微，内忧外患，是以兢兢业业，不敢怠慢。似他这般才干的人君，如果出现在明朝中期，以其的刚毅勤勉，纵不能开疆辟土，做一个中兴守成之君，当是不在话下。
奈何，国运已被他的前任们挥霍败光，任他如何励精图治，明朝气数已尽，势不可挽。李商隐有诗云，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败由奢。
再往前的列祖列宗不消历数，崇祯的爷爷明神宗万历，就是熠熠生辉的一朵奇葩，怠政且不提，他还是少见的守财奴。
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以后，神宗派出大批矿监、税使，到全国各地搜刮民脂民膏，激起民愤，为明末的起义埋下深重前因，客观上也阻碍了新兴工商业的发展。
一国之君不见朝臣，没事就守着他心爱的郑贵妃躲在宫里数银子。夫妻俩合计着为爱子福王敛私财，为此跟大臣斗智斗勇。皇帝大人让宁愿私房钱烂在皇宫内库里，挖个大坑埋着，每天临睡前去看一眼，也不愿拿出来支援国政，救济百姓。跟努尔哈赤打仗，军费不够，大臣建议他开内帑，神宗皇帝毫不委婉地拒绝。
神宗长子，光宗朱常洛，好容易熬到正大位，即位一个月即病逝，病逝的原因与沉溺女色密切相关。光宗之后即位的熹宗，更是百年难得一见的奇葩，杰出的木匠皇帝。
从杀人狂，到暴君、顽童大将军、道士、守财奴、木匠，朱元璋的基因在后世子孙身上发生裂变，年岁愈久愈让人瞠目结舌，叹为观止。
历朝历代的宫闱都不太平，然，以明朝的宫斗与国政牵涉最深。人言唐朝多女祸，前有高阳公主，后有武后，继以韦后、安乐公主、太平公主。
在我看来，明之女祸动摇国本，贻害尤甚于唐，且段位太低，令人哭笑不得。
明朝历史上，宣德、景泰、成化、嘉靖四朝都有废后之举，宠妾辱妻，宠妃夺嫡之事此起彼伏，至万历、泰昌两朝更登峰造极，接连发生了 “梃击案”、“红丸案”、“移宫案”，史称“明宫三大案”。
不幸的是，这三件要案都发生在同一个人——朱由校、朱由检兄弟俩的父亲光宗朱常洛身上。
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五月，宫外男子张差手持木棒直闯大内，进入东华门，一直闯到皇太子居住的慈庆宫，见人就打，后被内监捕获，幸未伤及太子。事件发生之后朝野震惊，举朝大哗，舆论指向牵涉极深的郑贵妃，郑贵妃见势不妙，急向皇帝求援。
万历一力为爱妃开脱，软硬兼施暗示太子不要追究，不惜打破多年与外臣的友好局面，与太子出来面见大臣，联袂上演了一出“父慈子孝，家庭和睦，外人勿忧”的戏码，看得群臣目瞪口呆，哑口无言。
国之储君，深居内廷而遇袭，几乎命丧狂徒棍下——此等关乎社稷的要案，放在哪个朝代也没有理由轻言放过，而在万历朝，最终仅以处死主犯和几个涉案的内侍而草草了结，不再追究。
后面两案更匪夷所思。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四月，万历帝沉疴不起，撒手人寰。八月初一，太子朱常洛继位，是为光宗。
为使光宗摈弃前怨，封自己为皇太后，郑贵妃竭力笼络光宗宠爱的西宫李选侍，令其代为进言。两个有心机的女人一拍即合，合谋太后和皇后之位。郑贵妃精心挑选了一批珍奇珠宝和好几位能弹会唱、婀娜多姿的美女献给朱常洛，朱常洛欣然笑纳。
金银珠玉，声色之娱，加上西李从旁美言，光宗很快就将杀身之祸以及母亲王恭妃多年以来因郑贵妃所受的冷遇和折磨抛之脑后，兴致勃勃地准备册封西李为皇后，尊郑贵妃为皇太后，后因遭到大批官员坚决反对才作罢。
朱常洛是个苦孩子，含辛茹苦熬了这么多年，终于登基即位。胆战心惊，朝不保夕的日子过惯了，一朝没了拘束，便如穷人乍富，纵情声色，沉湎女色，登基时身体无碍，不日“圣容顿减”，“病体由是大剧”。
说他累着了，我信，要说他是忧心国事，以至于龙体欠安，我是抵死不信的。首先，以朱常洛同学历年来的表现，实在很难让人相信他对国事有多深的忧虑，以至于忧虑到病重的程度。
说句刻薄话，老朱家的孩子不具备那种忧国忧民的素质；其次，登基之初，先君之丧，紧临着新君即位，一连串大事，按部就班处理下来，礼法冗繁，就算再有想法作为的皇帝，精力亦难兼顾；再次，治大国如烹小鲜，初掌国政，一切尚在了解和熟悉之中，以朱常洛的智商和情商，不可能立刻做出什么实质性的部署。
即使不是医生，我也能猜到，光宗生病的主因是因身体底子差，骤登大位，难免有大喜大悲的情绪起伏，紧接着又纵欲过度……假如，又碰巧遇上别有用心的御医……几下里交错，焉能不坏事？
光宗患病之后，时司礼监秉笔、掌管御药房的内医崔文升入诊帝疾，朱常洛服药之后腹泻不止，卧床不起，不能视朝。
崔文升本是郑贵妃宫中人，现在光宗被他治得病势沉重，朝臣们闻知此事，联名上书，指崔文升进药是受郑贵妃指使，包藏祸心，欲置皇上于死地。实而言之，这样推断和担忧并非空穴来风。
郑贵妃惑乱后宫，干涉朝政的劣迹由来已久，万历、泰昌两朝的几大政治事件，国本之争、福王就藩、梃击案、移宫案，她或为主谋，或是同谋，即使不是暗中指使，也少不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绝对是个不甘寂寞的女人。
自万历十年（1582年）入宫，位列九嫔开始，被封为淑嫔的郑氏就遇上一生对自己百依百顺的男人——明神宗朱翊钧。是前世的因缘也好，是后天的努力也罢，从此以后，她宠冠后宫，凭自己的艳美聪慧、机警阴狠斗败了后宫所有的女人，将皇帝收入彀中。无论是位份高于她的王皇后，还是生了皇长子的王恭妃，都在她的打压下郁郁而终。
以感情，才智，美貌论，郑氏当之无愧是神宗的佳偶。如果她顺理成章成为皇后，她所生的皇三子福王朱常洵理所当然继承皇位……如果大臣不那么古板，不坚持立长立嫡的祖法，如果皇帝也不是那么固执的话，也许，明朝的历史将被改写……只可惜，历史是既成事实，历史是不能假设的。
郑贵妃在后宫翻云覆雨，用尽心机手段，斗完内廷斗外朝，堪称女人中的战斗机。可惜，她与皇帝联手亦不能扭转局面，达成心愿，没能如愿将儿子送上皇位，自己更是与皇后之位失之交臂。
