疗养院
阿申登住在疗养院的前六个星期里，一直躺在**。除了早晚来给他查查病情的医生、护理他的护士和送饭递茶的侍女外，再也见不着半个人影。由于他身患肺结核，返回瑞士已经不可能了。在伦敦给他看病的一位专家把他送到了苏格兰北部的一家疗养院。盼望已久的时刻终于来了，医生告诉他，他能下床了。下午，一位护士帮他整理了衣着，在轮椅上给他垫上靠垫、裹上毛毯，把他推到了有很多人的阳台上，让他也享受一下晴朗天空下的阳光。正值隆冬，疗养院坐落在一座小山顶上，从这里鸟瞰，雪后的乡村银装素裹。病人们斜靠在轮椅上，零零落落地散在阳台各处，他们有的聊天，有的看书，不时发出阵阵咳嗽声，这时你便会发现，他们惊恐地看着咳嗽时捂在嘴上的手帕。送阿申登来的护士转过身来，面向坐在旁边的另一个男子，由于职业的要求，她的动作自然、活泼、轻盈、温柔。
“给您介绍一下，这位是阿申登先生。”她说，然后对阿申登说：“他叫马克廖。他和坎贝尔先生在这里疗养的时间最长。”
阿申登的另一边坐着一个俊俏的姑娘。红红的卷发，一对蓝得闪亮的眼睛；虽然没有化妆涂脂粉，但红润的嘴唇、漂亮的双颊还是衬托出她那白嫩细腻的皮肤。虽说病魔已侵入她羸弱的肌理，却仍不失为一个美人儿。她身着皮大衣，又严实地裹着毯子。她的脸相当瘦削，以致她那本来不大的鼻子显得格外突出。她友好地向阿申登看了一眼，但没有讲话。阿申登羞于在陌生人面前启齿，只好等人家来给他介绍。
“第一次下床，是吗？”马克廖说。
“第一次。”
“住哪间病室？”
阿申登告诉了他。
“这间房子不大呀，这里的每间病室我都熟悉。我在这疗养院十七年了。我弄到了一间最好的病室。这是我理所应得的。坎贝尔先生看着眼馋，企图占有它，真见鬼，我是不会让他半点儿的，我有资格住这间房，我比他先住进来整整半个年头。”
马克廖身体颀长，皮包骨（连他的头盖骨甚至也能看清楚了），凹脸儿，高颧骨，憔悴的脸上缀着一个高高的鼻梁、两只猫头鹰似的大眼睛。
“十七年可不短呀。”阿申登说。他实在想不出其他的话说。
“随着时间的流逝，我逐渐喜欢上这里的一草一木、一山一水。在头一两年里，到了夏天我就外出避暑。而现在再也不了，疗养院就是我的家。我有一个哥哥、两个姐姐，他们都结了婚，成家立业了，他们不用依靠我。一旦你在这里待上几年，追溯以往平凡的生活，会觉得这里的生活并不单调。你的朋友们一意孤行，你与他们不大一样。世界纷纷攘攘、忙忙碌碌，其实，一切皆是虚空，枉费心机，就是那么回事。也就是说嘈杂、乏味。不，一个人最好不要进这地狱里来。要待到我脚一蹬，进了棺材，才能离开这里。”
那位伦敦的医学专家告诉阿申登，只要他合理安排时间，照管好自己，很快就会病愈。他好奇地望着马克廖。
“你自己整天做些什么呢？”他问。
“做什么？害了肺结核病就是一辈子的事啦，我的老天爷。一早起，量一量体温啦，称一称体重啦，不慌不忙地穿上衣服，去吃早饭啦，然后看看报、散散步，休息片刻，又吃中饭。饭后，打打桥牌。接着第二次休息，再吃晚饭。再来一阵桥牌，便上床睡觉。这里有一所相当大的图书馆。所有的新书这儿都有，不过实际上根本没多少时间看书。我喜欢跟人家聊天。在这里，你能遇到各种各样的人。他们进的进，出的出。有时他们以为病好啦，草草出院，结果有许多人又返了回来。有时则是因为人死了，才‘出院’的。我已经看到不少人是这么着出去的，可能在我走出这张地狱门之前还要看到更多哩！”
坐在阿申登另一边的那个姑娘突然打断了他的话。
“我告诉你，除了马克廖，再也没有谁死到临头还这么嬉皮笑脸的。”她说。
马克廖咯咯地笑起来。
“对于死呀活呀的我可搞不清楚，不过我要不是对我自己也是这么说的，我就不算人，我说，好在是糊弄别人而不是糊弄自己。”
他忽然想起阿申登还不认识这位漂亮的姑娘，连忙向他介绍道：“我想毕肖普小姐还不认识阿申登先生吧。哦，这位小姐是英国人，可是个好姑娘。”
“您来这里多久了？”阿申登问。
“才两年，这是我在这里度过的最后一个冬天。伦诺克斯大夫说要不了几个月我就会病愈。所以，再也没有理由不让我回家了。”
“傻姑娘，我就这样叫你，”马克廖说，“既来之，则安之，我衷心地劝告你。”
这时一个人拄着拐杖，从走廊那边一摇一拐地慢慢走过来。
“哦，瞧，坦普尔顿少校来了。”毕肖普小姐嫣然一笑，说道。等坦普尔顿走近时，她打招呼说：“见到您还能起床很高兴。”
“哦，没什么，只是一点儿小感冒，今天全好了。”
还没等他说几句话，突然一阵咳嗽，咳嗽得他全身都拄在拐杖上。一阵剧烈的咳嗽后，他又笑眯眯地说起来：
“就是这该死的咳嗽不得脱身，也许是烟抽多了的缘故。伦诺克斯大夫说我应该戒烟，可我又戒不了。”
坦普尔顿身材修长，有一副唱戏者的面容，灰黄色的脸，一双黑得发亮的眼睛，长着一撮浓黑的牙刷式的胡子。身穿一件阿斯特拉罕羔皮领皮毛大衣，看上去仪表堂堂，有几分惹眼。阿申登通过毕肖普小姐的介绍认识了他。坦普尔顿少校在说了几句轻松、亲切的客套话后，便邀请毕肖普小姐陪他一起出去走走。他被允许到疗养院后面的树林里散步，在那里走上一小段距离，然后返回来。马克廖望着他们姗姗而去。
“我想他们两个是不是有点儿意思。”
“有人说过坦普尔顿患病以前就是个姑娘迷。”
“这阵子还看不出多少迹象呀！”阿申登说。
