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美药房弑兄案

华美药房地处上海福州路、山西路口，外观规模并不宏大，但店主人徐翔茹却是新药同业公会的主任委员，西药业中数一数二的巨擘。徐翔菰家住蒲石路（今长乐路），生有二女二子。长女为人较忠厚，没有出嫁，在家替父亲掌管家务。次女徐济华，留学德国学医，得博士学位，在其父的支持下，于巨籁达路（今巨鹿路）开了一家济华医院。长子徐济鸣，毕业于中法药学专科学校,已经结婚，在药房里帮助其父管理业务，颇能谨守店业。次子徐济皋，年方二十，尚在南洋中学读书。

徐济皋未婚而又染有富家子弟的纨绔习气，沉湎于舞榭，与新华舞厅的舞女陈某打得火热，并想与之结婚，以图永好。陈某知道徐是华美药房的小少爷，家产巨万,买这买那，向徐需索甚频。徐济皋尚在求学，经济须依赖家庭，但为博取陈某的欢心，以践婚娶之约，不得不屡向家里要钱。徐翔菰时已年近花甲，虽然药房还是由他亲自主持，而款项的出入，均交他长子管理。徐济皋要钱总向管理经济的长兄伸手，为此兄弟之间不免时有齟酹。

1941年10月21日傍晚，徐济皋又向长兄要钱。徐济鸣因他近来要钱的次数越来越多，数额越来越大，就盘问其用途。徐济皋不得已如实相告，希望能得到长兄的同情。不料徐济鸣听了大怒，说要结婚也不能娶个舞女，有损徐家体面，于是兄弟之间大起冲突。徐济皋一时兴起，看到墙角有一把小斧头，也不及考虑后果，拿起来便对准长兄脑壳砍去。徐济鸣受伤倒地，血流如注,不省人事。徐家的人见状，急将徐济鸣送到巨籁达路济华医院。

徐济鸣终于死去。按理应将徐济鸣尸体送殡仪馆，但他伤痕显著，殡仪馆向由警察局管理，如发现尸体情节可疑，必须呈报,这必然会引来麻烦。徐家经与亲朋商量，决定将尸体送往法租界的同仁辅元堂验尸所。那是一个民间慈善团体，而由法租界当局监督，经常收殓路毙的乞丐，给棺埋葬，有意外事情发生，则报官检验。

徐家把徐济鸣尸体送去之后，又怕被验出因伤致命，凶手难逃罪责，于是用钱买通了同仁辅元堂的职员，把一个病死乞丐的尸体，拿来顶替，法医检验的结果，自然是“委系因病致死，并无别情”，尸体且已由家属具领棺殓。

此事徐家虽严加保密，除较接近的亲友外，谁也不知道有此伦常惨变的事发生。但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此事还是被徐家的一个厨师把它透露给法租界巡捕房包打听的狗腿子三光麻子。包打听认为这是个敲诈勒索的好机会，大有油水可捞，为了要抓到徐家的证据，先将寄放于殡仪馆里的徐济鸣棺材提出，再把徐济皋抓进捕房，随后连徐济华也带进去。徐翔茹着了慌，就找抗战前上海特别市政府秘书，此时已落水做汉奸的耿嘉基（字绩之）,请他去走法租界巡捕房法籍总办乔士办的门路。耿嘉基留学法国出身，吴铁城当上海市长时，他常代表市政府与法租界工董局打交道。但乔士办是个老狐狸，怕人命关天，将来事情闹大了，自己脱不了身，仅同意保释徐济华，凶手徐济皋仍在押，乔士办因不愿多承担责任，便把从殡仪馆提来的徐济鸣的棺材，送到台拉斯脱路（今太原路）验尸所，经法医检验证明确是因伤致死，于是把验尸单连同徐济皋向上海第二特区法院一送，撒手不管了。

徐翔菰不得不拼命花钱，想把徐济皋保下来，以延续徐家香火，于是又去走上海第二特区法院的门路。

就在这时，一些报纸记者的手也插进来了。徐翔茹是西药业的富户，家里出了这样的乱子，且关系到他一生的命运，对一些专干借机敲诈勾当的记者来说，真是求之不得的对象。这些记者，平时与巡捕房的包打听，以及包打听手下的那个三光麻子，是声息相通的，因而不但后来去找徐翔苏的人越来越多，且胃口也越来越大，甚至过去钱拿得少的，还去要求补足。徐翔茹被这些来来往往、大大小小的新闻记者弄得不可开交，怎能再办别的事？他便委托《申报》的一个记者总其成，包办此事。这个记者既敢包办，当然有些来头，他受托之后，自己先吃个饱，再来掰蟹脚——分赃。得人钱财为人消灾，开始时各报一字未登。