郑氏堪称后宫之中，费尽心机始终与皇后之位咫尺之遥的典型代表。
回头再来看这个光宗，真是极度不适合当皇帝的人，太平年月承祖荫，当个糊涂王爷了此余生也就罢了，做皇帝绝不是那块料。有种秉性是记吃不记打，给点好处就感恩戴德，说好听点是宽宏大量，说难听点就是缺心眼。
且不论母妃受辱多年，在景阳宫中哭瞎了双目，临死时执手相看泪眼的凄凉，朱常洛自己多年受父王冷落，皇储地位几次受到福王威胁，尊严扫地。归根结底都是郑贵妃从中作梗。
现在，他转头就和仇人和好如初，还要封人为皇太后。既往不咎也该有个底线，宽宏大量也不是这种大法，以朱常洛的懦弱无知、软弱糊涂，能有惊无险活到成年已经是侥幸又侥幸。这种人，养虎为患，今日不死，来日亦无多。
这种人能登基为帝，真是天要亡明，其势已显，不可挽回。
御药房首领受责，众太医束手不敢出头。此后，鸿胪寺丞李可灼自称有仙丹妙药可治帝疾，光宗病急乱投医，命身边太监速召李可灼进宫。李可灼诊视完毕，光宗命其速速进药。诸大臣因李可灼非医官，亦非知药知脉者，再三劝告皇帝慎重用药，光宗则不断催促制药。
到日午，李可灼进红丸一粒。光宗先饮汤，气直喘。待药入，即不喘，称赞李可灼为“忠臣”。
惴惴不安的大臣们等候在宫外，直至宫内太监出来传话：皇上服了红丸后，“暖润舒畅，思进饮膳”，大臣们才心头稍安。
未几，至下午，李可灼复进一丸。次日（九月初一）卯刻，光宗驾崩。此时，距离他即位才29天。
对李可灼究竟该如何论处，大臣们意见不一，一直争了八年，“红丸案”成为天启朝党争的题目之一。要说这一帮大臣和后面的儿皇帝都很糊涂，不该民主的时候瞎民主。李可灼药死先君，无论怎么算都难逃罪责。
即使算作医疗事故，念在上天有好生之德，也该禁闭终身永不叙用，早早发落了，绝了众议才是，怎么能留做口舌之争？最神奇是，李可灼在魏忠贤掌权期间居然能总督漕运兼管河道，可见熹宗受阉党佞臣蒙蔽之深。
即使不论其他综合因素，以人君的个人素质来论断，明朝不亡也是天理不容。
倒霉太子、短命皇帝光宗薨逝后，余波仍未平息。光宗宠妃李选侍（西李）挟持太子朱由校，盘踞乾清宫不出，以此要挟朝臣，以期达到位尊太后、干涉朝政的目的。左光斗、杨涟等大臣据理力争，与太监王安里应外合，将朱由校接出乾清宫，脱离西李掌控，后又在文华殿紧急升殿，接受百官朝拜。
朱由校被迎入别宫暂居，由朱由校的东宫伴读太监王安保护其人身安全，议定于六日举行登极大典。
朱由校登极大典日期迫近。至初五日，西李尚未有移宫之意，并传闻还要继续延期移出乾清宫。内阁诸大臣站在乾清宫门外，迫促李移出。王安亦在乾清宫内力驱，一面，人质走脱，另一面，谈判破裂，大势已去的西李只好搬离乾清宫。
朱由校登上皇位，是为熹宗。事后，熹宗仍奉西李为康妃，“移宫案”至此方告一段落。
这场鸠占鹊巢的谈判让人啼笑皆非，西李一个妇道人家，手中无兵无权，仅仅是盘踞着乾清宫，就能和大臣胡搅蛮缠这么久……明朝如此标榜礼法的朝代，能生出这样的窝囊闹剧，除了一声叹息，真不知作何评论。
史学家常言，明之败亡始于正德、嘉靖，显于万历，实质上，绝少不了光宗、熹宗，强大而光荣的继承和推动。
【贰】
朱明碧落，日月昏沉。朱常洛即位，仅仅是丧钟敲响的第一声。大明朝病入膏肓，日薄西山，反观，崛起于白山黑水间的悍族女真则生机勃发，野心勃勃。
明朝时期，女真分化为三部，海西女真、建州女真和野人女真，三部中以居于辽宁的建州女真文明程度最高，彼时在首领努尔哈赤的带领下，统一了女真各部，自立为汗，国号金。
努尔哈赤创立八旗制度，即猛安谋克制，实行兵民合一的政策，以七大恨誓师讨伐明朝，秣马厉兵以图中原。
清朝草创之时，一代更比一代励精图治，他们最后能定鼎中原，不是没有必然原因的。
不得不提的是明朝对储君、皇子的教育，失败得一塌糊涂。明朝建国之初，朱元璋分封诸子为藩王，手握重兵镇守各地，以为天下为一家人之天下，必能固若金汤。他忘却了权力野心会让人忘却所谓的亲情和道义。
藩王手握重兵，相当于一个个独立的小朝廷。一旦藩王势大，国君式微，必将出现臣夺主位的悲剧，周朝分封制导致诸侯割据，汉朝血淋淋的前车之鉴他是一点也没有吸取到。
朱元璋高估了自己设计的制度，低估了遗传基因的力量。果然祸起萧墙，帝位传到第三代朱允炆时，发生了“靖难之役”，身为叔叔的燕王朱棣起兵谋反，将建文帝赶下台，自己当了皇帝。
明朝皇帝普遍短命，好几个还无后。今日不知明日事，帝位更迭的频繁让人措手不及，眼花缭乱，皇子们岂能受到完备良好的素质教育？
大臣们在一次一次的政治斗争中被迫学得精乖，忙着站队，忙着党争，渐渐君臣离心，臣民离心，吏治黑暗，争斗不息，国势江河日下。
光宗朱常洛因生母卑微，神宗独宠郑贵妃及其子福王朱常洵的缘故，一直不为父钟爱。太子当得有名无实，艰险重重。他的儿子们也因此备受冷落，在动**不安、危机四伏的情形下成长。
崇祯帝朱由检的哥哥、光宗的长子熹宗朱由校，自幼起被皇家纷争耽误成个半文盲，即位之后只知埋头做木工，宠幸奶娘客氏，纵容魏忠贤，阉党横行到无法无天的程度。
晚明这一段历史，写得我摇头、叹气、骂娘，几欲弃笔。这是明朝历史上最荒诞最暗无天日的一段统治时光，又何尝不是中国历史上独树一帜的一幕闹剧！
明朝皇帝普遍长于妇人之手，一生不爱出紫禁城，出去也没好事。绝对的尊崇造成了绝对的专制和昏聩。帝王的孤独在于相信的只有权力。为了牢牢把握住仅有的立身之本，在情感上，只有选择依赖身边的人，在制度上以科举八股来控制麻痹天下士子，大兴文字狱，禁锢思想，设立锦衣卫、东西两厂等特务机构来控制臣僚。
在外戚和宦官之间获得微妙的平衡，需要为君者有很强的制衡能力。遗憾的是，朱家儿郎普遍缺乏这种素质和能力。
明之阉祸甚剧，追汉超唐，到达登峰造极的程度。以至于我们现在提到阉祸，第一时间会想到天启朝的魏忠贤，可见其人之贡献突出，臭名之昭著。
在魏忠贤“一阉致党”力拔头筹之前，明朝宠幸宦官致祸的历史已蔚为可观，王振、汪直、刘瑾，无一不是祸乱朝政，只手遮天的混蛋。
史载：“忠贤不识字，例不当入司礼，以客氏故，得之。”魏忠贤能拥有如此大的破坏力，绝非因他有过人之能，过人的野心。这厮连枭雄都不是，只是个文盲，一个会投机的泼皮无赖。根本原因，是为君者的昏聩，以及制度本身从里到外的溃烂。
