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一个外柔内刚的传奇女子

在国人的心目中，“江南”更接近于一个耳熟能详的人文概念，而非寻常的地理概念。人们津津乐道的江南姑娘，往往样貌清丽、温婉似水。林徽因亦深得此风情之精髓，但她骨子里的刚硬却又与这温婉之姿格格不入。或许正是这样一个形神相悖、外柔内刚的奇女子，才配得上那波澜壮阔的一生。

林徽因骨子里的刚强并非无迹可寻，正如不和美的夫妻生活造就了她童年梦魇一般的母亲，母亲何雪媛无休止的抱怨，也引发了林徽因对于封建女性生存现状的思考。我们无从考证这是否是林徽因决心冲破封建桎梏，成为主宰自己命运的时代新女性的起点，但母亲的悲剧所带来的婚姻上的启示，却为林徽因在日后婚姻态度上的果决埋下了伏笔。群体意识的觉醒往往诞生于个体之间的差异，而在林徽因的成长过程中，她口中的“二娘”便是这样一个存在。这个名为程桂林的上海女子的出现，令林徽因看到了婚姻的另一面。

程桂林读过书，虽然无法与林家这等书香门第相比，但在那个“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年代已属难得。更重要的是，程桂林不仅长得俊俏，而且性格温柔，通情达理，与何雪媛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林长民早已厌倦了何雪媛的性格，再加上他只有一个女儿，尚未完成传宗接代的使命，很快，他决定娶程桂林为妾。

林长民与何雪媛的结合本就是父母之命，或许他们之间从未有过真正的爱情。但即便有程桂林的出现，何雪媛依旧是林家的女主人。起初，何雪媛并没有因此而产生危机感，毕竟在民国时期，似林长民这般地位的人纳妾是再常见不过的事。但没过多久，何雪媛还是发现了情况有些不妙。程桂林与林长民志趣相投，程桂林虽不是什么出口成章的才女，但温婉好学，总是能帮林长民排忧解闷。林长民对程桂林那柔情似水的样子，是何雪媛无缘得见的，她在家中似乎成了一个多余的存在。

程桂林先后为林长民生下了四儿一女，林长民对程桂林的喜爱溢于言表，他将自己与程桂林居住的屋子取名为“桂林一枝室”，同时也给自己取了个雅号——“桂林一枝室主”。前院每日都充满了欢声笑语，而何雪媛和林徽因则搬到了后院。面对丈夫的冷落，何雪媛充满怨恨，却又无可奈何，她所拥有的就只剩下这唯一的女儿。

林徽因对程桂林这个“二娘”并不反感，两人的关系颇为融洽。平日里，林徽因会来到前院玩耍，而程桂林也待其如自己的骨肉一般亲切。林长民时常不在家，林徽因会帮助二娘照顾那几个与她同父异母的弟弟妹妹，不到十岁的她仿佛有一种与年龄不相称的成熟。然而，当林徽因开开心心地回到后院时，却经常会遭到母亲的责骂。长期的压抑令何雪媛变得愈发暴戾，她时常会将怒气发泄到林徽因身上。何雪媛不希望自己的女儿与她所嫉妒的程桂林有过多的交集，她怨，她恨，她害怕连自己的女儿也要离她而去。这种几近病态的占有压得林徽因喘不过气来！正如她在《绣绣》中所写的那样：明明父母双全的孩子，却那样零仃孤苦，使她比失却怙恃更茕孑无所依附。

两种截然不同的婚姻状态在林徽因的眼中交替上演，正如新旧交替的清末民初社会观念之间集体碰撞，婚姻之于女性究竟意味着什么？这种原生家庭所带来的沉重思考以及女性群体意识觉醒早早便在林徽因的生命中留下了痕迹。尽管夫妻生活并不和美，但林长民对自己的女儿却不曾有任何亏待。林徽因自小便聪明懂事，很讨父亲的喜欢，林长民自然希望将女儿培养成博学多识的才女。在外治学时，林长民时常会给林徽因寄送家书，文字建立起了父女俩沟通的桥梁。虽然相处的时间不多，但林徽因自小便对父亲怀有极深的崇敬之情。

而曾任石门知县的祖父林孝恂。深受西方先进思想的影响，他改革教育理念，开设林家私塾，不仅讲解传统的四书五经，还聘请外师教授学生英语和日语，这也成为了林徽因学习生涯的启蒙。纵观林徽因的整个童年，相较于林家父辈为林徽因的成长所创造的优渥条件，林家的女人们似乎更为重要。正是她们以自己的言传身教夯实了林徽因才女之路的基石。

作为书香门第的当家主母，林徽因的祖母游氏在当时乃是不可多得的才女。琴棋书画、诗词歌赋，游氏无不精通，特别是其在书法上有着相当高的造诣。游氏对林徽因的母亲何雪媛并不满意，因此，自林徽因记事起，她便是跟随在祖母身边生活。游氏十分疼爱这个孙女，教授她生活礼仪，并辅导她学业功课。可以说，林徽因日后成为才貌双全的大家闺秀，游氏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原生家庭的诸多矛盾在幼小的林徽因心中留下了无法消除的阴影，而祖母游氏恰恰是林徽因童年时期一盏温暖的明灯，给予她疼爱与鼓励，照亮了她的人生。

