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字之国

记得鲁迅先生曾批评中国是文字之国，虽然“文字之国”含义颇为宽泛，我基本上是同意鲁迅的意见的。

试想在旧社会，有一种比较普遍的信仰：敬惜字纸。意思就是，凡是写上了字的纸，都不能随便乱丢乱扔，更不许踩在脚下，原因大概是字是圣人创造的神物，必须尊敬。连当年的遍野的文盲，对此也坚决遵守，不敢或违。今天的青年人大概很少有人知道这种情况了。

还有一种现象，南方城市我不清楚，在北方的许多城市中，往往是在偏僻的陋巷里，墙上嵌着一块石碑，上书“泰山石敢当”，据说能驱逐恶鬼。夜行僻巷，阒静无人，心惊胆战，欲呼无人，只要看到这样一块石碑，胆子立即壮了起来，用不着自己故意高声歌唱了。

到了今天，早已换了人间，上述的情况已经消泯得无影无踪。然而文字之国，积习照旧。最常见的一个现象就是，地无分南北，城不论大小，衙门不管大小，商店不分高低，都在引人注目的地方高悬着五个金光闪闪的大字：为人民服务，内容是绝对正确的，用意是极端美好的。然而实际情况怎样呢？在很多——不是所有的情况下，仿佛这五个大字一经书写，立即通过某种神力变成了实际行动。在当年红宝书盈满天下的年代里，这五个字或许能产生某种力量，因为当时许多人确实怀着极为虔诚的信仰，诚则灵，因而能产生实际效果。到了今天，对一些人来说已经产生了信仰危机，这五个字的威力就必须大打折扣了。很多地方，在为人民服务的招牌下，干着违反人民利益的勾当，衙门搞官僚主义，商店出售假冒伪劣商品，圆融无碍，处之泰然，反正“为人民服务”的招牌已经打出去了，一了百了了。

还有一个现象，我觉得，也应归入这个范畴。在燕园里有许多大大小小的池塘，塘中有鱼，鱼虾无言，塘边成蹊，捉虾垂钓者颇多。学校于是派人竖立了一个白牌，上书“禁止垂钓”几个红色大字。但是，竖立后几年以来，我几乎每天都看到有人在塘边钓鱼，垂数年之久，从未有人过问。垂钓者手持最新式的珍贵的钓竿，巍然坐在马扎上，口含香烟，神情安怡，就正在“禁止钓鱼”的红字白牌的下面，成为燕园一景。在这里，已同上面提到的“泰山石敢当”相反。前者只需写上了一个人名，就能吓退恶鬼。这里写上了具体的内容，却吓不退一个活人。活人的威力真已大矣，恶鬼大概十分羡慕吧。

类似的情况还可以举一大堆来，政府令不行禁不止的情况也所在多有。我只有一个希望：文字与行动并举。否则，我们国家的前进会受到极大的阻碍。

写文章

当前中国散文界有一种论调，说什么散文妙就妙在一个“散”字上。散者，松松散散之谓也。意思是提笔就写，不需要构思，不需要推敲，不需要锤炼字句，不需要斟酌结构，愿意怎样写就怎样写，愿意写到哪里就写到哪里。理论如此，实践也是如此。这样的“散”文充斥于一些报刊中，滔滔者天下皆是矣。

我爬了一辈子格子，虽无功劳，也有苦劳；成绩不大，教训不少。窃以为写文章并非如此容易。现在文人们都慨叹文章不值钱。如果文章都像这样的话，我看不值钱倒是天公地道。宋朝的吕蒙正让皂君到玉皇驾前去告御状：“玉皇若问人间事，为道文章不值钱。”如果指的是这样的文章，这可以说是刁民诬告。

从中国过去的笔记和诗话一类的书中可以看到，中国过去的文人，特别是诗人和词人，十分重视修辞。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杜甫的“语不惊人死不休”，是人所共知的。王安石的“春风又绿江南岸”中的“绿”字，是诗人经过几度考虑才选出来的。王国维把这种炼字的工作同他的文艺理想“境界”挂上了钩。他说：“词以境界为最上。”什么叫“境界”呢？同炼字有关是可以肯定的。他说：“‘红杏枝头春意闹’，著一‘闹’字而境界全出。”“闹”字难道不是炼出来的吗？