“你当然不行，只有我才看得清楚，我见到过不少这样离奇的故事，只要我肯讲，我能讲个没完没了。”
“既然这样，那么您为何不讲一讲呢？”
马克廖咧着嘴笑起来。“好吧，我就给你讲一个。三四年前，这里有一个品质十分恶劣的妇女。她丈夫每隔一周的周末来看她一次，他对她着了迷，常从伦敦坐飞机到这里来；而伦诺克斯大夫十分肯定她跟这里的某一个人一直有不正当的关系，但又查不出是谁。于是，一天夜里，我们都睡了，他在她房门外的地上涂了一层薄薄的油漆，第二天逐个检查每个人的鞋子。结果呢？那个鞋上沾了油漆的家伙被赶出了疗养院。你知道的，伦诺克斯大夫是个讲究名声的人，他是不愿意让这个地方背上臭名声的。”
“坦普尔顿在这里多久了？”
“三四个月吧，绝大部分时间他都躺在**。他自认为这样做最好。除非爱维·毕肖普小姐是个蠢蛋，才会爱上他。她的病完全有好的可能，我见过很多这种例子。你知道，我可以肯定地说，我只要看一眼这个人，就能判断出他的病是治得好还是治不好。要是治不好，我还能相当准确地估计出他还能挺多久。在这方面，我几乎没有判断错过。我给坦普尔顿下结论，他顶多能活两年左右。”
马克廖瞅了阿申登一眼，阿申登知道他想的是什么，虽然觉得他讲的话有点儿故弄玄虚，但不禁对自己日益恶化的病情担忧起来。马克廖眼光一闪，明白阿申登在想什么。
“你会好的。我没有相当的把握，是不会这么讲的。我不愿意因为在病人中无端推测人家的生死、宣扬对神的畏惧，而被伦诺克斯大夫踢出疗养院。”
这时，阿申登的护士把他送回了病室休息。虽然他下床在外面只待了一个钟头，但感到很疲倦，午休时睡得很好。晚上，伦诺克斯大夫来给他检查，看了看体温表。
“情况还算好。”他说。
伦诺克斯大夫个子矮小，说话温和，却又尖刻。他既是一位好医生，又是一位优秀的实干家和一位热心的钓鱼爱好者。捕鱼季节一到，他便把治疗病人的事情交给助手，自己一心去钓鱼。开始，病人们有些埋怨。但当他们吃到他弄来的小鲑鱼，改善了一日三餐单调的伙食时，心里又觉得乐滋滋的。他爱跟人聊天，于是便站在阿申登的床前聊开了。他用很重的苏格兰方言问他下午是否同其他病人聊天了。阿申登告诉大夫，护士介绍他认识了马克廖。伦诺克斯大笑起来。
“他算是我们疗养院的元老了。他对疗养院和病人比我更了解。他是怎么知道这些情况的我不得而知，但凡是发生在这疗养院里的事情，哪怕是人家的私生活，他都清楚。这样的流言蜚语若问起那些老侍女来，连她们都一无所知。他给你讲过坎贝尔的事吗？”
“提到过。”
“他不喜欢坎贝尔，坎贝尔也很讨厌他。有时想起这对冤家对头又觉得滑稽可笑。他们在这里住了十七年了。十七年来他们两人一直吵吵嚷嚷，骂骂咧咧，视彼此为眼中钉。我不让他们来我这里互相说长论短。坎贝尔的房间正好在马克廖的下面，坎贝尔爱拉小提琴，这叫马克廖烦得要命。马克廖说他听坎贝尔拉那种千篇一律的调子已经有十五年了。而坎贝尔呢，他说马克廖是个音乐盲，对音乐不识一丁。马克廖请我去劝说坎贝尔别拉小提琴了，但我不会这样做的，因为只要他不是在规定的休息时间内拉，其他时间他完全有权自由支配。我要马克廖换个房间，他又执意不肯。他说坎贝尔拉小提琴的目的就是要把他气跑，他好鸠占鹊巢，因为他的房间是这栋病室中最好的一间，如果让他如愿以偿，那才真是王八蛋哩。你看他们两个都是中年人了，却互相猜忌着过日子，你不觉得有点儿奇怪吗？他们互不相让，而又同桌就餐；一起打牌，而又没有一次不是面红耳赤的。有时我只好吓唬他们，如果老是这样不像话，我就要把他们都赶出疗养院。这样才能安静几天。他们在这儿待的时间长了，谁都不在乎。他们早已不适应外界的生活了。几年前坎贝尔准备外出休两个月的假，可是刚走一周，他就回来了，他说吃不了外面的苦，街上那么多行人都众目睽睽地盯着他，令他胆战心惊。”
当阿申登的健康状况有所好转、能同其他病人打打交道时，他发现自己竟被带入了一个无奇不有的天地里。一天上午，伦诺克斯大夫告诉他，从此他可以进食堂就餐了。这是一间宽敞、低矮、有着宽大窗口的房子，房子的窗户常开着。晴天，温暖的阳光笔直地照进餐厅里。来这里就餐的有各种各样的人，年轻的、中年的和老年的，有像马克廖和坎贝尔在疗养院住了这么多年，而且希望在此度过一生的，也有才住了几个月的。他们往往是满堂群聚，使得阿申登要花许多时间才能把这些人分门别类。有一个名叫阿特金小姐的老姑娘，年纪三十有余，多年以来她每年冬天都要来这里度冬；一到夏天，她就到亲戚朋友那里去住。她单身一人，无任何牵挂，想去哪里就去哪里。她喜欢这种生活。她长期住在这里，这也使她在这群人中有了一点儿地位，成了图书馆里的一名名誉管理员。她跟护士长处得亲密无间。她见了你总要聊上几句，不过接着使你感到纳闷儿的是，你所说的一切又都传到别人耳朵里去了。这有利于伦诺克斯大夫了解他的病人是否相处得融洽、生活得快乐，了解他们是不是会做轻率、鲁莽和违背他意旨的事。很少有什么能逃脱阿特金小姐那双锐利的眼睛，什么事都打她那儿传到护士长那里，然后传到伦诺克斯大夫那里。由于她这么多年来，每年都到这里住上一段时间，像马克廖和坎贝尔一样，她也同一位年长的军官在同一桌上吃饭。这位军官是由于他的官衔而被安排在这张桌子上的。这张桌子与其他的并没有什么区别，也没有放在什么特别显眼的位置，只是因为那里坐的都是些老病友而被视为一个令人羡慕的位子。好些年岁不小的妇女对此显然不满，因为阿特金小姐每年夏天要外出四五个月，却被安排在那张桌上，而她们长年累月待在疗养院，倒被安排坐在其他的桌子上。有个年纪较大的印度官员，除了马克廖和坎贝尔外，就数他在疗养院待得最久了。他曾管辖过一个大主教辖区。他如饥似渴地盼望着或是马克廖或是坎贝尔快快死去，以便能让他补坐到那一桌。
