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铁骊老师
一
我与谢铁骊老师之间的友谊，竟是由我对他的批判开始的。批判二字不带引号，自然意味着是真正的批判。而且是咄咄逼人，火力相当猛烈的批判。
但我批判的只不过是他的一部电影——《包氏父子》；并未见诸文字，可谓“口诛”。
事实上，在那之前，我对他是心怀敬仰的。因为他所执导的《早春二月》，是我喜欢的电影之一。作为北影编导室当年最年轻的编辑，他也是认得我的。受编导室领导的指示，我还曾到他家里汇报过什么事情。当年，在电影界有“南北二谢”之说。“南谢”指谢晋。“北谢”即指谢铁骊老师。当年，他打算拍什么电影，都会成为报刊争相报道的新闻。
话说那一年（大约八十年代中期），谢铁骊老师完成《包氏父子》后，在北影小放映室专为编导室的同志们放映一场。用他的话说，是“艺术汇报”，“希望听到自家人开诚布公的评论，以求进步。”
灯亮后，掌声起。在回编导室的路上，耳边已然好评不绝。
《包氏父子》改编于张天翼的一篇同名小说：主人公为老包小包父子二人。老包是一大户人家的老司门人，小包是其不争气的儿子，龄在少年。小包的母亲死得早，老包对儿子寄予厚望，唯恐他将来如自己一样，成为人间一条没出息的“虫”。在他的逻辑中，别人家的儿子能成“龙”，自己的儿子何以不能？为了将儿子送入较好的学校，老包四处借债交学费，甚至抵押上了父子二人唯一可住的老屋……
影片的结尾是令人极为同情的——小包成为那样一所为富家子弟开办的学校的学生，非但对父亲毫不体恤，毫不感恩，反而沾染恶习，要求穿名牌，要求有充裕的零花钱，还吸烟饮酒，整天一门儿心思琢磨怎样获得暗恋的女生的青睐。终于有一天，小包因偷盜被警车载走，泪流满面的老包之绝望，语言文字难以形容……
电影是特别忠实于原著的。谢铁骊老师为什么亲自改编张天翼的那一篇小说并执导为电影呢？乃因，当年高考恢复没几年，大学成为一切望子成龙的家长们心目中唯一的“龙门”。某些家长，并非将大学视为知识的殿堂，而是视为造就“人上人”的殿堂。在他们看来，大学能如此这般，那么当然比任何殿堂更加神圣。
于是，在八十年代的中国，亦屡屡发生《包氏父子》之类的事情。谢铁骊老师不止一次从报上读到了相关报道，以电影警示现实的艺术冲动油然产生。
公平而论，那样的一部电影，即使在今天，亦具有现实意义。讨论会气氛热烈，人人发言踊跃，无论从艺术水平还是现实意义方面，充分肯定的意见都是一边倒的。
只有我没发言了。作为编导室最年轻的剧本编辑，我的发言也往往是人们期待听到的，正如今天人们对某些80后的声音所持的态度。即使听了大不以为然，毕竟也还是想听听。况且，当时的我，同时也是三次获全国中短篇小说奖的青年作家了。
“这是一部在社会认识价值方面只能给予最低分的电影！”我话出口，语惊四座。责任编辑陈瑞琴大姐，坐我正对面。她和她的先生，电影学院著名的电影理论教授余倩先生，与我关系友好。我的话令陈瑞琴大姐极度惊愕。接着我引用鲁迅先生对张天翼小说的一种评价。鲁迅说（大约是对萧伯纳说的）：张天翼一向执着于反映中国底层人们的命运，这在当时的中国文坛是难能可贵的。但是，张氏对底层人物的描写，却每每讽刺挖苦有余，缺乏体恤与同情的温度。有时其对小人物的批判，“几近于作践”。而《包氏父子》，恰恰证明鲁迅对张天翼小说的善意的批评言之有理；而电影《包氏父子》，恰恰又形象化地放大了张氏小说的缺点……
其实今天看来，窃以为，鲁迅对张天翼小说的批评，我们借以来评价他自己的某些小说，似乎也无不当之处。而且，当年的我，并不曾核实鲁迅那话的出处，只不过从某本书中偶然读到了不带引号的一段话而已。鲁迅究竟那么说过没有，在我这儿明明是存疑的。但会议中，意在拉大旗，做虎皮，当成轰向著名导演的重磅炮弹。是耶否耶，也就不管那么多了。
