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一
这以后，有十年的时间我没有再见过伊莎贝尔和拉里。艾略特我倒是经常见，而且由于某种原因（容我以后向诸位交代）见的次数更多了。从他的嘴里，时不时会听到一些伊莎贝尔的情况。可是关于拉里，他不能提供任何信息。
“根据我了解的情况，他仍住在巴黎，只是不太可能碰上他的面。我们的社交圈子是不一样的。”后边的一句说出来时，他的语气里透出一股自豪感，“他沉沦到今天这种样子，叫人不胜伤感。论出身，他是相当不错的。假如他听我的话，我敢说我可以让他有所作为的。不管怎么说，伊莎贝尔摆脱他，算是吉星高照了。”
我跟艾略特有所不同，并非只跟一定圈子里的人打交道。在巴黎，我有一些熟人，在艾略特看来登不了大雅之堂。我虽然时常经过巴黎，但是待的时间都不太长。我曾经问过一两位熟人是否见过拉里，有没有他的消息。有几个熟人跟拉里是认识的，但没有一个和他是深交，于是无人了解他的近况。我去他常吃晚饭的那家餐馆打听消息，却发现他已经好久不去了，餐馆里的人说他可能搬走了。在附近居民常去的蒙巴纳斯林荫道上的那些咖啡馆，我也没有发现他的踪迹。
在伊莎贝尔离开巴黎之后，他原打算去希腊，后来放弃不去了。当时的实际情况，他多年以后才亲口告诉了我。不过，为了把事情尽量按照时间顺序排列，读起来方便些，我还是在此处对诸位讲一讲吧。他整个夏天都住在巴黎，苦读不休，直至深秋。
“那时我觉得需要放下书本，休息休息。”他说道，“我每天看八至十个小时的书，已有两年的时间了。于是，我就去了一座煤矿找活干。”
“你去哪里啦？”我失声叫道。
他见我一脸的惊讶，不由得哈哈笑了。
“我认为干几个月的体力活对我有好处。我有一种感觉，干体力活能叫我理清思绪，使心情恢复平静。”
我没有吱声。我真不清楚：这是他迈出这出乎意料的一步的唯一原因，还是另有他因—与伊莎贝尔拒绝嫁给他有着联系。实际上，我也不知道他爱伊莎贝尔究竟有多深。大多数人在恋爱的时候会想出各种理由说服自己，认为按自己的心愿做事是合情合理的。天下婚姻多悲剧，恐怕这就是症结了。这情况就像有些人将自己的事情交给一个骗子去做一样—他们明明知道此人是骗子，却跟他关系很好，于是就不愿意相信他会对朋友行骗；他们坚信，他虽然对别人居心叵测，对自己决不会如此。拉里不肯为了伊莎贝尔牺牲自己心仪的生活，其意志相当坚定，可是失掉伊莎贝尔却又给他带来了痛苦，想不到竟如此难以忍受。这可能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鱼和熊掌不可兼得”。
“哦，你继续讲。”我说道。
“我把书和衣服放在两只箱子里，交给美国运通公司保管。然后把一套替换的衣服和一些内衣打了个包，就动身了。我的希腊语教师有个妹妹嫁给了兰斯附近一座煤矿的经理，便写了一封信介绍我去见他。你知道兰斯吧？”
“不知道。”
“在法国北部，离比利时边界不远。我下榻于车站旅馆，在兰斯只待了一个晚上，次日就乘坐当地的火车去了矿区。你去过矿区没有？”
“在英国去过。”
