练就帝王心 一

清人赵翼对朱元璋的评价被许多人认为十分准确：“盖明祖一人，圣贤、豪杰、盗贼之性，实兼而有之者也。”

我认为更准确的说法应该是：朱元璋是一个流氓化了的农民。“农民”为体，“流氓”为用。骨子里，他永远是一个克勤克俭、谨小慎微的农民。江湖经历又给他的血液里注入了流氓的狡黠与狠毒。他的流氓手段帮助他在与群雄周旋时，长袖善舞，纵横捭阖，而令他笑到最后的原因，却是他比别人多了一份农民式的谨慎、持重。

史称朱元璋“地主阶级化”前是一个伟大的农民起义领袖，是率领汉人推翻蒙古人统治的英雄。岂知他走上英雄领袖生涯，实是迫不得已。

虽然在大元统治下朱氏一家经常颠沛流离，食不果腹，但朱元璋对蒙古皇帝缺乏痛恨之情，甚至充满感戴之意。草民一食一饭，都是朝廷所赐，这种观念在世代安善良民的朱家根深蒂固。洪武三年（1370年），朱元璋曾对臣下说：“元主中国百年，朕与卿等父母皆赖其生养……”

终其一生，朱元璋始终把元朝入主中国、享受汉人膏血视为“奉天承运”，“顺天应人”，理所当然。他说：“自宋运既终，天命真人于沙漠，入中国为天下主。”由于后代皇帝“驭下过宽”，不能自己独揽大权，才不幸失去天下。元朝被推翻后，他说“元祖宗功德在人”，把元祖牌位列入历朝帝王庙，世世祭祀。这并不仅是为重建纲常而采取的权宜之计，对他来说，报大元生养之恩，尽前朝良民之责任，乃是理所当然。

因此，朱元璋一开始没有“积极投身革命”就可以理解了。在他流浪江湖的几年中，大元天下已经是烽烟处处，而史料并没有留下朱元璋“向往革命”的蛛丝马迹。那时，白莲教遍布乡野，朱元璋不可能不有所耳闻目睹，但是没有任何他参加白莲教的记载。为了生存，他可以偷可以抢，但是从来没有想到过“造反”。在结束流浪生涯，回到皇觉寺后，虽然已经身受目睹了元朝的反动统治之残酷暴虐，或多或少受到白莲教革命思想的影响，朱元璋还是选择了老老实实做一个前途黯淡的和尚，并且在冷冷清清的庙里一待就是三年，他认认真真地跟老和尚学念经、吹法螺。《剑桥中国明代史》说：“在这时他似乎开始学习认字并简单地研修佛教经文。他的理解力很好，记忆力也很强。”

朱元璋一生为人做事的特点是认真敬业。登基后，从他仍然对佛教保持了浓厚的兴趣这一事实看，说明在三年和尚生涯中，他对佛教经典确实是下了点功夫的。后半生他有几种可能的选择：也许继续做和尚，也许积点钱买几亩地还俗做农民，也许会学门技艺，做个木匠或者瓦匠，只有军人不在选择之列。“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军人是风险最大的职业，实在不符合他谨慎的本性。

然而，身在乱世，人的命运就是如此离奇，你越怕什么，什么就偏偏会来到你身边。朱元璋重做和尚的第三年头上，农民起义的烈火烧到了皇觉寺边。至正十二年（1352年）正月十一，安徽定远的大地主郭子兴等五人起兵于定远，试图与元一争天下。附近农民几万人，“弃农业，执刀刃器”，纷纷前往投奔。二月二十七，郭子兴等率领这支队伍，一举攻占了濠州，皇觉寺所在地区被纳入起义军的势力范围。

乱世里没有清静之地。起义军三天两头来庙里搜粮食、找吃的。不几天，元军又驻扎附近。他们不敢与起义军正面交锋，每天到各村抢劫，见人就抓，当作“乱民”送到长官那里报功领赏。和尚们在庙里成天提心吊胆，看这样子，保不住哪天就被官兵抓去充当“乱民”，被砍掉脑袋。没办法，白天只好揣个饼子，躲到山里，等太阳下山了，再回来睡觉。

岂料在两军夹缝间，如此苟且偷生都不可能。那天和尚们下山，庙已经没了。原来起义军来庙里找吃的，一粒粮食也没找着，一生气，一把火把庙给烧了个精光。

朱元璋彻底走投无路了。再出去流浪吧，烽烟处处，天下已经没有安静的地方。兵为刀俎，民为鱼肉。看来在这个武力决定一切的时候，只有拿起武器，才有可能活下来。可是，当什么兵，也是个问题：“出为元兵，恐红巾至，欲入红巾，畏元兵至，两难莫敢前。”

在残垣断壁里忍饥挨饿躲藏了几天，他意外地收到了同村的一个哥们给他捎来的音讯。原来这个哥们已经加入红巾军了，说如今大碗喝酒，大块吃肉，快活得很，劝他也快快参加。

他并没有欣然往赴。谨慎的天性让他一次次拖延。这时，命运给了他又一次推动力。大师兄告诉他，红巾给他捎信的消息已经被人知道了，有人想向官军举报他呢。

事已至此，他还是没下定决心。他找到了一尊没被烧坏的菩萨像，想让神佛给出出主意。点上香，磕了头，拿起神案前的两块木片，按老和尚教给他的卜卦法卜算起来。第一卦问：应该去当兵还是继续当和尚？答案是应该当兵。那么，当红巾好还是当官军好？答案是当红巾。

一个伟大农民起义领袖的命运就这样被两块木片确定下来了。革命与反动之间就这样一念之差。不过，这个一念之差一直让朱元璋感觉不好意思。后来，他不断强调自己加入起义军实在是迫不得已，是人生的一大污点。他说自己加入起义军是“昔者，朕被妖人（红巾军）逼起山野……”（《与元臣秃鲁书》）他又说：“朕本淮右布衣，暴兵（红巾）忽至，误入其中。”（《明太祖实录》卷三七）在《皇陵碑》中，朱元璋说：“元纲不振乎彼世祖之法，豪杰（那些起义领袖）何有乎仁良（哪有什么好东西）？”登基即位后，这固然是为维护皇朝统治而不得不以造反为非，也未尝不是朱元璋参加革命大业时的部分真实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