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 喀喇尔古伦河谷(二)

安营扎寨的第一件事就是挖地窝子。说起地窝子,很多人都会想到生产建设兵团,那是他们当年艰苦创业的标志之一。挖法很简单,先在地上刨出个大概两米深的坑,坑顶架上几根木料,盖上些芦苇、树枝,再铺上塑料布撒点儿土,最后从坑边挖出条斜坡延伸到地面作为进出的通道,就算大功告成。如果长期住,还要装门,抹泥浆,夯土墙,垒烟囱什么的,不过我们在山里待不到半年,所以弄得很粗糙,恐怕还没内地给死人挖的墓穴讲究。

在这流金淌银的河边,人的精神想不亢奋都不行,地窝子挖好后,根本没人提休息的事,马上开始了淘金的工作。甘肃老头子说开工之前,还要斩鸡头烧黄纸焚香祭拜,可我们不信那一套,直接就操家伙干上了。

金矿其实分为岩金和砂金两种。岩金深藏在山体岩石中,勘探开采难度都很大,那是国营大矿厂的工作。而砂金矿实际上是岩金被风化侵蚀后,经过搬运冲积,在河**富集形成的,开采容易,我们淘金淘的就是砂金。

当时用的方法还很落后,都是成百上千年沿袭下来的老工艺,叫溜槽取金。所谓溜槽,大概就是一个宽半米、长三米的木头槽子。溜槽架在河边,一头高一头低,槽底铺上毡子,上面压着树枝做的木排,木排上每隔一段再钉上横格。将含有金粒的沙土倒在溜槽上,用水去冲,砂浆从溜槽上通过,泥沙随水流走,而金子因为比重大,会沉到木排的缝隙里。具体干起来,从挖到冲,基本上是四五人一组。分配给我的工作,就是穿着橡胶水裤站在河里,一桶一桶地往溜槽上提水。

每冲十几车砂土,就要起一次槽子,把留在毡子上的砂子小心清出来,再让甘肃老爷子拿一个小船形状的金斗子继续摇晃淘洗。大概就跟淘米似的,砂子越冲越少,最后只剩下很小很小的一撮精砂,就是混着金粒和石子的混合物。

摇金斗子是门学问,看着容易做着难,我试了一次,累得腰酸背疼不说,还把金子全冲到了河里,甘肃老爷子心疼得直骂作孽,说让我这么一摇,大半天全白干了。

临近晚上吃饭的时候,大哥把金子从精砂中小心地挑出来,再放到火上烘干,用磁铁吸去杂质,又吹掉浮在金子上的轻尘,上天平一称,八克多,算是收成不错。

大家都喜笑颜开,计算着照这个样子干上半年能挣多少钱。大哥又提醒我们这些新手别得意忘形,说往后不管谁问你一天能淘多少金子,都不准说实话,这个是原则问题。

我提了大半天的水,全是重复机械劳动,胳膊和腰都累得直打哆嗦,吃饭时坐也坐不下,一碗汤拿在手里能洒出去半碗。揉着肩膀,再看那小小的一撮劳动果实,不禁想起刘禹锡的一句诗,所谓“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黄金虽贵,也要靠极其艰辛的劳动去换,古人诚不我欺啊!

我们带的物资有限,除了两个电筒,也没什么照明工具,所以天一擦黑就钻进地窝子准备睡觉,打算养足精神,等明天继续甩开膀子大干。我哈欠连天,抻开铺盖刚要钻被窝,大哥却过来拍拍我,把我叫了出去。

跟着大哥来到河边的树林,一人卷了支烟点上,他问我这几天有没有出什么事,我就把路上经历地震的那些事说了,还说有俩人闹着要回去,但被我压下来了,问他该怎么办。

大哥点点头,说地震时他在山里也感觉到了,按台山本来就在一条很重要的地震带上,时不时来一下很正常。有人闹意见不用怕,见了金子肯定什么意见都没了,现在你赶他走他都不会走。

我看他说得轻松,又有些不放心,说书本上不是写地震还会引发滑坡泥石流什么的吗,听着都挺怕人。

他却摆摆手,说从感觉上来讲,震源应该挺远了,说不定在境外,传到这边影响已经不会太大。而且这儿虽然是河谷,不过地势还是很开阔,周围植被也好,只要别像1931年富蕴大地震一样,弄出条几十公里长的断裂带,就没什么问题。

我接着又说起了关于羊群和石人的疑惑,这种事不能跟别人商量,只能找大哥讨论讨论。可他听完一直没吭声,只是低着头若有所思地抽烟,过了好大一会儿,才摇摇头说自己也想不通,还问我是不是昏头看错了。

我气得一跺脚:“你琢磨半天,就得出这么个结论啊?这种事怎么会看错,不但羊群和石人一样全是头朝东,有只羊还转头看了我一眼,吓人得很。这到底是为什么,总得有个解释吧?”