接着，我又从社会公平的角度进一步批判《包氏父子》的缺乏深度——贫富悬殊导致优良的教育资源被少数富人阶级占据，而这进一步导致社会人口素质的两极分化，于是富者可持续地富，贫者代代贫。电影批判的重点，应针对社会不公平现象，而非老包那么一个可怜兮兮的底层小人物。老包的悲剧，归根结底，是社会巨大影响力之下的悲剧一种，正如苔丝的悲剧、于连的悲剧折射的社会问题……
如果我是心平气和地谈出我的看法，那么再正常也不过。但我几乎声色俱厉，还拍了几次桌子。讨论会在凝重的气氛中结束。之后我懊悔不已，因为谢铁骊老师毕竟是我所尊敬的前辈。他在“文革”中因电影《海霞》而向刚刚复出政坛的邓小平状告江青一伙文艺沙皇行径的事，使他在我心目中的地位远远高于其他著名导演。以后，我若在厂内望见谢铁骊的身影，绕道避行。心有所虑，怕迎面相遇。
某日，我又绕过他的身影，正低头走着，听到有人叫“小梁”——抬头，竟是他。不知他何时走到我跟前的。我尴尬，他和气，说：“你对《包氏父子》的看法，别人转告给我了。”我暗想，那是必然的呀。嘴上却说：“我年轻，乱放炮……”他微笑。那一种多少有些狡黠意味的笑，分明在暗示我——少跟我来这套！是不是你心里话，我听得出来的。我尴尬之甚，又违心地说：“谢老师千万别拿我的话当真。我那天的发言太情绪化了，请您多多原谅。”不料他说：“年轻人发言，没点情绪色彩，那还像年轻人？你的看法有一定道理。”我说：“您真这么认为？”他说：“某些人间悲剧，肯定是社会问题导致，但绝不能说全是。人自身的思想意识，往往也成为导致悲剧结果的原因。某些文学作品揭示悲剧的社会外因，固然应予肯定。而某些文学作品揭示悲剧的主观内因，也不应大加排斥是不是？这是我对《包氏父子》这一篇小说与你不同的看法。至于《包氏父子》这一部电影，我自认为不像你说的那么糟吧？起码两位演员的表演还是到位的吧？”
我说：“是啊，是啊。”
他又笑，还是笑得有些狡黠。
这时又走来北影的另一位大导演，插话与他交谈起某事来，我借机溜走。刚走几步，听到他在背后大声说：“小梁，以后不许躲我啊，我是愿意和你们年轻人交朋友的嘛！”
从此，我对他不再敬而远之，我们的关系渐渐友好起来。但怎么一来，竟友好到了彼此一见就都心里高兴，喜笑颜开的程度，我却完全回忆不起来了。
两年后听说，他打算将张平的小说《天网》执导为电影，并一如既往地亲自改编剧本。
《天网》当年争议颇大，似乎还牵扯到了什么名誉权之类的官司，当然那纯粹是地方上某些做了亏心事的官员的无理取闹。而谢铁骊那时身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于是厂里厂外，界内界外，有不少好心人劝他三思而行。他们的思想方法是——你谢导在北影享有拍摄特权，得心应手地拍题材保险的电影不是很好吗，干吗也非要蹚“雷区”呢？
我给他打了一次电话，表达热烈的支持。
电话那端，他呵呵笑出了声，欣慰地说：“和年轻人交朋友，就是有益无害嘛！”
我说：“那也得分什么样的年轻人吧？”
他说：“那是那是，得您这样的。”
他将“您”字，说出了强调的重音。
我也不由得笑出了声……
我是那一届华表奖的评奖委员会成员。先前听说，某些人士对电影《天网》极不以为然，从政治上不喜欢。我便力挺《天网》，认为《天网》理应获得华表奖。
恰巧中央电视台记者采访评奖情况，我对着镜头振振有词：“华表奖是政府奖。政府奖的宗旨应是人民电影奖。人民电影奖当具有人民性。什么是电影的人民性？歌颂现实中人民所拥护的好人好事，是谓人民性。批判现实中人民所反对的人和事，也是电影人民性的另一方面。谢铁骊导演以真诚的现实主义艺术情怀，拍了一部体现另一方面人民性的电影，难能可贵。因为体现另一方面人民性的电影太少太少……”
