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同代人的别样年华 变成海绵

许多朋友，不仅是文学界的朋友——各行各业的朋友总爱对我说：晓声你太爱讨论了！一有你在场，话题就无休止了！轻松的话题被你“引导”成了严肃又沉重的话题。闲谈不知怎么一来，就成了由你“主持”的专题讨论。你累不累呀？

这话中有调侃的成分，甚至有挖苦和嘲讽的意味儿，当然都是朋友式的、善意的。

坦率讲，我知道也有人非常厌恶我这一点。比如别人正在大谈风月、谈绯闻、谈名人的隐私，或报刊上的花边内容，被我冲淡谈兴，扭转了话题，怎能不索然呢？

其实我非是出于无礼，更不是存心要使别人不快。只不过几乎出于本能地，将自己变成一块海绵，总企图使闲谈成为有意义的讨论，从有意义的讨论中吸收有价值的营养。再进一步坦率地讲，我的创作每受此营养的滋补而冲动不已……

我有不少经济界的朋友——学者、专家、教授，经由和他们的讨论乃至辩论，我接受了一些经济学的观点。于是我看现当代中国社会的眼光，不复是从前小说家的单纯眼光了。

我还有不少企业界、伦理学界、史学界、法学界的朋友，他们都使我受益匪浅。我更有不少同代人、民工、下岗或半下岗的工人朋友。最后一类朋友的存在，常常提醒我，对于中国现当代社会，一个小说家的感觉，无论良好或不太良好，只不过就是一个小说家的感觉罢了，有时可能与众多中国人的感觉截然相反，甚至有天壤之别。我非是“个人体验”派的小说家。我很在乎自己是否了解众多的中国人的中国现当代感觉……

那么，便该说到《司马敦》这一篇小说了。它是我与一位影视导演朋友、几位法学界朋友，以及我家的“阿姨”小芳共同看电视，多次由拐卖妇女儿童案例进行“讨论”的结果。只不过“讨论”的当时，我并未有意识地想要写一篇小说。

不久前，《中篇小说选刊》的章世添同志打来电话，言及转载《司马敦》之事。于是我们竟又在长途电话里讨论起法与善、法与恶、法与罪、法与贫穷和邪恶的关系。如果不是顾及到长途电话费，我们也许会讨论得更深入的……

章世添同志由于常年担任《中篇小说选刊》的副主编，对于全国中篇小说的创作动态，常有颇具权威性的看法。我认为可以说他是一位研读家。起码，他要经常细读大量的中篇小说，肯定比任何一位作家读的都要多。他对我的小说所提出的意见，对我的创作实践每每有点悟性的帮助。

就《司马敦》一篇，他在电话中问我：“你小说中，也是现实社会中，另一名往往‘逍遥法外’的‘罪犯’是……”

我在电话这一端打断他，请他先别说，由我自己来说。

我说：“那就是贫困，咄咄逼人的贫困。”

他说：“还有邪恶。某些人之所以成为罪犯，本性中的邪恶，或堕入‘犯罪命运’的‘人文’条件的邪恶，也就是还有一个未被推上审判台的‘罪犯’……”

我说这正是我力图表现的……

他听了很高兴。

我说人由本性中的邪恶成为罪犯是可恨的。而人由“人文”条件的邪恶堕入“犯罪命运”，以及社会促使的犯罪因素，就不但可恨，亦复可悲了……

我由衷地感谢各行各业的朋友们与我进行过的社会方方面面的讨论。这是我要保持对一个大中国，而非一座城市，非一个阶层的中国感觉的方式之一。从某种意义上讲，他们也都是我的许多篇小说的“合作者”之一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