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真相在凡人手中

广大人民每天任劳任怨地劳动，比起我们这些坐享其成的寄生虫，定能更多地体会到生命带来的幸福与喜悦。

我发现自己并没有因为明白了这些而感到轻松。

现在，我开始尝试接纳任何一种宗教信仰，前提是它们不与我的理性认知相矛盾，如果摒弃理性来探寻真相必然误入歧途导致谬误。我读书钻研了各类教义，佛教、伊斯兰教，当然重点还是基督教，并同周围的人们沟通交流。

我生活圈子里的人是我最先接触的对象，包括东正教徒、学识渊博的人、东正教神学专家、僧侣和长老、新教的神学家，甚至还有那些声称得到了救赎的新教徒。我详细询问那些教徒是如何信教的，如何才能理解生命的意义。

为了接纳他们的信仰解说，我不得不做出各种妥协，否则会出现不可避免的争吵，最终我仍然接受不了这些信仰。我发现他们口中的信仰并非对生命意义的解释，反而使之变得模糊了。他们自己的言谈举止也证实，那些信仰只是为了达到某些我始终不能接受的目的，而不是解释关于生命意义的问题——正是这个问题引导我走向宗教。

失望之余的那种痛苦而可怕的感觉我记忆犹新，因此，我非常害怕再次陷入那种绝望之中。然而在跟他们来往的过程中，这种绝望无数次地围绕在我四周。他们越是全面地长篇大论地阐述他们的教义，我越是真切地察觉到他们的谬误之处，就越不指望从他们的信仰里面找到对生命意义的解释。

虽然他们在讲述自己信仰的过程中总是把一些非必需、非理性的东西和基督教教义掺杂混合在一起——后者在我心里是至高无上的存在，但这不是我日渐疏离他们的原因，而是因为，我发现他们的生活和我如出一辙，唯一的差异在于他们的实际生活与教义里宣扬的那些原则，两者是天壤之别。很明显，他们只是自欺欺人，只是过着和我一样没有意义的生活，只是活着，及时行乐、得过且过。我如此推断的根据是，如果他们认识到了生命的意义，那么所谓贫苦、磨难和死亡都不会再令他们恐惧和害怕。然而恰恰相反，这个生活圈里的人们跟我一样渴望富足的生活，努力保持或提高生活水准，甚至和我以及那些没有信仰的人一样害怕贫苦、磨难和死亡；活着即为了让自己的全部欲望得到满足，他们的生活即便没有比无信仰的人更坏，至少也是同样糟糕。

再如何反复论证，我都无法说服自己相信那些信仰的真实性。除非他们用所作所为证明他们也有对生命的某种理解，并在此基础上勇敢地面对让我感到畏惧的那些虚无、病痛和死亡，我才会信服。然而在身边这许许多多的教徒身上，毫无例外地看不到这些实际行动，无论何时何地。相反，我倒是看见周围的非教徒在身体力行，而从那些所谓的教徒身上却看不到这些实际行动。

那以后我明白了，这些人的信仰跟我要找的那种，完全是两种概念。他们的信仰不能称为信仰，不过是享乐主义在生活中的自我安慰罢了。在我看来，这种信仰即便算不上安慰，也只能称为娱乐，对于类似所罗门那些在驾鹤西去时愿意忏悔的人来说还是有用的，对于大多数不习惯把乐趣安放在别人创造的成就上的人来说，这种信仰一无是处，因为他们更愿意亲手创造生活。

为了整个人类的生存，为了生命的繁衍及其意义，芸芸众生应该重新认识信仰，或者搞清楚什么才是真正的信仰。需要阐明一点，我、所罗门和叔本华没有自杀这件事情并没有促使我相信信仰的存在，真正使我相信信仰存在的，是一直认真生活的普罗大众，是他们把我们带入生活的大潮中，无论过去还是现在。

向对的人询问信仰

我开始尝试从另一个角度寻找答案，接触的不仅有贫苦的、普通的、没有文化的教徒，还有朝圣者、僧侣、国外的分裂派教徒和农民。他们都是吃苦耐劳的平凡人，同我圈子里那些所谓教徒一样，也是信仰的基督教，他们也掺杂了许多迷信的东西在基督教教义中。二者的区别在于，对于我圈子里的基督教徒而言，迷信部分只不过是自己花天酒地的手段，并非必要，并且和生活毫无关系；对劳动人民而言，迷信的东西已经融入生活之中，是得以生活的必要条件，他们无法想象要是没有迷信，生活会变得怎么样。那些贵族教徒们的生活方式与他们的信仰背道而驰，而信教的广大劳动人民则通过行动肯定了信仰之于生活的积极寓意。所以我开始观察这部分人的生活和信仰，随着观察的逐渐深入，我越发坚信他们拥有的才是真正的信仰。信仰被他们当作生活的必需，信仰赋予生命以意义，并且为他们继续活下去提供动力。

我发觉，我的生活圈子里信仰是可有可无的，一千人之中未必有一个人承认自己信教；相反，在那些劳动人民的生活范围里，一千个人中恐怕没有一个不是教徒。在我的圈子里，不务正业、贪图享乐、牢骚满腹充斥着全部的生活；与之恰恰相反，那些劳动人民的全部生活被沉重的劳动填满，与富人比较而言，他们更容易满足于生活。我生活圈子里的人不停地诅咒贫苦和磨难，满腹怒气地抱怨命运；与这相反，那些劳动人民毫无困惑和反抗，平静接受所有的病痛与不幸，并对未来怀有坚定的信念，因为在他们的眼里，当下所有的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除此以外别无出路。我们总自认为聪明，在领悟生命意义时却常常迷失自己，认为我们经历的苦痛和死亡是狠毒的嘲弄；与这相反，劳动人民默默地忍受困难，坦然地面对死亡，甚至更多的时候带着欢乐的笑意。在我的生活圈子里，极少有人能平和、坦然、勇敢地面对死亡；与这相反，那些劳动人民很少死于忧郁、背叛和不幸，虽然那些对于我和所罗门来说仅有的幸福，在他们的身上被剥夺得干干净净，大部分人一贫如洗，可是他们身上却常常充满了巨大的幸福感。

我将视野范围逐渐扩大，观察过去到现在的无数人的生活，发现那些掌握了生命的意义、明白何为生死的人不只是屈指可数的几个或十来个，而是成千上万甚至数百万个。他们的个性、智商、文化程度以及社会地位各不相同，却一点儿也不像我这般无知，他们了解生死的意义，却平静生活，默默劳作，忍受贫苦，接受困境，无论活着还是死去，在生与死之间，他们看到的都是善良，而不是虚无。

我爱上了他们，那些如此生活着的前人和今天的人。当我越是聆听和阅读他们的故事，深入地探究他们的生活，我对他们的情感就越发增加，随之自己的生活也越发轻松。我把“劳动”奉为信仰，将“劳动”的生活状态保持了两年，两年里我的思想发生了重大转变。

我还意识到自己心里早就滋生了这种变化，萌芽也始终存在。而一直存在着的思想萌芽来自我生活的圈子，我开始厌恶这些有钱人和知识分子坐享其成的生活，而且在我看来，完全不值一提，毫无意义。这里一切的行为、开展的论证，科学和艺术都不过是任性妄为，我醒悟了，在这里不可能找到生命的真谛。劳动人民对生活的创造才是真正的事业，我明白了一条真理，劳动赋予生活永恒的意义，随后我愉快地接受了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