我不知后来中央电视台对我的采访播出了没有，但我关于华表奖的那些话，当年却在京城电影界很是流行了一阵子。我再见到谢铁骊老师时，又是在北影院内的路上，当时他身旁围着些记者。我欲绕行，他又叫住了我。我只得走过去。他说：“关于电影的人民性，你对他们讲讲。”我红了脸说：“采访的明明是你，我讲什么呀？”“版权属于你嘛。没碰到你，另当别论。既然你在这儿了，我不能不尊重版权所属人啊，是吧？你说你说，你说的是原版。”又问记者们：“你们是不是想听原版的？”我所熟悉的那一种狡黠的微笑，就又浮在他那永远给人以亲切印象的脸上。我只得说起来。
当我们离开记者，并肩走着时，他说：“有人觉得你是我的死党。”我说：“是吗？”他说：“咱们为了避嫌，要不你以后发现我，还是绕道走？”我一时不知说什么好。他又说：“如果那对你来说是件困难的事儿，我以后绕着你走也行。”我说：“我又没犯什么错误！”他说：“现在是没有，谁知我以后怎么样啊！中国人活得都挺不容易，犯个把次错误很容易。”我不由得驻足看他，却见他满脸灿烂的笑容，笑得孩子般的无邪，这才明白他是在一路打趣……
九十年代初，中国电影家协会组成电影代表团出访日本，成员名单上有我。我那年已调至中国儿童电影制片厂，因老父亲病故，长久难以从悲痛中自拔，决定不去。
影协方面又打电话来说：“谢铁骊同志是团长，他很希望你去。”我立刻说：“那我去。”
二
我是个喜欢开玩笑的人。在我看来，谢铁骊老师基本上是个不苟言笑的人，只偶尔幽默一下罢了。那次访日，完全改变了我对他的看法，原来他竟是一个连骨头里都可能积淀着幽默的人。简直可以这样说，没领略过谢氏之风趣的人，就等于根本没有真正认识他。
在机场相见后，他提醒地问：“你的包呢？”他知我记性差，怕我丢了包，足见他这位团长，当起来也像当导演一样细心。我左手拎一纸袋，右手拎一纸袋，答曰：“就这些。”“就……这些？……”他一脸讶然，绕我三匝，站我对面，上下打量我。我穿一双旧皮鞋，鞋帮有皮补丁，却赤着脚；裤子洗过几遭，缩水了，露踝。他又说：“脚脖子还挺白。”我说：“男人对男人，不欣赏脚。”他说：“别自作多情，我怎么那么爱欣赏你？我是以团长的身份，对你表示不满。上身西服，不扎领带，却扣着衬衣领扣！脚穿皮鞋，还不穿袜子。明明出国，竟不带包，拎两纸袋儿！你对我当团长有意见？”
我说：“没有呀。”
他说：“那你这么出中国电影家代表团的洋相？我们几个，知你是代表团成员；到了日本，警惕性高的日本警察，兴许觉得你是个可疑的中国人！”转身问其他成员：“对不对？”
大家就都说：“对！团长说得太对了！”“日本刚发生地铁投毒事件，团长，他这样子跟咱们出国，有你操心的！”
他就叹曰：“唉，我谢铁骊的命啊！”大家皆笑。还不到办手续的时间，周围又没地方可坐，干站着多没意思，他就指着我拎的一只纸袋儿，继续拿我寻开心：“这只纸袋儿还印满了小红心，不够一百个，也有八九十个！原来装着某女士送给你的东西吧？”
我说：“不是中国心，是日本心，一位日本女性来北京，到我家访问过我。这是一只日本礼品袋。”
他又转身对大家说：“都听到了吧？他如果在日本出什么绯闻，那是和我这团长没什么关系的！日本礼品袋儿肯定不仅这一种带这么多小红心的，人家偏偏选择这一种袋子，意味深长嘛！”
我装无邪，成心诱他调侃，清白无辜地说：“人家年龄比我大。”
他说：“那更复杂了！都作证啊，我没登机就开始操心了，我可是有责任感的团长！”大家就又笑。每听北影人说——别看谢铁骊表面庄庄重重，其实性格上有极可爱的一面。闻言，一向半信半疑。那日，始信也。终于明白我们以前接触时，常浮现在他脸上的那一种狡黠的笑，不是什么“狡黠”，是骨头里的幽默分泌到脸上的结果。