阉党为祸，亦证明大明王朝从里到外，烂到了体无完肤、无药可救的程度。曾经强大到击溃世界征服者(蒙古铁骑)的明朝，却因为腐败至极的制度，因为太监而走向衰微，直至覆灭。
光宗朱常洛跟他父亲其实是一丘之貉，本性都很薄情寡恩，倾心的都是善于逢迎、心机深沉的女子。
纵观熹宗朱由检的一生，从降生伊始，就与忧患同在。朱由检幼年并不幸福，他的生母是低等婢妾，生子而无宠，获罪，被下令杖杀。随后，朱由检交由庶母李选侍（西李）抚养，以西李之刻薄，朱由检的际遇可想而知，数年后改由另一庶母东李（庄妃）抚养，东李为人宽厚仁慈，朱由检的际遇得以稍加改善。
不同于哥哥对阉党的盲目宠幸，皇子朱由检未分藩前在宫中目睹宦官种种骄横跋扈、目无尊上的行径——他视之为慈母的庄妃（东李）郁郁而终，已足以令他刻骨铭心。
纲纪败坏，朝廷法度**然无存，贵为皇弟亦朝不保夕，如履薄冰。朱由检敢怒不敢言。幸而熹宗甚为顾念亲情，用他仅余的判断力，对妻子和兄弟尽了最后一点保护之力。
天启二年（1622年），朱由检封信王，一直住在宫中，直到天启六年（1626年），才迁至信王府。天启七年（1627年），朱由检17岁，选城南兵马副指挥周奎之女为王妃，即后来的周皇后。
是年，熹宗薨逝，无子，遗诏立五弟朱由检为帝。起先朱由检畏惧阉党加害，犹豫不敢奉诏，是熹宗遗孀张皇后步出帘后，力劝他以江山社稷为重，一肩担当，更嘱他在皇宫内事事小心，以防阉党加害。
亦是因为张皇后这一劝，朱由检意识到自己不可推卸的责任，局势将他推到这一步，就算前途是绝壁深渊，九死一生，他亦无路可退。
不饮不食宫中之物，夙夜惊坐，不敢安枕，小心翼翼提心吊胆继承了帝位，改年号为崇祯，是为思宗。
不管怎么说，即位之后的朱由检比他的糊涂哥哥看来让人欣喜。崇祯对阉祸深恶痛绝，继承皇位之初，即下令处置阉党。天启七年（1627年）十一月，魏忠贤自杀，客氏入浣衣局后挞死。
客、魏一死，阉党树倒猢狲散，魏忠贤侄魏良卿，客氏子国兴、弟客光先伏诛、弃市，家属无论少长皆斩。
朱由检拔剑出鞘，以霹雳手段处置了阉党的核心人物，下令彻查阉党，大快人心，天下称善。阉党260余人或处死、或发配、或终身禁锢。与此同时，他下令平反冤狱，重新启用天启年间被罢黜的官员。
拨开乌云见青天，至少表面看来，明朝历史最黑暗的一页已经翻过。至于那新的一天，是不是崭新光明的一天，没有人敢断言。
崇祯的果断作为让许多人重燃希望，他自己也欲力挽狂澜，成为中兴之主。
乱世年华如刻刀。他的青春早已在漫长的波折动**中耗尽熬干，是直接从青年过渡到中年的人。
17岁即位，在位17年，他的帝王生涯，用“旰食宵衣”来形容并不过分。召对阁臣，咨问政之得失，论讨兴亡之道，明察施行之功过，事必躬亲。他的所作所为，不似历代的亡国之君常有的行径。
崇祯自言，“朕自御极以来，夙夜焦劳，屡召平台，时勤商榷，期振惰窳……”这是不争的事实，不是自吹自擂。“屡召平台”，是指皇帝亲自接见群臣，处理日常政务。这种制度，自第六代皇帝正德起，已经消失，对大臣而言，恢复这种情景，基本等同于上古神话。失望多年，他们早已习惯不作期待。
意想不到的是，朱由检不单把它恢复，而且一直坚持下来。他郑重承诺，除酷暑奇寒等过于恶劣的天气以外，“朕当时御文华殿，一切章奏，与辅臣面加参详，分别可否，务求至当”。 他偶因身体不豫而临时罢朝，被大臣指责，事后崇祯忙自责道歉。
当我走过文华殿，想起这些过往，不禁深深叹息，内心百感交集，为崇祯而悲哀。当年朱由校也是在这里被大臣迎立，结果就是这位得来不易的仁兄，把大明朝推入万劫不复的境地。轮到朱由检，看似山河如旧，实则早已换了人间。
人世间的沧海桑田，有时也用不了多长时间。
九重三殿谁为友？举世皆浊谁独清？我站在这里，仿佛还能看见崇祯操劳的身影，忧虑的神色。臆想中这男人神色刚毅，气质阴郁深沉，经年的忧患，战争的失利，亡国的阴影盘桓不去，本该意气风发的他华发早生。
公正地说一句，朱由检的操劳、勤勉、自律，与明朝中后期皇帝的怠政，真是天渊之别。
“非亡国之君，而当亡国之运。” ——后人多是这样评断朱由检。叹只叹祖宗失德，全报应在他身上。
时天下饥馑，民不聊生，崇祯的本心不是不体恤民生的，即位以来，减膳撤乐，内无声色犬马之好，外无骄奢**逸之行，说他不近女色有些夸张，但与他的祖宗前人比，确实是不好女色的。
崇祯在位期间，六下罪己诏，极力缓和各种社会矛盾；另一方面，为时势所迫，战乱所驱，国家财政入不敷出，他又不得不加重赋税盘剥，杀鸡取卵，导致军队哗变，民怨沸腾，流寇四起。
冥冥中一切早有定数。亡国之势又岂是一腔热血可以挽回？江山传至他手中，痼疾深重，忧患已如癌细胞扩散，回天乏术。社会问题层出不穷。这江山社稷，除非推倒再建，别无他法。
论起朝政的混乱，崇祯朝五十一相，更迭之频繁世所罕见。在我的记忆中，能与之相提并论的恐怕也只有北宋的钦宗赵恒了。赵恒治国能力实在有限，性情又优柔寡断，朝令夕改是常事，用人又顾虑重重，即位一年多时间里，走马灯似地换了26名宰执大臣。
崇祯亦生性多疑，更兼刚愎自用，常谓自己所任非人，驭下太严，责臣太骤。
他求治心切，一旦不奏效就施以重典，以致人心惶惶，言路断绝，终成孤家寡人，后期又重蹈父兄覆辙，任用宦官。
崇祯待袁崇焕的态度，最能说明他内心的矛盾复杂，前期甚为倚重，言听计从，后期中反间计误杀袁崇焕，倾国之力打造的宁锦防线失守，灭顶之灾已不可免。
终有那一日，修罗浴火，倒提长锋，数百年社稷毁于一旦。
人生最大的恐惧是什么？不是死亡，而是自信满满的你，终于看清自己是如此渺小，如此微不足道，如此不被需要。
他默然阖目，郁然长叹！17年来，他日夜忧惧，如堕无间地狱。未尝不曾料想过有这一日，烽烟四起，血染都城，剩他独坐孤城。
人生很多时候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当结局如约而至，只能慨然领受，国破家亡是他逃不开的宿命。
是罪罚么？江山覆灭，战火让山河龟裂，凄艳壮烈的图景，虽然痛心遗憾，亦有难以言传的如释重负。他不过是一次漫长无度的需索后，最后一位离席的埋单者。