阿申登结识了坎贝尔。坎贝尔长挑身材，脑袋剃得干净，瘦得人家会暗暗地问他的四肢是怎样连接在一起的。他坐在轮椅上，身子向前倾着，会使你不可思议地想起木偶戏里的皮折子。他脾气暴躁，爱发火。他问阿申登的第一件事便是：
“你喜欢音乐吗？”
“喜欢。”
“这里谁都不喜欢。我爱拉小提琴，你要是有兴趣，随时可到我房里来，我拉几首给你听听。”
“可别去，”在旁边听到这席话的马克廖说，“那是受折磨啊。”
“你怎么能如此无礼呀？”阿特金小姐叫了起来，“坎贝尔的小提琴拉得动听极了。”
“这个鬼地方的人都是音乐盲，对音乐不识一丁。”坎贝尔说。
马克廖讥嘲地笑了一声走开了。阿特金小姐竭力使这场小小的口角平息下来。
“甭跟他计较。”
“啊，不会的。等着瞧吧。我要好好让他尝尝我的厉害。”
坎贝尔回到房里，选定一首曲子拉了一遍又一遍，整整拉了一个下午。马克廖在房里烦躁得砰砰砰地直踢楼板，而坎贝尔却越拉越得意。马克廖只好请人去求情说他头痛死了，能不能停一停。坎贝尔回答说他有权想拉就拉，马克廖不愿意，也得容忍一下。第二天，他们碰到一起，又大吵了一架。
阿申登被安排和漂亮的毕肖普小姐、坦普尔顿少校，还有一位叫亨利·切斯特的伦敦会计一桌吃饭。切斯特是个矮墩墩、宽肩膀、穿着很精干的人，一看就知道他患了肺结核病。这对他是个出乎意外的打击。他本来是个普普通通的人，三四十岁，已婚，有两个孩子，家住在郊区，生活过得蛮不错。每天上午，他都得进城逛逛，看看日报；晚上才回到家里，吃完晚饭又看看晚报。除了他的工作、他的家庭，他对其他一切都不感兴趣。他热爱自己的工作，赚了大钱，过着舒适、安逸的生活，每年还存下一笔数目可观的钱。每到星期六下午和星期日，他就打打高尔夫球。每年八月，他要外出度三个星期的假，到东海岸旧地重游。他盘算着等孩子们长大成人、成家立业后，自己退休交班，让儿子接管他的事业，自己和妻子到乡下去过日子，在那里度过他们的晚年，直到死神悄悄地把他们带走。有了这种生活，他自然心安理得，不再追求什么世外桃源，这是千千万万像他这样的人心满意足去过的生活。他就是这种平民百姓。然而不幸的遭遇偏偏发生在了他身上。他是因打高尔夫球患上感冒的，后来又影响到肺部，咳嗽老是不得断根。他的身体本来棒棒的，从来不与医生打什么交道，可是后来，他还是在他老婆的规劝下不得不同意就医了。结果诊断出他的两肺都患有结核病，活下去的唯一希望是刻不容缓进疗养院去治疗。这使他大为震惊，犹如晴天一声霹雳。医生说他在一两年内还有重返工作岗位的可能。可是，两年过去了，伦诺克斯大夫又改口说至少在一年内不要考虑这件事。大夫把他痰中的结核杆菌和X光片中活动的病菌在肺中形成的斑点指给他看，他几乎吓得丧魂失魄。在他看来，这是命运安排给他的一场既残酷无情又不公平的恶作剧。他从未有过**的生活，从未贪恋沉迷于酒色。要是纸醉金迷过，招来了病，他无话可说。可是这些他都未沾过边。这是天大的不公平呀！他心灰意懒，也没心思看书，日夜忧愁着他的健康状况，这已成了他不可抑制的精神负担。他整天提心吊胆地关注着身体的变化情况。医生只好拿走他的温度计，要不，他会每天测试自己的温度达十次之多。他老是担心医生会对他的病情漠不关心，生怕医生不参考他自己提供的体温测量记录。当医生把他所提供的情况置之度外时，他恼羞成怒，逢人就发牢骚。但由于他生性乐观，一旦忘了这一切时，他便笑逐颜开；突然想起自己还是个病号时，眼睛就流露出怕死的神色。
每到月底，他老婆就过来同他在疗养院附近的一间小屋里一起消遣一两天。伦诺克斯大夫很不喜欢任何病人的亲戚同病人这样相处，因为这样会使病人兴奋、安静不下来。亨利·切斯特渴望他老婆来的那种急切心情，实在是感人。可是一旦她来了，他又并不如想象中的那么欢呼雀跃。切斯特夫人是一个愉快乐观的女性。虽然外貌长得不美，但衣着朴实、整洁，比她丈夫毫不逊色。看得出她是一位好妻子、好母亲。她温柔、娴静，健壮的体魄完全担负得起家庭的事务，从不求三拜四。他们结婚这么多年来，生活虽然沉闷乏味，她仍十分乐观。她唯一的消遣就是看看电影，最大的乐趣就是到伦敦大百货商店去买点儿这个那个的。她从未感到生活单调过，这种生活使她完全心满意足。阿申登喜欢她，他带着浓厚的兴趣听她谈起她的孩子、她在城郊的房子、她的邻居和她那些无足轻重的琐事。有一次他在路上碰见了她。由于切斯特正在接受治疗，不能陪着她一块出来，她便一个人出来走走，阿申登邀她一起去散步。一路上，他们扯了些家常，切斯特夫人突然问他对她丈夫有何看法。
“我想，他的病在大大地好转。”
“我是多么着急呀！”
“你知道，治病可是件循序渐进的事，要拖上一阵子的，没有耐心，哪能行。”
他们走了一会儿，阿申登发现她在偷偷地哭泣。
“你不要为他难过。”阿申登温和地说。
“你不知道每次我到这里来都要受多大的委屈。我知道我不应该讲出来，可是我怎么忍受得了。我可以相信你，对吗？”
