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得学养
中国古代学者能文者多，换句话说，学者同时又兼散文家者多，而今则颇少。这是一个极为明显的事实，由不得你不承认。可是，如果想追问其原因，则恐怕是言人人殊了。
过去中国有“诗言志”和“文以载道”的说法。抛开众多注释家的注释不谈，一般人对这两个说法的理解是，所谓“志”是自己内心的活动，多半与感情有关，“言志”就是抒发自己的感情，抒发形式则既可以用诗歌，也可以用散文，主要是叙事抒情的散文。所谓“唐宋八大家”者，皆可以归入此类。而“载道”则颇与此有别。“道”者，多为别人之“道”。古人所谓“代圣人立言”者，立的是圣人之道。自己即使有“道”，如与圣道有违，也是不能立、不敢立的。
这样就产生了矛盾。人总是有感情的，而感情又往往是要抒发的。即使是以传承道统自命的人，他们写文章首先当然是载道，但也不免要抒发感情。我只举几个例子，就足以说明问题了。唐代韩愈以继承孔子道统自命；但是，不但他写的诗是抒发感情的，连散文亦然。他那一篇有名的《原道》，顾名思义，就能知道，他“原”的是“道”。但是，谁能说其中感情成分不洋溢充沛呢？又如宋代的朱熹，公认是专以载道为己任的大儒。但是，他写的许多诗歌，淳朴简明，蕴含深厚，公认是优美的文学作品，千载传诵。连孔门都注重辞令修饰，讲什么言之无文，行之不达。可见文与道有时候是极难以区分的。
清代桐城派的文人，把学问分为三类：义理、辞章、考据。他们的用意是一人而三任焉，这是他们的最高标准或理想。然而事实怎样呢？对桐城派的文章，也就是所谓“辞章”，学者毁誉参半。我在这里姑不细论。专谈他们的义理和考据，真能卓然成家者直如凤毛麟角。较之唐宋时代的韩愈、朱熹等等，虽不能说有天渊之别，其距离盖亦悬殊矣。
到了今天，学科门类愈益繁多，新知识濒于爆炸，文人学士不像从前的人那样有余裕来钻研中国古代典籍。他们很多人也忙于载道。载的当然不会像古代那样是孔孟之道，而只能是近代外国圣人和当今中国圣人之道，如临深履薄，唯恐跨越雷池一步，致遭重谴。可以想象，这样的文章是不会有文采的，也不敢有文采的。其他不以载道为专业的学者，写文章也往往不注意修辞，没有多少文采。有个别自命为作家的人，不甚读书，又偏爱在辞藻上下“苦”工夫，结果是，写出来的文章流光溢彩，但不知所云，如八宝楼台，拆散开来，不成片段。有的词句，由于生制硬造，佶屈聱牙，介于通与不通之间。
中国当前文坛和学坛的情况，大体上就是这样。我的看法，不敢说毫无偏颇之处，唯愿读者谅之。
郭伟川先生，出自名家大师门下，学有素养，又是一个有心人。他在最近给我的信中说：“今年计划中，想出版《著名学者散文精选》一书。所以专取学者文，盖一段从事学术研究的人，真正能文者如凤毛麟角，所谓罕而见珍也。而文得学养，则盖见深度，可臻文质并茂之境。此则一般文章家未必能至者，亦足成学者文之特色也。”这一段话虽不长，但对写文章与学术研究之关系，说得极为透彻而又深刻，十分敬佩。伟川先生镶拙文滥竽其中，既感且愧。他索序于我，敢不应命，因略述鄙见如上。
谈东方文学
一
近几年来，在广大的读者中间，特别是在文学爱好者中间，更特别是在爱好文学的青年中间，对东方文学的爱好日益强烈。我个人认为，这是一件很值得祝贺的事情。这并不是因为我自己也算是一个东方文学研究者和爱好者，出于对东方文学的偏爱才有这样的意见，而是因为为了纠正过去的偏颇，让中国的外国文学爱好者能够全面地理解外国文学，达到借鉴的目的，更好地创造我们自己的有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新文学，我才热诚赞颂这种新风。
为什么说是纠正过去的偏颇呢？我说的偏颇是指抬高西方文学，贬低东方文学。只要平心静气地想一想，实事求是地看一看，谁都承认这种偏颇是存在的。在一些文章中，特别是在一些谈话或讲演中，我们经常可以听到、读到一些有意无意贬低东方文学的论调，特别是在个别的在文学界比较负责的同志们的言论中，有这样的意见，其影响更大，更有害。我并不想提倡“东风压倒西风”，我只是想给东西方文学各以其应有的实事求是的评价，让读者们真能兼容并蓄，吸取必要的营养，如此而已。
回顾一下将近一百年来中国介绍外国文学的历史，是颇有启发的。林纾介绍的外国文学几乎全是西方文学，其中并无深奥不测的原因：林纾自己，我想并不一定有什么明确的东西方的概念，只是同他合作的人都是通英法文的，林纾必须仰仗这些人才能翻译，其结果就是他所介绍的都是通过英法文而译出来的西方文学作品。这些作品起到了良好的作用，林纾在天之灵有福了，我们直到今天还要感谢他。
