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我们得重新定义文明与财富的关系。贫穷从来不是好事。“贫困对人的尊严和人性的堕落所造成的后果是无法衡量的。”（［美］查尔斯·K·威尔伯）贫穷遮蔽了人的眼睛，让他看不到食物以外的东西；贫穷的枷锁禁锢了人的身体，让他像动物一样不停地被原始欲望折磨。贫穷剥夺了人的力量、尊严和权利，让他在自然、神灵和权力面前自觉软弱，卑躬屈膝。而财富则让人有了多余的时间和精力，来关心自己的内心，关心视野以外的大千世界，思索那些与胃无关的奢侈问题。财富是文明生长的土壤。

朱重八符合苦大仇深的贫下中农的一切条件。从懂事开始，他就开始了劳动生涯，跟在娘的屁股后面拔草，和小伙伴们上山打柴。十多岁开始，就去给地主放牛。从降生到这个世界上起，到十七岁以前，朱重八一步也没有离开过农村。世界在他眼里，就是从南岗到北坡之间熟悉的一草一木。他所接触过的人，不过是村子里那百十口老老少少。在这个地图上找不到的小村子里面，人们的生活与外国人描写的毫无二致：“农民的贫困和无知，使人惊讶……吃不饱饭却终日不停地劳动，三十到四十岁上就死去，是很平常的事情。做苦工是一个人从小到老的命运……他们光着身子睡在炕上，盖的是爬满虱子的破布。几乎家家都用鸦片来麻痹自己。几乎每个儿童都长寄生虫，患有胃病、佝偻病和可怕的皮肤病。”（《延安日记》）

穷人的孩子好养活，虽然吃的是世界上最恶劣的饭食，患每个儿童都患的蛔虫病和皮肤病，却并没有耽误他长成魁梧的身材，只不过容貌丑了点，脑袋很长，下巴宽大，整个一张驴脸。《明史》含蓄地称他“姿貌雄杰，奇骨贯顶”。因为身强力壮，打架在行，他成了村子里的孩子王。

这个未来的皇帝最爱玩的游戏是“做皇帝”。他找个土堆一坐，让孩子们跪成一排排，整整齐齐三跪九叩头，同声喊万岁。谁叩头叩得不认真，他当时走下去，一脚撂倒，然后再叫边上的孩子继续打，直到打得他肯把头叩得嘣嘣响，脑门上长出大包为止。

唯一的文化活动，就是听在四邻八乡游串的说书先生来讲书了，什么隋唐、三国、杨家将、《大宋宣和遗事》。在这些评书里，他知道了“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知道了朝廷之上有“忠臣”“奸臣”，知道了“宋太祖一条哨棒，打下四百座军州”。

在对一个人精神世界发展至关重要的青少年时期，朱重八所能接触到的外界资源太少了。史称朱元璋自小资质俊秀，“聪明过人”。《明太祖实录》载：“太后（即朱元璋的母亲）常谓仁祖（即朱元璋的父亲）曰：‘人言吾家当生好人。今诸子皆落落，不治产业。’指上（即朱元璋）曰：‘岂在此乎？’”从朱元璋后来的表现看，这些评语并不是奉承皇帝的过誉之辞。然而，再聪明，他也不过是一个乡下孩子，如果不是元末农民大起义把他颠簸出原来的生活轨道，朱元璋注定终生被贫困牢牢锁定。在乡村社会里，不仅仅有淳朴的人情和田园风光，也有愚昧、野蛮和对权力的盲目顺从。就在社会最底层的摸爬滚打中，底层文化精神全方位地渗进朱元璋的身心。随着命运神奇的改变，登上皇位的朱元璋不可避免地把他性格中的贫困文化因子更为广泛深刻地传播到整个帝国和民族精神里面。

终其一生，大明王朝的开国皇帝的一举一动都受着农民思维方式的牢牢制约。我们在他的治国大政方针里，可以清晰地分辨出淮河南岸那个小村庄的贫困文化的精神印记。

在凤阳乡下这些农民的眼睛里，天圆地方，日升月落，小小的村野四周，景色永远不变。老一辈的生活经验对农民们有着持久的报答力。“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对于外部世界，他们的基本反应是排斥、恐惧和不信任。封闭的生活状态让他们感觉安全、轻松。

基于乡村生活经验，洪武皇帝的治国理念中表现出强烈的静态取向。他治理帝国的基本倾向就是把帝国的运转方式固定化，使整个社会倒退到“小国寡民”“老死不相往来”的原始状态。