“当然。”
“我爱他，并且把我的一切都献给了他。只要是为了他，上刀山下火海我都敢。我们从来没有红过脸，也从来没有因一件小事吵闹过。我不知道为什么他突然开始恨起我来。这使我的心都要碎了。”
“哦，我真不敢相信，你不在这里时，他无时无刻不提起你，甚至聊起天来都无精打采的，总是心不在焉。他也把一切都献给你了。”
“不错，我不在时他是这样。我一来呀，他看到我身体好，他就要寻事了。你看，他病入膏肓而我却健康无恙。对此，他十分不满。他憎恨我，因为他会一命呜呼，而我将长命百岁，并且过得十分快活。我不得不随时都提防着点儿，就怕我说了什么，或是谈到孩子和将来时，伤着他的心；而他呢，却只是谈他的失望和痛苦。我要是提到修整房子或是换了个仆人，他就受不了，抱怨我没把他放在心上。以前我们心心相印，而现在我觉得我们之间有一条不可填补的鸿沟。我不该怪他，我知道那只是他患了病的缘故，不管怎样他的确可亲可爱、心地善良，是世界上最平易近人的人。可我现在倒有些怕到这儿来了，每次来时心里都惴惴不安，临到走时才松了口气似的。我想，要是我也患了肺结核，他会感到非常难过的，但他内心深处说不定会觉得称心如意呢。如果他想到我也会死去，他也就会饶恕我，不埋怨命运了。有时候谈到他死后我打算怎么办，他的话使我难过极了。我发狂似的大哭着请求他别说这些伤心话，可他说他马上就会死，我不要忌妒他的这一点点快乐，毕竟我还能活上许多年，并且会幸福的。天啊，我一想起我们这么多年来相亲相爱的夫妻感情就这样无端地被葬送了，心里真难受。”
切斯特夫人一屁股坐在路旁的一条石凳上，伤心地哭泣着。阿申登同情地望着她，一时想不出什么安慰的话来。刚才她所讲的，对他来说并不怎么突然。
“能给我支烟抽吗？”她最后说，“我不能让他看出我哭过，亨利要是知道我哭了，定会认为他的情况不妙。死真有那么可怕吗？人人都这样贪生怕死吗？”
“我说不上来。”阿申登说。
“我妈妈死时，并不觉得可怕。她临死之前，还在开玩笑哩。只是她是老死的。”
切斯特夫人不动声色，两个人又继续朝前走，都默不作声。
“你不会由于我刚才讲了这些话，而对亨利有什么别的看法吧？”她说。
“当然不会。”
“他是一个好丈夫、好父亲。我一生中还从未见过比他更好的人。直到他得了病，我才看出他脑子里有这种不仁不义的狭隘的想法。”
这场谈话，引起了阿申登的一番思考。人家常说，他对人性的评价过低，这是因为他不注意用通常的标准去评判身边的人。他承认这一点，或是笑一笑，或是噙着热泪，或是耸一耸肩膀，搞得那些人无可奈何。的确，人们总是难以相信脾气好的人会有这样令人痛苦而又可悲的想法，可谁又说得出人究竟能经受得住多大的起跌呢？问题的根源就在于他思想贫乏，亨利·切斯特先生一生下来就注定要走一条芸芸众生所走的道路，面临人生兴衰的筛选。当灾难临头时，他无力应对。他如同被砌在一栋高大的厂房中无数砖块中的一块，一旦不符合质量要求，就会出现裂缝。假定这块砖会说话，它也会大声叫道：我完成不了自己的使命，必定要从支撑我的那些砖块中被弄出来并且扔进垃圾堆里，我到底怎么啦？亨利·切斯特这种无可奈何的、忍受不了灾难的想法并不是他的过错。并不是每一个人都善于在逆境中找到欣慰的。这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悲剧，这个悲剧是由于这些人的灵魂失去了对上帝的信仰。对上帝能带给他们幸福所抱有的希望和欣慰，在他们那里统统都成了泡影，因此他们认为什么东西都无法改变他们现有的处境。
俗话说苦难使人变得崇高，这是不真实的。一般的规律是它会使人变得卑劣、自私、玩世不恭；而在这家疗养院里并没有多大的苦难。结核病的某一阶段伴着轻微的发热，这不仅不会使人消沉，反而会给人增添活力，因而病人似乎得到了希望方面的启迪和支撑，满怀信心地期待着美好的未来；可尽管如此，死的想法也常常下意识地萦绕在他们的脑际，就像贯穿整个轻松小歌剧中一首充满幽默、讽刺的主题曲。有时这种欢快的、带有旋律的咏叹调随着舞蹈的节拍，离奇地变成了一首颇具威胁性的、刺激神经的悲调。那些鸡毛蒜皮的日常生活小事、那些你嫉我妒和各种忧虑似乎都渺茫无存了。怜悯和恐怖会使心脏骤然停止跳动，死的威胁就像一片久旱的森林即将遭到一场可怕的暴风雨的袭击那样，笼罩在每个人的头上。
阿申登来疗养院后的日子里，又有一个二十岁左右的青年住进了疗养院。他是海军一个潜水舰队的中尉。他得的正是人们常在小说里提到的痨病。他是高个儿，脸庞清秀，有褐色的卷发、蓝蓝的眼睛，脸上常挂着一丝甜蜜的笑容。阿申登白天同他坐在阳台上晒过两三次太阳。他一谈起那些音乐演出和电影明星便绘声绘色，滔滔不绝；看到那些有关足球赛和拳术新闻的报纸甚至会手舞足蹈起来。不久，他就卧病不起了，从此，阿申登再也没看见过他。后来，只得由他家里人来护理他。不到两个月，上帝便结束了他年轻的生命。他无所怨尤地死了，就像一只牲口那样，自己面临着什么，他是一无所知的。一两天来，疗养院里寂静无声，如同监狱里处死了一名罪犯一样。按照人自我生存的本能和一般的规律，这个小伙子在人们的记忆里消逝了。生活照常是一日三餐、打高尔夫球、做操、休息、吵架、忌妒、诽谤和苦恼——像以前一样无休无止地继续下去。坎贝尔出于对马克廖的愤恨，依旧拉他那首获奖歌曲和《安妮·芳丽》。马克廖依旧炫耀他的牌技，闲谈别人的健康状况和这样那样的教训。阿特金小姐依旧背后指责别人。亨利·切斯特依旧埋怨医生对他的病漫不经心，抱怨自己的命运太苦，因为过久了这种模式化的生活，什么都觉得索然无味了。阿申登照旧读他的书，并兴趣盎然地、耐心地观察着他熟悉的那一伙人。