大哥一声冷笑,不紧不慢说道:“凭什么非得有个解释?解释都是人给的,世上的事又不是你写期末考试卷,每一题都要有个正确答案。我跑野外这么些年,稀奇古怪的事也经历过不少,没几个能说清楚的。”说完烟也抽完了,踩灭了烟屁股,转身就走。

当时我有点儿来气,觉得大哥这个说法真挺没劲,简直就是唯心主义不可知论。我懒得再和他多讲,也没跟他一起回去,站在那儿续了支烟继续抽,脑子里想的还是那些事。

西部这里昼夜温差大,太阳一下山就冷了起来,我只是在外边多站了这么一小会儿,就忍不住打了个哆嗦,赶紧把烟抽完了,缩缩脖子就打算回去。可刚迈出一步,身后却传来了一阵“嗤嗤、嗤嗤”的怪声音,我的心一跳,脚步不由得停了下来。

那声音其实很小,但因为周围实在太安静了,所以就显得异常清晰。我转过身,侧耳细听了一会儿,却又什么都听不到了。

当时一丝风都没有,不可能是风吹树枝的声音,我又挪了挪脚,觉得也不是自己踩到了什么东西,心说难道是什么动物跑过去了,可声音听着不像啊?傻站了一会儿,又什么都听不见了。骂了自己一句神经病,抬脚要再走时,那声音却再一次响了。

“嗤嗤嗤”的声音断断续续,若有若无的显得很轻,听起来觉得很远,但我很肯定那声音就在身边。支棱着耳朵仔细寻找声音的来源,划着了一根火柴,往四周看了一圈,可眼前除了树就是一些小灌木,还是什么都没发现。

天黑之后树林里有点儿怕人,我在林子里瞎转,琢磨了一会儿没什么头绪,反而觉得更冷了,又怕天黑透了找不到地窝子,就跺跺脚跑了回去。可那“嗤嗤嗤”的声音却从此留在了心里。

回到地窝子,十个人全挤在一块儿,脚臭汗臭熏得人发蒙,我在人堆里扒出个地方,衣服都没脱就躺下,脑子里一时静不下来,一会儿是刚才树林里的“嗤嗤”声,一会儿是白天提水时的“哗哗”声,乱想了好久,疲倦渐渐淹没了全身,这才沉沉睡去。

之后的几天,又有许多淘金客陆续来到,河谷里大大小小的半岛上,地窝子、土帐篷连绵不绝,到处是三五成群拿着铁锹十字镐的人,溜槽林立,小车飞跑,远看简直就是一个大工地。

当时淘金,绝大多数还是依靠人力,不过有些金老板因为本钱大,可以用柴油发动的抽水机冲砂子,省时省力,让我这个负责提水的人十分羡慕。

淘金客大多都按地域和亲缘分成了不同帮派,各自占据一两个小岛。帮派之间经常有摩擦,有时为了争抢一个出金多的矿点儿,还会爆发火并。我曾经以为南方人要文弱一些,可后来才发现,浙江人和湖南人打架也凶得可以,即便头破血流,只是抓把沙土往脑袋上一抹止住血,接着拼杀上阵。

也正是因为如此,我还一度担心我们这种临时拉起来的小队伍,势单力薄的会受人欺负。按大哥的话,虽然整条河谷都属于黄金矿化带,但只有我们的半岛离上游的岩金矿源不近不远,正好跨在富集金线上,算是块宝地。如果有谁果真眼红耍横硬抢,我们连一战的力量都没有。

但后来证明我多虑了,我大哥因为有专业知识,经常给别人帮忙“看风水”、找金苗,而且一找一个准,在采金区很有些小名气,所以各个金老板都很买他的面子,基本没人来找麻烦。小平同志说得没错,知识改变命运,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不服不行。

不过有人想抢矿点儿的事情,也不是完全没发生过。记得那一次,有个陕西老板来请我大哥去“看事儿”,是个很生的面孔,武建超怕会出事,就叫上了我,我们俩跟着大哥一起去。

那老板的矿点儿是段“老河身”,要采金,首先要剥离覆盖的砂砾层,而且那地方的矿层埋得比较深,离地大概有三四米,干起来比我们那里费劲。

大哥说,他们其实干得颇为专业,因为矿深,那老板就在挖开的基坑中间修了两个台阶形的“飞台子”,用大挑杆和土绞车往上边接力运沙,还开了“暗水通”排掉了坑底的水。但问题是,他们做了这么大的工程,只出了三天金子,砂金就见底了。