到了鲁迅时代，情况有了改变。鲁迅自己对文学有明确的界限，他的界限与其说是东方和西方，毋宁说是压迫者和被压迫者，而被压迫者偏偏多在东方。鲁迅希望被压迫者能发出声音，中国在当时也是没有声音的，所谓“无声的中国”者便是，印度的声音也不多。鲁迅希望这些没有声音的民族发出声音，并且让这声音昭告世界，震聋发聩，让被压迫者都能挺起身来，艰苦斗争，求得解放。因此他介绍的文学不限于东方，只要是被压迫者他全希望介绍，当然东方也包括在里面。我认为，鲁迅在介绍外国文学方面是一个划时代的里程碑，鲁迅的精神不朽了。我不说鲁迅在天之灵，因为他是不信这一套的。直到今天我们还蒙受其利，直到今天我们也都感谢他。
解放以后，介绍外国文学开创了一个新时代。三十五年以来，我们做了大量的翻译、介绍、研究、阐释的工作，成绩辉煌，远迈前古。介绍的作品，既有西方也有东方，既有古代也有现代。这大大地提高了我们外国文学研究的水平，大大地扩大了外国文学爱好者的眼界，对建设精神文明有极大的裨益。
但是，美中也有不足，主要是对东方文学的介绍还不够普遍，不够深入。在这个领域内，不论古代或是近现代，都有不少的空白点。严格一点说，我们的读者对东方文学还没有看到全貌，对东方文学的价值还不能全面评价。其影响就是中国人民对第三世界国家人民的思想与感情，憧憬与希望，都缺乏实事求是的了解，从而影响了我们之间思想交流和友谊增长，也可以说是不利于我们的团结。
特别是在某一些同志心目中那种鄙视东方文学的看法，更不利于东方文学的介绍与研究。我不愿意扣什么帽子，但如果说这些同志还有点欧洲中心论的残余，难道还不能算是恰如其分吗？
实际上，有这种想法的同志们，并不一定都精通东方文学，“东方”这个词儿，作为一个地理概念，其广无垠，民族、语言、宗教、哲学，各不相同，历史长短也大相径庭，文学造诣当然更是悬殊极大，谁也无法全部了解其文学成就，再加上我们介绍不够，只是给读者以一斑，而没能给他们以全貌，产生这样的误会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理解并不是一切，我们要纠正错误的理解，加深正确的理解。能胜任愉快地做这种工作的只有研究东方文学的同志们自己。我知道，这方面的同志们正在努力，成果一天比一天增加，成绩一天比一天昭著。但兹事体大，绝非一朝一夕，一举手，一投足之劳，一蹴而就的。我们还要继续努力，还要等待。眼前编选的这一部《东方文学作品选》就可以说是在这方面一个努力的表现。
我祝贺这一部书的出版，我希望它能够给东方文学爱好者提供更多的精神食粮，给那极少数还怀偏见的同志们提供一个衡量的标准。我希望这一部书带着我的和我们的祝贺走向广大读者群中去。
二
1978年以来，我们介绍东方国家的文学作品日益增多。这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受到全国外国文学爱好者的热烈欢迎。
但是，也有美中不足之处：介绍得不很平衡，有的国家介绍得多，有的国家介绍得少。这很容易给读者一种不正确的印象，以为介绍作品少的国家，优秀的值得向我国介绍的作品不多。事实当然不是这个样子。这种现象之所以产生，主要是由于我国研究东方文学的人才按国别来说，不够平衡。其中有一些国家，至今还基本上是一个空白点，你能说这些国家根本没有文学吗？
我们的友好邻邦巴基斯坦就属于介绍得少的国家。
在过去几千年的历史上，中国同今天巴基斯坦所在的地区有过频繁的文化、政治、经济、宗教、艺术等等方面的交流关系。这种交流对双方都起了有益的作用，它丰富了彼此的文化，加深了彼此的了解，为今天我们两国根深蒂固的友谊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但是，从文学交流这个角度来看，我们今天的介绍工作是做得很不够的。我们中国人民，其中包括外国文学的研究者，渴望了解巴基斯坦的文学，可是能读的书却少得可怜，介绍的作家也同样少得可怜。除了伊克巴尔和新近去世的费兹两位大诗人之外，我们熟悉的巴基斯坦作家就不多了。这不能不说是一件十分令人遗憾的事情。
最近，北京大学东语系和其他单位共八位研究巴基斯坦乌尔都文学的同志群策群力，编译这一本短篇小说集《人贩子》，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这个缺憾。说句夸大的话，这本书真成了大旱中的云霓。我相信，它一定会受到广大中国读者的欢迎。