他同坦普尔顿少校成了莫逆之交。坦普尔顿是个约莫四十岁的人。他曾一直在皇家近卫军工作，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他辞去了这个职位。他是一个兴趣广泛的人，于是也就一味追求起享受来了。赛马季节他参与赛马，射箭季节他表演射箭，捕猎季节他出去捕猎。待这些都过去了，他就到蒙特卡罗去赌博。他在阿申登面前炫耀说他在赌场本来赢了一大笔钱，结果又输了个精光。他对女人十分感兴趣。若是他编造的故事成功了，她们就会钟情于他。他好吃、贪杯，伦敦各家旅馆的领班的名字他无一不晓，所以无论到哪里他都可以享受一顿美餐。他是半数以上的俱乐部里的成员。数年来他一直过着这种自私、没有价值的生活，这是一种好多人望尘莫及，而他却无忧无虑地过了很长一段时间的生活。
有一次，阿申登问他要是他再有一次生命的话，他会怎样度过。他回答说他要原原本本照现在这种方式过。他是个饶有趣味的人，说起话来十分幽默，让人爱听。他的谈吐只涉及事物的表面，他也只是知道一些这样的东西，可他的话总带着一种轻飘自在和自信的情调。他常挑逗疗养院那些不出众的姑娘们，对那些不好惹的绅士们也要开开玩笑。因为他的态度和蔼，加之举止文明，所以人家又都不好生他的气。就像他熟知梅菲尔区的那些街道一样，他对那些手里钱多得不知如何花才好的人在哪些地方鬼混，也是了如指掌。他生**打赌，爱扶助朋友，爱给流浪汉施点儿小恩小惠。可以说他在世界上没做过好事，但也从没有做过任何伤天害理的事。因此他这个人加减起来等于零。与许多情趣和品德都比他高尚的人们相比，与他交往更令人愉快。现在他病入膏肓、危在旦夕，尽管他也知道自己的病情，可他仍然能若无其事、笑声朗朗。他过的好日子虽说是昙花一现，他也不觉得有什么遗憾。得了结核病是个不可抗拒的厄运，但最多不过是见阎王罢了。世界上没有长生不老的人。每当人们提到“死”这个字时，他说就等于在战争中身亡，或是在刺刀见红中丧生。他整个人生的主题就如一场赌博。赔了钱，永不去计较；花了钱不要紧，只要得到了极大的满足。他认为那样才算人过的日子。任何一个令人心旷神怡的宴会尽管还在进行，但终究有个收场的时候，你是席到终场喝了牛奶才走，还是酒正酣时离席，反正到第二天都是一回事。
在疗养院所有的人当中，从道德上讲，他可是最不值得一提的人了，不过，只有他才是唯一一个不畏惧死神并乐意接受不测风云的角色。面对死神，他连正眼都懒得看它，你说这是他的轻率、有失体统也罢，或是满不在乎的豪侠意识也罢。
最后发生的一件事是他在疗养院比过去更深地坠入了情网。他的一腔深情有如一江春水，势不可当。他的情人可以说是多得无法计数，但几乎没有一个动真感情的。他既追求那些花钱叫来的风花雪月的歌女们，又倾心于那些在家庭宴会上结识的水性杨花的女人们。但每当他的自由有可能遭到危害时，他就会小心翼翼地避开。他生活的唯一目的就是尽可能地寻欢作乐。如果涉及两性之间的事，他便采取朝秦暮楚的方式，老在物色新欢。他喜欢那些有夫之妇，即使她们已经是半老徐娘，谈情说爱的事已经非其所能，可只要能引起她们的兴趣，他什么事都愿意做。她们心里明白他对她们存有好感，便向他暗送秋波，大错特错地认为他决不会让她们上当。有一次他给阿申登讲了一件事，阿申登认为那倒是充分暴露了他的内心世界。
“你知道，一个男人可以弄到他所喜爱的任何一个女人，只要在这方面竭尽全力。一旦你把她搞到手了，又想把她拋掉，尽管抛弃也不会使她丢什么面子。”
坦普尔顿向爱维·毕肖普小姐求过爱。那是人之常情，是无可非议的事。爱维·毕肖普在疗养院算得上是最年轻、最漂亮的姑娘。事实上她并不如阿申登第一次和她见面时所想象的那么年轻。她已经满二十九岁了。要不是近八年来她一直在瑞士、英国、苏格兰一个又一个的疗养院里疗养，要不是病魔的纠缠，她会显得更年轻、更漂亮，人家会误认为她只有二十岁哩。她从现实生活中认识了男人的世界。她把单纯无邪同无比的狡黠结合起来。她亲眼见到了不少风流韵事的始末。有好多不同国籍的男人曾向她求爱。对于他们的追求，她都一一沉着而诙谐地应付了过去。在他们达到痴情狂恋的程度时，她却能毫不动摇她洁身自好的信念。她的性格倔强得真叫那些如花似玉的美男子意想不到，而一旦到了非明白相告不可时，她又善于用明了、冷静、含蓄、果断的语言，说出自己的意思。她想戏弄一下乔治·坦普尔顿。她明白这只是开开玩笑而已，装得对他很是情意绵绵，但十分明显的是，她不曾像他那样，把这似情似爱的东西看得如此认真。坦普尔顿像阿申登一样，每天晚上六点钟睡觉，晚饭也在自己房里吃。因此，他和爱维小姐就只在白天有见面的机会。他们有时也去溜达几分钟，除此以外，便很少在一起。中饭时爱维小姐、坦普尔顿、亨利·切斯特和阿申登四个人之间的谈话都是些现成的客套话。很明显，坦普尔顿对这两个男的是找不到什么话好说的。