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北方的二月，风依旧刺脸。
出警那天的天气不好，阴郁又清冷。
天气预报说有小雪，我们开车赶到金状元铅笔厂的时候，天空已经飘起了零星的雪花。
废弃的工人操场空**又荒凉。
两个年久失修的篮球架子发出吱呀的晃动声，远处还有一排脱漆生锈的单杠双杠，旁边是一对残缺不全的乒乓球台子，偶尔有一两个孩子从围墙上跳过来，看到我们和身后的警车后，又匆忙跳了出去。
一个小时之前，值班室接到望江镇派出所的电话，说是挖掘工人在对金山铅笔厂的废弃操场进行清理的时候发现了一口被掩埋的水井。
挖掘工人在向负责人请示之后，开始挖掘水井，清理水井内废弃物，最后再进行填埋。
在清理过程中，挖掘工人挖出了很多废弃生活用品，杯子罐子，水壶脸盆，甚至是枕头被子等等。
一个年纪较大的挖掘工最先发现了裹在那些废弃物中的头骨，像是一颗贪玩的球，直接滚落了出来。
当时，他以为就是一个破足球了，走过去一瞧，才发现是一颗人的头骨，后脑位置还被戳了一个大洞。
他吓坏了，连忙让开挖掘机的同事停下，接着上前掀开了那些废弃物。
在那其中，他竟然看到了更多骨头，长的，短的，大块的，小块的，不知道是人的，还是动物的。
他“哎呦”一声，转身就跑去报告了负责人。
负责人也吓坏了，随他过来看过骨头之后，即刻报警了。
现场挖掘也就此停止了。
当时，接警的是望江镇派出所的秦所长。
他赶到后，意识到事情不简单，直接就给师父打了电话。
当时，我和大龙刚刚从宿舍出来，正准备出去吃点早饭，就被师父揪到车上，开车的正是法医老迟。
出了分局，我就给茶壶打了电话，让他直接前往位于东闽市运河区望江镇的金山铅笔厂。
我们一行四人赶到的时候，茶壶也刚到。
简单打了招呼，师父就让秦所长介绍现场情况：“咱们现在所在的这片操场是金山铅笔厂的工人操场，当时就是供厂里工人休闲所用，打打篮球，练练双杠，跑跑步。铅笔厂倒闭十多年了，这个操场也就废弃了，没什么人来了。附近居民不多，偶尔有些孩子跳墙进来，玩一玩也就走了。”
我一边环视，一边听着秦所长的介绍：“去年九月，这个操场被划定为拆迁区域，计划新建公园。从昨天开始，就有工人进场施工了。今天早上，挖掘工人在挖掘和平整土地的时候，发现了一口被掩埋的废弃水井，里面充满了废弃物。挖掘工人向现场负责人请示后，继续挖掘和清理，没想到竟然挖出了人骨……”
秦所长和派出所民警出警后，立即对现场进行了封锁。
我们赶到之后，在老迟的指挥下，我和大龙对留存在井下的大部分尸骨进行了观察和拍照，随后又对尸骨进行了简单拼接和还原。
除了头骨和胸骨在挖掘过程中受到了损害，其他部分尸骨还算完整。
死者初步判定为女性，死亡时间超过二十年，具体信息还需要在完整尸检后才能确定。
老迟轻轻拨动了无名尸骨的头骨，在头骨的左后侧有明显裂痕：“看来，死者很可能是被人用钝器或者重物击中了后脑死亡。”
又是钝器。
又是重击后脑。
老迟曾说过，在同等条件下，虽然利器的杀伤力大于钝器，且利器的致死部位也比钝器要多，但是在针对具体部位的时候，就各有优势了，钝器对付脑袋有奇效，尤其是人体脆弱敏感的后脑勺。通常情况下，只要力量到位，钝器击中后脑足以让人直接毙命。
我冷不丁打了一个喷嚏。
雪越下越大了。
雪片落在了我们身上，也落在了那些尸骨之上。
老迟招呼我们将尸骨装袋。
我一边捡起尸骨，一边抬眼看了看不远处废弃的办公楼和车间：死者是谁呢，附近的住户，铅笔厂的员工，还是根本和这里毫无关系？
她因何被杀，然后藏于废井之下那么多年？
她没有家人甚至是亲人吗？
他们没有找过她吗？
我缓缓站起身，凝视着那一口被挖开的废井。
如果不是即将修建公园，这具尸骨恐怕还要继续被掩埋下去。在某种特定情况下，她可能永远都不会被发现。
永远都不会被发现。
那一刻，我忽然感到了一股莫名的寒意。
无名尸骨和在井内挖掘出来的废弃物一并被老迟和大龙带回了分局，我和师父还有茶壶留在了现场。