这里所说的“底”,是指底板,就是含金层堆积的最下界。一般来说越靠近底板,金子越富,而挖到底板之后,一个矿也就算耗干净了。只是那帮人还没淘出多少金子,就挖到泥性的底板,先前许多准备工作都算白做了,这意味着折本,的确是个郁闷的事情。

然而气人的是,那老板表面上是叫我大哥过去“看事儿”,帮他们想想办法,但言语里透出的意思,是看上了我们的富矿,想逼着大哥把矿点儿让给他们。他刚开始说的还比较含蓄,后来就变成了**裸的威胁,至于原因很简单,他们人多,我们打不过。

那老板让我大哥“好好想想”,我跟武建超都气得不行,大哥脸上却一点儿表现都没有,冲我俩挥挥手意思是少安勿躁。然后他就叼着烟跳下了基坑,在坑底走了两圈,下铁锹挖了几把后,又重新爬了上来,掸掉身上的土,对那老板说:“你们往下挖吧,还没到地方呢。”

“都到底了,还挖个屁!”那老板很不耐烦。大哥却是一笑:“你就接着挖吧,再挖两米,还不出金子,我就把矿点儿让给你。”

那陕西老板看我大哥胸有成竹的样子,也将信将疑,招呼工人剥开底板,又往下挖了一会儿,结果挑出土来一试,还真又看见了金子,而且品位不低。

那老板一见金子,脸色就变了,连连赔不是不说,还拉着我大哥要他留下来喝酒。大哥摆摆手谢绝了,武建超在边上一拍那陕西老板的肩膀,扬眉吐气地说:“沙(第四声,作动词)金不到底,白搭二斗米。多学着点儿吧伙计,淘金可不光是人多就行的!”

一场小危机,就这样戏剧化地解决了。虽然我从小就挺崇拜大哥的,不过那一次更是刷新了认识。回去的路上,武建超也说他太神了,问到底怎么回事吗,一般淘金不都是见底收工吗?

大哥却摇摇头解释,说照平常的道理讲,那帮陕西人淘金见了底板停工,并不算是错。只不过实际操作中,其实还存在一种夹在砂层半腰的泥带假底,又叫“火燎”,见了这种“底”反而要继续朝下挖,因为下边才是真正的富金层。那帮陕西人就是挖到了这种假底,可他们不懂地质,明明守着个金窝子,还动歪脑筋想抢我们的矿。

这件事没两天就在采金区传开了,我大哥的名气也跟着大了一些。不过这种插曲并不是很多,刚开始的新鲜劲儿一过去,日常生活中的主题,还是枯燥乏味的重体力劳动。

干活累,吃的也很差,没有菜没有肉,只能吃白饭干馍,喝水就是用砖茶煮上一锅再撒把盐了事,因为严重缺乏维生素,嘴上长泡,指甲全部开裂。如果想吃肉改善伙食,除了找牧民买,晚上也能在河边逮鱼,拿着手电筒把鱼引过来,直接用铁锹砸,不过大家每天干活累得要死,没什么人有闲情干这个。

好在牧民赶着畜群经过后,留下的牛粪会长出蘑菇,可以摘来炖汤喝。另外还有种阿魏蘑,是雪壳子还未化净时从砾石中间钻出来的,白白肉肉的,特别好吃,据说是很珍贵的菌类。当时交通不发达,我在内地从未吃过这种东西,感觉很新奇,不过如今不稀罕了,那蘑菇已经人工养殖,城市里超市就有的卖,还改了个名字叫白灵菇。我前两天买了些炒着吃,却再也找不到二十多年前的味道了,就像年轻时远去的记忆。

山里除了物资的匮乏,还有精神上的寂寞和无聊。称得上娱乐方式的只有三种:打牌、喝酒、打架。淘金基本是男人的世界,一帮老爷们大山里憋久了,性格都会跟着变化,暴力倾向非常严重,随便两句戗起来就会动手。不过打这种架只是小摩擦,并不是针对某个人或某件事,纯粹发泄情绪,打完了就算,有时被打那个伤得比较重,打人那个还会包养受伤者直到痊愈。

总之,淘金的日子其实平淡无奇,跟小说中所写完全不同。生活里最期待的事,只剩下分金子。我们每隔两三天,攒够差不多十多克就分一次,大哥和我一人两克,他们一人一克,多出的留到下回再分。

我们分金子都是用天平,王老爷子还有一杆自制的小秤,罐头盖做的秤盘,桦树枝做的秤杆儿,秤砣则是一颗小铁螺帽。每次分过金子,他都要用那小秤再检查一遍,不光给自己称,还帮着赵胜利他们称。对此我很看不惯,觉得金子都是大哥主持分的,而他们天天这么搞,明显是信不过我们哥儿俩。不过大哥倒不怎么在乎,说金子只要分下去就是自己的了,他们想怎么称就怎么称,哪怕一天称一百次又怎么样?我们只要问心无愧就可以了。