“反正都差不多吧！那儿有煤矿，有经理的房子，还有两层高的矿工小屋，一排一排的，千篇一律，完全是一种模样，单调得让你的心直朝下沉。教堂是新建的，样子很难看。另外，街上还有几家酒吧间。我到达矿区时，天气阴冷，空中飘着毛毛细雨。我找到经理的办公室，把信交给了他。经理是个矮胖子，两颊红红的，看上去像是个贪嘴的人。矿上正缺工人，因为许多矿工都死在了战场上。有不少波兰人在此处打工，大概有两三百人吧。经理问了我一两个问题。他一听我是个美国人，好像觉得来头有些蹊跷。不过，他的小舅子把我夸成了一朵花，他也就乐于雇用我了。他要给我一个地面上的工作，可我说自己想下井。他说如果不习惯，在井下会吃不消的。我说自己已有心理准备。末了，他叫我给一个矿工当帮手。其实，那是童工干的活，只是眼下童工太少，不够用罢了。这位经理是个挺不错的人。他问我找到住处了没有，我说还没有找到。他便拿过一张纸写了个地址，说按这个地址找去，会有一位家庭主妇给我安排睡觉的地方。那是个寡妇，丈夫是矿工，死于战火之中，她有两个儿子现在矿上工作。
“我拿起包袱，就告辞了。找到那户人家后，开门的是一个瘦高个女人，头发花白，有一双乌黑的大眼睛。她五官端正，年轻时一定颇有姿色。如果不是因为少了两颗门牙，就是现在也不一定会难看，会如此憔悴。她告诉我，没有空房间了，但一个波兰人租下的房间里有两张床，我可以睡那张空床。楼上有两个房间，她的两个儿子住一间，她住另一间。她领我看的那个房间在楼下，可能以前是客厅。我倒是想单独住一个房间，但又觉得还是别多事的好。外边毛毛细雨下个不停，雨势有所加大，而我已全身湿透。我不愿再到别处找房子，把自己浇成个落汤鸡。所以我说挺合适的，便住了下来。他们把厨房当作客厅使用，里边放着两把摇摇晃晃的扶手椅。院子里有个贮煤室，也兼作浴室。她的两个儿子和那个波兰人把午饭带到上班的地方吃，她要我中午跟她一道吃饭。吃过饭，我坐在厨房里抽烟，她则忙家务，一边给我讲述她以及她家的情况。到了下班时间，那几个上班族便回来了。波兰人先回，那两个小伙子接踵而至。波兰人穿过厨房时，房东太太告诉他，说我要和他睡一个房间，而他仅仅冲我点了点头，什么话也没说。随后，他从炉子的铁架上拎起一只大水壶，到浴室里洗脸去了。两个小伙子都高挑的身材，尽管脸上有煤污，看上去仍一表人才。他们似乎对我很友好。当得知我是个美国人时，便把我视为怪物。他们俩一个十九岁，退伍还乡才几个月，另一个十八岁。
“波兰人洗完回来，两个小伙子就去浴室了。波兰人的名字属于很难叫出口的那一类，大伙儿都简单地叫他考斯迪。他是个大块头，比我要高出两三英寸，虎背熊腰，脸上苍白、多肉，鼻子短而宽，大嘴巴。他的眼睛是蓝颜色的，由于没能把眉毛和睫毛上面的煤灰洗掉，看上去就像描了眉一样。由于睫毛特别黑，就把他的眼睛衬托得蓝得惊人。这家伙长相丑陋，为人有点粗野。那两个小伙子洗完，换了身衣服就出去了。波兰人坐在厨房里一边抽烟斗一边看报。我口袋里有本书，于是拿出来，也开始看起来。我留意到，他瞥过我一两眼。过了没多久，他放下了手中的报纸。‘你在看什么书？’他问。我把书递给他，让他自己看。那是一本《克里夫斯公主》，我在巴黎火车站买的，小版本的，可以放在口袋里。他看看书，又看看我，一副诧异的样子，随后把书还给了我。我注意到他的嘴角浮现出一丝嘲讽的微笑。
“‘有意思吗？’
“‘我觉得非常有意思，甚至可以说是引人入胜。’
“‘我在华沙上中学时读过此书。我觉得味同嚼蜡。’他的法语讲得很好，一点波兰口音也没有，‘现在我除过报纸和侦探小说外，什么都不看。’