在刑事案件中，凶手在抛尸藏尸地点的选择上往往都不是随意的，即便是没有准备的**杀人或突发犯罪，在抛弃或掩埋尸体的时候，往往也会遵循两个原则，以降低尸体被发现的概率：其一，尽可能偏僻偏远，隐蔽废弃或人迹罕至的地方，这个比较容易理解；其二，在凶手的心理安全范围之内的地方，比如说凶手家中或其经常出现的地方，这个地方让他感觉安全，也完全在掌控范围之中。
虽然金状元铅笔厂倒闭十多年了，这个工人操场也废弃了，但是结合无名女尸超过二十年的死亡时间，在她被害的时候，金状元铅笔厂仍旧在经营，工厂里有很多工人，附近还是有很多住户，这里既不偏僻偏远，也不是什么人迹罕至的地方。因此，凶手选择抛尸井中的原因应该是这口井，这个操场，甚至是整个金状元铅笔厂，凶手认为它是熟悉的，安全的，起码在他的心理上是完全可控的。
因此，凶手极有可能就是金状元铅笔厂的工人或者住在附近，与铅笔厂有联系的人。
由于案件发生在二十多年前的上世纪九十年代，没有大数据梳理和分析，更没有任何监控等视频线索可供调阅排查。因此，案件的侦破只能依靠大量走访。
师父感慨道：“现在的刑侦手段多了，你们也幸福多了。想当年，我和邱楚义跟着老队长王强跑案子的时候，靠的就是一张嘴和两条腿，磨破的布鞋和轧坏的车圈数都数不过来。老队长说，张开嘴，迈开腿，只要这么做了，就是在无限接近真相了。”
金状元铅笔厂于1984年7月成立，主要从事普通铅笔和彩色铅笔的生产和销售，工厂规模在三百人左右。
进入新世纪之后，由于市场竞争激烈，加之经营不善，这个老牌铅笔厂连年亏损，并于2003年7月宣布破产倒闭。
秦所长介绍，在东闽市，金状元铅笔厂也算是家喻户晓了，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和中期，东闽市很多学校学生使用的铅笔都是这里生产的，这也是很多八零后的童年记忆之一。
发现无名尸骨的当晚，老迟的尸检报告就出来了。
死者系女性，从尸骨应风化程度分析，死亡时间超过二十年，也就是说死者在1997年或者之前死亡，死者死亡时的年龄在四十五岁至六十岁之间。
死因系疑似扳手等钝器击中左后脑，伴随反复击打，导致颅内出血死亡。
死者死后被直接投入井中，头朝下，双脚朝上，凶手又将很多生活用品和被褥塞入井中，掩盖尸体。
关于凶手的推测，老迟只是推测凶手系男性，年龄在二十至四十五的青中年。
随后，老迟让助手将在现场提取和整理的废弃物一一展示，还让助手附上了一张手绘图。
“这是什么图？”大龙问，“这口废井？”
“应该是迟哥画的废井内的状态图吧。”茶壶也走了过来，“从图内分析，死者是在废井的最下端，上面分别被置入了杯子锅子水壶等物品，然后是枕头和被褥，最后是凳子和被折断的桌板以及一些铁罐子，也就是说，在被挖掘之前，这里是一个封闭了二十多年的抛尸现场，不存在外界侵入和其他破坏因素。”
师父轻轻拿起一个物证袋，里面是一个银手镯和一枚金戒指：“看来，凶手不是图财，如果图财，他应该把这么首饰带走的。”
这时候，我拿起一个装着枕巾的物证袋，虽然巾面被污物损毁，但还是能依稀分辨出左下角绣着的一行字。
“第二届金状元运动会？”我念出了上面的字。
“没错，第二届金状元运动会。”老迟将一个损毁的蓝色塑料盆递了过来，那个塑料盆盆底印着一行字：第二届金状元运动会奖。
“看来，死者和凶手可能都与金状元铅笔厂有关系了。”我看向了师父，“白天，我们对凶手身份进行分析的时候，怀疑凶手可能是金状元铅笔厂的工人，现在通过死者身上的废弃物推测死者或其家人很可能参加过金状元铅笔厂举办的这个第二届运动会，并且获了奖，说明死者也和金状元铅笔厂有关系。”
“看来，有必要好好查一查这个金状元铅笔厂了。”师父意味深长地说。
雪下了整整一天，一直到后半夜才停下。
一大早，天还没有完全亮，我和师父还有大龙就出了分局。