不久，有人给上海《平报》写了一封匿名问：“华美药房发生了胞弟杀兄巨案，如此伦信，责常巨变，何以报上一字不登？是否在华美药房的银弹攻势下，你们也被收买了？你们得到多少钱"报社怀疑负责社会新闻的记者也受贿。这个记者声辩自己既未受贿，也不知有此事实，他为了证明自己清白，花了几天时间调查,居然把案情经过写了出来，向报社交卷，并于第二天以本埠头条新闻披露，顿时轰动。事情一经捅岀，便弄得上海各报天天都有华美药房杀兄案的新闻，要是哪家报纸不登这项新闻，反像是告诉人家：“此地无银三百两”——已拿了徐家的钱了。

华美药房杀兄案移交上海第二特区地方法院后，司法行政部怕法院为承办这件案子岀纸漏，使汪伪政府受舆论攻击，下不了台。所以政务次长汪曼云来上海的时候，曾把上海第二特区地方法院院长孙绍康召去，要他对这件案子格外留神，千万不可给人话柄。孙说：“我为慎重起见，已决定把这案子交给刑庭庭长袁孝根去办。”汪听了很高兴，因为袁是自己的同学，平日办案还算谨慎。汪还不放心，又把袁找来，说：“敏人（孙绍康的号）把这杀兄案交你办，是为了慎重，部里对你寄以殷望，希望你好自为之，使我们法政同学脸上添光。”其实，这时孙绍康、袁孝根早已受贿，对如何办理此案，成竹在胸。

戏是要经过搭配才能上演的。徐家所聘请的律师，实在也欠高明，先是教被告徐济皋装疯入疯人医院，后又教他到法庭上装傻卖颠，无论法庭怎样盘诘，他总是一声不吭。法庭装模作样地开了几庭，便草草判决有期徒刑10年。判决之前，行贿受贿已传遍全市，现在此案判得如此之轻，更是舆论哗然，一致认为其定有隐情。其实就案情而论，如被告徐济皋当庭承认，是长兄动手在前，因防御过当，一时失手，并非有意杀人，这误杀罪充其量也不过判个无期徒刑，社会上也不至于发生那么大的反响，况且以后还有出狱的机会。而结果乃爱之适所以害之，被告当庭不答不辩，判决后又不上诉，反而显得情虚。

汪伪司法行政部为舆论所迫，急忙派一个司长来上海彻查。他一到上海，就有人送他一笔万元的厚礼，他往口袋里一塞，便悄然回南京复命，结论自然是“事出有因，查无实据其实，司法行政部的部长、次长之间，正为接收上海公共租界的法院勾心斗角，属于汪记国民党的政务次长汪曼云，便抓住这件事攻讦属于投伪的青年党的部长赵毓松，说青年党受贿。赵毓松为了撇清自己，也想藉此“祸移东江气便对汪说：“上海的情况你比较熟悉,我看这件事还是你派人去査一查吧!赵的意思是：你派的人，也决不是不偷腥的猫，让你也陷进去，看你怎么办.？汪曼云无奈，只好硬着头皮派部里的参事彭柴到上海彻查。彭槃是司法界的前辈,汪曼云的老师，20年前轰动上海的浦东林塘张欣生弑父案就是他经办的，据说在操守方面还是比较好的，所以汪就派了他去。汪曼云还怕彭控制不住自己，告以就里，郑重嘱咐千万别岀岔子，随后自己也到了上海。

汪曼云到上海的第二天，耿嘉基就从汪伪特工总部负责法院同仁会的夏仲明处知道了，立即打电话约汪到自己家里吃晚饭。他们两人本是拜把兄弟，所以一见面耿嘉基就开门见山地对汪曼云说：“华美药房这件案子是我经手的，现在虽然弄得很糟，可是无论如何，你应看在自己兄弟的面上，非帮忙不可！至于徐家，当然会格外感激你了说着，就从口袋里掏出一张5万元的支票，并说：“这一点意思，是徐家要我转的，请你接受下来了。”

汪看了便拦着说：“老兄，这个钱我不能收。你插手这件事，很难讨好，我看你能推掉还是推掉的好，主要是给原判判坏了。要是当时认定徐济皋不是预谋杀人,把他判为无期，法律上也还讲得过去，人将来照样可以出来,事情也就不是目前的情况了。可是他们这样毫无顾忌地判了10年，犯人与检察官都不上诉，谁都会怀疑此中有鬼，无怪要哄起来了。如果重新判决，反使谁都不敢不判死刑,这岂不是弄巧成拙，你也轧扁头。这支票我收了，只会增加你的困难，于事无补，请你原谅。不过法院方面能不顾一切；只判了10年，胆子确也不小。”

耿说：“当然他们是有所恃的。”汪问:“是你在支持他们”耿说：“我哪够格！是士群，实际是夏仲明在替他办至此汪才恍然大悟，有汪伪特务头子李士群当后台，怪不得法院胆子那么大。”