“勒克莱尔太太（这是我们房东太太的名字）一边留意着炉子上为晚饭煮的汤，一边坐在桌旁补袜子。她告诉考斯迪，说我是煤矿经理介绍来的，把我对她讲过的一席话重复了一遍。波兰人听着，抽着烟斗，用湛蓝的眼睛打量着我。那双眼严苛、精明。他问了我几个问题。当我告诉他，我从来没有在煤矿上干过时，他的嘴角又浮现出了嘲讽的微笑。
“‘你都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只要有别的路可走，谁都不愿当矿工的。不过，这是你的事情，你肯定有自己的原因。你在巴黎住在哪里？’
“我如实做了回答。
“‘有一个时期，我每年都要去巴黎走一走，不过，都是在大街上逛悠。你去拉鲁埃餐馆吃过饭吗？那是我最喜欢去的馆子。’
“我听了觉得有点奇怪，因为那家餐馆的饭菜并不便宜。
“‘一点都不便宜。’
“他可能看明白了我的心情，因为他的嘴角又浮现出了那种嘲讽的微笑。不过，他显然觉得没必要做进一步的解释。我们东一搭西一搭地扯些咸淡话，直至两个小伙子回来。随后，大家在一起吃晚饭。饭毕，考斯迪问我愿不愿到小酒馆喝一杯。小酒馆设在一个非常大的房间里，有个吧台在房间的一端，屋里摆着几张大理石面桌子，每张桌子旁放几把木椅。酒馆里配有一架自动钢琴，有人往投币孔里塞了一枚硬币，此时钢琴正在弹奏一首舞曲。除掉我们坐的那张桌子外，只有三张桌子旁坐有人。考斯迪问我会不会玩勃洛特牌戏。我曾经跟我的同学学过这种游戏，于是便说自己会玩。他建议我们赌一把，以啤酒为赌注。我同意后，他叫人把纸牌拿来。我连着输了两局。这时，他提议我们赌钱。他拿的牌好，而我的运气很糟。我们赌的是小钱，但最终我还是输掉了好几法郎。赢了钱，再加上啤酒助兴，他心情很好，打开了话匣子。不一会儿，我就从他的谈吐和行为方式看出他是个受过教育的人。当他重又谈到巴黎时，他就问我认不认识某某人和某某人。他说的是几个美国女人，路易莎伯母和伊莎贝尔住在艾略特家里时，我曾在那儿碰见过。他好像比我更熟悉那些人。我不明白他为什么落到了今天这个地步。此时天色并不算晚，但我们次日天一破晓就得起床呢。
“‘走之前，咱们再喝一杯吧！’考斯迪说。
“他一面喝着啤酒，一面用他那精明的小眼睛瞅着我。他那样子使我联想到了肥猪，一头脾气暴躁的肥猪。
“‘你为什么跑到这个烂煤矿受苦？’他问我。
“‘为了体验生活。’
“‘你是昏了头了，小伙子。’他说。
“‘那你为什么来呢？’
“他耸了耸他那厚实、笨拙的肩膀。
“‘我小的时候便进了少年军事学校。我父亲是沙皇麾下的一个将军。在世界大战中，我是一名骑兵军官。我无法忍受毕苏斯基的统治，我们策划杀死他，却被人出卖了。凡是被捕的，都叫他枪决了。我侥幸逃过了边境。当时摆在我面前的只有两条路：加入法国的外籍军团或者下井挖煤。我选择了后一种罪恶感比较轻的出路。’
“之前，我已经告诉过考斯迪我预备在煤矿上做什么工作，他当时没有说什么，这时却见他将胳膊肘在大理石桌面上一架，说道：‘来，试试把我的手掰下去。’
“我懂得这是一种老式的角力，于是摊开手，跟他的手握在了一起。他哈哈一笑说：‘用不了几个星期，你的手就不会这么柔软了。’我使出吃奶的力气把他的手朝下扳，可抵不住他的神力。渐渐地，他将我的手朝下压，最终压到了桌面上。