这本书一共翻译了巴基斯坦二十一位乌尔都文作家的短篇小说四十一篇。仅仅根据“前言”就可以看出介绍的内容是多么丰富，介绍的范围又是多么广阔。这些作品好像越过了千山万水，把我们的心从赤县神州，带往清真之国。我们仿佛置身于巴基斯坦人民中间，不但是今天的巴基斯坦人民，而且是现代史上的巴基斯坦人民。我们为他们的欢乐而欢乐，为他们的忧愁而忧愁，为他们的热爱而热爱，为他们的憎恨而憎恨。殖民主义者的压迫，反动统治者的剥削，我们仿佛都亲身感受到了，胜利的喜悦，正义的伸张，我们也仿佛体会到了。我们真是同巴基斯坦人民同呼吸，共命运。我们的心挨得更近了，我们的感情交融在一起了。空间的距离不但不能阻隔我们，而且正相反，它把我们联系得更紧密。原来中国人民对巴基斯坦人民虽有深厚的感情，但这感情有时总感到有点渺茫，不够具体。现在有此一册在手，捧读之余，我们两国人民之间的感情一下子具体起来了，具体到能看得见，摸得着。巴基斯坦人民的声音，我们能听到；巴基斯坦人民的笑颜，我们能看到。这一本书从小处看，弥补了我们介绍外国文学工作中的缺憾；从大处看，它一下子变成了一支神杖，缩短了我们两国人民之间的距离，使我们如处一室之内。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说，我们应该诚挚地感谢本书的译者们，难道还有什么人会反对吗？
中国传统小说在亚洲
在人类历史上，文化交流是经常的、正常的现象。几千年的人类文明史证明了一个事实，这就是，国家无论大小，历史无论长短，尽管深度和广度有所不同，每一个国家都对人类文化作出了自己的贡献，每一个国家都是一方面接受别国的文化，一方面又把自己的文化送出去，送给别的国家，从而既丰富了自己的文化，也丰富了人类共同的文化宝库。
我认为，研究人类文化交流的历史是一门非常重要的学科。通过这种研究，可以让不同国家的人民认识到自己接受了一些什么东西，又给予了一些什么东西，从而一方面提高自己的信心，另一方面又得到一个正确的认识，认识到人类必须互相帮助，互相学习，哪一个国家也不能孤立，也不会独立，也不曾孤立；这种认识对于增强国家和人民之间的友谊和了解会有很大的帮助，它会加强各国人民共同保卫世界和平，向着一个伟大目标奋进的决心。
专就中国而论，我们立国于亚洲大陆垂数千年。我们这个勤劳、勇敢、智慧的民族创造出来了光辉灿烂的文化，我们国家是世界上少数文明古国之一。最难能可贵的是，我们的文化传统，经过了几千年的风风雨雨，始终没有中断。我们也是既接受，又给予，从而丰富了我们自己的文化，又对人类文化作出了出色的贡献。如果没有中国人民的几大发明，人们就很难想象，今天人类文化的发展会是一种什么样子。
我们在历史上同外国的文化交流，走过了一条漫长而曲折的道路。外国文化，有的是我们自己取来的；有的是外国人送来的。中国文化，有的是外国人来取的，有的是我们送去的。到了封建社会的后期，西方的殖民主义者蜂拥而来，中国人民在内外交迫，水深火热中，大量泛海出走；有的被欺骗卖往外国。东南亚国家的华侨社会就是这样形成的。这些华侨带去了劳动力，给所在国的经济发展作出了贡献。他们也带去了中国文化，给所在国的精神文明的建设增添了砖瓦。总起来看，华侨对加强我国和外国的文化交流，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亚洲国家到中国来取的中国文化和中国华侨带出去的中国文化，是多方面的，头绪是异常复杂的。中国的文学艺术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长期流行于中国民间的、家喻户晓的文学作品，比如《三国志演义》、《西游记》、《今古奇观》、《水浒传》、《金瓶梅》、《聊斋志异》、《红楼梦》等等，还有一些在中国不大为人所知的小说，比如《王翠翘》、《二度梅》、《剪灯新话》、《剪灯余话》等等，都传了出去。流行于中国民间的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故事也同样传至国外。最初大概是流行于华人社会中，后来逐渐被译成了当地的文学，流传到当地居民中间，流传的领域大大地扩大了。
这些作品不同程度地在当地产生了影响，使当地居民更进一步了解了中国，从而加深了我们之间的友谊。
