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其实，论狡猾机变，朱元璋在元末群雄中也不过中等偏上水平。那些游民出身的起义领袖，哪一个不是世事洞明，人情练达。论战略战术，朱元璋虽然胜人一筹，但也做不到步步高明。

朱元璋之所以在诸雄中脱颖而出，决定性的因素在于他身上独有的另一些至关重要的品质。

第一点是重视军纪，善于打造“仁义之师”的品牌。

虽然历朝农民起义者据说是历史中最先进因素的代表，但绝大部分人个人素质并不高。从各地义军领袖的绰号我们就能看出一二：什么“棒胡”“韩法师”“芝麻李”“金花小姐”……他们一般都出身流氓无产者，之所以成为乱世英雄，是因为他们有常人所没有的勇敢和残忍，然而文化素质低下、目光短浅却是他们的通病。这些绿林英雄起兵之初没有完整计划，起兵之后热衷于“走府过县”，烧杀抢掠。他们并不像传说中的那样“劫富济贫”，一心帮助阶级兄弟。他们连阶级兄弟也抢，甚至在大户逃亡净尽的时候，他们主要得靠抢阶级兄弟为生。就拿郭子兴的队伍来说吧：“郭子兴的队伍原来纪律很差。刚起义时，他们占领濠州，‘哨掠四邻’，往往不分青红皂白，不仅剥夺地主富豪，也打劫一般平民的财产，有时甚至放火焚烧庐舍，弄得人家屋无根椽片瓦，墙无立堵可观。‘不两月，越境犯他邑，所过亦然。’攻占和州，仍未改旧习，‘破城横暴’，随意砍杀掳掠，抢劫妇女，闹得百姓妻离子散，民心浮动。”（陈梧桐《洪武皇帝大传》）

而朱元璋却从不像那些好汉那样放任自己，今日狂歌痛饮，明朝弃尸马前。他参加起义，不是出于一时的冲动，也不是出于对“大碗喝酒，大块吃肉”的向往。这是他经过深思熟虑后做出的慎重选择，他要的是安身立命，飞黄腾达。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只有那些看出五步之外棋局变化的人，才能笑到最后。

后来被证明是中国历史上最残酷的皇帝之一的这个人，登上皇位前对百姓摆出的却是一副最和善的面孔。他所图的，是帝国大业，所以必须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他深知战争中人心的向背取决于军队的纪律。所以，独自带兵之始，他就十分注意军纪。他对手下大将说：“我每次听说你们攻下一城之后不乱杀人，就喜不自胜。鸟不会投到老鹰盘踞的树林，百兽不会进入网罗密布的地方。百姓们会逃离野蛮的军队，而归顺到不乱杀人的武装之下。”至正十五年（1355年），朱元璋攻占和州之后，手下军人照老例烧杀抢掠。朱元璋召集手下大小头目，郑重宣布：“城破之后兄弟们都抢了不少女人。我规定，以后只许抢没结婚的少女，那些结了婚的，一律给我放回去！”（参阅《皇朝本纪》）他召集全城的男人到州衙门前，把那些抢来的已婚妇人列队送出，让夫妻相认。全城百姓奔走相告，感激涕零。

中国老百姓就是这样容易满足。在乱世之中，握有暴力的人不全力残害他们，他们就会感激不尽。后来，在朱元璋攻灭张士诚的战役中，张士诚兵尽粮绝，走投无路，举火自杀。因为他只烧了自己的王府，没有烧掉全城百姓的房屋，城内百姓对他感激得无以复加，一直尊敬地称呼他为“张王”。后来，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每逢张士诚的生日七月三十晚上，苏州人就烧九四香（张士诚原名九四），点灯来纪念他。所以，朱元璋军在元末诸军中“独不嗜杀”，很快就赢取了老百姓的衷心拥护，这为朱元璋建设根据地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在渡江之后，朱元璋更加重视军纪建设。他明令士兵破城之后，不许抢劫。作为补偿，他集中没收大户的财产，平均分给将士，将士所得倒也不比抢劫所得少多少。此举以后成为定制，从此军人百姓，两相安静。

为了凸显自己的仁慈，在攻下许多城池之后，朱元璋都释放罪犯，减轻刑罚，宣布小罪可以免于处罚。有部下说他用刑太宽，他却说：“老百姓受的苦够多的了，如今归顺于我，我当然应该照顾照顾。用刑应该以宽厚为本，对人应该以仁慈为本。我要尽最大努力，使老百姓不受冤狱之害。”

朱元璋十分擅长搞政治攻心。在鄱阳湖大战中，陈友谅因军事进展不顺，心情不好，对俘虏的朱军大开杀戒，表现得毫无风度。朱元璋却利用俘虏，大造政治攻势。他听到陈杀俘的消息之后，命令全部释放陈军俘虏，有伤的派大夫治疗，然后悉数发给路费，遣送回家。两相对比，高下立判，对瓦解陈的军心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在登基之前，朱的部队一直是“仁义之师”，朱本人一直是行“王道”的表率。岂料据有天下，普世人民被纳入他的牢笼之后，他从宽厚仁慈一变而严苛残忍，举起手中的鞭子和屠刀，宰割天下，残杀功臣，成为让所有人胆战心惊的魔王。其实，变的并不是朱元璋的本性，而是时势。登基前，他有求于各个社会阶层，需要获得他们的支持。登基后，百姓已经成为他牧下的牛羊，他当然乐于以屠刀和鞭子指挥他们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