在阿申登看来，坦普尔顿也打算熄灭自己内心对爱维小姐的“爱情”之火，可这女孩儿却似乎以更深挚的爱在燃烧着坦普尔顿的心。不过他不能断定的是，爱维小姐是否意识到了男方这种若即若离的感情，也说不上来这对她会意味着什么。有时坦普尔顿会情不自禁地向她表示自己的爱慕之情，她又总是用嘲讽的语言挖苦他，引起满堂哄笑。坦普尔顿也只好跟着苦笑，他的笑里包含着一种痛苦和凄凉，所以他再也不愿让她把自己当作一个花花公子看待了。阿申登越是了解她，就越喜欢她。她那病态的美中有几分伤感，半透明的皮肤引人注目，瘦削的脸上长着一双大得特别、蓝得出奇的眼睛。她这副模样儿也委实有点儿哀婉动人。尽管疗养院有这么多人，她还是觉得世界寂寞、枯燥。她母亲忙于过各种社交生活，姐姐们都结了婚；家里对她这个分离了八年之久的姑娘，根本无暇顾及。以前，他们还偶尔写写信，来看看她，而现在竟视若路人，断了往来。对于这种情形，她并不觉得痛苦，好像她忍受得了这种冷淡。她跟疗养院里的每一个人都合得来。对所有人的诉苦和伤心事，她总是满怀着同情去倾听。对切斯特，她也是主动心平气和地去劝导，极力使他振作起来。
“哦，切斯特先生，”一天，吃午饭时她跟他说，“又是月底了，你妻子明天又要来看你了。”
“不，这个月她不会来了。”他一边用低沉的声音说，一边低着头，望着自己的饭碗。
“唉，真是遗憾。为什么不来了呢？孩子们都乖吗？”
“伦诺克斯大夫说她不来的好。”
一阵沉默，爱维迷惑不解地望着他。
“真倒霉呀，老伙计，”坦普尔顿发出了悲叹，“为什么不叫伦诺克斯见鬼去？”
“他最清楚是怎么回事了。”切斯特说。
爱维又看了他一眼，开始谈点儿别的事情。
回想起来，阿申登现在明白了爱维可能了解事情的真相。第二天，他碰巧同切斯特走到了一起。
“你老婆不来，实在为你感到遗憾，”他说，“你很想让你老婆来看你吧？”
“是呀，盼着哩。”
他瞥了阿申登一眼，阿申登觉得，他有话要说，似乎又难以启齿，于是狠狠地耸了一下肩膀。
“我老婆不来，是我的责任。我要伦诺克斯写信不让她来。我实在受不了了。我整整一个月都在盼着她来，而一旦她来了，我反而痛恨她。你知道，我得的这个该死的病多么可怕。她棒棒的身体，百病难入，而且神采奕奕。我看到她眼里流露出的那种痛苦，我都快要疯了。丈夫长住在医院，她真的就不会有别的想法吗？要是你病了，谁来护理呢？就算有人来护理，可他们只是表面上关心你，实际上庆幸病的是你，而不是他们。难道我是个蠢猪，看不出来吗？”
阿申登不禁想起切斯特夫人怎样坐在路旁的一条石凳上向他诉苦的情景。
“你不让你老婆来，难道不怕她扫兴吗？”
“她不应该这样。我自己这么倒霉，哪管得了扫她的兴。”
阿申登不知说什么好。两个人默不作声地向前走，走着走着，切斯特突然怒不可遏，打破了沉默。
“你体贴别人，大公无私，很好，你将获永生，而我死在眉睫，苍天有眼，我不想死，为何就不行？这太不公平了。”
时间无情地流逝，像疗养院这个地方是没有什么新鲜事值得去关注的。自然，坦普尔顿爱上了爱维·毕肖普小姐的新闻不可避免会在疗养院传开。爱维小姐究竟有何感触很难说。她只是喜欢坦普尔顿，谈不上追求。不过看来她对于不能和他单独在一起也感到苦恼哩。一两个中年妇女在她面前虚情假意地想诱使她供出他俩的私情，可是像她这样心眼儿多的人，不难识别出她们的用意何在。对她们的旁敲侧击和别有用心的盘问，她总是一笑置之。
“她没有笨到看不出他发疯似的爱她。”
“她无权那样戏弄他。”
“我肯定他们是两厢情愿的。”
“伦诺克斯大夫应该把这件事告诉她母亲。”
再没有谁比马克廖更加反感这件事了。
“天大的笑话。归根结底他们只落得个竹篮打水——一场空。这一个患着重度肺结核，那一个也好不了多少。”
坎贝尔的观点不同，他嘲笑地说：
“我要为他俩生活得美满幸福而尽一切努力。我打赌，只要这个人不是蠢材，他就知道他们俩被一种假象蒙骗了。这无须怪他们。”
“你这无赖。”马克廖说。
“哦，别那么叫啦，坦普尔顿不是那种同姑娘玩惠斯特牌的人，除非他另有所图，况且爱维是一个懂点儿人情世故的姑娘，我敢打赌。”
阿申登最了解他们这两个人，所以比其他任何人都清楚他们的内情。坦普尔顿最后也对他比较信任了，这不禁使他暗自好笑。
“跟一个正派的姑娘谈情说爱，真是我一生最棘手的事了，但也是我这一辈子梦寐以求的最后一件事。说句老实话，我已坠入情网不能自拔。如果我是一个健康的人，说不定我明天就要跟她结婚。我压根儿没见过这么好的姑娘。我曾追求过多少姑娘，多少体面的姑娘。可是，她们都是些讨厌透顶的货色，而她一点儿也不。她聪明伶俐，而且秀色可餐。天啊，多美的皮肤！多美的头发！可这还不是最令我倾倒的。你知道是什么把我迷住了吗？有时想起这件事来就好笑。像我这样一个风流了一生的浪子、一个七尺男子汉，现在对这个女人，居然会像一个贪婪的守财奴得到了奇珍异宝一样喜不自胜。她是我心目中十全十美的女人，我不能与她失之交臂，我激动得简直像一条可怜虫一样。我想你听我这么说，会感到惊讶的，对吧？”
“一点儿也不会，”阿申登说，“你不是那种无知、无义的浪子。这只不过是人到中年的一种多愁善感罢了。”
“你这个坏小子。”坦普尔顿大笑起来。
“她对这件事是什么态度？”
“天啊，你不会以为我已跟她这么表白过了吧。我在任何人面前，都没有说过那种话，也决不会对她讲。说不定不出六个月我就会死去，我又怎能这样向一个姑娘表白呢？”