朱由校死前，将皇子送走，以图来日复国，命妻女殉国。周皇后、袁贵妃自缢（袁妃侥幸未死），崇祯帝在弘德殿手刃年仅六岁的昭仁公主，又斩长平公主，长平公主断一臂后，重伤委地，侥幸未死，后落入清军手中，成为清朝优待明室的标本。
生之哀，死之痛，难说谁更剧烈。
他不是没有试图自救，逃出这座城，奈何深陷重围，生路断绝。天下之大却没有他的容身之处。
眼见无路可走，朱由检登煤山（景山），自缢于槐树上，死前自去冠冕，以发覆面，自觉无颜见列祖列宗，对天下臣民。他在袍服上留下血书：“朕自登基十七年，逆贼直逼京师，虽朕薄德匪躬，上干天怒，致逆贼直逼京师，然皆诸臣之误朕也，朕死，无面目见祖宗于地下，自去冠冕，以发覆面，任贼分裂朕尸，勿伤百姓一人。”
朱由检死时，身边仅余太监王承恩一人相随。事到临头，不是不伤心憾恨的，就算是哀悼自己必将失去的权位，他也会抱憾终身，刻骨铭心。
在景山回望故宫，但见关河冷落，断鸿声远，故国的光芒在眼中熄灭。人世的悲喜在沧桑巨变面前总是轻如鸿毛。
天子守国门，君王死社稷，但从来君王惧死，口中大义凛然不可侵犯，真到了兵临城下之际，并不见几人真的殉国。朱由检以身殉国，兑现了最后的承诺，不失为君者气节，故又被尊为明烈宗，这个烈字，他是当得起的。
功过得失，是非曲直后人自有公论。可他还有一句遗言，来生莫生于帝王家。令人闻之大恸，思而下泪。
一生过尽，检点从头，生如断简残章。责任如山，怨仇如海，欢乐却寡然。他所得到的情谊、恩爱、幸福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无所从来，亦无所去。这煌煌紫禁城，埋葬的何止是女人的青春？当然还有男人的雄心。
长夜终会褪去，太阳照常升起。
【叁】
崇祯十七年（1644年），李自成军攻陷北京，明亡。
一番掠劫之后，李自成在武英殿即皇帝位。
新王朝名为“大顺”，永昌为年号。结果令人大跌眼镜，草头王屁股没坐热，就撤离北京。李自成像一颗流星迅疾划过京城上空，带来的却是令人错目的浩劫。同年五月，清军入关，顺治帝从沈阳迁都至北京。此后历时14年，方才将中路建筑基本修复。
事有凑巧。当年明成祖肇建紫禁城，也花了14年时间。紫禁城筹建于永乐四年（1406年）六月，建成于永乐十八年（1420年）十一月初四。花了十年筹划前期工程，然后倾全国之力，在短短四年间完成。
此后的紫禁城历经岁月变迁，饱经天灾人祸，屡毁屡建，屡建屡毁，每一次修缮都劳民伤财。为肇建一家一姓之居所，为迎合帝王皇图霸业江山永固的美梦，黎民百姓付出的代价何其深重！
满族人经过长期透彻的了解和观察，确认明朝已经腐朽，同时他们注重学习汉族文化，强大自己。不可否认，这个政权新生的活力，吸引了当时不少愿为之效力的可用之才。
在自我摧毁的道路上，李自成的无知自大莽撞发挥了外敌所难以企及的力量，他成功激怒吴三桂降清，开山海关。满族铁骑**，再无威胁性的阻碍。
1644年，清军入关，爱新觉罗氏取代朱氏成为紫禁城的新一任主人。就事论事地说，虽被当时的汉人认知为异族、鞑虏、蛮夷，入主中原的满族人却没有像过去众多的新政权一样，莽撞地将象征皇统的旧朝宫苑焚毁或拆掉，而是选择在原有的基础上不断修葺加建，故而，紫禁城基本保留了今日所见的建制规模。
一方面是碍于当时现状，兵祸连连之后必须予民休养生息；另一方面，未尝不是一种气量吧！我是夺了你的江山，且看我登临帝位，执掌江山的能耐，并不比你差。我要这万民称颂，心甘情愿臣服，渐渐地忘却前朝。
中国古老的政治制度，从周朝的分封制开始，自汉迄唐就有了过于集权的趋势，这本无可厚非，一个统一的国家，都该有一个稳定的中央，政治进步，政权自然集中，但宋、明、清三朝的中央集权，造成了地方政治的没落。
到了清朝，它的政治制度大体承袭明朝，在中央集权方面却又暗中学习元朝。只是满洲人比蒙古人更聪明，暗藏了很多机巧，表面看来，没有那么血腥野蛮，比元朝的统治合理，宽仁了许多。
虽然提及中国古代的政治制度，我们惯常的用词和论调是封建君主专制，但实事求是地研讨历代的政治制度就会发现，自古以来的政治体制，并不缺乏公心，亦不全由帝王的私心作祟，为所欲为。
在皇室和政府的职能划分，君权和相权的制衡配合上都有其独到的智慧和用心。至于后来社会发展变动，制度不能与现实契合，形成种种弊端，亦不能将此制度一笔抹杀。
中国的政治传统，自汉代起，就不能简单称之为皇权，因并不由皇帝一人独揽大权；亦不能说它是贵族政权，因自汉以降，没有传承不变的贵族，唐朝时门第衰落，就更没有了；且不能说它是军人政权，因自汉以下，不见哪个政府是由军人掌控的。公平地说，是一种士人政权，一种平铺的社会形态。
与西方在中产阶级形成之后所采取的民主公开不同，古老中国的政权实质是向社会公开的，通过科举制，越来越多的读书人跻身仕途，掌握权力。
但除此之外，国家一贯采取节制资本的传统，并不鼓励聪明人投身工商业，创造私人财富。以至于读书人壅塞仕途，这则是另一种日久沉积的弊端，非经由历史发展不能显露其危害。
除却士人政权，另有一种特殊的政权形态——部族政权。元、清两代，因是异族入主中原，为防异端，存了私心，乃化制度为法术，因袭明制，设六部尚书废除宰相，清朝皇帝又普遍勤政，君主专制由此达到顶峰。
因清政府难以做到真正一视同仁，满汉之间量才取用大不公平，种族之间的矛盾，其后种种弊端，直至清中后期，社会矛盾大量爆发才得以追根溯源。
故宫暮色，落日余晖，似一幅缓缓展开又合拢的画卷，又像一首欲言又止的诗篇，蕴藏着无数苍茫浩**过往，犹如暗沉天空，一道道惊雷闪过。
1840年的鸦片战争直接改变了中国和世界的关系和格局，打破千年以来天朝上国，四方臣服的幻梦，令国人必须重新审视自己的定位。
一次次的尊严扫地，直至**然无存。地位由强转弱，列强蜂拥而至。甲午战争之后，这屈辱痛感格外持久鲜明。不可回避的事实是，这帝国正被肆无忌惮地瓜分、肢解、蚕食。
世界广大，强敌环饲，对于这帝国中心，这宫禁里惯常唯我独尊的人而言，这是多么尴尬急迫的认知。
站在金水桥上，回望故宫，心神动**，我仿佛看见往昔一个帝国的崩溃和坍塌，犹如立足在历史的分界线上，忽然能领会当年光绪帝矢志改革，发动百日维新的心态。