大家不忍让我们可敬可爱的、六十多岁了的团长一直陪我们站着，都催他先过“绿色通道”，到贵宾室去坐等。他说：“那哪有和大家在一起愉快啊！”有人推之，方从众愿。走了几步，反身回到大家跟前，俨然说：“本团长要求有个拎包的，大家看谁像拎包的？”
都看看我说：“他像。”
我知他是嫌闷，欣然从去。
在贵宾室，我们聊起了中国电影，谢铁骊于是判若两人，不无愠色地说：“中国电影，以后面临的考验将更巨大，好比某寓言中的驴子，在意识形态的要求和市场的要求之间，肯定将熬一个疲于奔命的阶段。”
我问：“您对未来的中国电影有什么看法？”
他说：“那要看中国电影培养什么样的中国观众了。我们现在有些业内人士的思维逻辑是——商业片是拍给大多数人看的，文艺片是拍给很少一部分人看的。如此逻辑，将导致中国文艺片观众越来越少。其实，正常的情况应该是，电影将大多数人培养成像喜欢看商业片一样喜欢看文艺片的人。也就是培养成喜欢看电影的人而不是一味儿朝仅仅喜欢看娱乐电影的方面去吸引。一个国家有多少喜欢看电影的人和有多少仅仅喜欢看娱乐电影的人，这两种情况，对于一个国家的电影业的繁荣发展，那差别可就大了……”
说那些话时的谢铁骊，不再是从骨头里往外分泌幽默的谢铁骊，而是从骨头里往外分泌忧患意识的谢铁骊。
他看一眼手表，忽然说：“才八九个人的一个团，咱俩别太特殊，还是去找大家吧。团长应该时时刻刻和大家在一起。”
见了大家，他一本正经地问秘书长：“哎，请示一下，我这团长，可不可以封一个副团长呀？”
秘书长说：“请示什么呀，我们都听你的啊！”
他看看我说：“那我封晓声为副团长。他自由散漫，给他个副团长当当，他会对自己有点儿要求，我不也少操不少心？”
结果大家都争相说自己也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为了对自己有点儿要求，也都讨封。
他说：“都别急都别急，晓声他对内是副团长，对外我得介绍他是我拎包的。咱们这一趟，场面上说话的事，肯定都是我的事儿。我还需要个场面代言人，谁先实习实习？”大家一时又都摇头，摆手，躲一边去，唯恐被他的目光锁定……
到达日本，迎接的友人中，有在北京访问过我的那一位彼国女士，五十余岁的汉语言学家。她的目光一落在我拎的那只印着八九十个小红心的纸袋儿上，就仿佛被粘住了。谢铁骊朝我挤眼睛，其他成员忍笑。
我说：“您如果看着眼熟那就对了，这正是一年半以前，您到北京访问我时，装礼物的那只纸袋。”
她说：“我看出来了，看出来了！”
谢铁骊听她中国话流利，以团长的身份煞有介事地替我解释：“我们中国人，在礼尚往来方面，民间有规矩。礼物留下了，包袱皮儿那是一定要还的。”
她说：“你保留了一年半，就是为了有机会到日本来，当面还我？”
我能怎么说？只得顺水推舟：“正是。”
她大受感动，连说：“太使我意外了，太使我意外了！”
别的日本人亦皆肃然。那会儿，我想，我在他们心目中，肯定确立了一个礼数周到的中国人的形象无疑。
上车时，我和谢铁骊并坐。他悄说：“记着到了住地就还给人家啊！”
我说：“那我里边的东西往哪儿装？”
他说：“你还想拎回国去呀？你做出点儿个人牺牲，服从大局吧！”
……
先是，在国内时，某次电影现状研讨会上，有位第五代导演，谈到谢氏电影时，称之为“小谢”，自然满堂灿笑，惟谢铁骊未笑，认真聆听，仿佛便是“小谢”了。那位仁兄姓腾，名文骥，亦谢铁骊忘年交。轮到“小谢”发言，表情、语调，谦恭如第六代导演，甚至是第七代第八代导演。他说：“承蒙腾老奉承了我几句，惭愧得很，不敢当‘成就’二字。腾老谦虚，说他是‘看着我的电影长大的’。而我呢，是看着腾老们的电影继续长大的……”包括赵实部长在内，无不笑出声来……