而在当时,每人分得的金子不会放在地窝子里,都是各自藏在一个别人不知道的地方。比如我就是把金子放在青霉素的小玻璃瓶里,埋在平时解手的杨树边。

只是每次去林子里,我总能时不时地听见那种“嗤嗤”的声音,和第一天天黑时听到的一样,而且有越来越多的趋势。问别人有没有听到过,他们都是摇头。这事儿把我弄得很烦躁,觉得是不是自己太敏感了,总是疑神疑鬼的,甚至怀疑是自己脑子有问题,出现了幻听。

差不多一个月过去了,天气稍微暖和了一些,因为冰雪融化的关系,河水也越来越大,而我,则穿烂了带来的所有裤子。

淘金劳动强度大,水浸土磨的,裤子不耐穿,经常是屁股的部位最先烂出两个大洞。据说当年美国西部的淘金者也遇到过相似的问题,于是有人发明了一种用帆布面料制作的更结实的工作服,之后演变成了大名鼎鼎的牛仔裤。当时牛仔裤已经进入了中国,只不过大家都把它当时装,也挺贵,所以从来没想过穿牛仔裤来淘金,我们只是带了些碎布打补丁。

那天吃过饭休息,我正坐在地窝子边缝裤子。这时赵胜利慌慌张张地跑了过来,他本来就有点儿结巴,这会儿更是有点儿语无伦次,说了好久我才听明白。他在树林里也听到了我以前问过的那种声音,“吱吱嘎嘎”“嗤嗤喇喇”的,像是锯木头,不过声音比真正锯木头小得多。

我点头说没错,放下手里的裤子,让他带我去找刚听见声音的地方。同时心里隐隐的还有一丝高兴,既然赵胜利也听见了,那就说明这声音的确存在,不是我脑子出了问题。

我们俩一前一后,可没想到刚要进树林时,赵胜利却犹犹豫豫停了下来,转过头,有些为难地看着我。我起初以为他是害怕,安慰几句,可他还是不往前走,表情有点儿复杂,皱着眉头欲言又止。

我正要问你发什么愣啊,可转念一想,马上恍然大悟,赵胜利不是害怕那声音,而是怕我这个人。要是我猜得不错,他应该也是把金子藏在了树林里某个地方,而恰好在放金子的时候听到了那个怪声音。很明显,他这是信不过我,怕我知道了藏金子的地点。

我刚才没想到这层,一时有点儿尴尬,打了个哈哈,说没关系没关系,去不去无所谓。转身就要回去,正好看到武建超跑过来。只见他满头大汗,说正找我呢,一把抓着我的胳膊要我跟他走。

我的心思还在树林里的怪声音上,被他拉得一个趔趄差点儿摔倒,甩开他的手,不明所以地问他干嘛。

他挺着急地回头对我说:“你不是学医的嘛,跟我给人瞧病去,救人如救火知不知道。”说完又要来拉我。

我赶紧往后一躲,摇头说:“我学的那是兽医,顶多给动物瞧病,怎么能给人瞧病?”说到这儿心里又不禁有点儿酸涩,没能大学毕业,实在是一生的遗憾。

他有点儿急了,说:“让你瞧你就瞧,啰唆什么!人是高级动物,道理都差不多。”没管赵胜利,揪着我的衣服,生拉硬拽地就往前拖。

我无可奈何地跟着武建超往上游走,他走得很快,我恨不得一路小跑才撵得上。路上问他是谁得了什么病,他只说到地方我就知道了。

我们来到一个小岛,穿过正在干活的人群,竟然看到了一个熟人——阿廖沙,就是那个被我当作苏联间谍的俄罗斯族人,这会儿看起来忧心忡忡的,显然有心事。

武建超跟他打了个招呼,说:“大夫我给你找来了,医科大学生。”

他这么一说,我脸顿时一热,心说武建超你这不是坑人吗,我是大学生不假,可惜是个被开除的,而且也不是什么医科,是兽医。

阿廖沙倒没看出我神情不对,脸上露出些许欣喜的神色,说:“来了就好,来了就好。”赶紧领着我们走到一个地窝子入口,一指说病人就在里边。

地窝子里充满了刺鼻的恶臭,站在外边就能闻到,直冲脑门。那不是一般的脚臭汗臭,而是人的呕吐物的味道,透着一股浓重的酸味。

我感觉自己这会儿也没办法,不过来都来了,只能硬着头皮上。捏着鼻子钻了进去,眼睛渐渐适应了昏暗的光线,看到地穴最深处躺着一个人。

走近了蹲下一看,发现躺着的这位我也认识,就是阿廖沙的妹夫,那晚他俩找我讨过水喝。他躺在地上,人昏迷着,我摸摸他的脑门,烫得厉害。旁边有个小土坑,里边堆满了烂兮兮的秽物,估计都是吐出来的。