这情况又与汉语难分词类的特点有关。别的国家情况不完全是这样。

上面讲的是诗词。散文怎样呢？我认为，虽然程度不同，这情况也是存在的。关于欧阳修推敲文章词句的故事，过去笔记小说多有记载。我现在从《霏雪录》中抄一段：

前辈文章大家，为文不惜改窜。今之学力浅浅者反以不改为高。欧公每为文，既成必自窜易，至有不留初本一字者。其为文章，则书而粘之屋壁，出入观省。至尺牍单简亦必立稿，其精审如此。每一篇出，士大夫皆传写讽诵。惟睹其浑然天成，莫究斧凿之痕也。

这对我们今天写文章，无疑是一面镜子。

文以载道

中国古代学者能文者多，换句话说，学者同时又兼散文家者多，而今则颇少。这是一个极为明显的事实，由不得你不承认。可是，如果想追问其原因，则恐怕是言人人殊了。

过去中国有“诗言志”和“文以载道”的说法。抛开众多注释家的注释不谈，一般人对这两个说法的理解是，所谓“志”是自己内心的活动，多半与感情有关，“言志”就是抒发自己的感情，抒发形式则既可以用诗歌，也可以用散文，主要是叙事抒情的散文。所谓“唐宋八大家”者，皆可以归入此类。而“载道”则颇与此有别。“道”者，多为别人之“道”。古人所谓“代圣人立言”者，立的是圣人之道。自己即使有“道”，如与圣道有违，也是不能立、不敢立的。

这样就产生了矛盾。人总是有感情的，而感情又往往是要抒发的。即使是以传承道统自命的人，他们写文章首先当然是载道，但也不免要抒发感情。我只举几个例子，就足以说明问题了。唐代韩愈以继承孔子道统自命；但是，不但他写的诗是抒发感情的，连散文亦然。他那一篇有名的《原道》，顾名思义，就能知道，他“原”的是“道”。但是，谁能说其中感情成分不洋溢充沛呢？又如宋代的朱熹，公认是专以载道为己任的大儒。但是，他写的许多诗歌，淳朴简明，蕴涵深厚，公认是优美的文学作品，千载传诵。连孔门都注重辞令修饰，讲什么言之无文，行之不达。可见文与道有时候是极难区分的。

清代桐城派的文人，把学问分为三类：义理、辞章、考据。他们的用意是一人而三任焉，这是他们的最高标准或理想。然而事实怎样呢？对桐城派的文章，也就是所谓“辞章”，学者毁誉参半。我在这里姑不细论。专谈他们的义理和考据，真能卓然成家者直如凤毛麟角。较之唐宋时代的韩愈、朱熹等等，虽不能说有天渊之别，其距离盖亦悬殊矣。

到了今天，学科门类愈益繁多，新知识濒于爆炸，文人学士不像从前的人那样有余裕来钻研中国古代典籍。他们很多人也忙于载道。载的当然不会像古代那样是孔孟之道，而只能是近代外国圣人和当今中国圣人之道，如临深履薄，唯恐跨越雷池一步，致遭重谴。可以想象，这样的文章是不会有文采的，也不敢有文采的。其他不以载道为专业的学者，写文章也往往不注意修辞，没有多少文采。有个别自命为作家的人，不甚读书，又偏爱在辞藻上下“苦”功夫，结果是，写出来的文章流光溢彩，但不知所云，如八宝楼台，拆散开来，不成片段。有的词句，由于生制硬造，佶屈聱牙，介于通与不通之间。

中国当前文坛和学坛的情况，大体上就是这样。我的看法，不敢说毫无偏颇之处，唯愿读者谅之。

郭伟川先生，出自名家大师门下，学有素养，又是一个有心人。他在最近给我的信中说：“今年计划中，想出版《著名学者散文精选》一书。所以专取学者文，盖从事学术研究的人，真正能文者如凤毛麟角，所谓罕而见珍也。而文得学养，则盖见深度，可臻文质并茂之境。此则一般文章家未必能至者，亦足成学者文之特色也。”这一段话虽不长，但对写文章与学术研究之关系，说得极为透彻而又深刻，十分敬佩。伟川先生镶拙文滥竽其中，既感且愧。他索序于我，敢不应命，因略述鄙见如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