除了祖母游氏提灯引路，大姑母林泽民的教诲也不容忽视。

1909年，林徽因随家人搬迁至蔡官巷的一处宅院，并开始进入私塾读书，而大姑母林泽民担任了她的启蒙老师。林泽民是极富才情的大家闺秀，接受过林家完整的私塾教育。在林泽民的引导下，林徽因接触了大量的国学经典，这为她日后不凡的文学素养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林泽民擅长书法，为了让林徽因练出一手好字，林泽民找来古代书法名家的字帖供其临摹。

林徽因喜爱王羲之的小楷，后来又临习颜真卿、欧阳询、柳公权等名家名作。童年时打下的良好基础令她日后的书法颇有几分精致典雅的风韵。在林徽因留下的楷书作品中，人们不难发现她的字集欧楷和柳楷的笔法之大成，章法严谨，气象兼备。正因林泽民教会了林徽因识字画画，使得她可以随心所欲地徜徉在书籍的海洋中。在林徽因黯淡的童年时光里，林泽民所扮演的角色更像是她的母亲，弥补了那份缺失的母爱。

1911年，与林徽因最亲近的祖母因病去世，七岁的她第一次经历了人生的生离死别。母亲何雪媛正式成为了林家的女主人，但在游氏的葬礼上，何雪媛却表现出了痛彻心扉的哀伤。许多年前，她在嫁入林家的大宅时也曾憧憬过那份人人称羡的爱情，为林家传宗接代，得到婆婆的认可，过上养尊处优的生活。可到头来，一切都是如此不尽人意。母亲不识字，与林长民通家书的任务就完全落在了林徽因身上。

这一年，震惊中外的广州起义爆发，林徽因的两个叔叔林觉民、林尹民英勇牺牲，成为赫赫有名的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之一。父亲林长民代表福建省参加了南京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随后奔赴上海。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林长民于上海任职。1912年，林长民举家移居上海，搬至虹口区金益里，开始了全新的生活。在蔡官巷的生活虽然只有短短三年，但文学的种子却开始在林徽因的心中生根发芽。

来到上海后，林徽因进入虹口爱国小学学习，读二年级。此时，清政府已被推翻，中华民国刚刚建立，身边尽是崭新的风貌。那是一个风起云涌的年代，隐藏在繁华的外衣之下，是上海滩乃至全中国局势的波谲云诡。庆幸的是，在人生最天真烂漫的年纪，林徽因并没有受到外界硝烟的干扰。她与表姐妹们一同读书学习，不必去忧心这世间的纷争。

这短短两年的小学时光，林徽因接受了较为先进的新式教育。辛亥革命后，孙中山先生等人对教育进行了一系列改革。清末传统的读经、讲经科目被废除，取而代之的是不再包含“忠君”、“尊孔”等教条内容的国文科。与此同时蔡元培先生提出了“五育并举”的教育方针，包括对学生实施资产阶级的道德教育、实利教育、军国民教育、世界观教育和美感教育。似乎是遗传了祖父的品格，林徽因对于新生事物充满着好奇，经常会向学校里的老师提出各种有趣的问题，她的聪明伶俐很快得到了老师们的欣赏。即便是搬家到了上海，林长民与女儿相处的时间依然不是很多。林徽因不在学校的时候，通常是在家中陪伴年迈的祖父。林家的藏书很多，即便是举家搬迁也不曾丢弃。那个坐在庭院中，沐浴着夕阳，聚精会神翻阅着手中书籍的少女，在旁人眼中，就像是一道动人的风景。

1914年，林长民任北京政府国务院参事，十岁的林徽因随家人移居北京前王公厂，与林长民同住。然而，仅仅三个月后，祖父林孝恂便因病去世。林孝恂去世后，林长民因政事繁忙，多数时间都在北京。林徽因几乎成了家里的主心骨，不仅要照顾母亲、二娘以及弟弟妹妹的生活，就连打点搬家时的行李，也需要林徽因出面负责。而此时年仅十一岁的林徽因已经踏足过杭州、上海、北京等地，尝过了人间冷暖，也品味了不同地方的风土人情，林徽因拥有了超越同龄人的眼界。各地的建筑风格复杂多样，林徽因虽尚不能领悟建筑背后深刻的文化内涵，但这些文化瑰宝的独特魅力，已经在她的心中留下了深刻印象。

1916年，林徽因再次随家人返回北京南长街织女桥，并与四位表姐就读于北京培华女子中学。培华女中是由传教士苏慧廉之女谢福芸创办的教会学校，不仅学科设置全面，而且是全英文授课，林徽因在这里练成了一口流利的英语。在培华女中，林徽因接触到了良好的西方教育，她学习了西方的文化，并了解了英国的发展历史。林徽因在学校的表现十分出色，不仅成绩优异，还培养了许多兴趣爱好。林徽因喜欢聆听西洋乐器的演奏，并且学会了弹钢琴。在学校，林徽因彻底将家中的烦心事抛诸脑后，有着老师与同学的陪伴，林徽因在培华女中度过了一段愉快的时光。