我问怎么变成这个样子的。阿廖沙从后边凑了上来,说人从三天前开始不舒服,刚开始是发烧头痛,浑身酸疼,吃不下饭,以为是感冒,可吃了几片药,睡了一天没见好,反而越来越严重。高烧不退,说胡话,脑子也不清楚了,而且脖颈子开始发硬,之后又……

他还要说,我连忙打断:“停停,啥叫脖颈子发硬?有什么表现?”阿廖沙皱着眉头想了想,说:“就是脖子硬呗,转不动脑袋,连抬头低头都困难,最多能轻轻点头。”

看着一个老外模样的人字正腔圆地讲中国话,我总觉得有点儿可笑,不过现在笑出来显然不合适。事情有点儿严重了,表面上看,这病人是发烧烧晕了,不过肯定没这么简单。因为阿廖沙刚才所说的脖颈子硬,医学上的术语叫“颈项强直”,这可不是什么好现象。

试着捏了捏病人的脖子,如果是颈项强直的话,肌肉应该会硬邦邦的,我却出乎意料地发现,那里的肌肉非但不硬,反而很柔软,甚至比正常人的肌肉还要软。我觉得有些不对劲,又赶紧问阿廖沙后来怎么样,这病人的脖子就一直硬着吗?

他摇摇头,说只硬了一天,后来脖子就变软了,而且软得过分,脑袋耷拉下来抬不起头,肩膀也塌着,胳膊都软得跟面条似的提溜在身上。

听他说完,我的心跟着一沉,又沿着病人的肩胛、胳膊一路捏过去,肌肉果然都是软绵绵的感觉,抬起他一条胳膊来回活动了几下,发觉关节的部分阻力很小。我有些吃不准,又让武建超躺下捏了一遍做对比,最终得出了个让人很难接受的结论:这是局部瘫痪。

我挠挠头,一时也想不出是什么毛病,感觉还得再仔细观察观察,抓着病人手腕测了下脉搏,又趴下去听了听心音,还试了试呼吸,仍然没什么思路。

我脑子犯浑,还有个原因是阿廖沙和武建超都在边上看着,把我弄得十分紧张。我学的是兽医,给母猪接个生,治个鸡瘟的倒还能胜任,可给人看病,那是专业不对口,纯粹是赶鸭子上架。

阿廖沙看我摆弄了半天也没啥结果,像是突然又想起了什么,补充道:“对了,他之前还说,耳朵里总是听见奇怪的声音。”

怪声音?我的心“咯噔”一下,抬起头,瞪着眼睛盯着他道:“你说什么?”

他没想到我这么大反应,愣了一愣说道:“就是耳朵里有声音呗,他说有时候会轰轰乱响,像是过火车,有时候好像是人吵架,还有时候像是鸟叫什么的。”

我听了心稍微一宽,又问道:“那有没有锯木头的声音?”他摇摇头,说好像没有。

我这才放了心,病人应该只是普通的耳鸣,跟我听到的怪声音不是一回事,我暗骂了自己一句神经过敏,又问道:“以前有没有人得过这种病?还有,最近他除了干活,做过其他什么事没有?仔细想。”

阿廖沙先是摇摇头:“淘金野吃野住的,伤风感冒,跑肚拉稀之类的常有,吃点儿药扛扛就过去了。他这个病法绝对是头次见,不然也不会找你来。”说完又想了一阵,接着道,“至于干别的事,平时也就喜欢下下象棋。对了,半个月前,他从树林里捡了只死狐狸,剥了皮留下,把肉扔了……”

我的心又是“咯噔”一下,野外工作,接触动物,高烧,呕吐,颈项强直,之后上肢肌肉瘫痪,这些概念在脑子里飞快地组合,让我有了一种不祥的预感。

不过慎重起见,我没敢随便下结论。只是让他们把人抬到了外边,毕竟地窝子里光线太暗,什么都看不清楚。又叫他们把那张狐狸皮拿来,铺在地上,我找了双劳动手套戴上,扒开浓密的狐狸毛,在阳光下细细检查了一遍,终于看到了要找的东西。

只差最后一步就能证实猜想了,不过我没什么高兴的感觉,站起身,指着那病人说:“把他衣服脱了。”

阿廖沙的妹夫被扒了个精光,我俯下身细细检查,看完了正面,又把人翻过来看背后,不但皮肤表面,连腋窝、腚沟、肚脐眼之类的都要扒开瞅瞅,可除了一层厚厚的陈年老灰,没发现什么异常。这让我的脑门不禁冒起了汗,心说难道是之前想错了?