——当年的他才是真正站在历史的转折点上，退一步，回到自欺欺人的世界，又能苟且偷生多久？进一步，是接受改变，与崭新的现实照面。无数的考验迎面而来，结局难料。
【肆】
甲午战争的战败对光绪和当时全中国的精英分子都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同时又是强烈的刺激。今变亦死，不变亦死。纵然自知准备不足，但事已至此，唯有义无反顾放手一搏。
太多人记住了戊戌变法的失败，记住了维新派的不成熟，却习惯性地忽略了光绪帝的见识、责任、勇气和决断。
如若他真是一个性格糊涂、优柔寡断，对现实患难缺乏见识和担当的年轻人，他大可固守尊位，龟缩在他的宫殿里，不必押上自己的前途和命运。
事实上，他为当时的国家付出了自己全部的热情和尊严，即使这失败足以葬送他的余生，令他形容惨淡，生不如死；即使失败之后十年的幽禁生活，亦不曾彻底击垮他的意志。
作为那个年代最有**和见识的知识分子，康有为毕生都对光绪帝尊崇备至，这固然是由于他所受的教育所致，又何尝不是因他被光绪帝的性格和才干所折服？
他们曾一起并肩作战，试图改变现状，他了解光绪帝的**和壮志，深知他担荷的重担和面临的艰险。即使后来，在维新变法遭到全面的瓦解和摧毁之际，光绪帝依然竭尽所能地保护他的同仁们，并不曾抱怨、背弃他的臣下。
昔日的大清门已不复见，今日从天安门步入紫禁城，遥想起百年前“金凤颁诏”的情形，依然思绪翩跹。
“金凤颁诏”是明清两代时逢皇帝登基、退位，册立皇后，颁布重大诏令时在天安门举行的颁诏仪式。“凡国家大庆、覃恩，由太和殿奉诏书出，宣于门楼上，由垛口正中，承以朵云，设金凤衔而下焉。”皇帝发布的重大命令(诏书)，要进行一套庄严隆重繁琐的仪式，从天安门上降下，才能向全国各地颁发。
1898年，那从城楼上缓缓降下、颁行各地的诏书，昭示着变法的开始，那蜜月般短暂的103天，是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一个契机，我们不可因其仓促失败而一概否定它的积极意义。
在康有为的晚年，他承认自己当年的某些改革措施是错误的，他对社会体制的设想有其内在的不合理性，不符合当时的政治、经济背景，且与当时固有的传统之间也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但在当年，他的大部分目标和为之而起的论战都不是全无依据的荒谬想法。
那一年，这个充满想法和**的年轻人和他的同道中人们一起进行着一场巨大的冒险。那雪片一样密集的诏书，犹如一道道利箭，试图冲破固有的禁制，改弦易辙，给旧国家带来新希望。
遗憾的是，这些法令的命运亦如雪花一样短暂。因在当时，思想开明的有识之士所拥有的力量实在是微小到微不足道。
回望这一段动**，不得不提到曾被光绪帝委以重任、寄予厚望的袁世凯。光绪帝并不愚笨，他深知改革的危险性，希望在臣下中找到一个深具实力的支持者，此人必须掌握有一支精干有效的军队，能够灵活地行动，并对维新变法持以开明的支持态度，同时此人应具有绝对的忠诚，不会辜负皇帝对他的信任。
除却那明摆着不存在的忠诚，可以说，当时的袁世凯是最符合光绪帝要求的人选。
不能苛责光绪帝所托非人，没有人能料想到，袁世凯的秉性是如此奸猾，对此，不单是涉世未深的光绪帝未能识破，后来的许多人，包括斗争多年饱经忧患的孙中山，亦被屡次摆弄，深受其害。
袁世凯在变法时出卖了皇帝，1911年背叛了清朝朝廷，1916年背弃了民国……
在光绪帝的设想中，他需要袁世凯所做的事情和所起的作用就是阻止顽固派和慈禧太后取得联系，以保障改革措施有足够的时间去实施，而袁世凯在得到皇帝的密旨之后，立刻去见握有实权，并极具话语权的大臣荣禄，进行了一场心照不宣的谈话，将光绪帝的意图和盘托出。
1875年，5岁的光绪继承帝位，到1889年大婚亲政前，权力一直掌握在慈禧太后手中。1889年至1898年的十年间，光绪做了十年握有实权的皇帝，只可惜实权同样十分有限。
在启用康有为等实行维新变法之前，光绪所做的事情，基本是因循旧制，不敢稍改慈禧定下的施政方针，并且事事请示汇报，如此才相安无事。
彼时，慈禧这精于权谋，同时又极度自大无知的老妇人，一味沉浸在自己的幻梦里，罔顾国家已捉襟见肘、千疮百孔的现状，只满足自己的私欲。
她的一意孤行，使得本该是北洋水师的军费被挪用做她的庆生之用。甲午战争的战败，她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慈禧太后虽然撤帘归政，却仍是帝国的实际执掌者，拥有凌驾于皇帝之上的权力。光绪帝的改革实际是在隐瞒她的情况下如履薄冰地进行着……当太后的銮驾从颐和园赶回紫禁城，那不可一世的老妇人以压倒性的**威覆灭了皇帝仅有的尊严和威信，收回了她曾赋予皇帝的权位。
“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与那些慷慨就义的志士相比，壮志未酬的皇帝命运实则更加悲戚。
他被盛怒的太后囚禁于与紫禁城相连的一座湖心岛——“瀛台”上，开始了长达十年的幽禁岁月。
这座囚室位于紫禁城西苑“三海”的南海中，曾经是帝后生活游乐、处理政务的地方，在京西诸御苑未修建之前，帝后夏季多在此避暑，皇帝改“御门听政”为“瀛台听政”。
康熙在听政时，还效仿宋代皇帝赐诸臣于后苑赏花钓鱼的古事，于桥畔悬设渔网，待群臣于奏事之遐，各就水次垂钓。
瀛台曲廊回环，烟波浩渺，犹如海上仙山，更兼古木奇石，苍翠欲染人衣，取意神话传说中的蓬莱仙岛，这诗情画意的地方，留给光绪的，却只有无穷无尽的凄凉和痛苦。
慈禧太后以光绪帝的名义发布罪己诏，表示皇帝不再具有统领天下臣民的能力和资格，权力重回皇太后手中。
每一天，已经成为傀儡的皇帝被太监从孤立的小岛上接出，麻木地坐在重新归政的慈禧太后身边，口不能言，目不斜视，成为朝堂上名副其实的摆设，聆听着她的训示，目睹着一个愚蠢固执的老妇人发出各项指令，推翻他之前所做的全部努力，将命不久矣的帝国推向覆亡的深渊。
