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这个“志意廓然，人莫能测”的农村青年，很快让人们领教了他的精明和老辣。成为“朱公子”之后，朱元璋不断四出征伐，一路飞黄腾达，很快升任总兵官。

至正十三年（1353年）冬，朱元璋看到濠州的红巾军首领们只热衷于抢劫财物，没有远大计划，自觉和他们一起混下去没有前途。乃向郭子兴要求，带领二十四名亲信离开濠州，向南方去发展势力。

南下路上，朱元璋的流氓手段得以牛刀小试。出发不久，他听说定远张家堡有一支三千人的地主武装，孤军乏粮，在元军与起义军之间左右为难，不知投向哪一方为好。朱元璋亲自前去招降，到了张家堡，巧舌如簧，封官许愿，这支武装的首领大为心动，答应来投朱军。朱元璋大喜，回去等候。不料没几天，有人来报，说张家堡的这支人马又变了卦。朱元璋一听到消息，当机立断，骑马赶到张家堡外，派人去请首领，说有要事相商。首领一到，朱元璋立刻缴了他的械，派人把他押回朱军，然后又派人到张家堡，说首领又变计，转投朱军。手下不知是计，三千义军跟随而来。首领无法，只好承认了既成事实。就这样，三千地主武装被朱元璋招降成功。

除了招降成建制的武装，朱元璋一路又大量招集那些被灾荒赶得走投无路的农民，“不逾月而众集，赤帜蔽野而盈冈”。大军向南，一举攻下了滁州，队伍发展到了约三万人。

不久，郭子兴去世，朱元璋成为义军队伍实际上的领袖，开始了独当一面的军事生涯。五年的战争风云，催使他的权术日趋精熟，心机日益深重，推动他绕过一个个危机，向权力的顶峰迂回前进。

他善于“以术驭人”。至正十五年，郭子兴部攻和州，郭子兴以朱元璋为前敌总指挥。然而，郭子兴手下的其他总兵官却对朱元璋不服不忿。原因当然是他年纪轻、资历浅，蹿升太快。总兵官集体议事时，朱元璋坐在第一把交椅上，那些老资格的军官大为不惬，在背后飞短流长，说什么朱元璋是靠着“娇客”的身份蹿上去的，说什么出生入死不如娶个好老婆。

朱元璋以他极高的天分，树立了一个“以术驭人”的典型例子。为了确立自己的威信，他叫小兵把会议大厅的椅子撤了，换上长凳。这样在开会时，各人就可以自由挑选自己的座位。第二天朱元璋有意迟到，进会场一看，诸将果然都老实不客气。那时以右为尊，他们把右边都坐满了，留给他最左边一个位置。朱元璋一句话没说就坐下了。开会了，讨论军事问题，排在右首的人先发言。这些大老粗坑哧半天，也说不出几句有水平的话。最后一个轮到朱元璋，他侃侃而谈，分析得入情入理，大家听了，不得不点头称是，按朱元璋的意思去办了。这样的情景出现几次后，再开会时，大家都自觉把右边的位置给他留出来了。朱元璋的威信就这样逐步树立起来了。

他善于故作姿态、故作宽大，来收拢人心。韩林儿“大宋皇帝”龙凤二年（1356年），朱元璋俘虏了陈兆先军三万六千人。朱元璋很欣赏这支军队的战斗力，为了征服军心，朱从俘军中挑出五百名精壮，说要安排给他们特殊任务。这些人不知道朱给他们什么任务，惶惶不安。到了晚上，朱把自己的亲兵撤走，让这五百人做自己的大帐侍卫。自己钻进帐篷，脱下战甲，倒头就睡。这五百人感动不已，从此死心塌地效忠朱元璋，三万六千俘虏也由此军心安定，很快成了朱军的主力。

对待自己欣赏的俘虏，朱元璋有时甚至宽大到没有原则的地步。猛将朱亮祖被俘后，朱元璋立刻委以重任。不料几个月后他又叛归元朝。后来，在战斗中又一次被朱元璋俘获。朱元璋爱其武勇，再次释放他，命他带大队兵马跟徐达等人去攻打宣城。朱亮祖由此倾心卖力，为朱元璋屡立战功。

徐达

后来的历史事实证明，朱的本性相当狭隘敏感，他的宽大仁慈并不是出于天性，而完全是出于理智的考量。他的过人之处，就在于必要的时候能够成为一个高明的演员。

为了寻找生存空隙，朱元璋经常朝三暮四，虚与委蛇。朱元璋的军事生涯，主要是在与周围的汉人武装自相残杀，他不肯为抗元大业做多少贡献，在抗元战争的最关键时刻，他看到形势对义军不利，竟然两次派人送重礼给元军，准备投降元朝，夹击义军。元政府大喜，授他以“行省平章”的高官。幸亏此时义军势力又起，朱元璋这才打消了投降的念头。在那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他也还保持着骑墙态度，并不与元军交恶，给自己留有余地，万一元运复兴，他又可以倒在蒙古大汗脚下，不失富贵。（吴晗《朱元璋传》）

至于忘恩负义、斩草除根，这些中国权谋家惯用的伎俩，他也运用得十分出色。在北面，全靠韩林儿为主的红巾军抵抗元军，他才能从容在南方发展。因此，他也一直奉韩林儿的“正朔”，上表称臣。当他实力壮大，韩林儿对他无用之后，他派人用船到北方去接韩林儿，说要迎他来坐天下。船到江心，却被他派人凿沉。从此之后，朱元璋再也不提自己曾经是韩林儿的臣下，连当年立的一些石碑，也因为曾经用了韩林儿的年号，一律捶毁，文字史料，更是消灭得一干二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