与此同时，师父抽调其他中队的警力协助茶壶，对于运河区乃至整个东闽市有记录的，失联或失踪超过二十年的案件进行梳理。
由于二十多年前没有办案系统，案件也都是纸质卷宗，尤其是没有进展的失联或失踪报案的案卷，分局部分的卷宗全部堆在了档案室，一一翻找查阅需要一定时间，至于辖区各派出所，很可能在存档或移动过程中出现过遗失。
通过秦所长，师父带着我和大龙找到了金状元铅笔厂倒闭之前，负责全厂工作的魏厂长。
金状元铅笔厂工人操场旁的废弃水井里，挖出无名女尸的新闻一夜之间就传遍整个望江镇甚至是运河区。
听闻我们前来拜访，魏厂长也非常配合。
他说自己是2000年3月开始负责金状元铅笔厂的，当时工厂运营状况已经出现亏损，虽然他也进行了整改，但还是没能阻挡厂子三年后破产倒闭的结局。
魏厂长说，金状元铅笔厂自建厂起一共经历了四任厂长。其中，第二任厂长冯厂长算是负责厂子最久的，长达十余年，厂子也是在他的手里一度创造过辉煌。
结合无名女尸的死亡时间，凶案应该就发生在冯厂长任期之内。
这个冯厂长也是魏厂长的师父，金状元铅笔厂破产倒闭后，魏厂长一度非常自责，感觉没有接好师父的班。
只不过，冯厂长已经在两年前因病去世了。
虽然有些失望，但是魏厂长帮我们联系到了冯厂长在任时期的后勤部孙主任。
通过视频，我们和已经迁居外省的孙主任取得了联系。
听闻金状元铅笔厂工人操场旁的废井里挖出无名尸骨，他也极为震惊。
孙主任表示，他对那口废井还有印象，就在工人操场的西北角。
师父询问是否还有那些年的工人花名册。
“早就没了，当年没有电脑，都是手抄存档，在九五年还是九六年的时候，厂里发生过火灾，很多档案资料都被烧毁了。”孙主任叹息道，“再者说，当时厂子工人流动性还是挺大的，有正式工人，也有打短工零工的，加到一起最多的时候有三百多人，除了我们关系不错的老同事，其他人早就没有联系了。”
接着，我又问到了铅笔厂的运动会。
“哦，这个我知道的。”孙主任应声道，“当时也是响应市里号召，铅笔厂一共办了三届运动会，第一届是在1992年，第二届是在1994年，第三届是1996年。”
“这三届运动会都是您负责的吗？”我问。
“我就负责了第二届和第三届。”孙主任答道，“主要是赛前准备和后勤保障吧。”
“您对这个枕巾和塑料盆有印象吗？”我拿出平板电脑，调出印有“第二届金状元运动会”等字样的照片。
“哦，我有印象。”孙主任眼前一亮，“这些是第二届运动会的奖品，这个好像是一等奖的奖品。”
“一等奖就给枕巾和脸盆？”大龙瞄了我一眼。
“当然不是，一等奖给奖杯的。”孙主任笑着解释道，“当时，我们后勤部几个人商量，一等奖给奖杯，二等奖给运动背心，三等奖将给一个圆镜子，后来有人说一等奖只给奖杯有点少，就又加了一对枕巾和一个塑料盆，还在枕巾和塑料盆底上描了字样。”
“只有第二届是这些奖品吗？”我问。
“是，我记得第三届的奖品就是茶杯茶具了。”孙主任答道。
“孙主任，您还记得第二届运动会的一等奖有几个人吗，都是谁吗？”师父开口道。
“这个，我是真的记不得了。”孙主任想了想，“我就记得我外甥女得了一等奖。”
与孙主任视频通话结束后，我和师父还有茶壶已经饿得发昏，就在魏厂长家附近的一家包子铺吃了点东西。
“第二届运动会是1994年举行的，也就是说死者大概是1994年至1997年之间被害的，这样也就缩小了死亡时间区间。”我一边吃包子一边说。
“没错，不管是死者还是凶手，一定和当时的一等奖获得者或多或少存在关系。”师父也认同了我的分析。
“老板，再来一屉水煎包。”大龙招呼道。
“你不是已经吃饱了吗，怎么还点？”我问。
“今天还不知道要忙到什么时候呢，以备不时之需嘛！”大龙笑笑说，“俗话说，身体是革命的本钱，我这往小了说是吃包子，往大了说就是保护大家的革命本钱。”
酒足饭饱之后，我们开了八个小时的车子，终于在次日清晨，辗转见到了定居外省的孙主任的外甥女金玉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