在古老的传说中，叶赫那拉氏是爱新觉罗氏的死敌，叶赫那拉氏的先祖曾经发誓要覆灭爱新觉罗氏的统治。随着时间的推移，这充满恨意的古老誓言已逐渐为人所遗忘。
在慈禧太后入宫之初，没有人想到仅仅身为妃嫔的她，有朝一日会紧握至高无上的权力，有能力决断这个国家的命运。当这一刻真正到来时，仿佛宿命的钟声敲响，一切都无可挽回。
光绪失败了，失败得十分之屈辱，无论是瀛台的涵元殿还是在颐和园的玉澜堂，他都被慈禧太后牵来扯去，从一个囚室跋涉到另一个囚室，周而复始地进行着凄凉的迁徙。任慈禧随心所欲，他未曾获得一刻安宁。
曾经有一个疑问困扰了我多年。为何光绪帝在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老妇人面前如此不堪一击？我想，比较合理的解释是，自“辛酉政变”铲除顾命大臣，登上权力的舞台开始，经历了太平天国之乱，以及后来的“同光中兴”，慈禧在政治的博弈中所获得的权势威信和她在清朝贵族中所获得的支持是无人可及的（即使是当年权倾一时的恭亲王亦不可与之相比）。
何况，在这个之上，她既有的身份还令她自然而然地拥有了所谓礼法传统的支持，而光绪所施行的改革措施本身受康有为等人的书生意气误导太深，激切求进，触犯的恰好是清朝贵胄的集体利益。
思想治术的变革，自上而下容易失败，当时的普通民众，他们不可能在短时间里领会到维新变法的深意，无法即时享受进步的好处。
对大多数的人而言，打破传统，接受新生事物，同样是可畏的事情。民众的觉悟总是姗姗来迟。
举目望去，光绪身边可用的人屈指可数（连妻子和太监都是慈禧的亲信）。内有劲敌，外无强援，若再加上自幼养在宫闱之中，对慈禧多年的积威深有惧意，年轻的皇帝实在难逃掌控。审时度势，他的妥协认错，也不全是不明智之举，至少在当时，他是抱着来日方长，从长计议的打算的。
有生之年，被囚禁在皇城之内的光绪帝和流亡在外的维新党人，都未曾放弃过努力，现实却未给予他们希望和转机。起初，康有为希望在西方列强的干预之下，施加压力迫使慈禧归政于光绪，这些努力虽然保住了光绪名义上的地位，却让他遭到慈禧更深的忌恨和防范。
光绪亦自知唯有重掌政权才是唯一重获自由的希望，这希望终归幻灭。他的命运，真是欠缺了一点点关键的运气。
是造化弄人，时不我与，还是大清朝真的气数已尽，非人力能挽回？
经历了庚子年的义和团之乱，八国联军进逼北京，仓皇离京之际，光绪失去了他一生最钟爱的伴侣——珍妃。这个噩耗几乎彻底摧毁了他，令他了无意趣。
她是他被压制的一生中屈指可数的温暖，他们忧喜与共，既是爱人，又是知己。曾经，他在慈禧的逼压下娶了隆裕；
曾经，在失去权力的漫长岁月里，更漏孤眠听夜雨，隔着咫尺宫墙相思守望，与被打入冷宫的珍妃聚首。
拯救她成为支撑他活下去，重掌政权的至关重要的信念。而今，连这信念亦不存在了！
命运竟连最后一丝机会也不给他！幽禁十年，光绪帝亦不过人到中年，有朝一日，那年迈的老妇驾鹤西去，他重掌河山的日子并不远，奈何她精力如此充沛，一直与他鏖战，牢牢压制他的命数。
1908年，生命的最后时刻，光绪帝自知不免，恳请慈禧能抛却私怨，以江山社稷为念，在宗室中选择年长者承继帝位，以应对将来动**不安、混沌不明的局势。这个合理的要求，依然被独断专行的慈禧否决。
合上倦怠的眼睛，在记忆未曾消散之前，回望这凄惶的一生，可以想见他的绝望不甘，难以瞑目。
是她选择他登上帝位，亦是她令他受尽为人的屈辱。他们之间的恩怨恐怕到了九泉之下也难以厘清。
生如流星之迅疾，死如夜海之岑寂，碧波拍岸，葬送了他的一世英明。时至今日，还会有多少人记得那曾经奋斗过的孤独、高贵的灵魂。
【伍】
1908年11月14日、15日，前后不到一天的时间里，光绪帝和慈禧太后先后辞世。
光绪帝无后，自知沉疴不起时，曾恳请慈禧以江山社稷为念，在宗室皇族择年长者为帝，以应对将来错综复杂的局势。奈何慈禧心中早有成算，所择定的继承人是第二代醇亲王载沣和荣禄之女所生之子，年仅三岁的溥仪。
慈禧以光绪帝遗诏的名义册立幼主，如此，她的侄女，光绪帝的遗孀——隆裕被尊为太后，叶赫那拉氏的尊荣得以延续。
与前任被慈禧太后操纵的皇帝和皇后一样，爱新觉罗·溥仪，也注定是个悲剧人物。
从三岁被迎入紫禁城伊始，他在这人世间最大的囚牢里度过了21年。《末代皇帝》这部电影里，有一个镜头，让人记忆犹新：年少的溥仪爬上皇宫的殿顶，他并不是想逃跑，他只是想看看外面的世界，哪怕是形式上更接近一点。
天空蔚蓝，强烈的光影在视力不好的溥仪看来，似是波影流光。外面的世界是一个不曾踏足的幻梦，幻梦深广，禁锢他的城池却是如此狭小而坚固。
他终于被焦急的内侍和大臣们接了下来。此时，他的英文老师庄士敦在大臣的陪伴下踏入宫门。紫禁城中家天下，纵然大清王朝已经今非昔比，名存实亡，在这个苟延残喘的小朝廷里，他依然是名义上的君王。
新事物与旧秩序重叠，新时代和旧时代缠夹不清，仅存这宫墙的一线之隔。这是非常尴尬的事，外面的世界风云变幻，虎踞龙盘，早已不在这幼主的掌控之内。
非但如此，在他的一生之中，他永远不是真正的掌舵者，只能随波逐流。在他的生活里，筑着这样的宫墙，在他的心里，未尝没有这样一道不可逾越的墙。墙内，是他无所适从的一生；墙外，是曾经帝国的功业辉煌，先祖的荣光……
这种憾恨，从他被择定为帝，迎入太和殿的那一刻已经形成，注定随着他的成长而日渐深重。
作为末代皇帝，溥仪在历史上的地位不容忽略，但在现实中，他这个人的存在却被显而易见地忽视了，仅仅是作为一个模糊而尴尬的符号。围绕在他身边的大多数人都试图利用这所剩无几的价值，去换取自己的既得利益。
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清政府。天安门最后一次举行“金凤颁诏”，时在清宣统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1912年 2月12日），隆裕太后以宣统皇帝名义颁布退位诏书。
自此，大清统治结束，溥仪成为清逊帝，与一后（婉容）一妃（文绣），以及前朝的太后们蜗居于乾清宫以内的内廷里，惨淡度日。