这时阿申登才完全相信爱维真的爱上了坦普尔顿，一如他爱她一样，坦普尔顿到餐厅吃饭时，他注意到爱维小姐怪不好意思的。她会趁坦普尔顿不留神时，含情脉脉地偷偷看他。听坦普尔顿说起他过往的经历时，她的微笑中带有一种特别的甜蜜。她觉得他的爱情是一种能抚慰她心灵的温暖，如同那些病人雪后坐在轮椅上得到太阳的温暖时，心情所感到的舒畅。坦普尔顿就是她的阳光，闪烁着灿烂的光芒，温暖了她的心房。她愿今生今世长久地酣睡在这阳光之下。当然爱维小姐很可能还想让事情就处在这样一种若即若离的状态。阿申登似乎也没有必要告诉坦普尔顿说，她会非常乐意听他倾诉的。
碰巧有一天下午，爱维小姐因头痛在自己房里没出来，坦普尔顿欣然答应同坎贝尔和马克廖打牌，外加阿申登。虽然已是三月底，可一连下了好几天大雪，他们戴着手套，穿上皮大衣，戴着皮帽子，不顾阳台三面临风，寒风直灌，坐在阳台上打了起来。像坦普尔顿这样的大赌徒，丝毫不把在这种游戏中的小小赌注放在眼里，所以他叫的牌往往过于胆大贪婪，而且他的牌打得比他们几个都强。一般他能打满自己喊的墩数，至少是接近那个墩数。有时出现加倍、再加倍的局面，牌就出现了高墩数，往往打到小满贯。这是一种会引起冲动的游戏。马克廖和坎贝尔这对冤家，你挖苦我，我挖苦你。五点半，最后一局开始了。因为六点钟铃声一响，人人都得散场休息。这是一场鏖战。双方摆好阵势，马克廖和坎贝尔正好相对，冤家路窄，谁都非得赢了对方不可。五点五十，整个牌局即将结束，最后一盘也发牌了，坦普尔顿是马克廖的搭档，阿申登是坎贝尔的搭档。马克廖从梅花二开叫，阿申登没有叫牌；坦普尔顿暗示他略能助一臂之力，最后马克廖喊了个大满贯。坎贝尔加了倍，马克廖再加一倍。这下可有热闹看了，其他桌上打牌的轰的一声跑过来，围了个里三层，外三层。围观的人鸦雀无声地看他们出牌。马克廖激动得面色苍白，眉额上尽是豆大的汗珠，两只手也在颤抖。坎贝尔牌势压人，马克廖只好先出两张小牌来调主，保留大主以求赢牌，结果真的把他们两家的主都调了下来。最后他用逼对方出牌的办法又把第十三墩拿到了手。围观的人爆发出一阵热烈的喝彩声。马克廖高兴得跳了起来，把他那攥紧的拳头在坎贝尔眼前晃来晃去。
“拉你那该死的提琴去吧，”他喊叫起来，“大满贯加倍，再加倍，呀哈哈，我这辈子都想打一个大满贯，今天如愿以偿了。上帝保佑，上帝保佑呀！”
他喘着粗气，头一晕，身子向前摇晃了几下，猛地栽倒在桌子上，一股鲜血从口腔鼻腔喷涌出来。医生被叫来了，助手也来了，可是他已经断了气。
一位从格拉斯哥来的身着丧服的亲属参加了他的葬礼。马克廖生前没有一个人喜欢他，死后也没有一个人讨厌他，一周以后，他就被悄然地遗忘了。那个印度官员按照住院时间的长短和入院的先后，坐上了他早就向往的餐桌位，坎贝尔则搬进了他多年来梦寐以求的马克廖住的这间病室。
“以后我们该和和睦睦地过日子了，”伦诺克斯大夫对阿申登说，“你不知道他们两个好多年来一直吵吵闹闹、怨天尤人，叫我多伤脑筋啊，说句实在话，一个人要管理好一家疗养院，没有耐性是不行的。我一想起他给我带来的那些伤脑筋的事，就觉得这样死了也活该，看其他人还敢不敢这样无理取闹。”
“不管怎样，未免有点儿太突然了。”阿申登说。
“他是个死无寸用的东西，还有些姑娘为此而伤心呢。那可怜的，心眼小的爱维·毕肖普小姐还痛哭流涕哩。”
“我不信，她哭只是为马克廖感到难过罢了。”
这段时间，只有一个人忘不了马克廖，那就是坎贝尔。他像一只丧家之犬一样走来走去。毫无疑问是马克廖的死使他惶恐不安。几天来他心绪不宁、思虑重重，三餐茶饭都由护理员送进房里吃。他找伦诺克斯大夫说他住的这间病室不如自己原来那间，要搬回原处。伦诺克斯大夫发了一顿脾气，他平时很少这样。大夫说这么多年来他一直纠缠不清要住这一间病室，现在让他住了又要搬回去，真是出尔反尔。大夫说，他要么就住着不动，要么就从疗养院滚出去。他回到病室里闷闷不乐，坐在房里发呆。
“您怎么不拉小提琴了呢？”护士长终于问起他来，“两个星期了，我一直没有听到过您拉琴的声音。”
“不拉了。”
“为什么？”
“再拉也没有什么意思了。平时我拉琴能从中得到某种乐趣，是因为我知道那样能使马克廖气得发疯。而现在我拉不拉都无人过问。我再也不拉它了。”
阿申登在疗养院的最后一段时间，坎贝尔一直没动过小提琴。马克廖莫名其妙地死去使他对生活失去了兴趣。因为没有人跟他吵闹了，没有人同他生气了，生活没有了刺激，他知道，用不了多久自己也会步马克廖的后尘，走进坟墓。
马克廖的猝死带给坦普尔顿的却是另外一种影响，一种完全出乎意料的影响。他用含蓄的、颇有见地的口吻跟阿申登说：
“太妙了，像他那样在胜利的一瞬间死去太妙了。为什么每个人不都在这样一瞬间死去呢？他在疗养院住过许多年了，对吗？”
“我想有十八年了。”
“我不知道他这十八年过得是否有意义。我不知道一个人恣意行乐好不好，是不是一定都得承担后果。”
“这就叫作生活吗？”
阿申登没有回答。坦普尔顿期待几个月后自己能病愈，可是只要你看他一眼，就知道他完全没有康复的可能，他呀，面有死色哩！
“你知道我干了件什么事吗？”坦普尔顿问，“我已经向爱维小姐求爱了，求她跟我结婚。”
阿申登吃了一惊。
“她是怎么回答你的？”