到日本的第二天，我不知怎么，对谢铁骊老师也脱口叫出了“小谢”。全团笑过，都道，叫团长“小谢”，实在是太亲切的叫法了。他说：“那也得经我团长同意吧？”大家说：“代表团在国外，凡事尤其要讲民主，我们是多数，您一个人是绝对少数。叫您‘小谢’是我们一致主张，您要少数服从多数。”他说：“那，我只有——称你们某‘老’或某老师啰？”异口同声曰：“要得。”团内叶大鹰年龄最小，“小谢”问之：“以后我称您叶老师，不会有不自在的感觉吧？”
大鹰立即回答：“感觉好极了！”
自此，“谢老师”之称废除，便一律叫他“小谢”了。剑雨兄一时改不过口，每遭大家批评。而“小谢”，自然是要称我“梁老”的。
有次，在地铁站口，一位新派的日本带队小姐，手持团员名单点名，点罢，不安地问：“怎么少一个人？”都说不少啊。问：“你们在客车上总叫的那位‘小谢’呢？”大家忍俊不禁……还有一次，与日方中日友好人士座谈，对方代表做了较长时间发言，“小谢”发言时，显然是出于礼貌，也说了十几分钟。
在回宾馆的车上，他问大家：“我讲话时，感觉你们听得挺不耐烦。”异口同声：“对。”又问：“嫌我说的长了？”还是异口同声：“是。”“那，诸位老师批准我以后讲几分钟？”七嘴八舌之后，统一为五分钟以内。当晚，是联谊性质的活动，“小谢”团长发言时，从腕上捋下手表，放于桌面，情绪饱满地侃侃而谈，还引用古诗句。团员中有人交头接耳，暗暗计时。一回住地，大家齐聚他的房间，都道是“小谢”该表扬，因为他的发言仅四分半。
团员中女编剧王浙滨，一本正经地点评：“多精彩的发言啊，多一字嫌多，少一字嫌少，我们严格要求您还是对的吧？水平一下子就上去了！”他也不免得意起来，说：“承蒙各位老师培养，小小的进步，有你们的一半功劳，也有我自己的一半功劳嘛。”叶大鹰坏笑道：“高水平都是逼出来的，咱们再将‘小谢’的发言减少一两分钟怎么样？”
大家很人道，说那对团长的要求太过苛刻了，凡事不能过。但表扬也不能白表扬，团长得对表扬意思意思。结果，是“小谢”请我们去吃顿夜宵……
回国前一天，有半天逛超市购物的时间，团长要求大家都得去，不准任何人的假。他那话是冲我说的。还说，不在日本多少消费点儿，怎能对得住主人们连日来热情周到的安排？
那是一家半大不小的超市，满眼都是写有“一百元货”“四十元货”的纸条。货物也自然是小东小西。但大家到那种地方去，正是都要买些新颖别致的，有纪念意义的小东小西。
那些东西对我没什么吸引力，我闪于一旁呆看而已。“小谢”却不容我置之度外，一会儿在某货架后轻轻唤我：“晓声，过来，看看这儿有你喜欢的没有？”一会儿悄没声地突然冒出在我跟前，也不言语，拉着我手就往某处货架那儿领……我说，我其实根本没打算在日本买任何东西。他急了：“你怎么可以这样？你怎么可以这样？这样是不对的，我坚决抗议！”我说，我也根本没带日元。他立刻说：“我有，我有，足够你花的，你说你要多少吧！”
那时的“小谢”，像是那一家日本超市雇的导购员、推销员或业务总管。而且，是王牌的。一会儿帮这个拿不定主意买什么的人做出决定；一会儿怂恿那个买下他认为绝对值得买，不买就是大傻瓜的东西，不亦乐乎。有成员问他：“那您呢？”他先人后己地说：“我不急我不急，我是团长嘛，得先让你们都买到中意的东西！”
我在他的强烈要求下，终于由他垫付了几十日元，买了几样他替我决定的小物件。在车上，大家一个个心满意足，大有所获的样子，还唱歌。我照例与谢铁骊老师坐一起，问他：“您是不是觉得很有成就感啊？”他说：“当然，那当然！”我说：“普遍而言，男人是不愿逛商场买东西的。”他说：“那是不愿体验生活乐趣的男人。”我说：“那是女人们的生活乐趣。”他说：“男人的一半是女人。所以女人的生活乐趣，也应该是男人的另一半生活乐趣。不经常体验体验，就不够理解女人。连对女人都缺乏理解，怎么谈得上较全面地理解生活？”我说：“那您经常逛商场买东西吗？”他说：“那可能吗？根本不可能啊！所以只要有机会，就该像女人那样逛商场。多好玩啊！”