我们上面已经讲到研究国与国之间的文化交流的重要性。在我们过去的正史上，我们的先人对于这方面是非常重视的。我们从外国学习了什么东西，有什么外国的物品传入了中国，不管是动物、植物和矿物，还是科学技术、宗教、哲学，我们都一一记述明确。我认为，这是我们中国历史科学的一个非常值得重视，非常值得赞赏的优秀传统。
可惜的是，这种锐意研究中外文化交流的好传统，到了近代没有能很好地继承下来。仅有极少数的学者从事这方面的研究，而成绩远不能说是令人满意的。中外文化交流的研究眼看要成为绝学了。
古代有一句话说：“礼失而求诸野。”把这一句话用到这里，虽然有点牵强，但也略能表示我现在想说的意思。过去中国自己的研究不景气，国外有一些国家却是成绩辉煌。德国、苏联、日本、澳大利亚、泰国、柬埔寨、英国、美国、法国等国都有一些学者从事这方面的研究，而且取得了可喜的成绩。这都值得我们认真学习。这也算是一种“礼失而求诸野”吧。在这些国家中，法国算是比较突出的。
众所周知，近一百多年以来，外国研究汉学，人才之多，成绩之大，方面之广，钻研之深，法国是得到大家承认的。最近几十年来，虽然时事多变，沧海桑田，但是法国的汉学传统始终未断，而且还有发扬光大之势。新崛起的一代，灿若列星，成绩斐然，大有出蓝之势，令人对法国汉学发展的前途充满了信心。
在这新的一代汉学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著名的学者苏尔梦博士，还有她的丈夫龙巴尔教授。两个人都是涉猎面很广，钻研很深，成绩卓著，在国际汉学界普遍受到赞扬的学者。他们还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除了汉学之外，他们对东南亚国的历史、语言、文学、宗教都有湛深的研究。他们还并不停留在故纸堆中，而是经常到这一带去旅行，广交朋友，深入调查，掌握大量的活的资料，以之与书本上的记载和古代遗留下来的实物相印证。这样得到的成果必然是扎实可靠而又生动活泼，与某一些学者高头讲章迥乎不同。谓予不信，苏尔梦博士编选的这一部书：《文学的移居：中国传统小说在亚洲》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
我现在简略地介绍一下苏尔梦博士的学历和学术成果。她生于1938年。1962年，法国东方语言学院中文系毕业。1963年，获法学学士。1964年，获文学学士。1964年至1966年，在北京大学学习历史。1966年至1969年，在印度尼西亚进行实地调查。1969年，高级行政学院毕业。1970年，获文学博士。1972年至1973年，在日本收集中文资料。她目前的职务是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研究室主任。
苏尔梦博士的著作涉及的方面是很广的。我无法详细介绍，只能举出几部和几篇，以见一斑：《适应汉文化的一个例子：十八世纪的贵州省》，长达四百六十一页。《雅加达的中国人，寺庙和公共生活》，长达三百五十八页。《印度尼西亚的中国人用马来文写的文学作品》，长达五百八十页。此外她还写了很多论文，有的讲望加锡的中国社会，有的讲爪哇的中国宗教，有的讲中国人对东南亚发展的贡献，有的讲泗水的中国社会史，有的讲爪哇的中国碑文，等等，等等，内容丰富多彩，材料翔实可靠。
现在的这一部《文学的移居：中国传统小说在亚洲》，是苏尔梦博士编著的，共收中、苏、德、日、柬、泰、澳七个国家学者的研究成果十七篇。苏尔梦博士为这部书写了引论。从中可以看出许多国家学者的成绩，也表现了苏尔梦博士的热心与能力。北京大学比较文学研究所和其有关系科的许多同志们集体由英文译为汉文。国际文化出版公司用汉文和英文合璧的方式负责出版。这一部书的出版我认为是非常有意义的。中国人民读了，能够了解我们所熟悉的许多文学作品在亚洲各国传布的情况，一定会感到异常的亲切。亚洲各国人民读了，能够了解到他们从中国文学中接受了一些什么东西，从而增强对中国的了解，巩固早已存在于我们之间的传统友谊。所有这一切，都能把中国人民的心和亚洲其他国家人民的心拉得更加靠拢，拉得更近。这肯定会对保卫世界和平、加强国际团结起作用。苏尔梦博士以一个置身于亚洲范围以外的第三者的身份——请恕我用这样一个貌似见外的词儿——替我们亚洲做了一件大好的事情，实际上也是替世界做了一件大好的事情，难道我们还不应该衷心地感谢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