“‘你真有劲。’—承蒙他这么夸奖我—‘能坚持这么长时间的人是不多的。你听我说，我的助手屁用都不顶，是个三寸丁的法国人，手无缚鸡之力。不如你明天跟我走，我跟工头说叫你做我的助手。’
“‘我愿意跟你去。’我说，‘你看工头会同意吗？’
“‘这得有见面礼。你拿得出五十法郎吗？’
“他说完把手伸出来，我从钱包里掏出一张五十法郎的钞票递给他。之后我们便回去睡觉。那一天真够累的，我一躺下便睡得像死猪。”
“你是不是发现挖煤的活儿十分艰辛？”我问拉里。
“起初，累得人腰酸背痛。”他咧开嘴笑了笑说，“考斯迪打通了工头的关系，让我当上了他的助手。那时，他在一块旅馆浴室那么大的空间里干活，进去时得手脚并用爬过一条非常低的隧道。里面热得像火炉，干活时浑身只穿一条裤子。考斯迪的身子又白又胖，活像一条巨无霸鼻涕虫，看了叫人心生厌恶。在那巴掌大的地方，挖煤机发出的声音震耳欲聋。我的任务是把他切下来的煤块装进一个筐子，再拖着筐子爬过隧道，将其拖到隧道口。隔一段时间就有一辆运煤车开过来，煤块便被装进车斗，然后运往电梯那儿。这是我平生第一次下井，不知道这是否合乎规范流程，只觉得不太专业化，简直是牛马干的活。中途，我们停下手休息—吃午饭和抽烟。一天干下来，我的感觉并不糟糕，再洗个澡，舒服极了。我当时觉得自己的脚恐怕永远也别想洗干净了—那双脚黑得像煤炭。我的手磨出了水泡，疼得像刀割，但后来都长好了。渐渐地，挖煤的活我就干惯了。”
“你坚持了多长时间？”
“当助手的活我只干了几个星期。话说那些往电梯口运煤的车，它们是靠一辆拖拉机拖拽的。拖拉机驾驶员只会开，不懂机械，而拖拉机的引擎经常出毛病。有一次出毛病，他修理不好，一时不知所措。我可是个呱呱叫的机修工，帮他瞧了瞧，没过半个小时便排除了故障。工头将此事告诉了经理，经理把我找了去，问我懂不懂汽车。结果呢，他给了我一份机修工的工作。当然，那工作单调乏味，可我干起来得心应手。由于汽车一有故障就被排除，他们对我很是满意。
“我离开了考斯迪，这叫他窝了一肚子的火。我们俩配合默契，已彼此适应。成天跟他一起干活，晚饭后一起下酒馆，睡觉时分享一个房间，我把他已摸得透透的。他是个古怪的人，叫你一见就会留下印象。他不跟波兰人来往，波兰人去的咖啡馆我们就不去。他总忘记不了自己是贵族，而且当过骑兵军官，所以，他把那些波兰人都看得粪土不如。那些波兰人当然气得不得了，可又奈何不了他—他壮得像头牛，打起架来，不管用不用刀子，五六个人近不了他的身。尽管如此，我还是结识了几个波兰人。他们告诉我，说他在一个很棒的骑兵分队里当过军官是真的，但至于说他是出于政治原因被迫离开了波兰，那是一派胡言—他是被华沙军官俱乐部开除了，并解除了他的军职，理由是他打牌时抽老千，叫人抓了个正着。他们警告我不要跟他打牌，说他老躲着他们是因为他们知道他的底细，不愿跟他在一起待。
“我和他打牌老输，但每次输得不多，只不过区区几个法郎，而且他总是争着付酒钱，所以实际上也就算不了什么。我以为自己仅仅是手气不好罢了，或者说自己的牌技不如他。可是，了解了内幕后，我就擦亮眼睛注意观察，百分之百地肯定他在抽老千。可是，即便要了我的命，我也看不出他是怎么捣的鬼。啊，他可真是聪明到家了。我明明知道他不可能老拿到最好的牌，却苦于抓不着把柄。我像猞猁一样紧盯着他不放，而他似狐狸一般狡猾。他可能发现我在提防着他了。一天晚上，我们玩了一会儿牌之后，他用眼睛看着我，脸上浮现出那种无情、嘲讽的微笑（他只会这种笑法），款款说道：‘想不想让我给你变几个戏法看？’
