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惑与不惑

据我所知，“知识青年”之统称，早在“五四”之前就产生了。那时，爱国的有识之士们，奔走呼号于“教育救国”。于是在许多城市青年中，鼓动起了勤奋求学以提高自身文化素质，储备自身知识能量，希望将来靠更丰富的才智报效国家的潮流。用现在说法，那是当年的时代“热点”。许多不甘平庸的农村青年也热切于此愿望，呼应时代潮流，纷纷来到城市，边务工，边求学。

那时，中国读得起书的青年有限。好在学科单纯，且以文为主。读到高中以上，便理所当然地被视为“小知识分子”了。能读能写，便皆属“知识青年”了。而达到能读能写的文化程度，其实只要具备小学五年级以上至初中三年级以下的国文水平，则就绰绰有余了。那时具备初中国文水平的男女青年，其诗才文采，远在如今的高中生们之上。甚至，也远非如今文科大学的一二年级学生们可比。

那时，“知识青年”之统称，是仅区别于大小知识分子而言的。是后者们的“预备队”。而在大批的文盲青年心目中，其实便等同于知识分子了。

他们后来在“五四”运动中，起到过历史不可忽略不提的作用。虽非主导，但却是先锋，是恰如其分的主力军。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城市首先实行中学普及教育。文盲青年在城市中日渐消亡，“知识青年”一词失去了针对意义，于是夹在近当代史中，不再被经常用到。它被“学生”这一指谓更明确的词替代。

即使在“文革”中，所用之词也还是“学生”。无非前边加上“革命的”三个字。

“知识青年”一词的重新“启用”、公开“启用”，众所周知，首见于毛主席当年那一条著名的“最高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在一篇报道的编者按语中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教育，很有必要。”

]

于是一夜之间，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的几届城市初中生、高中生，便统统由学生而“知识青年”了。

这几届学生当初绝对不会想到，从此，“知青”二字将伴随自己一生。而“知青”话题成为永远与自己们的经历自己们的命运密切相关的中国话题。

细思忖之，毛主席当年用词是非常准确的。在校继读而为“学生”。“老三届”当年既不可能滞留于校继读，也不可能考入大学（因高考制度已废除），还不可能就业转变学生身份，成了浮萍似的游**于城市的“三不可能”的“前学生”。除了一味“造反”，无所事事。

“三不可能”的“前学生”，再自谓“学生”或被指谓“学生”，都不怎么名副其实了。

叫“知识青年”十分恰当。

区别是，“五四”前后，青年为要成为“知识青年”而由农村进入城市；“文革”中，学生一旦被划归“知识青年”范畴，便意味着在城市里“三不可能”。于是仅剩一条选择便是离开城市到农村去。情愿的欢送，不情愿的——也欢送。

至今，在一切知青话题中，知青与知识的关系，很少被认真评说过。

其实，知青在“前学生”时期所接受的文化知识，乃是非常之有限的；于“老三届”而言是有限；于“新三届”亦即“文革”中由小学升入中学的，则简直可以说少得可怜了。

知青中的“老高三”是幸运的。因为在当年，除了大学生，他们是最有知识资本的人。他们实际上与当年最后一批，亦即六六届大学生的知识水平相差不多。因为后者们刚一入大学，“文革”随即开始，所获大学知识也不丰富也不扎实。“老高三”又是不幸的。其知识并不能直接地应用于生产实践，主要内容是考大学的知识铺垫。考大学已成泡影，那么大部分文化知识成了“磨刀功”。而且，与大学仅一步之遥，近在咫尺，命运便截然不同。即使当年，只要已入了大学门，最终是按大学毕业生待遇分配去向的，五十余元的工资并未因“文革”而取消。成了知青的“老高三”，与“老初三”以及其后的“新三届”知青，命运的一切方面毫无差异。他们中有人后来成了“工农兵学员”或恢复高考的第一批大学生，但是极少数。

更多的他们，随着务农岁月的年复一年，知识无可发挥，渐锈渐忘，实难保持“前学生”活跃的智力，返城前差不多都变成了“文化农民”或“文化农工”。

他们和她们，当年最好的出路是成为农村干部、农场干部，或中小学教师。

我所在的兵团老连队，有十几名“老高三”，两名当排长，两名当了仅隔一河的另一连队的中学教师。一名放了三四年牛。其余几名和众知青一样，皆普通“战士”。有的甚至受初中生之班长管束。