四周干活的工人都好奇地围了过来,阿廖沙呵斥了他们几句,不过没什么用。武建超看我好像找到门儿了,问这是在干嘛。人一多我心更虚了,闷着头说别着急,待会儿一起说。

说着又拨开了病人的头发,我定睛一瞧,就在脖子后发际线位置的皮肤上,有一块小小的红斑,看起来像被蚊子叮过肿起来的小包,不过中间有个突出的黑点,一摸之下还有些扎手。

我心说就是这个了,长叹口气,站起身来说道:“病根儿找到了,可能是森林脑炎,得马上把人送出去治病,不然有生命危险。”

阿廖沙一时没听清,问道:“什,什么炎?”

我又大声急道:“森林脑炎,也叫春夏脑炎,是一种急性传染病。你们谁去找辆拖拉机?必须赶紧把人送走,这事拖不得。”

可没想到,周围的人一听到“急性传染病”几个字,都“呼啦”一下退出去好远,包括武建超和阿廖沙,一个个满脸惊恐地望着我,好像在看瘟神。

我心里骂这都什么人啊,真是没义气,可嘴上还是解释道:“别怕别怕,被虫子咬了才传染,现在没事。”

可还是没人敢靠近,我没办法,心知必须打消他们的恐惧才能救人,冲过去把武建超和阿廖沙硬抓了过来,指着病人脖子上的红斑说:“就是这儿,被一种叫蜱的虫子咬了,这才得了病。蜱知道吗?”

说着又把那张狐狸皮拿来,扒开毛指着一只灰白色的死虫子,说就是这东西。那蜱虽然已经死了,可头还在狐狸皮里扎着,肚子鼓得很大,像是吸足了血,足有半粒黄豆大小。武建超插话说:“这不是狗豆子吗?狗身上就长啊。我以前也被咬过,怎么没事?”

“狗豆子”是老百姓对蜱的一种俗称,东北的一些地方也叫草爬子。我冷笑一声说:“被咬了,没事是没事,一有事就是大事。”

如果我猜得不错,阿廖沙的妹夫很可能在剥狐狸的时候,让蜱爬到了身上。而那红斑里的黑点,估计是病人发现被咬时,把虫子硬扯下来,结果虫子的头断在了肉里。

刚说到这儿,躺着的病人忽然大叫了一声,接着两手两脚猛地绷直,浑身像触电似的开始抽筋,一抖一抖地频率很快。人群再次哗然,“呼啦”一下退得更远了。

阿廖沙跟着紧张起来,问这又是怎么回事?

我扒开病人的眼皮,发现他两只眼珠正在快速颤动,又叹了口气说道:“脑炎脑炎,这是脑刺激反应,神经系统已经出问题了,抽筋抽久了,弄不好会窒息。”

阿廖沙是真的急了,毕竟得病的是他妹夫,不是一般的工人,慌慌张张地叫人找车,又问我还有没有救。

我说我只是个学兽医的,也拿不太准。不过交代他到医院后跟大夫明说是被蜱咬了,让他们对症治,这一点应该错不了。按台县林区应该遇到过很多,附近医院肯定有这方面的经验。

不过话说回来,人病到这个地步,能不能救活都不一定,就算治好了,估计也会留下严重的后遗症,当然,这半句我没敢讲出来。

森林脑炎算是林业工人的一种职业病,病毒寄生在动物身上,通过蜱叮咬传播,大多是隐性感染,发病率并不高,顶多有万分之一。但只要发病,就厉害得要命,而且潜伏期长,初期症状很像感冒,容易被耽误。

而经历了这件事之后,我就总结出一个道理,概率这种纯数字统计的东西,对于个人的命运是没有意义的。就像阿廖沙的妹夫,万里挑一的低概率让他赶上了,对自己来说就等于百分之百,只能自认倒霉。

事情到这儿就基本算完了,阿廖沙陪着病人出山,我和武建超找了个地方挖了个坑把那狐狸皮烧了,火着起来的时候,那些死蜱还会“噼啪”爆响,听着像放小炮。

看着渐渐熄灭的火苗,我的心情有些沉重,觉得虽然看出了那是森林脑炎,但是山上条件有限,我还是什么都做不了。武建超却拍拍我肩膀说别在意:“已经很神了!要是没你,那人现在还在地窝子里傻躺着呢。”

我笑笑,不过有点儿勉强,心里还有个没讲出来的疑虑:课本上说森林脑炎向来是在五六月份,多发于森林密集深处。我们这儿的几棵树根本算不上森林,而且如今这个时间也偏早,可以说既是错误的时间又是错误的地点,让人怎么都觉得有些不对。

我们俩边聊边往回走,为了让我开心点儿,武建超还讲了几个他当兵时的笑话。这些天的接触,已经基本颠覆了我最初对“劳改犯”的认知,觉得他这个人虽然有点儿粗,不过挺热心,经历丰富而且爱讲话,有点儿意思。