毕竟世易时移，成王败寇。很多事由不得一个幼童言语做主。本以为，这样的隐忍可换得一世安稳，至少可以保全虚名，但世事动**，总不遂人愿。
袁世凯又何以有这么大的能耐同时操纵两方，坐收渔人之利呢？这又一言难尽了。须得上溯到甲午战败之后，彼时清廷在德籍洋员汉纳根策划之下，决定练“新军”十万人来重建国防。袁世凯受命至小站训练新军，招徕了一批陆军专才，渐渐有了自己的政治资本。
庚子拳乱之后，袁世凯当上了北洋大臣，实权在手。他便将原有的新建陆军扩大为北洋六镇(六师)，成为大清帝国的第一支现代化的国防军。
所谓“北洋”，原从清末官制，所谓“直隶总督，北洋大臣”，和“两江总督，南洋大臣”开始的。清制无宰相，各省拥有实权的封疆大吏，以接近京畿的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最为尊贵。
清末重臣曾国藩、李鸿章，都曾任此职，权倾一时，成为大清帝国的实际宰相。庚子事变后，李鸿章在直隶总督、北洋大臣任上活活累死。弥留时在病榻上修“遗折”，保荐袁世凯继任此要职。
袁世凯于1901年底出任此职，至慈禧死前一年(1907年)，慈禧深恐在她死后无人可以驾驭这位权相，遂将袁氏明升暗降，调任军机大臣，去其实权。
迨两宫同逝，因光绪帝有遗诏密令诛袁世凯，溥仪之父、摄政王载沣欲遂兄之遗愿，却力有不逮，诛袁未遂，只得以足疾为由把他开缺回籍，可惜袁世凯此时在北洋大臣任内，羽翼已成。有心腹段祺瑞替他执掌新军，袁纵然衔恨而去，亦不过一时退忍，东山再起也是指日可待。
武昌首倡，清朝权贵颟顸，无力弹压情势，袁氏应诏复职。他是乱世之奸雄，此番复出与清廷已恩断义绝，心知大势之不可逆。既然帝制必败，他便投机于共和。
溥仪在《我的前半生》里回忆，他六岁时，目睹袁世凯入宫，启请退位之事，袁跪在隆裕太后面前，两人相对垂泪。很明显，彼时寡妇孤儿的伤心惶恐是真，袁世凯的伤感分明是逢场作戏。
清帝应允退位，事实上，历届的民国政府都未履行优待条件上所应支付的款项。一方面是内忧外患仍频，政府财政捉襟见肘，实在是力有不逮，另一方面，恐怕是基于墙倒众人推，破鼓万人捶的心理，在当时所有拥护共和的人看来，保留清帝的性命、尊号，包括私有财产，已经是莫大的让步和恩德。
时越二百余年，清廷气数已尽。纵使没有辛亥革命，也会有别的革命产生。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清末民初，不幸赶上了这个“改朝换代”的周期。
这种改朝换代又不是过往普通的朝代更替，由秦转汉，由唐代隋，而是从君主专制制度转向了议会政治的共和制度，这种“转型”对古老的中国而言实在是亘古未有，是处于西风东渐的特定时代，无法抵御以夷变夏的强大影响而被迫形成的产物。
所谓“千载犹行秦制度”，可见其虽古旧，甚至弊病百出，但却有其实效。在此新旧交替、青黄不接之时，国家没有维持安定的制度，社会就无法安定下来。这不是个人的问题，而是制度转型的问题，非二三百年不能毕其全功。
所以在当时，民国成立后不久，人们就发现，期待设想中的和平民主并未如期到来。废除了君主制，中国的政治步入另一种畸形的帮会政治。争权夺利，军阀混战，你方唱罢我登场。中华大地上烽烟四起，战端不绝，一时“护国”，一时“护法”。
时局依旧混乱不堪，新的时代，除旧太过，布新不足。不单是党派之间各执己见，心存异志，就连民国总统（孙中山先生除外）本身亦与民主共和同床异梦。
于是先有了袁世凯欲恢复帝制，搞禅让的把戏，自立为“洪宪皇帝”，后有了“辫帅”张勋和保皇党欲复辟，再来是冯玉祥控制北京，发动政变，派鹿钟麟带兵入紫禁城，逼溥仪离宫。
1924年11月5日，末代皇帝，爱新觉罗.溥仪迁出紫禁城，至此，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宣告彻底结束。
只要站在神武门前，闭目试想一下，便可知这种仓皇和痛楚。作为一场大戏的谢幕之宾，虽然戏份注定，但以这样蛮横无理的方式被驱离，任何人都不可能无动于衷。想来溥仪是不无悲凉怨愤的，自己想离开是一回事，被强制驱逐出生长之地又是另一回事。
其时正值光绪帝遗孀端康太妃的葬仪期间，鹿钟麟领兵逼宫，勒令溥仪与皇宫中的亲眷在三小时内离开紫禁城。
遥想过往，紫禁城中发生的最严重的动乱亦不过是嘉庆年间的两次事故。一次发生在嘉庆八年（1803年）闰二月，曾在御膳房供役的陈德因生活困苦，不堪忍受，带儿子潜入宫中，趁嘉庆帝回宫之际在神武门手持小刀行刺，事后虽被侍卫制服，嘉庆帝仍受惊不小。
此事之后，嘉庆帝下令加强宫廷防卫，不料十年之后，天理教以林清为首的一支小规模的农民起义军，在太监刘金、刘得财的策应下，趁大臣们到京东迎驾之际，从东、西华门闯入紫禁城攻到景运门和隆宗门，企图直驱内廷，内廷侍卫在皇二子绵宁的指挥下紧急应对，在紫禁城内展开激战，今日的隆宗门上还留有当年激战留下的箭头。
养心门外，教众以人梯登墙，皇二子绵宁举枪击毙二人，贝勒绵志（仪慎亲王永璇之子）击杀一人。绵宁即日后的道光帝，因在此次变故中沉着应对，崭露头角，事后被加封为“智亲王”，深受嘉庆帝赏识。贝勒绵志赏郡王衔。
我亦不知他日，溥仪相逢列祖列宗于地下，当如何自述。
在此之前，不能说，溥仪没有一丝一毫复辟帝位的想法，但他天生不是野心勃勃、贪得无厌的人，智商也没有低劣到认为自己在蜗居皇宫，无兵无将无民心的处境下还能力挽狂澜，重登帝位。
围绕在溥仪身边的种种政治图谋，更多是由于各色政治集团基于自身的需要而宣传策动的，他自身所起的作用并不关键，注定是个受人利用摆布的悲剧角色。
【陆】
在溥仪的英文老师庄士敦的眼中，少年皇帝是一个聪明、优雅、理智的绅士。自幼所受完备的传统教育又让他兼具了君子的品行。
他对外面的世界保持着强烈的好奇心和求知欲，却对种种政治阴谋兴趣缺乏，一度他有想法放弃帝位和所谓的优待条件，托庇于外国公使的帮助，去国外游学。这个计划最终却因为种种顾虑和现实干扰，不得成行。
此外，日渐明晰事理的溥仪察觉到太监们偷盗宫内财物和内务府贪腐的情况实在严重，为免日后真的入不敷出，他意欲整顿内务，一面下令缩减宫内开支，一面令内务府开列宫内所藏珍宝及其账目清册，以便他随时查验。