“哎呀，天呀，她说这是她一生以来听到过的最可笑的话，说我打这样的主意真蠢。”
“你得承认她说得对。”
“是的，不过她还是打算跟我结婚。”
“简直是疯了。”
“是的，但不管怎样，我们打算请伦诺克斯大夫给我检查检查身体，问问他怎么看这件事。”
冬天终于过去了，群山仍是雪的峰、冰的剑，森然屹立，浩渺相连。村子里融化了的冰雪潺潺流过山涧。低矮的斜坡上白桦树抽出嫩芽。到处充满着春天迷人的气息。阳光显得格外温和。春天的到来使人们生机勃勃，有些人甚至欢呼雀跃。那些只到疗养院过冬的老病号们正盘算着去南方消遣。坦普尔顿和爱维一同去伦诺克斯大夫那里检查，把他俩的想法告诉了他。伦诺克斯大夫给他们做了体检，照过X光，做了各种检测，约定他们某天来看体检结果和医生们的会诊意见。他们要去看结果的那天，阿申登碰见了他们，他们虽然心里焦急不安，但对这件事尽力做出一种满不在乎、泰然自若的样子。伦诺克斯大夫给他们看了体检结果，直言不讳地讲了他们的病情。
“是这样的情况，很正确，”坦普尔顿说，“不过，我们想知道的是我们能不能结婚。”
“太不像话了。”
“我们知道，不过要紧吗？”
“要是有了孩子，就是你们的罪过。”
“我们没有说要孩子。”爱维说。
“好吧，那么，我简明扼要地说一下你们的情况，再由你们自己做选择。”
坦普尔顿向爱维笑了笑，拉住了她的手。医生继续说：“我认为毕肖普小姐的身体状况是很难让她过一般人的生活的，如果她要活命，就只能像她这八年一样过……”
“一定要在疗养院吗？”
“是的。在疗养院即便不能像普通人那样希求长寿，但还是可以舒舒服服地度过余生的。疾病是悄然而至的。她如果结婚，就要操劳家务，引起旧病复发，后果不堪设想。再说坦普尔顿吧，我更加扼要地告诉你，你已经亲眼看到了你自己的X光片，你的肺布满了结核。假定你硬要结婚，不到六个月就会死去。”
“不结婚又能活多久呢？”
伦诺克斯犹豫了一下。
“不要紧，把实话告诉我吧！”
“两三年。”
“谢谢您，这就是我们想知道的。”
“我十二分地乐意邀请您的妻子也参加我们的婚礼。你说她会来吗？”
“你们不会打算在这里结婚吧？”
“是的。我们双方的亲属都不会赞成的，因此我们打算结了婚再告诉他们。我们会请伦诺克斯大夫准我们的假的。”
她柔情蜜意地瞧着切斯特等他开口，因为他还没有回答她那句话呢。另外那两个人也盯着他。切斯特声音有些发颤地说：
“多谢你邀请她。我写信去请她光临。”
这个消息在病人中传开了。虽然都为他们祝贺，但不少人私下议论着，说这是件荒唐至极的事。特别当他们知道——疗养院发生的任何事情迟早也会被他们知道——伦诺克斯已告诉坦普尔顿和爱维，若是他们结婚，坦普尔顿活不了六个月时，他们更是吓得目瞪口呆。甚至连那些平时最不容易动感情的人听到他们为了爱情而要献出自己的生命时，也无不为之感动。顿时，疗养院充满了一片和谐、欢天喜地的气氛，人人奔走相告，连那些平时少言寡语的人话也多了起来，有的竟连自己的焦虑也拋开了。不仅春天的到来给这些久病的人们带来了新的希望，这对情人的伟大爱情也闪烁着灿烂的光芒，照耀着这群人的心田。爱维欣喜若狂，这种喜悦和激动使她变得更年轻、更美貌了。坦普尔顿也好像身在云雾之中。他喜笑颜开，一个劲儿地开玩笑，仿佛完全没有了忧虑和烦恼。说不定人们会说他还想无忧无虑地活上半辈子哩。不过，有一天他向阿申登吐露了真心话。
“你知道，这个地方蛮不赖的。”他说，“爱维已经告诉我，我死后她仍要回到疗养院来。她熟悉这里的每一个人，在这儿她是不会感到寂寞的。”
“医生做的诊断也常常会错的，”阿申登说，“我不明白，你明明能够活下去，为什么老是讲这种生离死别的话，什么‘我只要求三个月，只要求痛痛快快地活三个月’啦，等等。”切斯特夫人在他们婚礼前两天到了。她好几个月没和丈夫见面，彼此显得腼腆害羞。不难想象不在一起时他们有多寂寞，相互的思念有多缠绵、多不是滋味。现在切斯特已意识到并尽力甩掉他那种惯有的消沉，努力再现当年那种快活、亲切的小人物的派头。婚礼前夕，他们共享晚宴，酒宴上坦普尔顿和阿申登豪情奔放，他们痛饮香槟酒，嬉笑喧天，直闹到晚上十点。翌日上午，婚礼在苏格兰教会举行，傧相是阿申登。院里凡是能起床的都参加了婚礼。午宴后，轿车立即就要载上这对新婚夫妇出发。病友、医生、护士都来欢送他们。不知是谁在轿车的顶上系着一只旧鞋，当坦普尔顿夫妇从院门口出来的时候，米粒雨滴般地向他们撒去。欢呼声随着马达声此起彼伏。他们，奔向了爱情的幸福港湾，又面向着顷刻的死亡。人群渐渐地散去了。切斯特和他的妻子肩并着肩默默地走着。走过一段路，切斯特含羞地拉起妻子的手，他的心随之一颤。他妻子偷偷地斜视了他一眼，看见他眼睛里噙着泪花。
“我知道你并不是有意的。”她的声音有点儿颤抖。
“不，我是有意的，要你受苦是因为我在受苦。我再不这样了。通过坦普尔顿和爱维·毕肖普的爱情——我不知怎么说才好——我彻底改变了对一切事物的看法。我再也不在乎我快要死去这件事了。我认识到死亡并不那么要紧，远不能和爱情相比。我愿你长生不老，无比幸福。我再也不怨你，再也不愤世嫉俗了。现在我高兴的是，死的是我，而不是你，我祝愿你万事如意。我爱你，亲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