不知不觉就回到了我们自己的小岛,可远远的我就发现周围的气氛有些异样,大白天的,河边竟然没人在干活,而且地窝子的外边,正站着一个陌生人。

我心里纳闷,不由得脚步一停。那个陌生人似乎也发觉了有人靠近,警觉地看了过来,目光冷冷的。我也飞快地打量着那人,发现他腰间鼓鼓囊囊,似乎藏有什么东西,紧接着心底一寒,认出了形状,好像是枪。

我不敢往前走了,心说自己就出去了一小会儿,家里这是发生了什么事?武建超在旁边捅了捅我,我紧张地转过头,却见他一脸笑意地说:“收东西的来了。”

我不解,皱眉问:“什么收东西的?大伙人呢?”

他撇撇嘴,一副懒得理我的样子,自己走了。正好这时大哥从地窝子里出来,跟他一起的还有个陌生人。大哥看见我,说回来得正好,赶紧把藏的金子拿来,价钱已经谈好了。

按台县的淘金客们出于习惯,都约定俗成的把金子称作“东西”。金子虽然是硬通货,但不可能拿到街上直接当钱花,要换成人民币才算数。采金区隔三岔五地会有收金子的人来,淘金的把黄金卖给他们,他们再通过各种渠道走私到内地,从南方流入香港、澳门等一些地方。

我这才明白过来怎么回事,兴冲冲地跑到树林里,把玻璃瓶挖了出来,又兴冲冲地跑了回去,金子沉甸甸的很压手,我心里却是喜滋滋的,辛辛苦苦干了这么久,终于能见着现钱了。

其他人也都拿了自己藏的金子,陆续回来,聚在地窝子边。俩金贩子说要找个避人的地方称金子,大家刚要走,我却发现赵胜利还没来,忙叫大家别急,武建超往地上啐了口唾沫骂道:“这个赵胜利,怎么又是他!”

正说着,就看见赵胜利从远处跑了过来,人却失魂落魄,脸都是白的,冲着我们几个结结巴巴“俺俺,俺……”了半天,也没说出话来。

大哥叫他别着急慢慢讲。他好不容易喘匀了气,才带着哭腔说道:“俺,俺咧金子找不着了。”

看着赵胜利一副将哭未哭的样子,我心里第一个念头,却是暗自庆幸。幸亏之前没跟他去树林里找那个奇怪的声音,不然这事肯定赖在我头上。

到了这个份上,赵胜利也没了什么忌讳,领着我们来到他藏金子的地方。那是几棵树之间的小空隙,地上有几个乱七八糟的小坑,估计都是他刚找金子时挖的。我们大伙散开了,在树边上,石头底下,灌木丛里帮着他又是一通好找,还在地上多刨了几个坑,仍旧什么都没有。

金子又不是人参,总不会自己在地下乱跑,找不到了只能说明是被人偷了。大哥说这事情不好办,且不说现在不知道是谁偷的,就算知道,金子上又没写名字,你也不能拿人家怎么样,只能认倒霉,下次注意藏好了。

赵胜利一听,心知这一个月算是白干了,眼泪都要掉下来了。而我的心里却犯起了嘀咕,怀疑这会不会跟树林里的怪声音有关系。赵胜利今天刚听见那声音,金子就不见了,可想想又觉得不对,我也听见了,但我的金子还在。

金贩子还在那儿等着,有几个人不耐烦了,不想再浪费时间,就嚷嚷着让赵胜利继续找,他们要先过去卖金子。说实话,金子都是每人自个儿藏的,你丢了别人还真没义务帮你,不过这话如果讲明了,肯定伤感情。

场面一时有点儿僵,看得出大哥为难,我想说两句却不知道说啥。而武建超蹲在赵胜利最先挖出来的那几个坑边,用手扒拉了几下,接着气急败坏地喝了一声:“赵胜利,狗日的你给我过来!”

接下来的事,就让人啼笑皆非了。

赵胜利的金子既没被偷,也没自己跑掉,而是好端端地躺在那里。只是他藏金子的时候,生怕被人找到,唯恐坑刨得不够深。但收金子的人一来,匆匆忙忙地来挖,还没等挖到先前放金子的深度,人已经先一步慌了,以为金子丢了。关心则乱,他只知道在附近乱刨,以为记错了位置,却没想到自己根本还没挖到地方。

又是虚惊一场,大家都埋怨赵胜利大惊小怪,咋咋呼呼的瞎耽误工夫。那时候天天过得累,脾气都躁得很,嘴上也不干净,尤其是武建超骂得最难听,光说都觉得不解气,还照着他脑门上狠敲了个大栗暴。