虽然取天下依靠的是武力、进取和冒险精神，然而一旦天下安定，朱元璋立刻恢复了农民的保守本性。大元帝国是一个世界性帝国，继承者朱元璋却对外面的世界丝毫不感兴趣。他对曾给中国带来巨大财富的海外贸易不感兴趣，不但禁绝了海外贸易，甚至禁止渔民下海捕鱼，把海岛上的居民悉数内迁，“以三日为限，后者死”。在《皇明祖训》里，他把十多个邻国列为不征之国，以这些邻国“得其地不足以供给，得其民不足以使令”，告诫后代，“切记不可”对其动心思。虽然没有多少财产需要保护，套院墙在农民生活中却是一项非常重大的事务。继秦始皇之后，朱元璋的明朝又一次花费巨大人力、物力来重修长城，以至我们今天所见到的长城，基本都是明朝遗物。

短视的实惠观是孤庄村生活在朱元璋身上打下第二个深刻的印记。底层文化是饥饿的产物，实用主义是它的核心，占有和保存那点为数不多的生存资源吸引了农民们的全部注意力。为了一点粮食、几间草屋，人们可以毫不顾惜地运用体力脑力，把算盘打到最精，让每一粒米都发挥最大效益。从这点看，底层文化是现实、精明而有效的。然而，由于生活经验的限制，农民们目光短浅，缺乏想象力。他们的精明、现实有时不可避免地变成短视和愚昧。

朱元璋和任何一个孤庄村乡亲一样，是坚定的重农轻商主义者。在他们眼里，商人都是不劳而获者。农民们辛辛苦苦地用汗水换来实实在在的粮食，而商人们只是把货物交换一下罢了，并没有增加货物总量，却像变魔术一样地获得了许多额外的利润。这无论如何都让他们想不通。

朱元璋是中国历史上最为轻商的皇帝。他屡屡说：“农桑为衣食之本。”只有实实在在出产了粮食和棉花的活动，在他看来才是劳动。他说：“上古时代，每个男人都耕地，每个女人都织布，所以水旱无虞，饥寒不至。自从人们学会了经商，学会了享受，农桑之业废。……所以，要让天下人都吃饱饭的关键在于禁止商业。”为了贬抑商人，他特意规定，农民可以穿绸、纱、绢、布四种衣料。而商人却只能穿绢、布两种料子的衣服。商人考学、当官，都会受到种种刁难和限制。

本来，中国社会发展到宋朝，已经有了现代社会的雏形，商品经济高度发达，税收实现了货币化。朱元璋却严厉限制商品经济，恢复了低效率的实物征收制和劳役制。“衙门内的传令、狱丁，都由各乡村轮派，即使文具纸张，甚至桌椅板凳公廨之修理也是同样零星杂碎地向村民征取。”用黄仁宇的话来说，洪武型财政的特点就是“缺乏眼光，无想象力，一味节省，以农村内的经济为主，只注重原始式的生产……不顾投资为来日着想”，“这种维护落后的农业经济，不愿发展商业及金融的做法，正是中国在世界范围内由先进的汉唐演变为落后的明清的主要原因”。

第三个影响是强烈的亲族观念。“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农业社会里，血缘关系比任何关系都可靠。成为皇帝的朱元璋对所有人都抱着强烈的猜忌之心，独独对自己的血亲却无条件地倚重信任。

虽然有历代藩王之乱的前车之鉴，他还是视而不见，固执地让他的孩子们分享皇帝的权力。他的孩子都被封为亲王，拥有雄厚的兵力，甚至有的“带甲八万，革车六千”，以此防止帝国大权落入外姓之手。大臣们指出他封建诸王之策的严重弊端，他却认为这是离间他的骨肉，把谏言者抓来囚死狱中，终于酿成了靖难之乱。他对任何人都刻薄寡恩，唯对自己的亲人奉之唯恐不厚。他规定了历代以来最薄的官俸，同时又规定了历代最厚的皇族俸禄。他规定他的亲属和后代们都要世世代代安享富贵，不必从事任何职业，以至皇族的供应成了明中期之后帝国最沉重的财政负担。

像每个农民一样，朱元璋有着强烈的乡土观念。登基之后，他觉得哪个地方也没有老家好，越来越想念淮河南岸的那个小村。“圣心思念帝乡，欲久居凤阳。”凤阳本是贫瘠之地，四周又没有险要可守，从地理位置上讲，绝非建都之所。然而洪武二年，朱元璋却坚持定凤阳为中都。虽然大臣们多次劝谏，他也毫不动摇。农民们在生活细节上一再节省，盖房子时却会倾其所有，力求坚固气派。同样，为了经营中都，一贯坚持轻徭薄赋的朱元璋也劳民伤财，不惜人力物力，先后征用了几十万军人和工匠。用钱唯恐不多，用料唯恐不精，为求坚固，石缝里都灌上铁汁，甚至整条大街都用白玉石铺成。由于催工过紧，劳役太重，工匠们不堪忍受，他们在皇宫建筑里埋下木头小人，用“厌胜法”表示愤怒。朱元璋得知后勃然大怒，把数万工匠不分青红皂白一律杀掉，衣锦还乡的计划因此不得不落空。要不然，淮河南岸那个“十年倒有九年荒”的贫瘠小村，就会变成大明王朝最为雄伟气派的都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