汪说：“这件事既然你与士群都轧脚在内,我决不为已甚，这点我想你是会信得过我的。可是就案子本身来说，是没有希望的，你要留下退步的余地，士群那里你别说我知道底细，我也不会告诉他，免得大家兜不转。”

徐翔菰救子心切，单在法院方面就花了20万元。这笔钱，院长、庭长、推事、检察官以及书记官长之间怎么分不得而知，可是所有的书记官，却没有掰着蟹脚，分到一个大钱，内部闹了起来。所有的书记官，以法院同仁会书记官的名义，开了一个会，决议要彻查此案，目的是胁迫院长拿些赃款出来，使所有的书记官也能沾点油水，否则就把它揭露出来，宁愿敲破狗食盘，大家吃不成，也算岀了一口气。

后来，审判记录簿落到彭栗的手里，使司法行政部要推翻这个案子的判决，有了根据。汪曼云知道这案子有李士群参与操纵，他与李既是结拜兄弟，又是李的副手（李兼伪清乡委员会秘书长，汪兼副秘书长），急想置身事外，便与彭榮拿了记录簿回到南京，向部里交差。

赵毓松根据这本审判记录，命令上海江苏高等法院第三分院首席检察官乔万选提岀上诉。可上海第二特区法院院长孙绍康，因有李士群的撑腰,，便有恃无恐，说乔是违法干涉审判，竟然出拘票要捕乔万选。乔这时也探知孙绍康的背景是李士群，知道这凶神恶煞是惹不得的，吓得逃到南京，躲在粮食部长顾宝衡的家里。短兵相接的阵势既已摆开，司法行政部只好硬着头皮应战，将有关办案的院长、庭长、推事、检察官等，一律撤职拘案法办。这一下居然把孙绍康、袁孝根等人吓跑，逃到杭州一个特务训练班里当教员，在李士群的庇护下免遭逮捕。

这一个回合，李士群算是吃了败仗，为了报复，他便使岀特务手段，制造假情报给汪精卫，说青年党由司法行政部常务次长李守黑主持，也在上海办特务，其矛头显然是对着我们国民党的。并搜集了许多青年党攻击国民党的小册子，一并送上。汪精卫组织伪政府所以要搜罗青年党这批党棍子，无非是用以作为多党政治的点缀，装装门面而已。汪的排他性是很强的，于是在1942年3月把赵毓松调到冷衙门考试院检叙部当部长，坐冷凳。

为了华美药房杀兄案，李士群用尽力气将青年党的赵毓松赶出司法行政部。这样，汪曼云不仅出了一口气，而且还想乘机取赵毓松而代之。汪精卫为了这件事对汪曼云说：“曼云，你来干司法，我很放心，但我为把住行政院这个舵，有一个方针,即凡是部长、次长之间闹意见而部长离职的，我不主张由次长来继任部长，否则每一个部都有次长，那部长、次长间的不协调势将有增无减，行政院这个舵我就无法把了。现在为了兼顾双方，最好由你推荐一个人来当部长，由他过渡一段时间，再由你来干，这样就不致乱了我的方针。”汪曼云根据这个指示，找到了一个替身,即自己的亲家公、维新与汪伪两朝汉奸政府的最高法院院长张韬。

汪曼云为求事在必成，深怕自己向汪精卫推荐没有把握，还陪同张韬去找李士群（时为军委会调查统计部氐兼江苏省主席）,托他推荐。没有料到，汪精卫对张韬印象不好，结果横里杀出一个程咬金，由周佛海推荐罗君强接替赵毓松。

罗君强好沽名钓誉，自命为“青天大老爷”，他出任司法行政部长，为迎合社会舆论，即与李士群达成协议：把被告徐济皋改判为死刑，其他一概不究。他以司法行政长官干预审判，命令检察宫以原判处刑太轻为由，提起上诉，以证明自己的“廉明公正气”。由于此时罗君强与李士群对此案的处理已达成协议，阻力也就消失了。此案的上诉法院为上海江苏高等法院第三分院，承办人员仰承意旨，重新审判，判决由10年徒刑一变而为死刑。至此,被告徐济皋最后只有寄希望于最高法院的一线生机。案子在最高法院还未判决时，罗君强在一次“行政院会议”上，以传闻向最高法院院长张韬提出质问，说外面有最高法院受贿，已决定将华美药房杀兄案的被告改判为无期徒刑的传说，到底有无其事？张韬当然极力否认。此后这案子如不维持原判，张韬就有受贿的嫌疑，这种政坛人事上的摩擦，最后造成本来罪不至死的被告非死不可的结局。

最高法院的判决是最后的判决，接着就是执行的问题。罗君强深怕有意外，执行地点不在原来羁押的薛华立路（今建国中路）监狱，而把犯人移到南市监狱绞杀。执行的人，也由法警改为财政部的税警团（罗君强是该团的副团长），真有些不伦不类。