我当了连队的小学教师后，算我五名知青教师，二男三女。除我是“老初三”，他们皆“老”字号的高一、高二知青。

我与“老”字号的高中知青关系普遍良好。他们几乎全都是我的知青朋友。在朝夕相处的岁月里，他们信任过我，爱护过我。我是一名永远也树立不起个人权威的班长，在当小学教师前，一直是连里资格最老的知青班长，而且一直是在特殊情况下可以自行代理排长发号施令的一班长，故我当年经常对他们发号施令。他们有什么心中苦闷、隐私（主要是情爱问题），皆愿向我倾吐，而我也从内心里非常敬重他们。他们待人处世较为公正，在荣誉和利益面前有自谦自让的精神，能够体恤别人，也勇于分担和承担责任。前边提到的那两名当中学教师的“老高三”，一名姓李，一名姓何，都是哈尔滨市的重点中学六中的学生，都有诗才，而且都爱作古诗词。说来好笑，我常与他们互赠互对诗词。有些还抄在连队的黑板报上。讽刺者见了说“臭”，而我们自己从中获得别人体会不到的乐趣。他们中，有人曾是数理化尖子学生，考取甚至保送全国一流理工大学原本是毫无疑问之事；也有人在文科方面曾是校中骄子。

如当不了中学老师，数理化在“广阔天地”是无处可用的知识，等于白学。最初的岁月，他们还有心思出道以往的高考题互相考考，以求解闷儿，用用久不进行智力运转的大脑。

而他们中文章写得好的，却不乏英雄用武之地。替连里写各类报告、替“学毛著标兵”写讲用稿、替知青先进人物写思想交流材料、为连队代表写各种会议的书面发言……包括写个人检讨、连队检讨和悼词。

写得多了，便成了连队离不开的连干部们倚重的知青人物。

于是命运转机由此开始，往往很快就会被团里、师里作为人才发现，一纸调函选拔而去，从此手不粘泥、肩不挑担，成了“机关知青”。

我也是靠了写，也是这么样，由知青而小学教师而团报道员的。也做了一年半“机关知青”。

而“机关”经历，既不但决定了他们后来与最广大的知青颇为不同的命运，也决定了他们与那些智商优异，在校时偏重于数理化方面的知青颇为不同的人生走向。

首先，“机关”经历将他们和她们培养成了农村公社一级的团委干部、妇女干部、宣传干部，甚至，主管干部升迁任免的组织部门的干部。倘工作出色，能力充分显示和发挥，大抵是会被抽调到县委、地委去的。在农场或兵团的，自然就成了参谋、干事、首长秘书。

其次，“机关”教给了他们和她们不少经验。那些经验往往使他们和她们显得踏实稳重，成熟可靠。而任何一个人，若有了三至五年的“机关”经历，那么，他或她在如何处理人际关系的学问方面，起码可以说是获得了学士学位。

以上两点，亦即档案中曾是知青干部的履历，和由“机关”经历所积累的较为丰富的处世经验，又决定了他们和她们返城后被城市的“机关”单位优先接受。

何况，“机关”当年还将上大学的幸运的彩球一次次抛向他们和她们。

根本无须统计便可以十分有把握地得出这样的结论——作为当年的知青，如今人生较为顺遂的，十之七八是他们和她们。

我指出这一点，绝不怀有任何如今对他们和她们心怀不良的意图。事实上我一向认为，他们和她们的较为幸运，简直可以说是十年“上山下乡”运动本身体现的有限之德。否则，若将几千万知青的人生一概地全都搞得一败涂地，那么除了一致的诅咒也就无须加以分析了。

那些智商优异，在校时偏重于数理化的知青，如果后来没考上大学，没获得深造的机会，其大多数的人生，便都随着时代的激变而渐趋颓势。甚至，今天同样面临“下岗”失业。

我常常忆起这样一些“老高三”知青。后来也曾见到过他们中的几人。一想到他们是学生时特别聪明、特别发达的数理化头脑，被十年知青岁月和返城后疲惫不堪、筚路蓝缕的日子严重蚀损，不禁地顿时地替他们悲从心起。