1917年，张勋复辟，林徽因的家人再次回到天津居住，只留下林徽因一人独自住在北京。林长民致力于革命，反对复辟，在将家人安顿好后返回北京。段祺瑞得知此事后，发表讨逆檄文，于同年七月赶走张勋。事情平息后，段祺瑞就任民国总理，并任命林长民为司法总长，林长民因此携家人返京。但仅仅过去了四个月，段祺瑞被迫下台，林长民也随之辞职。这数年里，由于局势的动**，林徽因一家不断往返于北京天津，但林徽因的学业并未中断。生活虽然枯燥乏味，但却给予了林徽因很好的锻炼机会。林长民知道，自己的长女绝非温室里的花朵，而是胸怀大志，勇于进取的可造之材。

值得注意的是，十四岁这一年，林徽因第一次见到了风华正茂的梁思成，两个人的父亲是至交好友，林徽因与梁思成都给彼此留下了美好的印象。而这次初识仅仅是惊鸿一瞥，属于他们的故事还没有上演。林徽因继续在培华女中完成学业，1919年，十五岁的她已经出落成亭亭玉立的少女，在学校里宛如明星一般。就在这一年，一件震惊中外的大事间接改写了林徽因的一生。当时，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时任总统徐世昌设立外交委员会，林长民受命担任委员会委员兼事务主任一职。然而，一战的胜利并没能给世界带来和平，羸弱的中国依旧遭受着国外侵略者的蚕食。

1919年初，一战的战胜国召开“巴黎和会”，中国作为协约国之一出席会议。此时，林长民担任的职务是国际联盟同志会总务干事。为了能让中国代表在列强面前不卑不亢，林长民专门就北洋政府出席巴黎和会提出了自己的意见。林长民希望中国代表在会议上一定要据理力争，守住国土是底线，切不可让国土遭受分割，同时应尽可能争取到其他盟国对中国的支援。

无数民众都深切盼望着来自欧洲的好消息。然而，意想不到的事发生了。在巴黎和会上，中国代表提出“废除二十一条”等正义要求，竟被无耻的帝国主义公然驳回，对方甚至决定将德国在中国山东的权利转让给日本。更令人无法接受的是，北洋政府竟然有意在合约上签字。消息传至国内，立刻引起轩然大波。中国自清朝末年爆发鸦片战争以来，列强入侵，家园沦丧，此等屈辱已近百年。中国作为一战的胜利国，本以为可以通过巴黎和会渐渐洗刷屈辱，没想到遭受的竟是更加不公的对待。一时间，群情激奋，民众的爱国热情陡增。许多学生走上街头，举行了一次又一次示威活动。

此时，林长民的好友梁启超正在出访欧洲。林长民很快与他取得联络，俩人商议利用舆论压力逼迫徐世昌就范。在接到梁启超的电报后，林长民组织国民外交协会的会员们召开会议，从而确定接下来的行动方案。最终，林长民等人决定通过报纸揭露此事，同时组织学生运动。

1919年5月，林长民赶往北京外交委员会进行报告。与此同时，林长民在《晨报》发表专文《山东亡矣》，并列刊登的还有梁启超的密电。随后，林长民又发表《外交警报敬告国民书》，对段祺瑞的《中俄密约》进行严正揭露。这篇文章虽然仅有短短三百余字，但是语言铿锵有力，简明扼要地陈述了国民政府的卖国行径。林长民号召全体国民携起手来，抵制徐世昌政府的不作为，坚决反对割让山东胶州，维护国家领土完整。

这篇文章犹如一团烈火，将全体国民的愤怒引燃。而与此同时，北大校长蔡元培召集了北大学生领袖傅斯年等人开会，北大学生开始同北京各高校学生进行串联。1919年5月4日下午，3000多名学生走上街头举行示威活动，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就此拉开序幕。在接下来的一个月内，示威活动席卷全国，得到了各地人民群众的支持。

徐世昌怀疑林长民是五四运动的幕后主使，将他叫到总统府严厉斥责，然而这并不能阻止五四运动的持续发酵。1919年6月上旬，在全国人民的强大压力下，国民政府释放了先前被捕的爱国学生，并罢免了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三个卖国贼的职务。最终，中国代表没有在巴黎和约上签字。作为五四爱国运动的点火者，由于林长民在各类事件中态度鲜明，坚决反对政府的一切亲日行径，因此也遭到了亲日派的联合打压。但林长民并没有畏惧，他辞去了外交委员会的一切职务，同时发表了一篇公开的书信，阐述了日本帝国主义的狼子野心，号召大家继续坚持救亡图存的斗争。其爱国之心，日月可鉴。

父亲的一腔热血也给了林徽因很大的激励，她曾多次表示，以身为父亲的女儿而自豪。1920年，受到排挤打压的林长民决定到国外暂避风头，影响林徽因一生的欧洲之行就这样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