孰料此事引起内务府及太监们的莫大反弹，引发一件令人意想不到的事，这件事的后果就是皇家的私库被烧，建福宫花园内亿万珍宝付之一炬。
1923年6月27日，天色未明，紫禁城内建福宫即发生大火。火情是东交民巷的意大利使馆发现的，当救火车到达神武门时，守门的卫兵还茫然不知。
建福宫位于故宫西北侧，原址为明代乾西四、五两所，为皇太子居处。雍正帝死后，乾隆在养心殿守制27个月，深感枯燥，联想到若干年后皇太后宾天，自己年事已高，还将守制27个月，遂在乾隆五年（1740年）下令修葺建福宫及其花园，“以备慈寿万年之后居此守制”。
建福宫花园修在重华宫之右。其主体建筑为建福宫，故称建福宫花园，亦称西花园。
建福宫花园地虽不阔，却亭轩错落，曲折雅致，乾隆帝曾在此奉皇太后赏花侍膳，后来皇太后死于畅春园，乾隆虽未遂初衷，却也将此地作为宫中一处重要的行乐之所。乾隆对此地甚为喜欢，将其珍爱的许多珍宝存放于此。
嘉庆时曾下令将其全部封存。此后，建福宫花园一直作为收藏皇家珍宝的殿库，其重要性非比寻常。
除却大片具有历史和建筑价值的宫殿被焚毁之外，这次火灾的损失无法估量。
据溥仪回忆，火灾之后内务府曾报上一笔糊涂烂账，粗略报告了损失，事已至此，他即使有再大的疑虑，亦只能就此草草结案。
事发的原因追究下去自然少不了内务府的腐败和纵容，虽然事后内务府交出的答复和处置都模棱两可，意在息事宁人。但这场大火却坚定了溥仪的另一个决定，他决定遣散宫中的太监，并且意志坚决。最终，紫禁城内仅留下五十余名太监伺候年老的三位太妃。
1923年7月，建福宫火灾后不久，溥仪命太监离宫，自周朝以来延续了千年的太监制度得以废除。
真是祸不单行，建福宫大火的浓烟阴霾挥之不去，一年半以后，更具摧毁性的逼宫事件就来了。随风而逝的不止是建福宫，他失去的也不止是回头的余地。
这是最彻底的告别，终此一生，他都未能再回此地。
人说“仓皇辞庙日，垂泪对宫娥”。他却似是被这纷乱时局和屡见不鲜的波折磨粗了神经，并没有过多的惊恐、抗拒，表现得很安分。
溥仪离宫之后先住在出身之地——北府（旧时北平西城太平湖的醇亲王府），后因京城时局不稳，城内风传冯玉祥要对张作霖和皇帝有进一步的行动，深恐有性命之忧的溥仪托庇于东交民巷的外国使馆，后被日本使馆接纳。
从1925年2月到1931年，溥仪在天津的日租界度过了近七年漫长、苦闷的旅居时光。这期间，他的个人生活亦是波折不断。
1925年，末代皇妃文绣不满皇室的夫妻关系，提出离婚，闹出了轰动民国的“妃子革命”。
这场离婚虽然令时人叫好，认为是摧毁旧制度，追求个性解放，个人自由之举，却令溥仪颜面扫地。有史以来，他是第一个被离婚的皇帝。
讽刺的是，这场涉及内廷朝政的妃后之争，虽然以婉容的胜出告终，而随着文绣的离开，婉容和溥仪的关系也渐渐不睦。
1928年，土匪军阀孙殿英盗掘清东陵，据《东陵纪事诗》及其注语所载，墓内一片狼藉。清高宗乾隆和慈禧的尸骸被翻出来，践踏在地，尸骨散碎，情况惨不忍睹。盗出的财宝装了三十大车。
盗陵事件发生后，因孙殿英将其中最为珍贵的“九龙宝剑”送给蒋介石，夜明珠送给宋美龄，“金玉西瓜”送给宋子文，国民政府的高官权贵亦得其馈赠，故此事虽在国内外引起极大震动，溥仪和清朝遗老遗少们陷入极大的愤慨哀痛之中，国民政府声称要彻查，最后亦不了了之……
曾经的帝国像先人的尸骨一样，分崩离析，被人践踏在地。如果，此前溥仪尚可容忍民国政府和各色军阀对他个人的无礼和怠慢乃至轻视，不遵循优待条件，侵吞他的个人财产，死亡威胁，种种种种……
那么，盗墓事件是彻底令他对当时的政府失望，投靠日本人的重要原因。
失落、压抑、愤怒，多年以后，溥仪再次拾起对权力的念想，进行复辟。
即使抛开曾经的帝位不谈，他还是满族人名义上的首领。这份屈辱所给予的烙印，这么多年残酷的折磨令他不得不信，不得不恋栈权力。
对某些人而言，尊严是跟权力紧密相连的——这是末代皇帝的悲哀，更是他的宿命！
对此，溥仪的侄子爱新觉罗·毓嶦有诗感慨：“暂寄东邻差安妥，却将饮鸩作醍醐。津门七载似韬晦，窥机伺变复皇图。”溥仪幻想着有朝一日，能再现大清帝国荣光，回归紫禁城内的太和殿上。最起码，他也有能力使某些罪人得到应有的震慑和惩罚，而不是像如今这样，他这个曾经的君主、无辜的人形同被流放。
“蓬山岂是多仙子，白山黑水久觊觎。”溥仪随同日本人去到关外，成立“伪满洲国”，再次即位称帝，年号康德。身为傀儡，他未尝不知被人利用吧！这现实太过破碎，他已经甚少有梦，那个温情脉脉的时代一去不返。
他势单力薄，要想把握住那岌岌可危的梦想，就无法不借助日本人的力量——就像已经获救的人，不能站在岸上指责在水中挣扎的人不该登上贼船一样。我们是否也能为溥仪的处境设身处地的想一想，给予公允的论断。
溥仪做得不对，亦未能得偿所愿，他被利用得很彻底。日本人从未打算兑现帮助其恢复“大清”的许诺，让他当所谓“满洲国”的“皇帝”，只为实现其策动“满蒙独立”、分裂中国的阴谋。
在日本人的监控下，他不准出“帝宫”一步，所有对外言论亦需经过关东军拟稿审查。
“贪心未敢蛇吞象，遂牵傀儡作伥菟。一身已成千古恨，万姓流离遭毒荼。仰人鼻息十四载，五年绝域困囚徒。”这是毓嶦对他的概括，精炼准确。
1945年日本战败后，溥仪作为战犯被抓获，先在苏联关押了五年，1950年8月初被押解回国，在抚顺战犯管理所继续学习、改造。
“改造”期间，溥仪写了不少检讨、交代材料和反省日记，综合以前在苏联写的另一些材料，最后出版成书，即日后流传甚广的《我的前半生》。
因这本“认罪材料”所表达的态度和口径颇识时务，令当局满意，1959年12月4日溥仪被特赦，被宣布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被安排在北京植物园工作。
“文革”后不久，末代皇帝溥仪病逝，像一段千年乐章落下最后一个音符，他的逝去，昭示着一段延续两千多年的历史真正结束。
在他身后，紫禁城依然矗立，留下无尽沧桑供人怀想，余韵深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