我曾问过他们中的一个——还能不能对上高中的儿子进行数理化辅导？

他说：“翻翻课本还能。”

又问：“那，你辅导么？”

他摇头说：“不”。

问：“为什么不？

说怕翻高中课本。一翻开，心情就变坏，就会无缘无故发脾气。

接着举杯，凄然道——不谈这些，喝酒喝酒。

于是，我也只有陪他一醉方休。

以上两类知青命运的区别，不仅体现于“老”高三、“老”高二、“老”高一中，而且分明也同样体现于“老”初三中。

但那区别也仅仅延至“老”初三，并不普遍地影响“老”初二、“老”初一的人生轨迹。初二和初一，纵然是“老”字牌的，文化知识水平其实刚够证明自己优于文盲而已。

继“老三届”其后下乡的几批知青，年龄普遍较小，在校所学文化知识普遍更少。年龄最小的才十四五岁，还是少男少女。儿童电影制片厂几年前拍的一部电影片名就是《十四五岁》、电影局规定——主人公年龄在十七岁以下的电影，皆可列为儿童影片。当年的少男少女型知青们，其实在“文革”中刚刚迈入中学校门不久便下乡了。

他们和她们，等于是在文化知识的哺乳期就被断奶了。这导致了他们和她们返城后严重的、先天性的“营养不良”，也必然直接影响了他们和她们就业机遇的范围。并且，历史性地阻断了他们和她们人生的多种途径。如今，他们和她们中的相当一部分成了“下岗”者、失业者。返城初期，在他们和她们本该是二三级熟练工的年龄，他们和她们才开始当学徒。当他们和她们真的成了熟练工，他们和她们赖以为生的单位消亡了。

一部分，在知识哺乳期被强制性地“断奶”了；一部分，当攀升在教育最关键的几级阶梯的时候，那阶梯被轰然一声拆毁了；只有极少幸运者，或得到过一份后来不被社会正式承认的“工农兵学员”的文凭，或后来成为中国年龄最长的一批大学毕业生。高考恢复后他们和她们考入大学的年龄，和现在的博士生年龄相当。

这便是一代知青和知识的关系。

这便是中国科技人才的年龄链环上中年薄弱现象的根本原因之一。

所幸知青中的极少数知识者，在释放知识能量方面，颇善于以一分“热”，发十分“光”。

所幸中国科技人才队伍，目前呈现青年精英比肩继踵的可喜局面，较迅速地衔接上了薄弱一环。

曾说知青是“狼孩儿”的，显然说错了。曾夸知青是“了不起的一代”的，显然过奖了。断言知青是“垮掉的一代”的，太欠公道。因为几乎全体知青，在长达三十年的时间内所尽的一切个人努力，可用一句话加以概括，那就是——有十条以上的理由垮掉而对垮掉二字集体说不。事实证明他们和她们直到今天依然如此。

也许，只有“被耽误了的一代”，才是客观的评说。“知识就是力量”——对于国家如此，对于民族如此，对于个人亦如此。面对时代的巨大压力，多数知青渐感自己是弱者。并且早已悟到，自己们恰恰是，几乎唯独是——在知识方面缺乏力量。

他们和她们，本能地将自己人生经历中诸种宝贵的经验统统综合在一起，以图最大程度地填补知识的不足。即便这样，却仍无法替代知识意义的力量。好比某些鸟疲惫之际运用滑翔的技能以图飞得更高更久，但滑翔实际上却是一种借助气流的下降式飞行。最多，只能借助气流保持水平状态的飞行。如果你周围恰巧有一个这样的人存在着，那么他或她大抵是知青。只有知青才会陷入如此力不从心的困境，也只有知青才在这种困境中显示韧性。那么，请千万不要予以嘲笑。那一种精神起码是可敬的。尤其，大可不必以知识者的面孔进行嘲笑。姑且不论他或她真的是不是知青。知识所具有的力量，只能由知识本身来积累，并且只能由知识本身来发挥。知识之不可替代，犹如专一的爱情。至于我自己，虽属知青中的幸运者，但倘若有人问我现在的第一愿望是什么，那么我百分之百诚实地回答是——上学。我多想系统地学知识！有学识渊博的教授滔滔不绝地讲，我坐在讲台下竖耳聆听，边听边想边记的那一种正规学生的学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