七天转眼过去。当我们走出北京机场，望着谢铁骊老师，即将分手各奔东西时，我看出每一个人都有些与他依依不舍了。他说：“诸位老师，以后还愿意和我出国吗？”异口同声：“愿意！”叶大鹰补充了一句：“以后要不是谢老师带队，那咱们谁还出国啊？！”他笑道：“大鹰这话的意思好像是，把以后率你们出国当成任务压给我了。”王浙滨的眼立刻一亮：“再什么时候？”
几个月后，忘了因为什么事儿，我去过铁骊老师家一次。那时，他的家早已搬至木樨地了。其实也没什么非去不可的事，大约仅仅是由于想他了，找个借口见他一面吧？
他摆出了好烟，沏上了好茶，和他的夫人共同陪我聊天。他夫人也是北影人，也和他一样待人亲切，虽然和他交谈的场景不同了，我亦不觉拘束。究竟聊了些什么，却早忘了，左不过就是电影话题夹杂着生活话题罢了。
唯一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沙发上的一本书——《茨威格小说集》。
我不由得问：“您还喜欢读外国小说？”
他说：“是啊。中国的文学和电影，一向是三维视角——政治的、民生的、综合成故事的。西方是四维的。”
我说：“多那一维是心理的。”
他说：“对。”
我说：“中国心理小说也将涌现了。”
他说：“不知什么时候，中国会有心理电影。”想了想，问：“心理现实主义，中国也需要那样的电影。我是肯定没机会拍那样的电影了。”
前辈脸上，显出了心有不甘，心有郁闷的表情。
一小时后，他的侄子回来了。那是个面容清秀，身材颀长的青年。前辈向我介绍，侄子是研究佛学的，而且是硕士，同时是居士，在京工作，住他家里，已编辑出版过几部介绍佛学故事的书籍。居士问我对佛教是否感兴趣？我就回答了我对佛教的认识，局限于文化层面的理解而已。于是其侄请我到他的小房间，向我介绍几类佛教知识方面的书，同时赠我几本。结果，一聊起来，竟忘了真正的主人夫
妇了。
快中午时，我离开居士的小房间，见谢老师夫妇，双双坐在沙发上候着我的出现呢。我不禁脸红。谢老师说没什么，说自己难成侄儿的知音，侄儿遇到一个有些共同语言的，可以理解。他们夫妇要留我用餐，我执意告辞了。
铁骊老师送我下楼，在电梯里说：“我是无神论者，侄子是虔诚的有神论者，还住在我这儿，朝夕相处，也是和谐共处，谁也不企图影响谁，不争论，不对立，彼此尊重对方的信仰，有意思吧？”
我说：“不仅有意思，还耐人寻思。”
他说：“文化之事，最应该讲共同存在的原则。文化观点的誓不两立，其实是不可取的立场。军事上，一个师团消灭另一个师团往往是容易的。文化上，企图用一种抵消另一种那就是文化专制主义了。文化消亡的现象，更多时候是自然而然的现象……”
我说我同意他的看法……
自那以后，我竟再也没见过谢铁骊老师。屈指算来，不通音讯十几年矣。每每想念。再屈指一算，谢铁骊老师已是年过八十的人了。谢铁骊，一位一生喜欢读书的中国电影导演；也是一位名著改编情结很深的电影导演。同时是一个从不端艺术架子，高兴与年轻人打成一片的人；一个平易近人的、幽默风趣、在人际关系中反对斗争哲学、主张和谐相处的人；一个在年轻人心目中具有魅力的，不仅可敬，而且特别可爱的人。
大约，他一生中只有一次是与人斗争过的。便是在“文革”时期，和“四人帮”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