“他把纸牌拿过去，让我说一张牌，然后洗了牌，叫我随便取一张。我取出一张看了看，发现正是我方才说的那张。他又变了两个戏法，然后问我会不会玩扑克游戏，我说会玩。于是他就给我发了几张牌。我看了看，发现手里拿的是四张A和一张老K。
“‘愿不愿意给你手里的牌下一笔大赌注？’
“‘我愿意把所有的钱都押上。’我回答说。
“‘那你就傻了。’他说完把手里的牌摊在桌子上—原来是一把同花顺。这叫我一头雾水。他见我一脸的诧异，不由得哈哈大笑起来，说道：‘假如我不是个规矩人，我会叫你把身上的衣服都输掉的。’
“‘现在你把我赢得也够惨的了。’我笑着说。
“‘一点小钱，连去拉鲁埃餐馆打打牙祭都不够。’
“我们每晚仍继续打牌，而且兴致很高。我得到的结论是，他抽老千与其说是为了赢钱，还不如说是为了寻乐子。他对自己能够愚弄我而感到一种异样的满足。也许最叫他感到高兴的是：我明明知道他在捣鬼，却弄不清他是怎么捣的。
“不过，这只是他的一个方面，而使我最感兴趣的却是他的另一方面。我简直无法把这两方面调和起来。虽则他自夸除掉报纸和侦探小说以外，什么都不看，但其实他是个有学问的人。他很健谈，语言犀利、刻薄，夹枪带棒的，然而却让听者兴奋不已。他是个虔诚的天主教徒，床头挂一个十字架，每逢星期天就去做弥撒。星期六的晚上则以酒为伴。我们去的那个酒馆一到星期六便顾客盈门，屋里空气混浊、烟雾缭绕。客人中有携家而至的沉默寡言的中年矿工，有结伙而来的喧闹不已的年轻人；一些酒客围在桌旁打勃洛特牌，脸上淌着汗，嘴里大声吆喝着，他们的贤内助则坐在他们身后观战。人群和喧闹声对考斯迪会产生奇特的影响，使他变得深沉。这时的他会谈一些你想不到的话题，会谈神秘主义。至于神秘主义，我在巴黎时仅仅读过梅特林克写的一篇关于鲁伊斯布鲁克的文章，其他便一无所知了。而考斯迪却大谈普罗提诺、古希腊雅典最高法院的法官丹尼斯、鞋匠雅各布•贝姆以及迈斯特•埃克纳特。听这样一个被自己的社会圈子驱逐出来的大块头游民，一个愤世嫉俗、牢骚满腹、穷困潦倒的人，大谈什么万物的本质以及和上帝合为一体的极乐境界，简直是匪夷所思。这些情况我闻所未闻，让我感到迷茫，也感到激动。我就像一个躺在黑屋子里的人，窗帘的缝隙透进一线光亮，心里知道只要拉开窗帘，眼前就会出现一片沐浴在灿烂曙光里的原野。不过，在没有喝醉酒的情况下，你再跟他扯这个话题，他会生气的，眼睛露出恶狠狠的光。
“‘我都不知道自己说了些啥，怎么能给你讲呢？’他会板着脸说。
“可我知道他在睁着眼说瞎话。他完全清楚自己说的是什么。他的知识面非常渊博。他当时喝醉了酒固然不错，但他的眼神以及那张丑脸上激昂的表情，就不能仅仅用一句喝醉了的话搪塞过去了。情况并非如此简单。他第一次跟我那般说话，其话语我一直都没有忘掉，因为我当时都惊呆了。他竟然说这个世界并非上帝所创造，说无中不能生有，而是一种永恒的存在。这还罢了，他竟然又说恶和善一样，都直接反映着上天的意志。酒馆里肮脏不堪、人声喧哗，再加上那架自动钢琴弹奏着舞曲，他的话在这种环境中听上去怪兮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