赵胜利起初还有几分金子失而复得的喜悦,不过被别人连说带骂时间久了,脸色就阴了下来。这会儿他捂着被敲过的脑袋,闷闷的不说话,盯着武建超,眼神里有些愤恨。

但说实话,武建超这个人没那么坏,只是大大咧咧的比较粗,在有些事上得理不饶人。这次也是多亏他才找回金子,赵胜利该谢他才对,不过我这么想,人家却不一定这么想,人对人的成见不是那么好消除的。

当时丢金子的小风波就这么过去了。后来在采金区混得更久了一些我才知道,其实类似的事情还有很多。武建超就对我说,他之所以能那么快的把金子找到,就是因为之前听过另一个藏金子的故事,受到了启发。

这个故事在淘金客当中流传很广,说是有一年,两个人碰巧把金子藏在了一个地方,不同的是甲金子多,藏的时间早,而乙金子少,藏得比较晚。后来甲该下山了,悄悄地去取金子,结果挖出来之后就感觉重量不对,但看看包着金子的红雪莲烟盒完好无损,又不像是有人动过。当时他虽然觉得蹊跷,但也不好明说,只好一肚子疑问地就走了。

而没几天后乙也去取金子,挖开表土,掏了半米深才找到金子。乙大惑不解,自己明明没有埋藏这么深,这金子怎么还会往下沉?掂掂重量,更是大吃一惊,包装还是红雪莲烟盒的,但埋在地下的金子却足足增加了一倍。那人高兴得心里都要炸开了,老天有眼,金子还能生金子。

事情过去之后,几个人聊天,甲和乙两人谈到各自遇见的怪事,相互一对证,才弄明白机缘巧合,无意间两个人的金子调了包。其实也难怪发生这样的事情,淘金客很多抽的都是奎屯烟厂的红雪莲烟,烟盒装金子既方便又省事,谁知就闹出了这么一场误会。

赵胜利的金子找到后,我们就跟着金贩子来到一处僻静的地方,他们拿出天平,开始为我们一个个地称金子。金子放在天平一头,另一头放的却不是砝码,而是一张张的钞票。说来也巧,那时人民币十元纸币的重量,基本上就是一克,而一克金子就值六十块钱,换算关系很清晰。

金钱金钱,金子和钱向来是联系在一起的。我怀疑金贩子是有意这么做的,直接用钞票来称黄金,那种**的感觉,视觉上真的很有冲击力,让人看了血脉偾张。

每人的金子量好,数出另一头有多少张十元钞票,再把那个数字乘以六,就是金子的价钱。不过之后并不是想象中的一手交钱一手交货,而是金贩子把算好的数字用笔写在每人手背上,让我们走远一点儿,换个地方拿钱,因为这样不容易人赃并获。

之所以像做贼一样,说起来惭愧,其实按照当时的规定,私人采金前要跟有关部门签合同拿执照,而且淘出来的金子不能私下交易,必须卖给国有银行。但国家收购价一克只有三十来块,相比之下,走私贩子出价向来是六十块上下,还都是上门服务,大家会把金子卖给谁不言而喻。

这种事当然也有人管,比如黄金局会经常派人来执法清查,叫清山队。一个个穿着制服骑着马,把我们淘金的人从河谷这头撵到那头,像赶羊一样,漫山遍野地乱跑,临走还会烧掉不少地窝子和淘金工具,假如你不幸被抓的话,私采所得的金子就会被当作赃物没收。

但也正是如此,金贩子们这种上门收购服务,对淘金客们来说就显得很有必要。因为金子会被没收,但如果你把金子脱手换成了钱,没有确凿证据的情况下,他们就不好收了。

而当时我们称完了金子后,来到约定的地方,派出一个人跟着金贩子去背钱。那时还没有一百块的大钞,都是十块十块的,所有钱加起来要用麻袋装上一大包,发到每人手里,也都是厚厚的一沓。

事实上即便是在山里,需要花钱的地方也很多。因为淘金的不可能把半年的给养一次性全部带够,尤其是粮食这类大宗消耗品,只能边吃边买。而当地有专门做这种生意的人,所以我和大哥拿到钱后,立马就用出去了一部分,主要是补充了一些粮食和日用品。分金子我们兄弟俩拿大头,本钱和日常开销归我们出,这都是之前说好了的。

尽管花掉了一些,但当天晚上,我摸着怀里厚厚的一沓票子,心里还是美得不行。虽说一个多月吃苦受罪,让人恨不得脱三层皮,可那毕竟是我平生第一次挣钱,七百多块钱,这已经比内地有些工人一年的工资都多了,还有什么不满足的。

但不久之后发生的一件事,却让我认识到了自己的幼稚。在这种地方淘金,可不仅仅是吃苦受累那么简单。虽说赚钱多,可有时甚至还会有“意外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